照理說，農(nóng)歷除夕過了才好說是戊子年的開始，急于在1月份就讓戊子年“亮相”，抑或未能免俗―腳步匆匆的人們總是帶著進入新時代的迫切，樂天地以為新的、將來的，總比舊有的要好些吧，新的愉快、新的激動、新的執(zhí)拗與新的愛情，哪怕是新的傷害，似乎時間的更替能夠為時間的流逝本身提供一種意義。
　　那些曾被呼吁被憤慨被痛悼的人與事，一幅幅永遠定格在2007年的肖像，在你我的生命中刻下了什么?低眉自問，如果有，請牢記。這個國家雖然五千年歲了甚至更老，但在理性與靈命之上，卻依然那么年輕、那么敢于揮霍，讓疼痛不留痕。
　　按咱們的老算法，日子似乎總是比公歷晚個把月進入新時代，于是這個把月就成了一個文化上的尷尬期。1月1日起正式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就業(yè)促進法》、《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新的《企業(yè)所得稅法》乃至《動物防疫法》(在往年，是其他法條或文件的公布和施行)，馬上面臨一個全民休息、集體Happy的長假。心理上，公民對于法律意義的感知，仿佛聽到一聲提前宣告進入新時代的集結(jié)號，而為嘹亮的號聲提供保障的執(zhí)行力，多半要等到戊子年真正開始后，才動真格的。
　　對于諸多法律，拋開立法原因不論，立法與執(zhí)法層面的齟齬，某種程度上是讓被革命的人干革命所必然產(chǎn)生的，體制內(nèi)通過立法自我革新的努力竟不得不依賴被革新者的保駕護航。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存的就是合理的：公眾眼中的法律在一個華麗的亮相之后，就轉(zhuǎn)身走遠，公民維權(quán)常常依舊步履蹣跚，踉蹌跟隨；法律的尊嚴隨著它曾被寄予的希望的消隱，而暗淡。但這不意味著人們注定要屈從于現(xiàn)實的所謂合理性，“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如果拒絕接受這個結(jié)果，或是覺得這個結(jié)果的成本太過高昂，就需要創(chuàng)新制度。
　　一個真正的大國，如果國民的意見能夠被自由表達，總難免面臨這種那種的尷尬，這是它文化上的多樣性與包容力決定的。上述法律法規(guī)體系的建立與運行，是約瑟夫?奈所歸納的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xiàn)，而處理尷尬的智慧，或許可以歸之于他新近提出的“聰明實力”的范疇。
　　而無論哪一種實力，中國被當作世界第二號強國的新聞還是鄰人驚訝。日前法國權(quán)威社會研究機構(gòu)進行的一項民調(diào)顯示，在法英德美西意的受訪者中，有8～9成的意見認為，中國現(xiàn)在是世界第二強國。這至少說明，經(jīng)過30年的改革開放，西方民眾印象中的中國變了。國內(nèi)媒體對此并未多加炒作，或許人們都被自我感覺與外界評價之間如此巨大的反差所驚愕了。由此可見，國民經(jīng)濟所帶來的福利與經(jīng)濟總量的差異，已經(jīng)大到人們普遍無法認同。無可否認，一個讓火箭上天、嫦娥奔月的國家，在心理上已經(jīng)漸漸與第三世界告別了，盡管有許多雙腿，仍然踩在泥地里。
　　歷史上，奧運會曾經(jīng)兩次為東亞國家成功躍進的形象加冕，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和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北京，將在今年的8月走進全球的視野。這將是一次怎樣的亮相?大國之大，“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們充滿期待。
　　事實上，新形象的氣息已經(jīng)被不間斷地傳達出來，2007年11月1日開始施行的《突發(fā)事件應對法》，2008年5月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環(huán)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三者共同具有的明顯進步，是盡可能尊重了公眾的知情權(quán)，從而有利于維護公眾的切身利益。盡管有時候知情權(quán)的履行會讓人們感覺，“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但如果缺少了這份尊重，人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究竟是一件袍子還是一件背心。行頭都搞不清，就談不上亮相。
　　另一類亮相在戊子年里估計將格外頻繁、隆重――各級政府積極參與、大力支持、實際主導的各類公祭儀式，無論是孔子黃帝，還是孔明關羽，搭上奧運班車無疑將引發(fā)成倍的眼球關注，2008年，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秀場。
　　導演陳可辛在拍《甜蜜蜜》時這樣啟發(fā)鏡頭前試演“豹哥”的曾志偉，“轉(zhuǎn)身的時候，你要想象你就是周潤發(fā)”，扮慣了搞笑小人物的曾志偉于是有了一個氣宇不凡的亮相。這類活動秀的關鍵問題在于，一沒有《甜蜜蜜》那樣的好劇本，二沒有陳可辛那樣的好導演，三沒有曾志偉那樣的好演員。只有一個傳統(tǒng)文化的原型，高大的背影看起來隱約像是周潤發(fā)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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