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的亞洲政治戲劇一再令世人感到吃驚，從韓國生成最大規(guī)模的抗議進口美國牛肉集會到馬來西亞在野黨領袖安瓦爾再遭雞奸罪指控，從蒙古選后因計票問題引發(fā)沖擊執(zhí)政黨總部的騷亂到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爆發(fā)大規(guī)模軍事沖突，從巴基斯坦總統在彈劾前夕無奈退隱到日本首相在內閣改組失敗后引咎辭職，短短幾個月內，人們已經遭受了多重的心理沖擊。
　　泰國沙馬政府似乎要創(chuàng)造新的驚訝指數。他在9月2日凌晨宣布曼谷進入緊急狀態(tài)，要求軍隊協助維持治安，并對被民盟示威者強占的政府建筑實行“清場”。選擇這一時機出手是不同尋常的。盡管在過去一年間，先后有巴基斯坦、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蒙古等國通過頒行緊急狀態(tài)有效彈壓了反對派示威，但這些法令都是在選舉前后下達的，且很快被撤銷。
　　作為“通緝犯他信”代言人的沙馬?順達衛(wèi)上臺已有大半年，與民間反對派的糾葛不僅沒有理清，反而愈理愈亂，乃至在群眾械斗中鬧出了人命，不能不說是政府的管治思維出了問題。反對派正是抓住了“他信傀儡政府”企圖反攻倒算的把柄，先是逼幾個閣員下臺，繼而干掉了包含特赦條款的修憲圖謀，接著把他信夫人給判了刑，最后在街頭和法院對沙馬政府發(fā)起總攻。曼谷戒嚴后，中選會針鋒相對地宣布，執(zhí)政的人民力量黨大選舞弊，應予解散。
　　管治危機或可說明泰國執(zhí)政聯盟的權力虛弱。在泰國，世襲的君主比民選的政府更享有愛戴，軍隊干政和以泰皇名義糾正軍政府的偏差在歷史上是家常便飯。由于長期積存的民主赤字問題，泰國民眾壓抑了許多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的宣泄只有在軍隊中立的情況下才會釋放得淋漓盡致。反過來說，由于泰皇不能被指責，所以大臣和百姓之間的口角才格外多。
　　幸而，泰國沖突模式中有一個通力合作、避免流血的傳統。像這一次陸軍司令、緊急狀態(tài)法執(zhí)委會主席阿努蓬就表示，軍警對付示威者將采取談判方式，不使用武力，故只配備盾牌和警棍。這自然說明了在泰國君主立憲民主制下，官民之間再大的矛盾也能得到調解。當然，軍方出手也有前提，那就是政府日后須自找臺階下，而不能占據道德高地搞秋后算賬。
　　眼下，泰國歷史上的民主赤字正以民主過剩的激烈方式表現出來，或許可稱為矯枉過正效應，而泰國民主實質性的提升，仍須待以后由心平氣和的對立政黨去共同爭取。
　　回頭來說韓國的例子。韓國在實現民主化21年后還迎來了如此猛烈的民眾抗議潮，的確令人震驚。執(zhí)政黨自己反省說，這是李明博用管理企業(yè)的效率思維搞政治的惡果。而在反對派看來，李明博政權企圖對左派10年執(zhí)政進行“政治總決算”，斷送掉進步主義改革的成果，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CEO總統和政黨輪替都不是韓國人持續(xù)數月上街點蠟燭、工廠也湊熱鬧罷工的根本原因。用斯坦福大學教授拉里?戴爾蒙德的話說，韓國成長于1980年代的激進反美、左翼一代，現在坐到了公民社會、媒體和其他機構的領導位置，并把當年對付軍方獨裁者的硬碰硬戰(zhàn)術用于抗議民選政府。說到底，還是多年前的民主欠賬在作祟。
　　與泰、韓的管治危機基本局限在國內，偶爾跟鄰國的神廟或島嶼之爭扯上邊不同，綿延多日的格俄戰(zhàn)爭將格魯吉亞內部管治失效的問題一層層放大，已經到了影響冷戰(zhàn)后國際格局的地步。從各方最近的反應中，人們不難覺察到“民主赤字”的無形之手：威權底色的莫斯科對于華盛頓在沖突中的角色疑神疑鬼，總統和總理競相以刺激西方的話語籠絡民意；作為普京的鐵哥們，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先入為主地“幫腔”。同樣難脫威權氣息的薩卡什維利除了夸大渲染危機的嚴重性外，就是暗地里重整軍備，期待能夠打平第三場格俄戰(zhàn)爭。至于南、阿兩地的民主赤字如何消除，恐怕既非第比利斯所關心的，也不是日前否認欲吞并兩地的莫斯科所能承諾的。
　　管治危機不獨是民主后發(fā)國家特有的現象，比如法國幾年前也曾因郊區(qū)移民騷亂而發(fā)布全國緊急狀態(tài)令，但一般而言，管治危機大多出現在有著長期軍管傳統的新生民主國家，以及威權統治根基不穩(wěn)、企圖對外轉嫁矛盾的國家。
　　這些國家的憲法先天不健全，甚至改來改去，權力制衡系統遠未能有效運轉，國民對于“選票箱里出政權”還不適應，對走上訴渠道跟政府打官司沒信心，加上民選領導人自身的道德瑕疵，很容易激起民變一樣的政治危機：主政者要么被驟起的狂潮吞噬，要么重拳出擊，在民主赤字簿上再添一筆自己的“功績”，但最終還是要還回去，比如穆沙拉夫，與東山再起的議會反對派周旋了半年還是被轟下臺，能像李明博這樣以再三道歉挽回局面的少之又少，更不用說學福田康夫那樣安靜地引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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