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才的故事開始于一張《上綱敵偽人員、專政對象登記表》 　　阿才，出生于1923年，家庭成分：富農(nóng)；本人成分：富農(nóng)； “戴何種帽”：富農(nóng)；何時參加何種反動組織，任何職務(wù)：1946年當過民代表四個月；解放前雇工剝削。
　　阿才的家鄉(xiāng)位于杭州附近，他的父親，鄉(xiāng)里人稱玉紅老板。他有98.5畝水田，8畝旱地；一頭牛一套牛具；幾間草棚一部破水車；還有12畝零頭田在“籪上頭”――籪，指的是攔河插在水里捕魚蟹用的竹柵欄，“籪上頭”的田，大約是開墾的河灘吧。
　　玉紅老板把“籪上”的田租給別人種，租種“籪上田”的小毛說，每年每畝收8斗米的租子，但是租子往往是收不足的；中農(nóng)錦芳也租過阿才家的田，錦芳說，每年每畝收6斗米。一斗米等于12.5斤，一畝水田大約能產(chǎn)800斤稻谷。
　　玉紅老板死后，阿才分到11畝水田，2.7畝旱地，牛和牛具，還有破水車。
　　阿才的田都是自己種的，連雇工也沒有，土改時他家就夫妻二人，但一算人頭，就成了富農(nóng)。玉紅老板留下的地，也就被土改分掉了。
　　阿才的檔案附錄了一份1958年的刑事判決書和1962年的“四類分子”調(diào)查登記表。
　　1958年，阿才被判刑五年。判決書列舉了阿才的五條罪狀――
　　第一條罪狀：解放前參加土匪。阿才確實當過四個月的土匪，扛過槍但是沒殺過人，躲在山里而已。初衷是不想被土改分掉自己的財產(chǎn)。后來聽說土匪隊伍要被國軍收編，就逃跑了。
　　第二條罪狀：當過鄉(xiāng)民代表，但那是解放前的事情，自然不是人民代表，是偽代表。
　　第三條罪狀：抗繳公糧。不承認雇工剝削。阿才交代，收租是他父親在世時的事情，他不過是跑跑腿。
　　第四條罪狀：破壞國家公債推銷工作。1957年阿才擔任公社記賬員時，在會上公開提出抗拒公債派購，還要去縣里、省里請愿。
　　第五條罪狀：參與生產(chǎn)隊隱瞞蠶豆產(chǎn)量兩千余斤，還跟隊里的人私分了這批蠶豆。
　　1962年，阿才被釋放，成為公社“候補社員”、“四類分子”，監(jiān)督勞動，。每年都要接受一次群眾評議，然后寫一份坦白書，最后由公社給予一個“二類分子”或者“三類分子”的定性――無論=類還是三類，都是不能亂說亂動的，上街要向生產(chǎn)隊的干部請假，但比起“四類分子”，那是有進步的。
　　對阿才的群眾評議主要有四個人： “文革”領(lǐng)導小組成員阿五、民兵組長雪明、治保員連根和生產(chǎn)隊的干部老祁。
　　成為“候補社員”的頭幾年，阿才“在勞動中基本能接受監(jiān)督改造”。
　　貧農(nóng)老祁說，阿才以前是耕地的好手，現(xiàn)在卻說隊里分配的農(nóng)活做不來，這是抗拒改造。
　　阿五說，阿才的女兒結(jié)婚，辦結(jié)婚酒，還做雪糕――一種需要用上等面粉和白砂糖做的甜點，這是“四舊”復(fù)辟。
　　雪明說，阿才經(jīng)常不請假就上街，喝酒、吃面條，還拉攏青年跟他一塊喝酒。
　　連根說，阿才家里來了個南京客人，阿才就經(jīng)常跟隊員們說，城里的工人一天工資多少錢，我們農(nóng)民干一天才多少錢，嚴重影響了貧下中農(nóng)的勞動積極性。
　　幾年來，阿才的不好就只有這些。但是一天只賺2分工分的阿才，哪來的錢喝酒吃面，還請人一起吃?
　　1974年以后，對阿才的評議就不怎么客氣了。阿才在自留地上種茭白，在街上高價賣山菇，幾年來一直在偷偷養(yǎng)雞鴨――難怪阿才總有酒喝有面吃。吃也就罷了，阿才還揚言，以前舍不得吃，成了富農(nóng)，現(xiàn)在要吃光拉倒。
　　只有1976年是個例外，大家對阿才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家庭問題上，連根說，阿才，你不讓兒女造房子，只顧自己吃!
　　阿才是過來人，知道造了房子再土改，就得是地主了，房子會被分掉的。
　　1978年，阿才摘掉了富農(nóng)帽子，不再是“二類”或者“三類分子”了。但是這一年，對阿才的評議，卻是最嚴厲的：雖然阿才不好吃了，但是阿才不僅種茭白、賣山菇，一，心發(fā)財，還犯了不正當?shù)哪信�關(guān)系。腐蝕了隊長。
　　這個阿才，真是太惡劣了!最終換來了非常一致的結(jié)論：“四類分子”。
　　但是，這個結(jié)論對于已經(jīng)摘掉帽子的阿才來說，已經(jīng)不具備任何意義了。一張評議審查表，就附在阿才的摘帽通告后面。
　　戴了多年富農(nóng)、“四類分子”帽子的阿才，終于像正常人一樣，過上了平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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