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11事件”發(fā)生以來,恐怖主義活動雖然遭到世界各國的聯合抵制和打擊,但其發(fā)展趨勢在世界范圍內卻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抑制或扭轉,而在某些國家和地區(qū)尤呈猖獗之勢,其主要表現特征是自殺性恐怖襲擊被頻頻使用,對所在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wěn)定構成嚴重的威脅與挑戰(zhàn)。
　　
　　自殺性恐怖襲擊的主要方式
　　
　　一般而論,當代自殺性恐怖襲擊采取的是自我爆炸方式,即襲擊者使用炸藥、炸彈等爆炸物以及其他易爆物品與被襲擊目標同歸于盡,近年來發(fā)生在中東、高加索和南亞等地區(qū)的恐怖襲擊均屬于此類,如加以區(qū)分的話,大體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飛機炸彈”,即通過劫持并使用航空器直接襲擊有關目標。如“9•11事件”。雖然從已發(fā)生的利用民航飛機進行的恐怖活動中看,此類惡性事件尚不多見,多數還屬于單純的通過劫持民航人質以達到某種目標的恐怖犯罪活動,但是,由于劫持民航人質行動一般都包括在必要時引爆航空器的自殺性設計,因此,應將這類恐怖活動歸于廣義的自殺性恐怖襲擊的范疇。
　　(二)“汽車炸彈”,即使用各種機動車如小汽車或大卡車裝載炸藥襲擊有關目標。此類恐怖襲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究竟起于何時難以查考,但1983年10月23日清晨,幾乎同時發(fā)生在黎巴嫩貝魯特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營房和法軍營房的兩起“汽車炸彈”事件,應為二戰(zhàn)結束以來使用“汽車炸彈”進行的最為嚴重的自殺性恐怖襲擊事件。在這兩起罕見的爆炸事件中,共造成241名美國軍人和58名法國軍人死亡。自這次爆炸事件發(fā)生后,中東地區(qū)一時形成了自殺性恐怖襲擊的高潮。
　　(三)“人體炸彈”,襲擊者通常將炸藥或炸彈藏在自己的身上,如“腰間”或所攜帶的“手包”或“背包”中,并摻雜大量鐵釘或鋼珠,以加強殺傷力。引爆時多利用手機引爆,2005年發(fā)生在約旦首都安曼酒店的人體炸彈爆炸案造成至少56人遇難,300多人受傷,其中也造成中國國防大學代表團成員2死1傷,事后一名參與者被捕,安曼警方在她身上發(fā)現了未及引爆的炸藥和引線等。
　　比較而言,“飛機炸彈”和“汽車炸彈”爆炸當量高、破壞力大,恐怖組織多將其用于攻擊具有象征意義的“硬目標”,如軍事設施、重要建筑物等,如“9•11事件”便將襲擊目標對準了美國紐約世貿大樓;而“人體炸彈”爆炸當量和破壞力相對較小,但由于其隱蔽性更強,更容易成功,恐怖組織多將其用于襲擊象征性意義略低,但人員更加密集的“軟目標”,如超市、會場、車站和地鐵等�？植澜M織還經常將自殺式爆炸和連環(huán)式爆炸結合在一起,以加強其攻擊力。
　　
　　自殺性恐怖襲擊活動猖獗的的原因分析
　　
　　造成當代自殺性恐怖襲擊活動猖獗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歸納起來,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歷史遺留問題尚未解決。冷戰(zhàn)的結束曾促使一些熱點問題得以解決,但是某些熱點問題作為國際政治的死結,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如中東巴勒斯坦問題,原表現為阿以之間的矛盾,以后逐步轉變?yōu)榘鸵悦��?經過多年的談判,至今尚未達成能夠為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方案。巴勒斯坦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巴以沖突難以避免,由此導致的恐怖襲擊包括自殺式襲擊也接連不斷,致使中東地區(qū)成為世界上恐怖主義高發(fā)地區(qū)。再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問題,也是冷戰(zhàn)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它集中反映了印巴之間的深層矛盾。印巴關系難有實質性改善,其主要癥結便是克什米爾問題。而克什米爾問題的存在及其“溢出效應”, 使整個南亞地區(qū)也成為恐怖主義高發(fā)地區(qū)。
　　(二)民族極端勢力的蔓延。冷戰(zhàn)后民族主義最突出的表現形式為民族分離主義,它成為民族極端型恐怖主義的主要誘因。冷戰(zhàn)后的民族分離主義肇始于蘇東劇變和兩極格局解體,在這一浪潮中,一些蘇東國家發(fā)生的裂變對整個國際局勢構成極大影響,不僅改變了世界政治地圖,而且煽起了眾多國家民族分離運動的火焰。繼之發(fā)生的俄羅斯的車臣問題、南斯拉夫的波黑問題和科索沃問題、高加索地區(qū)的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問題,以及中國的“東突”問題無一不受其影響。
　　冷戰(zhàn)后的民族分離主義對當代國家主權原則構成強烈沖擊,尤其是一些多民族國家深受其害。在這些國家中,某些分離主義勢力不顧本國的歷史和現狀,堅決要求本民族獨立,為此不惜采取各種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甚至采取自殺式襲擊,嚴重威脅該國以及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wěn)定。由于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潛伏著爆發(fā)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可能性,可以預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民族分離主義誘發(fā)的民族極端型恐怖主義將繼續(xù)存在。
　　(三)宗教極端勢力的崛起。冷戰(zhàn)結束后,伴隨民族分離主義浪潮,宗教極端勢力也得到了迅速擴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是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畸形產物。奉行恐怖主義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主要是伊斯蘭地區(qū)某些國家的政治反對派或當地民族和宗教組織中分化出來的激進派別,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在現實中,宗教極端勢力又往往與民族極端勢力相結合,二者很難區(qū)分,只是有的組織更多地表現出民族極端,有的組織更多地表現出宗教極端。
　　與民族極端勢力相比,宗教極端勢力更容易走向恐怖主義。因為他們可以借助宗教力量達到其政治目的。例如,他們可以通過曲解教義,把恐怖活動說成是神的旨意,是所謂“圣戰(zhàn)”。這樣,那些被他們洗腦的組織成員就很容易成為其馴服工具,成為恐怖活動的犧牲品,在這些人眼里,種種恐怖行為甚至連環(huán)式爆炸、人體炸彈、自殺式襲擊都被罩上了宗教神圣的光環(huán),成為一種神圣的正義事業(yè),他們可以義無反顧地為其獻身。
　　(四)某些國家“雙重標準”政策的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基本立場是站在以色列這一方。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除了歷史文化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出于現實的戰(zhàn)略利益的考慮。作為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qū)的一個戰(zhàn)略支撐點和民主窗口,以色列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具有切身的利害關系。而“美國偏袒以色列”的結果,必然招致一些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強烈不滿,恐怖組織正好加以利用,將打擊矛頭對準美國等西方國家,“9•11事件”的發(fā)生即有此種背景。除了中東問題以外,在科索沃問題、車臣問題和東突問題上,美國等西方國家與南聯盟、俄羅斯和中國的觀點看法也都存在著分歧,這幾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譴責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五)戰(zhàn)爭沖突導致的后果。冷戰(zhàn)后爆發(fā)了一系列局部戰(zhàn)爭,從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zhàn)爭、波黑戰(zhàn)爭、車臣戰(zhàn)爭和科索沃戰(zhàn)爭,到21世紀的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等等。這些戰(zhàn)爭盡管大部分都已結束,但對于沖突雙方來說,矛盾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有的甚至更加激化,時至今日,在戰(zhàn)場上被打敗的一方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在伺機東山再起或實施報復,包括采取自殺式恐怖襲擊,例如,基地組織、塔利班勢力、伊拉克內部支持薩達姆的勢力、車臣勢力(黑寡婦)等都曾采取過自殺式恐怖攻擊的報復手段。
　　(六)敵對雙方力量對比的失衡。當代恐怖活動多為次國家行為體――恐怖組織制造的。作為政治力量,這些恐怖組織均不足以與本國的或外國的政府加以對抗,而為了達到其政治目標,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使用恐怖主義手段應該是一種低投入、高收益的反抗方式,即采取恐怖行動無需太多人馬,也無需太大成本,尤其是自殺性襲擊,由于襲擊者在攻擊過程中死亡,不需要為其準備逃離路線,也不必擔心其被捕泄露組織的有關信息,但襲擊者對被襲擊方所造成的巨大威懾力和社會沖擊力卻是其他恐怖行動所無法比擬的。因此,這一方式已越來越多地被國際恐怖組織所采用。
　　
　　自殺性恐怖襲擊治理措施
　　
　　(一)注重“防患于未然”。一般說來,恐怖組織實施的恐怖行動,都有一個準備階段,如籌集資金、購買器材、培訓人員、地點考察、方式選擇等,如果注意加強事先的安全防范工作,就有可能將恐怖活動制止和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尤其是自殺性恐怖襲擊,一旦實施成功,因作案者的死亡,無疑增加了事后破案的難度。因此,最大限度地將這類恐怖犯罪消滅和制止在其準備階段顯得更為重要。首先是加強對恐怖組織的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力求準確掌握恐怖組織的人員構成、資金來源、活動內容等,這是有效防止和打擊恐怖犯罪的前提條件。“9•11事件”后,世界各大國普遍加強了情報工作,如成立專門的反恐情報機構,增招各種反恐情報人才,并加大雙邊和多邊的反恐情報交流與合作等。由于強化情報工作,近年來有關國家已成功制止包括自殺性攻擊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恐怖犯罪活動。
　　(二)加強打擊力度。鑒于自殺性恐怖襲擊比一般的恐怖襲擊更能對普通民眾心理構成強烈的沖擊力,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更能夠造成巨大的破壞力,因此必須加大對此類活動尤其是其中的策劃者組織者的打擊力度,對其提出的無理要求必須采取高壓態(tài)勢和毫不妥協的立場,絕不給任何可乘之機,徹底打消其僥幸心理,誠如英國政府對愛爾蘭共和軍和西班牙政府對“埃塔”采取的不妥協政策一樣。事實上,實施一次成功的自殺性襲擊并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簡單,不用說其他的籌備工作,僅對所招募來的成員,就要做各種培訓,尤其要對他們進行洗腦,還要施以必要的心理控制等。有的恐怖組織甚至從“娃娃”抓起,對某些兒童進行思想灌輸,其培養(yǎng)過程十分漫長。所以,一旦對這類組織以毀滅性打擊或給予重創(chuàng),其死灰復燃絕非易事。即使有些自殺性襲擊一時獲得成功,也并非完全無跡可尋,當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被炸案就是通過回放現場鏡頭,查明作案者身份及背后的組織的。
　　(三)強化綜合治理。徹底鏟除恐怖主義,尤其是自殺式恐怖主義,僅僅進行武力打擊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同時采取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文化等多項措施,即進行綜合治理,才能奏效。目前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首要任務,應是在聯合國主導下,在全球范圍內著力解決有關領土爭端、民族矛盾和宗教糾紛等重大問題,消除地區(qū)沖突和緊張局勢,例如在中東地區(qū),巴以雙方應加強對話,消除對立和敵視,力爭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切實可行的和平協議,真正實現民族和解。如果中東問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得以解決,全球范圍包括自殺式在內的恐怖活動將大大減少。另一方面,世界各國要通過合作,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縮小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fā)展和全人類的共同進步,從而消除恐怖主義產生的溫床和土壤。雖然目前恐怖主義多發(fā)地區(qū)并非世界上最貧困地區(qū),但仍屬于相對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地區(qū)。解決發(fā)展,消除貧困,對消除恐怖主義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許多國家領導人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四)反對反恐行動中的“雙重標準”。提及“雙重標準”,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冷戰(zhàn)時期的一個重要現象,當時東西方媒體之間經常相互指責的一個重要話題是,一方視為恐怖分子者,另一方卻視為自由戰(zhàn)士。目前這一問題仍未獲徹底解決――在巴以之間,在西方國家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在俄羅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仍存在嚴重的分歧,其主要原因還是歸結到某些國家在反恐問題上所推行的雙重標準政策。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待恐怖主義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政策,也是刺激某些恐怖組織發(fā)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政府多次重申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正是針對這種現象所表明的嚴正立場。要推進國際反恐合作,需要有關國家尤其是大國之間在這一問題上達成某種共識,否則,有關反恐協議將成為一紙空文。在這方面,各國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五)倡導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植乐髁x并非伊斯蘭教本身的產物,也非伊斯蘭世界特有的現象。但是,由于廣大的伊斯蘭地區(qū)的恐怖活動最為活躍,最為劇烈,有人便簡單地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和民族聯系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事實上,與其他傳統(tǒng)宗教一樣,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是勸人向善的,伊斯蘭世界各民族也向來是崇尚和平的,在10多億伊斯蘭信眾中,熱衷于搞恐怖活動只是一小部分極端勢力,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背離了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也違背了伊斯蘭世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打擊恐怖主義一定要將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與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地區(qū)廣大民族區(qū)別開來,同時要大力倡導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交流與合作。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生存空間和社會基礎,尤其是斷絕其“人體炸彈”的來源,從而抑制自殺型恐怖主義以及其他類型的恐怖主義的不斷蔓延。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國際政治室主任、教授)
　　(責任編輯:劉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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