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據的比例太高,老百姓占的比重太低了 　　 　　中國社會收入差距緣何會越來越大?政府到底應該通過怎樣的政策去調節(jié)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十二五”規(guī)劃會不會解決目前這種經濟失衡現(xiàn)象?本刊就此采訪了經濟學家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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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導致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梁小民:國民收入格局問題不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太高,而老百姓占的比例太低。在這兩方面比例不平衡的情況下,老百姓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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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經濟失衡是由政府不當干預造成的嗎?
　　梁小民:就是這樣。例如說收入分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國有企業(yè)總體的收入挺高,其他企業(yè)偏低,對國有企業(yè)的控制和扶持,這其實是一個體制問題。說到底,國有企業(yè)賺錢靠的不是本身的競爭能力,而是壟斷權力在賺錢。比如說粵商以前壟斷對外貿易,那是政府給的;徽商壟斷私鹽賺了大錢,那也是政府給予的。核心問題就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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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國有企業(yè)內部是否有分配不均的情況?有怎樣的特點?
　　梁小民:當然也有。一般的特點是領導層和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太大;另一方面老員工和新員工的待遇也不一樣。而且這個情況并不是個案,每個國有企業(yè)內部或多或少的都存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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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評價“十二五”規(guī)劃中的“強國富民”政策?
　　梁小民:從秦始皇以來中國都是中央集權制,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最主要強調的是強國,而不是富民。歷史上所謂貞觀之治、康乾盛世最主要還是體現(xiàn)在國家強大上。這個指導思想到解放之后也一直沒有改變。
　　 這次“十二五”規(guī)劃應該說是明確提出把發(fā)展重點調整為富民,但雖然提出了方針,卻沒有具體的實施措施,而且沒有觸及到一些體制性問題。比如上面說到的國有企業(yè)壟斷經營涉及到了收入分配問題,但是該怎么解決呢?規(guī)劃建議書里卻沒有提。民營企業(yè)對富民有更大的作用,但是對民營企業(yè)的支持雖然口頭上說的多,實際上做的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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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fā)達國家處于我們這個發(fā)展階段,遇到分配不均問題時是怎么處理的?
　　梁小民:他們不會去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而是著力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過程中,一方面是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增加工人的工資,沒有生產率工資自然很難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制度,這個對收入分配也起著很大的作用。比如工會是獨立存在的。
　　 我們的核心問題不應該是讓富人少賺錢,而是應該想辦法讓窮人賺更多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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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xiàn)階段可以借鑒的有哪些?
　　梁小民:除工會組織外,我覺得其他各個方面我們都可以去借鑒。中國要在現(xiàn)階段組建獨立工會還不太可能。但其他一些措施只要是執(zhí)行力度夠了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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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雙方的談判機制在目前成為一種空談,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梁小民:這個談判機制在中國還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這是由于國家體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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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私營企業(yè)的分配不均,國家是否可以用調控手段進行干預?
　　梁小民:這個主要還是資源分配造成的,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控制不嚴密。比如煤礦放給私人去挖,內蒙、山西都有了一大批煤老板。這本是國有資源,但是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私人通過運作,獲得這些資源,從而迅速暴富。
　　 對私營企業(yè),特別是占用國家資源的,應該征收最重的資源稅。我們需要一種具有導向性的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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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怎樣實現(xiàn)二次分配的公正性?
　　梁小民:一方面是稅收;另一方面是社會福利。社會福利也是一種二次分配,對于貧困群眾需要實現(xiàn)基本福利保障。至于二次分配,不僅要向富人加強稅收,更重要的是這些征來的稅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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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國怎樣才能實現(xiàn)分配的制度性公正?
　　梁小民:可以說最大的突破點就是改革人大代表制度,讓更多的人民而不是官員擔任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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