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教育公平和教育理念等根本問題上，沉疴甚深，造成幾代中國人對人類的科學與文明，長期無法有重量級乃至中量級的貢獻，“中國制造”轉變成“中國創(chuàng)造”的前景也路途迢迢 　　
　　1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了《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對高等教育的提法是，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設現(xiàn)代大學制度，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等；初等教育和義務教育，是要求“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多種途徑解決擇校問題，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業(yè)負擔”等。
　　說得好！其中“要求”中國教育“改革”的部分，“落實”的內容，“完善”和“推進”的事項，就是中國教育最顯著的問題。如果把這些動詞后面列的“問題”抹去，中國教育基本就健康了。對于有過10年以上關注中國教育問題經(jīng)驗的人來說，這樣的“通知”既似曾相識，也相當“新鮮”，似乎很可“闡釋”。
　　初級教育及義務教育，通知列的問題，10年來是這些問題，30年來是這些問題，60年來也是這些問題。如果說10年來有什么變化的話，那便是同樣的問題變成更深沉了，病灶變成了沉疴。10年前比較忌諱的問題，現(xiàn)在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含糊承認了，例如對于“教育不均衡發(fā)展”問題。但這卻不是新世紀的10年產(chǎn)生的問題。
　　60年來，從幼兒教育，到整個初等教育，都沒有“均衡”過。今天，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大中城市看到，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一定分布在最有權力的機關附近。次好的，一定在次級權力機關附近。它們的名字前面曾經(jīng)冠以“某級機關”，以次下來，是某部機關或某廳機關的。它們跟平民學校的差距，儼然就是美洲和非洲。
　　80年代初，一個國際組織在我國某大城市考察后，感嘆“世界上最好的小學在中國”。新世紀的頭一年，筆者在一個省會城市的一條中心街道，相隔兩站公車距離的地方，參觀了兩個小學，一個有塑膠跑道，一個是泥地�？吹胶笳叩哪翘欤�是假期，剛好下過雨，地面上剛好一汪清亮雨水。你不難猜到，前者就是革命傳統(tǒng)留下的某機關小學。
　　文革以后，機關學校漸漸變成某某路學校，或者以阿拉伯數(shù)字加入全市學校的排序。但是，它們傳遞的等級觀念深入人心，“重點”和“貴族”的地位無法撼動。新時期經(jīng)濟起飛過程中，它們進一步拉大了跟平民學校的距離，進而實質性地進入市場，不僅對權力開放，也對金錢開放，進入尋租的新階段。“擇�！眴栴}由此而來。
　　到了新世紀前后，由于前機關學校地處市中心，受地盤限制，容納學生受限，尋租胃口得不到滿足，它們開始“公辦民助”或“民辦公助”，做大做強，明碼標價，使整個社會的“拼爹”游戲更加殘酷。
　　但是，這個“教育市場”一直在受到市民的抨擊。大約在兩三年前，在官方文件和官員會話中，出現(xiàn)了“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的說法。這一“隱語”跳過對“教育不均衡”，或者“教育不公正”，或者實事求是地說，叫做“等級教育”和“金錢教育”觀念的清算，仿佛“教育不均衡”是一場天災，或者是被強加的，而不是同樣被“推進”出來的。
　　但問題是，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的幾年來，義務教育實際上還在越來越不均衡。這個事實被無情的“擇校運動”和打工子弟學校的非法狀態(tài)，雙向地暴露出來。
　　讓我們公正地說一句，因為“教育不均衡發(fā)展”，中國已經(jīng)有幾代人的教育機會被剝奪。考慮到相對剝奪的因素，其中，最嚴重的情況發(fā)生在經(jīng)濟起飛的最近30年，特別是公平公正的公民權利觀念開始勃興的新世紀10年。
　　對于所謂“多種途徑解決擇校問題”，筆者有所不解。在筆者看來，只要一種途徑，即“回到公正”的起點就夠了。包括公立學校不要再辦貴族教育，“高尚社區(qū)”各自花錢請人去辦“貴族教育”，不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去幫助炒作“高尚社區(qū)”的房地產(chǎn)�，F(xiàn)有的學校，硬件設施盡量拉平，教師實行流動制等內容。其實，公正的問題，主要是觀念問題，只要官員開始這樣想問題，國民教育回歸健康就有了基礎。
　　所以，我一直覺得，教育最麻煩的問題，不是投入不公，而是教育觀念，然后是在相應觀念下設置的教育制度。中國官方的教育觀念還沒有回到國民教育的立場。國民教育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的發(fā)展為本，而不是為了人之外的什么理由，為別的什么概念培養(yǎng)人才。可是，事實上，中國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基本是“以應試為本”，以“高考為本”。
　　這種非人本的教育對中華民族的損害，是無法計算的。最起碼，新時期以來已經(jīng)有兩代人從上幼兒園起就睡眠不足，到小學就多數(shù)戴上眼鏡，整體身體素質低下。教育搞到了一種損害健康的程度，能不說是一種世界奇觀。
　　與此同時，是民族創(chuàng)造力的喪失。舉例說，最近10年，通過中國教育官員們的努力，終于把“奧數(shù)”搞成了一個負面的詞，說起“奧數(shù)”，家長頭痛，學生詛咒，而教育官員，則以痛罵“奧數(shù)”為時髦，討好市民。中國正在一片歡呼聲中“取消萬惡的奧數(shù)”。但“奧數(shù)”不過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國際智力競賽，它就是更有趣的“數(shù)學”。在世界任何一處地方，都沒有，也不可能像中國這樣被妖魔化。由此即可判斷，這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而不是“奧數(shù)”的問題。
　　剛剛過去的2010年底，4年一次的菲爾茲獎頒給一位越南出生的數(shù)學天才吳寶珠。4年前的上一次，是澳大利亞華裔數(shù)學家，更年輕的天才陶詩哲。他們有什么關系嗎？有。1988年，吳寶珠在澳大利亞，和陶詩哲參加了同一屆國際奧林匹克數(shù)學競賽，都取得金牌，當時陶哲軒只有13歲。可是，在中國，60年來，連有著優(yōu)秀民族傳統(tǒng)的數(shù)學，也已經(jīng)退出世界席位。雖然多年來，中國學生也獲得不少奧數(shù)金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旦以應試為指針后，奧數(shù)在中國如何從發(fā)現(xiàn)天才的伯樂，轉變成扼殺天才的魔鬼。
　　最近10年，世界被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了。中國也已經(jīng)進入了信息化社會。但中國本土出身的一代人，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做了什么？除了把外國的貢獻搬到中國進行一番有中國特色的改造（其中不乏作惡的改造），中國一無原創(chuàng)。中國教育的失衡與刻板，造成現(xiàn)代中國人對人類科學與文明，長期無法有重量級的貢獻，而“中國制造”也遲遲無法轉變成“中國創(chuàng)造”。
　　到了21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進入收獲期。中國在這10年收獲，卻絲毫不能令人喜悅。早在新世紀到來前，傳得很廣的一個有關教育的段子是，鄧小平先生說，新時代最大的失敗是教育。但是，鄧先生的語境跟本文所說的并不一樣。鄧先生所指，是對青年一代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要求，我們這里說的是一種文化和科技的創(chuàng)造力。
　　教育是這樣一件事情：你可以欺騙它，但它是不欺人的――你播種什么，就會收獲什么。我想，60年來的教育，已經(jīng)證明了一個教育公式，即一個民族的創(chuàng)造力跟教育觀念和教育制度不可分割的關系。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應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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