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是我所同意的，也是我所猶豫的。四年前的11月28日，即伯林去世后二十天，「南方周末」曾經組織一個版面，紀念這位思想家的貢獻。我以“伯林去矣”為題，寫了一篇短文，語調積極，同時也流露一絲猶豫。當時讀不到有內容有深度的傳記，能否定或驗證我對伯林的猶豫。此后僅一年，他的傳記作家伊格納蒂夫出版英文巨著――「以撒亞――伯林的一生」。高毅、高煜兩兄弟通力合作，移譯這一長達500多頁的巨著，2001年出版漢譯本。我們終于有了一本可以討論伯林生平與內心世界的依據(jù)。

　　伊格納蒂夫是學者、作家兼記者，是哈佛歷史系的博士。他從1987年獲準進入伯林生活，長達十年，每天下午三點，準時扣響伯林的房門， “一小時一小時地錄下他的談話，象傭人用水桶從井里汲水”。他不是伯林學生，也不是伯林的后代代理人，這使他能與傳主拉開距離，寫作時能保持平視而不是仰視。他還與伯林擁有同樣的俄國血統(tǒng)，能聽懂伯林晚年在衰老狀態(tài)下突然恢復的絮絮母語，這使他能深入傳主內心，聽到伯林輕易不吐的心聲。本書最后一句是：智者的一生，應該是懷疑的、冷靜的，并且是自由的。似乎是對伯林蓋棺定論，但用來總結作者對傳主的寫作態(tài)度，也很適用。

　　高氏兄弟的漢譯本書名略有改動。中文名為：「他鄉(xiāng)：以撒－伯林傳」。譯者將書名添上“他鄉(xiāng)”一詞，不是畫蛇添足。伯林1909年出身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童年在里嘉、彼得堡度過，十月革命后隨父母避居英國，很快在牛津知識界獲得成功，23歲就順利獲得萬靈學院的教席。二戰(zhàn)期間有過短暫的外交情報生涯，也介入過猶太復國主義上層活動，但戰(zhàn)后不久還是回到牛津象牙塔中，安度余生。遠遠望去，伯林頭上有“王室勛爵”的光環(huán)，走近一些，也能看到“政治哲學家、二十世紀思想大師”頭銜，再走近，則會看到他生命的原色，原來不是別的，只是一個猶太兼俄羅斯移民的后裔，一到英倫即交好運，從此好運不斷，以致樂不思“蜀”，且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

　　高毅在譯序中總結伯林一生是三大傳統(tǒng)的交匯：猶太宗教、俄羅斯情結和英國經驗主義。這一總結也很精到。如果要說二十世紀有哪兩個民族劫難深重，暫不算中國，那也就只能列舉俄羅斯和猶太。俄羅斯遭兩次大戰(zhàn)重創(chuàng)，大起大落，如今還未復原；
猶太則有六百萬人被投送進焚尸爐，兩千年后還國，在同一塊土地上遭遇另一個復國主義運動強悍抵制，至今紛亂不斷。伯林身為猶太，生于俄羅斯，或許是不幸，但青年以后有那樣安定的環(huán)境，可以深度潛入那兩個精神母邦的歷史命運。這樣的不幸和有幸，能勾兌出人類思想史上的最好作品。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的移情共鳴，使他提出了“刺猬與狐貍”的著名論斷：“狐貍多所知曉，而刺猬只識得一件重大要事”。如果停留于這樣的比喻，人們可能會責怪他以那樣凝重的俄國題材僅僅寫成了一個動物寓言，浪費了上好原料。幸而他很快把這樣的總結勉力提升到一個思想高度：價值多神論、文化多元論。他認為人生悲劇的最為深刻之處，是在于選擇某一價值的同時，總在放棄另一些可能具有同等正當?shù)膬r值。他對英國經驗主義政治哲學的貢獻，熒熒大端者為一對著名小經典：“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按照本書另一序言錢永祥先生的提示，這一說法的歷史內涵此前已經被貢斯當、約翰－密爾、甚至黑格爾逐漸說盡，但畢竟是在他這里熔于一爐，獲得了對仗工整的表述。對于這些思想成就，人們可能稍嫌其表淺，但還是應該保持敬意。令人不解的是，對于猶太民族在本世紀的苦難沉浮，他沒有留下相應程度的思緒。

　　伊格納蒂夫不是以思想分析，而是以現(xiàn)場實錄而取勝，故而給讀者留下很多饒有情趣的細節(jié)。據(jù)他觀察，每天下午，他都看見在這個著名思想家“面前的咖啡桌上，擺著一些盛有杏仁果和一種芬蘭薄脆餅干的鐵盒。他常揣著這些食品去參加宴會。在緊靠他的座椅的書架上，有一堆擺成金字塔形的巧克力。”“他患有疑病癥，喜歡生一些不難治愈的小病。他喜歡醫(yī)生、養(yǎng)生術、療養(yǎng)院，一點小病就要臥床。學生們記得他常常就在床上輔導功課，被子上散布著書籍、紙張、茶杯和餅干。他會告訴你，他的日子很不好過，但實際上他過得舒服極了，因為他的那些小病幾乎免除了他本來應盡的所有義務”。

　　伊格納蒂夫還記得，伯林兒時生活過的里嘉城區(qū)通行的是德語，那個城市的上層社會大都是說德語的日爾曼人。以此而言，伯林是在德語環(huán)境里長大的，他的一生除了猶太、俄羅斯、英格蘭，應該還匯聚著第四文化――德國傳統(tǒng)？這就容易使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她與伯林為同一代猶太后裔，走過同一條黑暗隧道。漢娜這一生所目擊的歷史事件，伯林都未漏過，而伯林的另一些經歷，漢娜則無幸親歷。伯林這一輩子活得是這樣長久，居然能把一部十月革命從頭開始看起，一直看到1989年前蘇聯(lián)解體，平地里起高樓，忽喇喇大廈傾，一個世紀的歷史流經他的眼前，就象一部放慢速度的無聲片。50年代漢娜推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舉世矚目，伯林不會無動于衷。不久，英國王室封以伯林勛爵頭銜。他的一位女友寫信祝賀他說，這個勛位是為了獎勵他“對于談話的貢獻”，令他終生羞惱不已。伯林和漢娜都關心自由受到的威脅，并以此為終生寫作的方向。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如果是由既聽懂德語、又目擊俄羅斯革命、還見證猶太命運的伯林寫出，或許能寫得更有力度。

　　赫爾岑是伯林發(fā)現(xiàn)的，這是伯林的又一貢獻。沒有伯林，赫爾岑不會重新回到二十世紀學院教授們的視野�！竿�事與隨想」是伯林一生不離的愛物，打動伯林心弦的地方，肯定在于赫爾岑的顛沛生涯。他們從同一塊土地上出走，又流寓在另一塊相同的土地。赫爾岑盡管出身高貴，爵位來自繼承，而不是賞賜；
但他熱衷于革命，出入于一國又一國的流亡圈子，甚至與馬克思的“德國硫磺幫”也有過不算冷淡但很不愉快的交往。流亡英倫數(shù)十年，他沒有興趣邁入帝國學術體制一步。與伯林滿足于英國王室周圍的氛圍相映成趣，赫爾岑一生似乎滿足于另一端――做一個俄國王室的死對頭，散盡家產，抵死不渝。赫爾岑并不偏執(zhí)，他既有虔誠信仰，又不受偏狹教條的束縛，一生由失敗的記錄組成，卻始終能保持激情澎湃。那是一道奪目的光焰，伯林畢竟不能凝視太久。他掉轉頭去，尋找到屠格涅夫為他的終生榜樣。他看重屠格涅夫的是精致、細膩、甚至有些女氣，以及“天真的嘮嘮叨叨的理想主義”。赫爾岑的倫敦流寓相去伯林不遠，伯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似乎沒有去尋找過一次赫爾岑的遺跡，至少伊格納蒂夫沒有留下記錄。但是伊格納蒂夫十年里一直在追問：“你思鄉(xiāng)嗎？你對故鄉(xiāng)里嘉和彼得格勒又作何感想呢？”伯林一遍遍地斷然否定：“根本不想，過新的生活，我要重新開始。”這種回答，冷淡而令人震撼。難怪伊格納蒂夫有這樣犀利的觀察：盡管伯林一再強調，他堅持的是“英國傳統(tǒng)深處獨有的東西”，但是，“這些英國成分是透過玫瑰色眼鏡折射出來的。他所描繪的英國性，是他在20年代初次體認就固定在他腦子里的英國性。英國人的偏狹、土氣、平庸和島民特性，對于他的英國觀沒有產生任何影響。英國人之所以喜歡他，就是因為他對他們說出了他們最自我欣賞的神話。”

　　通觀全書，華彩樂章當然是1945年的夜訪泉樓，伯林與愛克瑪娃深度交談。那一晚如泣如訴，如行歌的慢板，可令人百讀不厭。但我也懷疑，恰恰是在這一華彩樂章，暴露出全書唯一的盲點。與伯林一樣，伊格納蒂夫都來自“鏡子以外的世界”，是從外面向里面看。他能非常細膩地剖析伯林在這一晚的內心震動，一層又一層，但對愛克瑪托娃那一邊的心跡則無法深入，只能停留于對詩人才情的贊嘆。里面的人有說不出的苦，欲言又止；
外面的人有看不見的苦，霧里看花。里外兩面就象友情合演一場中國歌�。骸叭�岔口”。舞臺一亮，里面的人剛一說出，外面的人瞬間看清，定格：這個人已經化為一道閃電，同時被閃電灼毀。在她能被看到時，看不清；
在她被看清時，她已經不存在。她是以看不到為代價，換取了瞬間的被看清。那天之后，要不了幾個星期，所有被訪問過的人都遭遇了不幸，唯有伯林除外。對伯林而言，疑小病，宜微恙，說一遍莎士比亞臺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幾分矯情，幾分平常。而對里面的人，一生緘默，連“不許說”也不許說，一旦說破，那就是點著一把火，一道霹靂閃過。他們的生死大劫似乎降了一格：“說，還是不說，先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伯林和伊格納蒂夫是說俄語的人，他們都聽到了“說”，也記載了“說”，但他們永遠聽不到言說者內心的傷痛。那種傷痛，伯林只聽到她喃喃自語：“沒有用的，你來自人類社會，而我們這里被分成人類和……”。只有在他走后，里面的人才如夜半歌聲一般突然吟誦：“究竟是什么樣的光，令我們在黎明前發(fā)狂？”

　　愛因斯坦對伯林的評價是：“上帝那座規(guī)模龐大而戲多半不很精彩的劇場里的一名觀眾”。

他們見過一次。愛因斯坦語存仁厚，他大概本來想說，其實不是上帝給伯林觀看的戲劇不精彩，而是這個看戲的觀眾不夠精彩？二十世紀的思想家?guī)缀鯖]有一個人，能象他那樣蒙上帝之洪恩，親見如此多的重要劇目，一些劇目之漫長，只有同時配享上帝特許之長壽，才能從頭到底，從容看完。二十世紀的思想與文化，離不開流亡者的貢獻。甚至可以這樣說，這個世紀最好的精神產品，大都來自流亡者刻骨鏤心的傷痛。流亡不僅是外在的，更多的還有留守者內心的流亡，簡稱流放。不能拿俄羅斯以苦難浸漬的那份病態(tài)自虐來苛責伯林。他做得也已經夠好了，無論是緬懷前一代的赫爾岑，善待后一代的薩哈羅夫，或是夜訪留守者，他都給予了應有的敬意。但這一份敬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總是活在表層上”，散發(fā)著一股紙面上的牛津味。伯林去世以后，對他最為不利的一種評介，也來自一個牛津同事：“他只是一個沙龍藝術鑒賞家”。我不太忍心說伯林淺薄。但這位老人最令人敬佩的確實不在他的學術成就，而在于他的自知之明，他早已預見到身后會有苛評，于是模仿路易十五的口氣說：“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因此，他對伊格納蒂夫只有一個要求，傳記只能在他死后公布。但在他生前，伊格納蒂夫始終在逼問一個中心問題，且看他如何記錄：

　　“您從未有過悲劇性的生活，怎么會如此強調悲劇性選擇，并對受內心折磨的人如此深表同情？”他的回答很干脆：“我的生活與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認為所有選擇都是痛苦的，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選擇對我是痛苦的。”“您的生活為什么如此不可思議地安寧？”他用平靜的、有些喪氣的調子回答說，他的快樂是因為他淺薄�！皠e人不曉得我總是生活在表層上�！�

　　于是二十世紀思想史就留下了一道以伯林命名的難題：為什么有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層，而且如此清醒？

　　試析一：流亡者面對流亡地的生活與思想，永遠是一個旁觀者，無法真正融入。他所能做的最好事業(yè)是在旁觀時，運用獨特的想象揣摩思想對象的內心世界，由此養(yǎng)成伯林移情共鳴的過人能力。這一能力對于伯林選擇以思想史為終身志業(yè)是再好不過，但也因此使他只能獲得大段“旁白”，不能進入“劇情”。

　　試析二：他的生活與他思索的生活脫節(jié)，是他文化多元價值觀的自我證明。即使是逃避，這一逃避可能有更深一層的含義：他不愿戳破表層，是因為他聽到表層之下激情洶涌，文化多神論在暗中撕咬，非人間能夠忍受�；蛟S從來沒有一個人象他這么明白，人類千年苦斗而爭取的自我選擇，一旦實現(xiàn)，在政治上是一種權利，在價值上反而帶來困惑。

　　試析三：十九世紀的沸騰思想，已經凍結為二十世紀學術解剖刀下的化石。此前的思想意味著受難，是痛苦，遭臨懸崖絕壁，縱身一躍，化為一道壯麗的瀑布。此后思想變?yōu)閷W術，再激進的學術也能掛上王室的勛章。學者的四肢和視野一起收縮，只能聽聽過去的故事，說說今天的內心，以能指代替所指。他們是以放棄肢體能力，換來舌苔與聽覺的纖細。赫爾岑聽不到或聽不懂這些，是因為他生活在古代。

　　試析四：伯林之深淺可能與他所服膺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特有風格有關。這一“主義”在制度安排上踩著實處走，幾無大錯，但在哲學思辨上則回避高論，不提供甚至拒絕過度闡釋。艾可頓是這一哲學在政治上的教父，有一次他這樣總結英國人厭惡思辨的性格：何為精神？沒有物質（――不必在乎）；
何為物質？不是精神（――無須操心）。伯林或許太明白，這一哲學充其量是地面上的行走，無懸崖可跳，無飛瀑可躍。

　　試析五：端詳一下百年前他在里嘉的那張嬰兒期照片，富貴甜美，面如女嬰。伊格納蒂夫觀察到的那些甜點、巧克力細節(jié)，顯然來自他的這一家庭背景，里嘉木材商會會長的獨生子，一生安逸�？隙ㄖ挟a階級的歷史價值與社會功能，是一回事，警惕這一階級的庸碌趣味則是另一回事，而伯林是否在這一階級的趣味中沉溺過久？一到倫敦，即入牛津，也不是什么好事。過早入“彀”，即使如牛津這樣的“彀”，也是“彀”，都會收短人的視野，只見書頁，不見森林。這兩者是伯林的“好運”，但是“好運”的另一面，恰好構成一個腐蝕，擋住了他本來可以發(fā)掘的思想深度？

　　最后，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一個解釋是，所有的深度挖掘，也可能不及一個常識。那就是人們都忘了，包括伯林自己也在努力忘卻，他離開俄羅斯時只有十一歲。嚴格說來，流亡的是他父親，而不是他自己，而他父親流亡時還帶著百萬家產，又不能說是流亡者，只能說是一個富有但政治地位不高的移民。伯林只是這一類移民的第二代。俄羅斯能留給他的只是模糊的童年記憶，以及一份母語。就象大多數(shù)移民的第二代，很光滑融入了當?shù)匚幕�：此后他是在英國完成了整個社會化過程，幾乎連插班都不必，按部就班地念完那里的小學、中學、大學，又順理成章進入萬靈學院，安享教席。童年那一點模糊記憶，未必能構成一個強有力的前結構，絕大多數(shù)兒童都會置之腦后。是伯林自己在強化，居然能把這么一點稀薄的童年記憶不斷強化，強化為牛津背景之背景。由此引起的批評，也與他的強化有關，騎虎難下。他后來關于俄羅斯說了那么多，不應該責怪其膚淺，而應驚嘆其難能可貴。人們讀伯林生平500頁，那是伊格納蒂夫寫的500頁。是這本傳記的作者有濃厚的流亡情結，于是一再追問傳主是否也有同樣的心情，無意中也強化了伯林的兒時記憶。

　　那時候，那個叫做以撒的猶太男孩才十一歲。

　　2001/6/17

　　《阿赫瑪托娃傳》／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１５·００元●《 安·阿赫瑪托娃傳》／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０·００元●《詩 的隱居———阿赫瑪托娃札記（一）》／華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３３· ００元

　　本文刪節(jié)版發(fā)表在南方周末，2001-07-19 1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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