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則柯并不是那種愛趕場愛拋頭露面的“明星經(jīng)濟學家”。他與公眾的接觸更多是通過文字，早些年他在《羊城晚報》、《南方日報》等媒體上寫了幾百篇介紹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常識的文章，將“囚徒困境”、“零和博弈”等概念介紹給公眾。他熱衷于對社會發(fā)言，卻不樂于輸出自己。
　　他坐下來，快速翻閱著《南方人物周刊》，皺著眉頭對我說：“要是你寫一個人怎么受委屈，將會吸引人，可我并不委屈。我也不愿意在讀者中，顯得有什么了不起。”
　　在“知識分子的職責”、“啟蒙”這樣的詞匯面前，他小心翼翼，“我覺得和讀者，和學生交流非常愉快，”他并不想把對公眾發(fā)言解釋成一種沉甸甸的使命。
　　有人稱他為中國“最有面子的經(jīng)濟學家”。后來在世界銀行任首席經(jīng)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于1992年訪問中國時，到王則柯家中交談，并為中大學生免費講座。2005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納什到中國演講，他是演講的主持人。
　　要是你問起他與這些“名人”有哪些交往，他也許會首先“澄清”：“不，不，我與他們之間并沒有什么私交�！�
　　年近古稀的王則柯頭發(fā)花白，每天堅持游泳500米。
　　
　　“黨叫干啥就干啥”
　　
　　1942年，王則柯出生于浙江溫州，6年之后隨父親來到中山大學。他的父親王季思是中國著名戲曲史論家、文學史家。
　　在中山大學，他們一家人住在陳寅恪家的樓下，常見這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在白色小道上踽踽獨行，小伙伴們流傳著他受斯大林尊崇的故事；在“反右”之前那些尚算平靜的日子，他聽到父親和中文系的教授們談詩論曲，聽他們津津有味地回顧上海過來的評彈演出，描述一位小姐如何從樓上走到樓下，唱了半個小時。“反右”運動開始，教授們從此命運各異。
　　在少年時代，對于父親的戲曲研究，以及他的文學戲曲圈子的聚會，王則柯不以為然。“那時我們崇尚科學救國。庸俗的說法是‘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非常幼稚地認為國家的富強不靠文學和戲曲。”
　　高考時，有一半同學被動員報考國家急需的專業(yè)和機密專業(yè)。盡管王則柯一直是班級學習委員，還是全�！岸�級”勞動積極分子，卻被排斥在召集名單之外。他毫無怨言，報考了最不機密的北大數(shù)學系，“黨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到了北大之后，他學高深的拓撲學，師從江澤涵教授和姜伯駒教授。
　　我在北大數(shù)學系學習時，住學生宿舍里面，積極響應不要浪費電水的號召。有一天，我走過一間宿舍，發(fā)現(xiàn)有同學拿熨斗在燙什么，就向團支部反映了情況。最后才得知他們準備參加一個帆船比賽，要把帆布燙平。我自己做過這樣不近人情的事情。
　　
　　通往自由之路
　　
　　1978年，王則柯回到中大，任教于數(shù)學系。時逢改革開放，一切都在重建，他思索著如何把數(shù)學專業(yè)和實際聯(lián)系起來――在剛剛結束的“文革”中，他的專業(yè)“拓撲學”因“沒有實際用處”，“不能服務于社會”而遭受批判，這曾使他倍感困擾。這一年，在一次國際圖書展覽會上，他了解到拓撲學在國外的數(shù)理經(jīng)濟學研究中有了很好的應用，便萌生了去外國學習的想法。1981年，他終于得以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攻數(shù)理經(jīng)濟學，在那里結識了著名的華人經(jīng)濟學家鄒至莊教授。
　　兩年之后，王則柯歸國。其時，許多年輕經(jīng)濟學者思考著國家的經(jīng)濟變革。著名的莫干山會議，張維迎等人提出了“價格雙軌制”，并被國家高層接受，從價格改革開啟了國家經(jīng)濟體制的改革。對此，王則柯說，是的，他們很了不起，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他們所做的，只能是如何提出政策建議得到政府高層的認同，未能進入教育層面。那時，在大學校園里，“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學依然牢牢地占據(jù)著課本和教室”，改革者甚至得小心翼翼地把他們市場導向的改革建議包裝成與舊的意識形態(tài)相容，以使它能夠被接受，被實施。
　　1988年，中山大學組建嶺南學院，王則柯受命開講名譽院長鄒至莊建議的微觀經(jīng)濟學。他是國內最早將原原本本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帶進大學校園的人。他反對當時勢力強盛的那種“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不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堅持“物以稀為貴”才是市場經(jīng)濟的基本規(guī)律，堅持拆毀理論的條條框框，回歸常識。
　　1990年12月吳敬璉到中大訪問，讓王則柯找到了知音。
　　吳教授就在學院的小會議室和我們座談了一個早上，我越聽越感到共鳴。吳教授講的，竟和我心里面想的完全吻合。1989年之后，對于改革開放怎么走，出現(xiàn)了大返潮：中國不能搞市場經(jīng)濟和必須回歸計劃經(jīng)濟的聲音很大。吳老師提出蘇聯(lián)的瓦解和東歐的劇變，不是因為他們搞了市場經(jīng)濟，恰恰是因為他們市場經(jīng)濟沒有我們搞得那么好。而當時主流的說法是，蘇聯(lián)之所以垮，是因為沒有堅持計劃經(jīng)濟。吳老師這一論斷的理論基礎，就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吳老師的講話，讓我看到理論的力量，看到理論是怎么跟實際結合起來的。當晚我躺在床上，興奮地跟我太太講吳老師的來訪�；仡欉^去的大半生，我只有兩次這樣的震憾。要知道，當時中山大學學報的頭版論文，還在煞有介事地“論證”中國一定不能搞市場經(jīng)濟呢。由于吳敬璉教授的到訪，我感到底氣足了許多，認識到正如吳教授所說的，我國市場導向的改革，已經(jīng)躍過了臨界點，雖然還會有反復，但是已經(jīng)不可能倒退回去。
　　王則柯申請入黨二十多年，一直未被接納。1992年，當他從越洋電話中知道有機會邀請后來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來校演講時，國家教委不許外國人隨便走進大學校園的命令，還貼在學校布告欄上。命令規(guī)定，外國人進入大學演講，必須預先通過審核。電話里面，他當機立斷，決定即使被控“違反紀律”，也要安排斯蒂格利茨的中大之行。為此，他接到過質問的電話�！翱墒沁@次訪問的反映很好，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兩位優(yōu)秀的本科畢業(yè)班學生，還得到斯坦福大學的全額資助，直接到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這樣的紀律會扼殺掉創(chuàng)造和機會。要是困守于這樣的紀律，這個事就辦不成了。類似這樣的經(jīng)歷促使我慢慢地形成尊重自己的判斷的行為取向，事情只要是對的，對學生、學校和國家有好處，就應該去做，就應該努力促成�！�
　　1990年代，他開始向媒體投稿，從老百姓身邊的小事說起，從自己的事情寫起，向大眾普及市場經(jīng)濟的觀念和基本原理。1997年開始，他在《南方日報》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百篇普及博弈論的文章，后來匯編成《博弈論平話》在北京出版。
　　“現(xiàn)在，囚徒困境，零和博弈這樣的概念老百姓都能夠用了。”王則柯為此感到高興。
　　
　　“體制外吃香”
　　
　　王則柯在校園度過他大多數(shù)時光。在學校里，他顯得特立獨行。他的學生、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陳友芳這樣概括：體制外吃香，體制內不吃香。在學術的名利圈，他得罪太多人了。他公開批評那些假裝與國際接軌，把新興的“信息經(jīng)濟學”安裝到信息產業(yè)的經(jīng)濟學者；他不遺余力地批判“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學”，被視為經(jīng)濟學垃圾的“清道夫”。
　　另一位博士生黃文平則說，“中國大多數(shù)課題都被大佬們所壟斷，然后割豬肉般分配到下一級資源掌握者。拉攏到一些學術代言人，就能把課題跑來�！痹谒�的印象中，王則柯從來不屑于“跑課題”。
　　博士生的眼中，這位老師有些令人生畏。退休前，王則柯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時間，組織學生討論，讓學生匯報近期的讀書思考情況。“他十分嚴厲”，陳友芳回憶，匯報的前一晚，他幾乎緊張得徹夜難眠。但他感謝這位老師，讓他見識到了“真正的經(jīng)濟學”，而以前學習到的，都是“負數(shù)經(jīng)濟學”。
　　王則柯討厭被功利和禮節(jié)扭曲的人際關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節(jié)日時，陳友芳給老師發(fā)去祝福短信，卻接到回復：你怎么也學別人做起這種事；而已到浙江財經(jīng)大學任教的黃文平，在路過廣州時，給老師送了茶葉，王則柯拒不收禮，直言不諱：你到浙江這幾年學問沒好好做，社會不良風氣倒學得很快！
　　而王則柯的“不講關系講原則”，正是當年黃文平報考他的博士生的原因，“我當時一點關系也沒有，很多老師都會把名額提前內定給別人，但王老師不會這樣�！�
　　黃文平說，“很多老師和研究生合寫文章，研究生做了主要工作，老師卻把成果占為己有，或是把自己署名為第一作者，可王老師從不�！蓖鮿t柯曾和本科生歐瑞秋合著《圖解微觀經(jīng)濟學》，當時，歐瑞秋并不知道王則柯已經(jīng)注意到他，“有一天，他來找我，問我要不要一起寫一本書，我就答應了�！睍�出來后，頗有反響。有人在微博上給王則柯留言，表示看了《圖解》很受用。王則柯則指出――初稿是學生完成的，學生是第一作者。
　　對于大學教育，王則柯持續(xù)發(fā)出批判的聲音，本科評估時，他直指某位教育領域的官員是“洲際搗蛋”，他又呼吁讓這個主義那個思想的課程退出大學生必修課系列。
　　他喜歡給本科生上課。在新生開學典禮上，王則柯如是說：
　　崇尚高貴，就是要做高尚的人。崇尚高貴，我們有理想，不浮躁，不需要看人臉色；崇尚高貴，我們目光遠大，而不是小肚雞腸……
　　
　　對話王則柯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王則柯：我覺得知識分子是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但知識分子怎樣承擔社會責任，不是只有一種模式。每個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做他有興趣有優(yōu)勢的事情。也要體諒一些靜心做學問的人。
　　曾經(jīng)有北京的學者跑到廣東來，討好地說廣東很好，在廣東他什么話都愿意講，在北京就不能這樣講。這種話都能講得出口的人，我非�？床黄稹Ｈ绻�你是一個學者，你有什么不能講的呢？如果你不是老想著升官爭權的話。
　　人物周刊：1990年代您開始在報刊上向大眾普及經(jīng)濟學，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王則柯：在別人看來，我做這種事情的好處很少，因為在體制內它不算入考核內容。幸運的是我很早就晉升為教授了，另外我也不想當官，所以比較有底氣這樣做。鄧小平同志南行講話，歷史重新選擇了市場經(jīng)濟的時候，老百姓也需要這方面的知識。我覺得能和公眾溝通，能夠有助于表達社情民意，這樣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
　　人物周刊：普通百姓缺乏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常識嗎？
　　王則柯：我覺得不能夠這樣說。經(jīng)濟學最根本的問題，是關于資源和商品的價格是由什么決定的問題。歷史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為貴，這和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價格理論完全一致，那就是資源和商品的價格是由它們的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我寫的東西，許多都可以說是把老百姓本來就有的想法盡可能清晰地表達出來。在中國，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表達了后來被亞當•斯密概括為“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他說，人們依賴農民耕種得到食物，依靠虞人開出木材供他們使用，依靠工匠做成器皿滿足他們的需求，依靠商人輸通這些財物供他們選購。這難道還需要政令教導征發(fā)人民如期集會來完成嗎？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價低廉，他們就尋求買貨的門路，物價昂貴，他們就尋求銷售的途徑，各自勤勉地致力于他們的本業(yè)，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這么做，物產不需征集百姓自己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規(guī)律的嗎？
　　可是過去幾十年里學校學的那一套，硬說資源和商品的價格是由凝結在其中的勞動價值量來決定的。這種“勞動價值決定論”，完全是強加在我們學生身上的不科學的東西。在這么一個錯誤的觀念指導之下，我們的資源的價格，被人為地定得非常低。所以，盡管我們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得比人家快，但消耗了太多的資源。只要你關心周圍現(xiàn)實，只要你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你就會明白資源和商品的價格不是由勞動決定的。實際上，“物以稀為貴”是任何一個老太婆都懂的道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做的就是經(jīng)濟學根本問題的撥亂反正，讓人們回歸常識。
　　人物周刊：您曾說要撥開“人文關懷”的迷霧，要警惕濫用人文關懷和終極關懷這樣的說法。經(jīng)濟學和人文精神也有關系吧？
　　王則柯：經(jīng)濟學和人文精神有很大關系。想想司馬遷吧，希望這有助于拉近我和高舉人文關懷旗幟的學者的距離。本來，經(jīng)濟學體現(xiàn)的，恰恰是人文關懷，是一些人把經(jīng)濟學和人文精神人為地對立起來。
　　十幾年前，我國許多地方都有過“文明傘”現(xiàn)象，就是在一些公共場所借傘給老百姓，強調必須不收押金，不必簽名。結果雨傘的回收率很低。當時，一些人就抓住這個來批評市民素質低。
　　但是在我們經(jīng)濟學者看來，這個制度設計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制度不應該設計得誘發(fā)人的陰暗面。可是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這樣做呢？就因為中國有一種“士大夫傳統(tǒng)”，就是有一種“無監(jiān)督崇拜”，總是希冀靠人們的道德自覺來代替法治，夢想建立一個“憑良心，無監(jiān)督”的謙謙君子國�？上裎拿鱾氵@種做法，是違反經(jīng)濟規(guī)律的。政府和企業(yè)的行為，都要有利于發(fā)揚市民潛在素質好的方面，而不是誘發(fā)消極的東西。
　　人物周刊：您曾說嶺南學院的學生比較高貴。這是經(jīng)驗還是理想？
　　王則柯：既是事實，也是理想，而且更多地是理想，值得向那個方向引導。前些年有人鼓吹對于“大師”，學生們就應該頂禮膜拜。真是恬不知恥！但我們這里的學生對“大師”的反應，就沒有像其他一些大學那樣狂熱。我在開學典禮上對新生說，你可以欣賞一個人，但要有自己的尊嚴；你們可以歡呼，但是不要失態(tài)。有人曾經(jīng)諷刺中山大學是山中大學。我反過來說，如果這指的是人家一呼、我們未必百應，那沒有什么不好。我們就是要有自己的尊嚴。
　　人物周刊：廣州被認為是一座世俗城市，您覺得這里有培養(yǎng)高貴的土壤么？
　　王則柯：如果要說廣東人的世俗，是否可以概括為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錢包，不大關心別人錢包。老是眼紅別人，那是不自信的表現(xiàn)。我想，這種世俗就是他們小小的尊嚴。有尊嚴是高貴的基礎。
　　人物周刊：大學與一座城市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王則柯：城市要以大學為榮。自從20世紀初年現(xiàn)代意義的大學在我國出現(xiàn)以來，大學一直是社會的思想庫，是社會的精華所在。可是現(xiàn)在，這種關系是顛倒的。這要從1950年代把知識分子踩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腳說起，改變并不容易。
　　人物周刊：您認為自己做過的最有價值的事情是什么？
　　王則柯：認真教書，努力普及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我普及的經(jīng)濟學，可以在老百姓心里生根。
　　人物周刊：您和世俗生活保持著距離？
　　王則柯：恐怕不能夠這樣說吧，至少我不想這樣。我也希望能夠在各個階層交上許多朋友，只是有時候覺得成本太高。現(xiàn)在一些社會風氣已經(jīng)影響到學校，以至于不會喝酒不會應酬，在學校就會失去不少東西。我不想刻意迎合這種風氣，還是怎么快活怎么過。
　　人物周刊：您向往“遠山在呼喚”的境界，能否具體說一說？
　　王則柯：我只有這件事說不清楚，包括是誰首先這么排列“遠山在呼喚”這5個字也不清楚。一天，“遠山在呼喚”這么5個字突然就頑強地降臨了，抓住了我，讓我感到神圣。我雖然是無神論者，卻也只能對自己解說道，這可能是上帝的意旨。我去過河北內蒙交界處的壩上草原，回來聽著巴桑演唱的《天路》，感動得流眼淚。沒有道理可講，就是覺得這與心靈向往“遠山在呼喚”的境界有關。聽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也是這樣，她唱得那么好。李娜出家了，我內心主要不是可惜，而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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