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31日晚，湖南省新寧縣金石鎮(zhèn)17歲的青年唐斌，在外面看完戲后扛著鄰居寄放的自行車回家，被巡邏隊隊員扭送到金石鎮(zhèn)派出所。8月2日下午，當唐斌的父親看到自己兒子的尸體時，唐斌“頸部有一圈深達1厘米多的黑色勒痕，牙齒咬著有些外突的舌頭，嘴角有青黑色淤痕，下嘴皮吊著一塊長一寸多的肉，胸部、兩臂也各有幾道深深的黑色勒痕……”8月4日，縣檢察院對涉嫌刑訊逼供的一名民警和兩名實習生實行刑事拘留，縣紀委對負有領導責任的金石鎮(zhèn)派出所教導員進行“雙規(guī)”；
5日晚，縣電視臺滾動播出縣政府通告，將政府對“八·二”事件“絕不姑息遷就”的態(tài)度公告全縣（《南方周末》8月15日）。

　　一個好端端的青年，沒招誰沒惹誰（8月2日下午，那起強奸案的受害人辨認唐斌尸體，否認他是作案者），就被不由分說抓進派出所，被突擊審查，被刑訊逼供，被活活打死。由唐斌的命運，我聯想到19年前另一個青年的命運：1983年10月23日，24歲的重慶鋼鐵公司運輸部職工范李，與前來查水表的該公司房管處職工發(fā)生爭執(zhí)，被民警拷上手銬帶到大渡口區(qū)新山村派出所審訊，后因昏迷被送往醫(yī)院，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范李的母親李裕芬，不服公安部門作出的范李服毒自殺的結論，堅持懷疑范李死于新山村派出所指導員溫某、民警席某等人的刑訊逼供，近19年來四處奔走，苦苦申訴，從黑發(fā)告到白發(fā)，至今沒有得到一個像樣的答復。這期間，各地律師、專家、媒體為李裕芬仗義執(zhí)言，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詳細記錄李裕芬告狀經歷的《尊嚴——從黑發(fā)告到白發(fā)》一書，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jié)目2001年5月19日播出《范李之死》，揭露了這起久拖不決的人間奇案中的種種極端不正常的現象。

　　中央電視臺編導王猛先生在《〈范李之死〉調查手記》一文中提出一個設問：“此案發(fā)生在今天會怎樣？……1983年時正值‘嚴打’，那時的‘嚴打’和今天的‘嚴打’在法律環(huán)境上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確，至少從形式上看，19年前的范李之死，與19年后的唐斌之死，是幾乎如出一轍的悲劇故事。但畢竟19年前的“嚴打”，與今天的“嚴打”在法律環(huán)境上有了較大的不同，唐斌之死的初步結果，基本上已經回答了“范李之死如果發(fā)生在今天會怎樣”的設問；
反過來看，范李母親從黑發(fā)告到白發(fā)的故事，也足以回答“唐斌之死如果發(fā)生在19年前會怎樣”的問題。范李的母親李裕芬，以及那些仗義執(zhí)言的記者、律師、專家，搜集到了大量確鑿詳實的證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引述），一方面足以推翻公安部門關于范李死于服毒自殺的結論，另一方面，也足以說明派出所難逃刑訊逼供的嫌疑。也就是說，公安部門如果不能針鋒相對地拿出相應證據，一方面幫派出所洗清刑訊逼供之嫌，另一方面證實范李的確死于服毒自殺，那么，有關部門就應該果斷立案偵查，此案就不能草草了結，有關部門此后進行的調查、聯合調查，就不能先入為主地為公安機關提供辯護。然而，在他們看來，“人既然已經死了，何必再破壞公安機關的聲譽？而以后的調查，要是翻了案，豈不是有一批人會因以前的調查弄虛作假而承擔責任？”（王猛《〈范李之死〉調查手記》）也許在那個年代，一個基層派出所的形象，一個地方的公安機關的聲譽，有關部門領導及工作人員的仕途，怎么說也要比一個24歲青年的生命、比一個孤苦伶仃的老母親的血海冤屈更重要吧。

　　唐斌是不幸的，但如果與范李相比，他無疑又是幸運的，因為生活在今天。同樣地，我們應該也可以說，一個人生活在今天，要比生活在19年前幸運一些，因為假如我們中的某個成員遭遇到范李和唐斌那樣的不幸，作為親人、朋友或鄉(xiāng)鄰，我們大約也不必再像李裕芬老人那樣承受如漫漫長夜一般無邊無際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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