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唬┪母锸�年的全過程概況

　　首先須明白，文革，并不是一件事，不是僅僅一場運動，之中，它包括了十年中的各個不同階段的“小運動”。

　　例如：

　　文革開始的一九六六年，其上半年的批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運動；

　　各地黨政領導上聯(lián)下串在群眾與基層干部中抓“小鄧拓”、“黑鬼”的“新反右運動”；

　　紅衛(wèi)兵產生與老紅衛(wèi)兵們的“紅色恐怖八月暴行”；

　　將支持學生紅衛(wèi)兵大字報“炮轟”當?shù)厥∈形�的工人農民，打成“反革命”的事件；

　　造反派的興起與奪權的狀況、風起云涌的大規(guī)模的群眾組織建立浪潮；

　　一九六七年年至一九六八年各省的武斗高潮；

　　“全國山河一遍紅”各省市區(qū)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前后狀況；

　　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階段；

　　下放干部的五七干校問題；

　　工人、農民“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筑”時期；

　　一九六八年底紅衛(wèi)兵全部變?yōu)椤爸�識青年”，同時統(tǒng)一退出城市并上山下鄉(xiāng)的歷史轉折；

　　具有文革中某種階段轉折意義的“一打三反”運動；

　　批陳（伯達）整風；

　　從莫名其妙開始的抓五一六分子的運動；

　　林彪事件及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一九七五年的反派性全面整頓階段；

　　一九七五年底開始的批鄧（小平）反右運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幫，等等歷史概況。

　　有人總想只用一句話來概括說明文革及其性質，這怎么可能呢？

　　其次，文革整整經歷了長達十年，比抗日戰(zhàn)爭的時間還要長，之中，更發(fā)生了那么多事情，參入者可數(shù)以億計，涉及到所有的階級、階層，人事情況錯綜復雜，各種事件曲折非常，貫穿與凸現(xiàn)的思潮更是各有特色。若不縱觀全局，弄清楚各種事件的來龍去脈起因終果，那無論用多么精辟的詞匯語言，都是難以正確地評價文革中各種事件的意義與性質的。

　　例如：文革中，實際上至少是有二種思潮和力量交織在一塊，進行復雜的表現(xiàn)：

　�。�1）上層的政見與權力較量；

　　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林彪、“四人幫”的先后被打倒；
周恩來十年的堅守；
鄧小平二次復出；
華國鋒崛起。

　�。�2）下層的借機申冤屈、反官僚、興民主的風潮。

　　申冤屈——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鄧拓”、“新右派”、“反革命”的基層群眾、干部要平反的訴求；

　　反官僚——老百性對黨政官員們在新中國十七年來所作所為的種種積怨不滿，借用批斗“走資派”的形式進行；

　　興民主——通過所謂“四大”自由（寫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行使的卻無法制程序的粗糙民主。

　　這二種思潮和力量時而分開各自進行，時而又混合在一塊展示。

　　最后，以上層的政見與權力斗爭的定奪告終，結束了文革。

　�。ǘ�）文革中高層人事與事件及其發(fā)展概況

　　文革的進行，實際是由若干條“線”組成展開的。其中，“主線”之一便是高層的人事變動情況。

　　例如：

　　整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制定前后中央會議的情況；

　　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央“碰頭會”機構的產生詳細內情；

　　整死了賀龍的事件及當時的原因；

　　整劉少奇事件的詳細來龍去脈；

　　突然提升而也突然被打倒的陶鑄問題；

　　所謂二月逆流的懷仁堂會議；

　　七二O 武漢事件前后；

　　出乎意外并令人瞠目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事件；

　　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

　　閻紅彥張霖之等省委書記政府部長被迫害致死事件；

　　陳伯達挨整的真正實質性原因；

　　林彪事件問題；

　　康生稱病的背景；

　　王洪文何以能當上中央副主席的緣故；

　　鄧小平能夠在文革中二次復出的經過與原因；

　　“九大”、“十大”中央人事組成內情問題等。

　　這些史實課題，有些情況尚未解密，故無法得知詳情。但對那梗概、那說法，總還是可以逐漸弄清的。

　�。ㄈ�）紅衛(wèi)兵運動

　　包括：紅衛(wèi)兵組織的興起及情況；
紅衛(wèi)兵隊伍性質區(qū)別的情況及原因；
老紅衛(wèi)兵問題；
造反派紅衛(wèi)兵運動的發(fā)展興亡情況；

　　之中，清華附中由張承志等人首先發(fā)起成立的紅衛(wèi)兵、以及天安門上向毛澤東贈送紅袖章的紅衛(wèi)兵宋要武（彬彬）；
北京的“聯(lián)動”紅衛(wèi)兵、西安的“紅色恐怖隊”紅衛(wèi)兵；
以蒯大富為頭頭的“首都三司”紅衛(wèi)兵；
寫出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紅衛(wèi)兵楊曦光（楊小凱）等，雖都是紅衛(wèi)兵，但他們在文革中，各自的情況與性質卻是互不相同的。

　　紅衛(wèi)兵的問題，現(xiàn)在大致輪廓已基本清楚，需要著力補充了解的，是之中的詳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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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造反派”這一概念，現(xiàn)在的人們，包括一些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實際上也都是不太清楚的，而往往將文革中凡是參加過群眾組織戴過紅袖章的人，若其做了壞事，便一律視其為造反派。這，其實是有很大的誤會。

　　例如，紅衛(wèi)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卻并不等于紅衛(wèi)兵。

　　造反派的確批斗過人確整過人，但一九六六年8月前后整死了老舍等人，抄家批斗了民主黨派人士與各位高級知識分子，打傷打死甚至殺害了“黑五類”分子等，卻都不是造反派所為！因為，當時，還沒有什么“造反派”。造反派的產生，是當年10月之后的事，而造反派有權力與實力首先可以批判的對象，還只是所謂“走資派”，而其時，則已是當年年底的事了。

　　造反派是如何興起的？為何說造反派最初是因為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才奮而造反了的？造反派都是由一些什么樣的人組成？造反派在文革各個階段中，都扮演了一些什么角色？

　　而文革，對于造反派的人們，到底是福，還是禍？

　　掃去蒙在造反派身上的種種“莫須有”，實事求是地評價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是非，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章節(jié)。

　　（五）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及其興亡情況

　　從清華附中創(chuàng)立了紅衛(wèi)兵組織后，文革中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便紛紛產生建立。

　　對文革中群眾組織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文革中派別的“春秋戰(zhàn)國”狀況，更可以看到文革運動中的復雜性。

　　之中，各群眾組織的政治態(tài)度卻是不一樣的，主要有“保守”與“造反”之分，當然也還有中間態(tài)度的組織。

　　由此及彼，若在研究中能感知到文革中派別的“春秋戰(zhàn)國”復雜性狀況，你也就可以理解到今天發(fā)生在中東各國中那些旗號繁雜的阿拉伯游擊隊武裝力量，為何總是各吹各的號，而不能統(tǒng)一對敵。也可以體會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中、下旬的天安門廣場中，原本懷著同一個目的的大學生們，在短短的時間內，為何竟就分裂成了七個小派系團體，而不能統(tǒng)一行動，有計劃的先行撤出天安門。

　　由蒯大富為首的北京“首都紅衛(wèi)兵第三司令部”，與上�！肮た偹尽笔侨珖�造反派組織的典型；
但，一個是紅衛(wèi)兵組織，一個是工人組織。

　　而北京紅衛(wèi)兵“聯(lián)動”與武漢“百萬雄師”，則是全國保守派組織的代表。

　　還有一心一意只為自己那個階層爭取生存權的一些群眾組織，如臨時工合同工的“全國紅色勞動者統(tǒng)一造反總團總司令部”、知識青年要求返城的“湖南紅一線造反司令部”。

　　復員軍人也有過一段單獨建立組織的時期，他們也分保守與造反的不同觀點，如保守的湖南“八一兵團”與造反的“紅旗軍”。不過，這類組織存在時間很短，中央很快下令不允許復員軍人單獨成立群眾組織，他們便都一一偃旗息鼓了。

　�。�六）文革中極大侵犯人權、迫害公民的事件

　　這之中包括文革初紅衛(wèi)兵打殺所謂“黑五類”（“地、富、反、壞、右”身份的人們及其子女）的暴行；
如北京紅衛(wèi)兵西城區(qū)糾察隊、西安紅色恐怖隊紅衛(wèi)兵的暴行。

　　還有，文革中如北京大興、湖南道縣一類悲�。涸谵r村的政權機構的支持下，一部分農民，公然成千上萬的殺害地主富農等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大規(guī)�？植赖难�腥屠殺事件。

　　在文革中的“揪小鄧拓”、“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分子”等運動中，數(shù)以百萬計的普通公民，從文化名人老舍，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到普普通通的青年遇羅克，都是這些事件的受害者。

　　常常有人指責文革是“法西斯”的再版。的確，就是這類暴行，在人們心靈上留下了太深重的陰影傷痕。全面的公?顏廡┍?沂錄??院筧宋摶墑且患欽鷙沉夾牡木?盡?r

　　不過，也應說一下，這些，卻遠不是文革的全部。若以這些暴行做文革的代名詞，那對文革的認識也就太不完整了。

　　同時，這類事件，畢竟不是在文革中才發(fā)生出現(xiàn)，也并非從文革才開始。

　　例如，早在江西蘇區(qū)時的肅所謂“AB團”、延安整風中發(fā)生的“搶救”運動及王實味冤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等等，就都屬令人驚心的大規(guī)模極端侵犯人權的問題。

　　（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一九六八年12月，數(shù)以千萬計的紅衛(wèi)兵，身份被轉換為一個新名稱：知識青年。

　　知青下鄉(xiāng)并不是從文革才開始，一九五五年河北省的邢燕子就早已做了知識青年下鄉(xiāng)當農民的代表。但是，作為一個強大階層的產生，“知識青年”隊伍，則無疑是從一九六八年12月起，才形成的。

　　知識青年的故事雖已有了很多，但從文革、從紅衛(wèi)兵運動、從造反運動這些背景上來看，則仍還有很多事值得研究。

　　一個普通的縣城教師李慶霖，為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因境，上書毛澤東“告御狀”的事，似乎不應被忘記；
而“白卷英雄”張鐵生的故事，也有實事求是詳細澄清的必要。當時張鐵生交白卷的原因，真正的事實并不是現(xiàn)在人們所說的反對讀書學文化，而是反映了一批在鄉(xiāng)認真務農的知識青年們，對那些不必務農卻能憑種種辦法回城上大學的現(xiàn)狀而心理不平衡的個人激奮看法。

　　當然，李、張二人后來發(fā)跡后的政治活動，則是另外的事。

　　知青運動中，還有一個曾確是激情燃燒的分支，現(xiàn)在被人了解得很少，那就是到緬甸參加共產黨人民軍的那批青年人，即勇于犧牲自我而輸出革命的格瓦拉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者。那些人后來有的回國了，有的卻已長眠在異國，有的做過緬共人民軍的高級干部；
還有一些人，當革命理想不再存在時，則做了后來“金三角”的大毒梟。

　　作為中國知青的一部分，人們不應忘記他們。

　�。ò耍┪母镏谢鶎诱�權的變動情況

　　文革十年，并非就只是“四人幫”橫行的十年，更不是什么造反派掌權的十年（上海除外）。

　　實際上，除了中央最高層，在省以下基層政權的變動是有過多次的。但是，有一個鐵的事實：那就是，除上海外，大多數(shù)老干部（領導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被奪權下臺的時間很短，不到三年；
而有七年以上的大部分時期，仍是在位的掌權者，不論他是以黨委書記身份，還是以革委會主任副主任的面貌。

　　解讀文革，不認識到這一點事實，就無法正確認清很多事情。

　　當然，在高層，象彭真、薄一波、楊尚昆那樣一囚禁就是十年的老干部，也是不少的。不過，相對全體，他們仍為極少數(shù)。尤其在省以下基層，老干部被關被囚十年的事，則是罕見的。

　�。ň牛┌l(fā)現(xiàn)與展示文革中因思想而獲罪受害的英魂們

　　雖然因思想因言論而獲罪受到迫害的事情，并非是空前絕后而文革才有的，但文革中，對思想與言論的鎮(zhèn)壓，對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英的鎮(zhèn)壓與迫害，的確是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高度”。

　　人們現(xiàn)在都已知道了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等英魂，但是，是不是還有一些遇羅克式的優(yōu)秀青年，仍被掩埋在文革歷史的塵封中而未見天日呢？

　　例如，一九七五年，某市有幾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有工人有教師，就被以“反革命集團”予以槍決與判重刑。而他們還在走進審訊室內，與預審官辯論的依據(jù)，卻全部是馬列主義的書籍，張口閉口的理論則是工人當家作主的巴黎公社精神。然而，文革結束快三十年了，這些青年人卻仍寂默地長眠在“反革命”的檔案材料中。

　　這些青年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呢？

　　研究文革歷史，反省文革，為我們民族的英魂鑄建思想豐碑的要點之一，便是要讓他們一個也不拉的再現(xiàn)并屹立于歷史的畫頁中。

　　（十）文革中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份量

　　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雖然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起，便日益下降。而到了文革中，更是跌落到地板的水平。因為文革首先的第一刀，便是從文藝戲�。êＨ鹆T官）的批判開始。而從一九六八年七月工人宣傳隊進駐與管理學校、以及所有屬于上層建筑的文化科研單位時起，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則再次被打壓。

　　這的確是文革中知識分子階層有過的真實歷史。

　　然而，這卻還不是歷史的全貌。

　　文革中，知識分子并不是有些人以為的那樣，就完全是一個象“地富反壞右”那樣受壓迫被專政的階層。在文革中，知識分子整體上確喪失了其原有的優(yōu)越地位，“知識”的優(yōu)勢條件也被無知偏見所抹煞了，但是，他們卻還并不是社會的“賤民”，不是“專政對象”。

　　尤其，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階層，在文革中也是如此。

　　既有吳晗、老舍、翦伯瓚那樣遭迫害的知識分子，也有姚文元、聶元梓、楊榮國那樣一度春風得意的知識分子。并且，在群眾組織的頭頭中，不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也都有著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參入。尤其，在社會下層，他們中相當多的人，還是群眾反官僚興民主初級運動的有力支持者與參與者。

　　如果“文革”僅僅只是一部極左路線專制體制對中國文化及其有文化者的反動與迫害的歷史，那么，包括造反派以反“走資派”的名義，批斗了幾乎所有基層當權者在內的行為、出現(xiàn)在全中國范圍內的要“打倒一切（當權派即領導干部）”的思潮，就不可能在那么長的時期中存在，并能有千百萬群眾（包括部分知識分子）共鳴卷入其中。

　　文革后長期流傳已久的，在文革中所謂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的說法，將知識分子列為了“地富反壞右……”另冊表之末位，以證明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是最受打擊最受迫害的群體。

　　然而，這其實是一個編造的說法。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就不同意對某位知識分子排擠之事，所作的“老九不能走”一語，是借用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一句挽留胡彪（楊子榮）的臺詞，將那位知識分子比喻為劇中的胡彪（楊子榮）而示意應重視知識分子。因此，這“老九”實為挽留意義的比喻，而不是什么階級陣營的排行，不是“四類分子”、“黑五類”稱呼的延伸。

　　因此，全面地還原文革歷史中的知識分子地位與形象，對如何正確發(fā)揮知識分子推動社會前進的各極作用，而揚棄知識分子階層的種種天生不足，相信只會有益處的。

　　2004年6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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