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黎澍是在1953—1954年間。那時他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我在中央編譯局，一次開會姜椿芳局長介紹說，50年代初《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為純潔祖國的語言而斗爭》社論，是黎澍起稿，經毛主席修改過的。這篇社論我仔細讀過，印象很深。所以這次認識黎澍，感到格外高興。1955年他調中央政治研究室，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問題有時向他請教，求得幫助，我們寫的東西，也送給他看，他也要我們做些事。

　　在那年月，政治運動不斷，誰也難于逃脫。1957年反右派，黎澍為別人講了些公道話，受到批判。1959年反右傾，我受到批斗，下放安徽農村勞動一年。回來后姜椿芳告訴我，編譯局不再研究中國問題，研究室的人已多到中央黨校。還說黎澍已到近代史所任副所長兼《歷史研究》主編，希望我去他那里。當我去看黎澍時，他說已同范文瀾、劉大年談過，都同意我調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春節(jié)后，我正式到近代史所工作，開始編馬列論歷史科學，也看些稿件�！稓v史研究》搬到近代史所，便負責編輯部工作，因只有四個人，組稿審稿編稿校問什么事都做。黎澍還領導一個思想史組，后改為文化研究室，也由我管，直到“文革”。1975年下半年，我又隨黎澍去《歷史研究》兩年多。1977年底開始，我雖不再在黎澍直接領導下工作，但仍然常去看他，談談學術研究、學術界動態(tài)等，直到他1988年去世前一個月還一起參加理論現代化學術討論會。

　　在我與黎澍相識的這三十多年中，受到很多教益。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但決不教條。他研討馬列，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學風，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畏權勢、敢于仗義執(zhí)言，執(zhí)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我總是難于忘懷的。在本世紀初，嚴復曾說過，學術研究“就是平實的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我覺得黎澍就是努力這樣做的。

　　發(fā)表《反對放空炮》，險些釀成大禍

　　我到《歷史研究》后，同黎澍的接觸自然多起來。在組稿審槁方面，他都提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他認為要辦好刊物，主要是組織和發(fā)表些好的文章。要提倡唯物史觀指導，但不能當作套語和標簽。要注意稿件確實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論之成理，不要發(fā)表或盡量少發(fā)大而空的文章。

　　也談到歷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他認為，建國后提出以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是對的，也有成績。但也存在著教條化、公式化的傾向，如空洞議論多，扎實研究分析少，只講階級觀點，否定歷史主義，只強調黨性革命性，不重視科學性，還有將古代農民戰(zhàn)爭現代化等，都是不利于歷史科學發(fā)展的。應該堅持辯證唯物觀點，從事實出發(fā)，全面看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研究，堅持科學態(tài)度。

　　他還談過“雙百”方針。認為在反右派時把“百家爭鳴”的口號當作“引蛇出洞”的策略去用，那是非常錯誤的、有害的。所謂百家爭鳴，實際上就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允許人們在理論、學術等方面自由探討問題，發(fā)表意見。我們辦刊物要重視“雙百”方針，就一些重要的具有思想理論意義的問題開展討論，對提高認識、推動研究和活躍學術氣氛，都是有益的。

　　黎澍接任編輯《歷史研究》之初，為使刊物有個新的起色，曾與鄧拓商量，請他寫篇毛澤東思想與歷史研究的文章。這固然有打旗號的意思，但主要是想請他講講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針對當時史學界和社會上缺乏實事求是精神，甚至破壞實事求是原則而發(fā)的。鄧拓文章發(fā)表在1961年第1期，著重闡述了毛澤東的歷史觀點及其對歷史研究的意義，強調無論任何工作，包括歷史研究，都必須從事實出發(f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態(tài)度。

　　1961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fā)表了范文瀾的《反對放空炮》一文。這原是范老在紀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文中批評了當時歷史研究中放空炮說空話，寫批判文章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等傾向。范老雖然未點誰的名，但實際是有所指的。如上年《歷史研究》發(fā)表的《高舉馬列主義旗幟，保衛(wèi)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為保衛(wèi)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而斗爭》等文章，戴的帽子很大，火藥味十足。原來1958年曾發(fā)動一場所謂“史學革命”，提出“打破王朝體系”，“打倒帝王將相”，認為應以農民戰(zhàn)爭為主體改寫中國歷史。近代史所了名桶等寫了《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某些人便指責說這是以帝國主義為主體，應改為寫“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斗爭史”。又是批判又是糾正，結果把寫侵華史的這個組搞垮了。1960年，翦伯贊、吳晗等對“史學革命”出現的問題提出意見，認為研究歷史既需要階級觀點，也需要歷史主義，從事實出發(fā)，實事求是；
要重視近現代史研究，古代史也必須研究；
帝王將相是歷史的存在，只能研究分析，是不能也無法打倒的等。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為保衛(wèi)黨性原則而斗爭”的頗帶火藥味的“豪言壯語”。

　　黎澍對這種情況頗為不滿。他說，這真是荒唐，難道講點歷史主義，強調實事求是，就是反對黨性原則？那不過是用空話嚇人，大帽子壓人，使人們不敢用科學態(tài)度研究歷史而已。實際上馬克思的階級觀點歷史觀點從來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并特別強調科學性。他的這些意見曾同范文瀾談過，并請范老專門講講反對放空炮說空話等不良傾向，提倡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學風。

　　到發(fā)表范老這篇文章時，黎澍又煞費苦心，仔細推敲，反復修改，將具體有所指的話都刪去，只是批評一種現象或傾向。我也看過兩稿，記得還曾向黎澍談起，范老反對放空炮，我很贊成，不過他的文章似乎也是放空炮，未有實例。他說，現在只能這樣，如果放實炮那不打著人嗎？現在放空炮說空話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限于史學界。這篇講話發(fā)表后，果然遭到某些人的攻擊責難，認為反對放空炮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說法，引起一場風波，甚至被告到中央。好在范老德高望重，尚未釀成大事，但一直到“文革”還是一樁公案。

　　強調堅持科學性，被誣為反對革命性

　　有關歷史研究中的偏向，黎澍曾向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談過。周揚當時還兼管高校文科教材辦公室的工作。他要黎澍編一本馬恩列斯論歷史科學的書，以便讓大家多了解些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編輯要求和編輯體例是黎澍的意見，具體工作是我和幾位同事做的。當時還看到同樣題材的兩個樣本，那是以階級觀點為核心編輯的，我們則力求全面些、客觀些、科學些。我閱讀了許多原著和抄寫的資料，進行分類和章節(jié)安排，分為歷史和歷史科學、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發(fā)展的辯證法、研究歷史的方法共四章。歷史發(fā)展的辯證法和研究歷史的方法兩章用力最多。如研究方法就有從事實出發(fā)、階級分析方法、用歷史觀點考察問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還特列上堅持科學性。黎澍看后作了修改調整，加上“反對教條主義”、“理論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語和標簽”、“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義憤不能推進科學，客觀主義要迷失方向”、“蔑視辯證法不能不受到懲罰，玩弄辯證法必然導向詭辯主義”等。他在征求意見的“樣本”上還附錄有黑格爾的兩句話，意思是“不能用現代人的思想改鑄古人”，“不要把現代人的觀點加到古人身上”。文科教材辦公室的田玨來談，說周揚著過樣本，認為編得不錯，還可以再增加些材料。還說周揚對附錄中黑格爾的兩句話很感興趣，說我們也有這種現象，應該注意。但黎澍考慮再三，正式出版時還是把黑格爾的話刪去了。

　　應該說，我們編這本書是用了不少精力和心思的，特別是黎澍，他的基本意思是希望大家多讀些馬列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和研究方法有個基本了解。他在“編輯說明”中強調，讀者應該“注意作者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場合，為著什么事而講這些話的，正確地加以理解”，還提出“最好能查對原文，細譯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面”。黎澍還同我談起，馬克思主義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是科學，無所畏懼。馬克思始終關注實際，研究實際情況，堅持科學精神、科學態(tài)度。但堅持科學又談何容易，如哥白尼、伽利略都受到教會的嚴厲懲罰。所以堅持科學性，就應該像馬克思所說的，要有敢于“下地獄”的勇氣。他還說，彭德懷有什么罪？他不過是了解些實情，替人民講了些真話，結果被打入地獄。我們編這本書，列上堅持科學性，選入馬克思的那些不要怕進地獄的話是必要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卻又被某些人多方挑剔，在當時特別是“文革”中被橫加指責。罪名之一是，堅持科學性，而不強調“革命性”，就是“反對革命性，反對黨性原則”。罪名之二是，目錄上只列階級分析方法，沒有強調階級斗爭觀點，是把“觀點”貶低為“方法”，是別有用心的等。這些罪名是夠可怕的，但是是不能安在我們頭上的。這些我都向黎澍談過，議論過。我們當時的意見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革命性是與科學性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科學性是基礎，是第一性的，沒有科學性就不可能有革命性。他還說，在世界歷史上，不少科學家、思想家勇于追求科學知識，探索科學真理，敢于沖決宗教神權和中世紀權威，無所畏懼。恩格斯說過：“科學愈是表現得勇敢和堅決，就愈加符合工人們的利益和向往�！�

　　至于說不講階級觀點，那并不是事實，在唯物主義歷史觀部分，就有階級和階級斗爭一節(jié)。即使說方法，那也是不錯的。恩格斯就說過，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教條，而主要是為人們提供了研究問題的方法。列寧也說，歷史唯物主義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是著重指出“說明問題的方法”。難道這也是貶低階級觀點，是否定黨性革命性？黎澍說在戰(zhàn)爭年代強調階級斗爭是可以理解的，在建設年代仍然強調階級斗爭，還要天天講，月月講，實際上是用政治帽子壓人，不容許有不同意見，無論什么都是一致一律，幾億人只能圍繞著一個人的腦袋轉，怎么能不失誤呢？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談，不好談，但歷史的辯證法終究會證明這是錯的。

　　支持翦伯贊，反對否定歷史主義

　　60年代初，翦伯贊發(fā)表的關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多篇論文，揭示出1958年以來“史學革命”的不良后果，諸如否定封建社會歷史、否定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將古代農民戰(zhàn)爭現代化等，批評脫離或否定歷史主義、片面強調階級觀點的傾向，提出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必須把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按歷史的本來面目研究歷史，寫作史書。翦伯贊為此受到某些論者的激烈反對。黎澍很重視這些問題。他認為，解放后我們往往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學術討論，很不好。如《武訓傳》、《紅樓夢》討論，領導人干預，引起大批判，并不能解決問題。他以為只有通過學術討論，才能澄清問題，提高認識，推動學術發(fā)展�；�于這樣的認識，他親自組織了幾篇文章，在《歷史研究》發(fā)表，一時引起轟動。

　　一是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問題。黎澍同蔡美彪商量，請他寫了《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討論中幾個問題的商榷》，從正面闡述了古代農民的經濟地位、生活狀況和特點，農民戰(zhàn)爭的起因、要求、口號、作用、意義及其前途等問題，著重討論了農民戰(zhàn)爭研究中的現代化傾向，并作了具體分析和批評。文章在《歷史研究》1961年第4期發(fā)表，《人民日報》摘要報道，引起很大爭論，反對者贊成者皆有之。我從中選了幾篇不同意見的，經黎澍同意，在《歷史研究》發(fā)表開展討論。

　　有一件事使我難于忘懷。劉桂五出差南京回來同我談，那里軍區(qū)某領導看了蔡文很生氣，說我們就是靠農民戰(zhàn)爭勝利的，我們對農民很有感情，誰否定農民和農民戰(zhàn)爭就是“反革命”。我當即作了說明，對農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農民戰(zhàn)爭史又是一回事。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zhàn)爭，如果將古代農民戰(zhàn)爭史說得與我們的農民戰(zhàn)爭差不多，那么古代農民戰(zhàn)爭是沒有前途的，或被鎮(zhèn)壓，或受招安，或轉化為封建王朝，我們是這樣嗎？那樣的說法不符合唯物史觀。我也曾將此事告訴黎澍，他同意我的回答。并說，毛澤東也說過，古代農民戰(zhàn)爭往往不自覺地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也正說明那時的農民戰(zhàn)爭沒有出路。

　　二是歷史主義問題。從1960年起，有些學者就“史學革命”中只講階級觀點、否定歷史主義的傾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該用“兩只眼睛看歷史”，既要有階級觀點，也要有歷史主義。1963年《新建設》雜志發(fā)表長文，全面批判了歷史主義原則及其表現，否定歷史主義獨立存在的價值，強調只能以階級觀點為指導。針對這種批評，黎澍請寧可寫了《論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在《歷史研究》發(fā)表，著重闡明馬克思主義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批評歷史研究中的非歷史主義傾向，提出使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相結合，不能用階級觀點包括或代替歷史主義。文中說階級觀點是唯物論、歷史主義是辯證法，是黎澍的意見。是否有當，自可討論，但強調研究問題包括研究歷史，要有辯證觀點和方法，歷史主義有獨立存在價值，無疑是對的。寧文盡管還是強調了階級觀點，也承認了階級觀點是唯物史觀的核心，但在那個年代，提出歷史主義就是對“階級斗爭為綱”的很大沖擊，自然被視為大逆不道。

　　在收到關鋒、林聿時的批判文章并予發(fā)表以后，我同黎澍商量，可請寧可再寫一篇。他很同意，說可以在辯證法方面再展開些，針對關鋒文章，多講些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記得還同寧可、胡繩武等談論過一次。寧可又寫了《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進一步闡明歷史主義原則及其運用的意義，同時也強調了階級觀點。在看校樣時，我總覺得講“階級觀點是唯物史觀的核心”過多，而且實在說，我認為階級觀點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原理，將其說成核心，顯然是對唯物史觀的誤解或曲解。如果不糾正這個看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是很難堅持的。于是我便將一處改為“階級觀點是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之一”。這當然是個原則性改動，但我也忘記告訴黎澍和寧可。待到“文革”時，寧可便為此倒了霉：“你又說是‘核心’，又說是‘之一’，搞的什么鬼？”寧可想不起寫過這樣的話，只得請質問者到《歷史研究》來找我。我雖有印象但也說不具體了。翻閱原稿和校樣，果然在二校樣上找到我改的字跡，才由我寫了證明材料，承擔了責任。

　　“文革”后，我同黎澍談起此事，他說這樣改當然是對的，但只改一處確實造成矛盾，“之一”與“核心”有原則區(qū)別。我說在看校樣時總覺得這個“核心”不順，馬恩列都沒有講過。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社會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這是唯物史觀的立足點，而社會存在則是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階級與階級斗爭等。不知何時出現階級觀點是“核心”的說法？他說，這可能是我們的“創(chuàng)造”，建國前夕評美國的白皮書時就很強調階級斗爭，認為用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唯心主義。本來唯物史觀具有豐富的內容，卻搞得這樣簡單化、片面性了。

　　著文《讓青春放出光輝》，提攜青年不遺余力

　　“文革”前，黎澍發(fā)表的《讓青春放出光輝》的著名論文，影響很大。實際上他在工作中就是努力這樣做的。他經常關心青年，幫助青年，鼓勵青年認真讀書，刻苦鉆研，成才成器。同時他又嚴格要求青年，指出青年的不足，促其進步。

　　我認識黎澍時也不到三十歲。向他請教如何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現代史，并就十月革命影響、五四時期社會思潮等問題交換意見，得到他很多幫助。他要我負責編《李大釗選集》、《五四運動文選》，既有原則要求，又對編選、題解、注釋等提出具體意見。如文選的題解在介紹蔡元培時，原謂民主主義教育家等。他同我談，蔡任北大校長，主張教育獨立、學術自由、兼容并包，并且在實踐中堅持施行，聘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為教授，開我國大學之新風，影響深遠，宜改為自由主義教育家。這對我很有啟發(fā)。

　　政研室歷史組也多是青年，有幾位我也較熟。聽他們談起黎澍關心青年成長的事，特別是他為別人仗義執(zhí)言的事，令人感動。如反右派時，大家去北大看大字報，徐宗勉看后有些想法，在黨支部談心會上說了出來，結果說徐站在右派立場上為右派辯護，也是右派。黎澍不同意這樣處理。他公開提出：“徐宗勉是在黨的談心會上講的，即使有不妥也只能是批評幫助，不應定為右派，如果這樣，誰還敢講真話！”

　　沈元原是北大學生，因曾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農村改造三年，摘帽子后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1962年初，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把他推薦給黎澍，說這個人不錯，有點才華，并拿來他寫的《“急就篇”研究》。黎澍珍惜人才，便同劉大年商量后，把沈元調來近代史所。沈元以后這幾年除幫助《歷史研究》做些校對等事情外，主要是從事研究工作或寫東西。《歷史研究》連續(xù)發(fā)表了他幾篇有影響的文章。

　　正是沈元的幾篇文章造成很大風波。1962年發(fā)表他的《“急就篇”研究》后，就有人寫信反對，說不該發(fā)“右派”文章。1963年發(fā)表他的長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人民日報》壓縮成《論洪秀全》整版發(fā)表，引起更大責難，說吹捧“右派”。不久他看到劉節(jié)《怎樣研究才能為政治服務》一文后，又寫了《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對這樣一篇以正面論述為主、思路清楚、評論適當的文章，反復討論多次，拖了半年多，才確定用“張玉樓”這一筆名在《歷史研究》發(fā)表，《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反映相當好。然而，某些人很快知道張玉樓即沈元，便這里反映那里告狀，中宣部派人來調查，田家英也給黎澍來電話，說有人聯名告到毛主席那里。一時沸沸揚揚，沈元成為“白專道路”的典型，黎澍受到很大的壓力。1964年初，中宣部發(fā)出有關通知，沈元有關歷史主義的文章就再未能發(fā)表。

　　后來，黎澍多次與我談起沈元問題的教訓。他說，我們重視人才，培養(yǎng)人才，決不能埋沒人才。但有些人不看文章本身，算作者的歷史賬，在“摘帽右派”還是“右派”上費心思，做文章，這樣的邏輯與心態(tài)，真是可怕可悲可嘆！

　　黎澍寫《讓青春放出光輝》，醞釀較久。聽他說，主要是看到我們國家經濟技術落后，知識分子又少，我們不是在發(fā)展經濟科技文化上下功夫，而是在政治斗爭、群眾運動上作文章。對知識分子總是不信任。好像有知識的人天生是與資產階級相聯系的，無產階級只能對其改造，再改造。知識者下農村，也不是傳播新知識，而是勞動鍛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認為這是錯誤的。我們要進行經濟和文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力培養(yǎng)新生力量，這是社會發(fā)展進步所要求的。他考慮這些問題，但又無法直寫，便決定該文主要是作正面論述，告訴人們中外歷史上的許多科學發(fā)明、藝術創(chuàng)作和社會變革等，都是年輕的人們奮發(fā)努力放出的火花，做出的成績，對歷史進步起了重大推動作用。他列舉一系列著名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在青年時代不畏艱險、勇于探索所作的貢獻，指出青年是一切時代最生動的力量。我們時代的成年人特別有責任保護這個力量的生動性，要允許并鼓勵他們自由探索和討論。青年不應該等待，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意氣風發(fā)，努力向上，讓青春放出光輝。這是黎澍對我國青年的滿懷熱情的期盼。

　　黎澍這篇文章在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報》發(fā)表后，得到相當廣泛的好評。但在那“左”的思想指導下的年月，總有那么些人橫挑鼻子豎挑眼，盡管文中明確提出重要的問題在于有遠大志向和正確世界觀，卻硬說它宣揚成名成家、“白專道路”，反對政治掛帥等。后又聯系到所謂沈元問題，學部和中宣部批評了黎澍，給他很大精神折磨�！蹲屒啻悍懦龉廨x》作為“毒草”被批判，黎澍這一片對青年充滿熱情、鼓勵和希望的赤誠之心，被誣蔑，被踐踏，被摧殘。

　　“文革”在劫難逃，“緊跟”得咎“真包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引發(fā)“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12月《紅旗》雜志發(fā)表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判翦伯贊，說他提出歷史主義是反對階級斗爭，反對歷史研究為革命服務，是資產階級史學的代表。尹達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矛頭直接指向《歷史研究》和黎澍。戚本禹曾將此文校樣送黎澍一份，還說有意見可告訴他，態(tài)度傲慢。

　　戚本禹原是中央辦公廳一般工作人員，我們都不認識。1963年元旦前后，他給《歷史研究》寄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提出“自述”是李的變節(jié)投降書的觀點，與羅爾綱等商榷。我看后認為文字清楚，講了些道理，可以發(fā)表展開討論。黎澍同意并要求打印幾份送羅爾綱及有關人，也送田家英征求意見。后我曾電話問回家英，他說這個問題可以探討，開展討論總是有益的。但說戚這個人不是好東西，文章壓一段時間再發(fā)。故拖到第4期。文章發(fā)后反映不一，有所爭論。但是，戚本禹卻由于發(fā)表這篇文章而走了紅運，被陳伯達看中調到《紅旗》。

　　黎澍看了這篇《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的文章，心情激憤、沉重，打電話要我去談一談。我看后說這完全是針對《歷史研究》和你的，評述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是錯誤的，講歷史主義是錯誤的，反對放空炮更是錯誤的，根本不講道理，完全是大批判，不讓討論了。黎澍說，連續(xù)發(fā)這幾篇文章，看來在醞釀一場大斗爭。《武訓傳》引起大批判，《紅樓夢》研究引起大批判，這次《海瑞罷官》可能要搞一場大斗爭，很難說要出什么事。戚本禹的文章，既無學術性，更無理論可言，只是戴帽子，打棍子，蠻不講理。他拿來好像是征求意見，實際是警告人。這個人確實不是好東西，他們搞在一起了，我不能理他。

　　1966年春節(jié)及3、5月間，我看過黎澍幾次。他心情沉重，思慮頗多。他已看出來頭不對，料定后果不堪設想。然而面對洶涌的浪潮，他既不能公開抵制而使《歷史研究》夭折，更不愿趨炎附勢，深深陷于難解的矛盾之中。在一次長談中，他既有激憤，又有嘆息。他說，社會沖突是人們的各種意向和各種事物相互交錯碰撞的結果，這樣的沖突還可以分析，如果是人為發(fā)動制造的沖突，那就很難預料了。過去還有子陵灘讓人們躲避，現在沒有任何避風港了。怎么辦？不跟不行，跟也難行，為了保存刊物，只有跟著看吧，這也是現實使之然。

　　黎澍盡管對形勢不理解，有看法，有懷疑，但他還是要編輯部組織批判吳晗的稿件，他自己也邀請人寫文章，記得有署名伍任年的文章，發(fā)在1966年第2期。

　　近代史所圖書館存有一批胡適、吳晗通信，黎澍得知，便從所里找?guī)讉�人寫評注，在《歷史研究》發(fā)表。本來以為找了顆炮彈，得以表示一下旗幟鮮明，誰知后來卻落了個“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成為黎澍的一大罪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3日配合社論《奪回被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的發(fā)表，在二版刊載批判胡、吳通信評注的《假批判，真包庇》長文，標題下加接語說：《歷史研究》從1961年來了個新主編，發(fā)表一系列大毒草，把這個刊物變成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云云。這是指黎澍無疑。在社論中指責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樣壟斷資料等等，那也是指黎澍、劉大年。原來那篇文章的炮制者曾派人到近代史所借閱胡適、吳晗通信資料，圖書館人員說按規(guī)定只能在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劉、黎根本不知道，卻被戴上了“霸”與“奸”的罪名。

　　本來6月3日上午《歷史研究》邀些人談組稿問題，可是清晨聽了《人民日報》社論的廣播，到的只有幾個人，誰也沒有說什么就走了。黎澍還呆在那里不動，我說我們也走吧，他不吱聲，我又坐下來。他說他實在不應該當這個主編。《歷史研究》創(chuàng)刊后發(fā)了些好文章，討論些問題，這是好的。但大批判多，也影響了史學的發(fā)展，尤其是搞“史學革命”，使刊物很難辦下去。主編尹達、副主編劉大年向中宣部推薦他任主編，周揚同他談，征求意見，他認為辦刊物無非是選些好文章，就答應了。哪里想到事情這樣復雜，有的人根本不講道理，霸道得很。今天的社論和那篇批判文章，有什么道理？看來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我說可能這次運動有更大的斗爭，我們發(fā)的那幾篇文章也沒有什么了不得，什么“二月提綱”、“閻王殿”，都比我們嚴重得多。希望他一定要冷靜，就是批斗時也要咬著牙聽，少說話，更不要發(fā)火。他說，他就是愛辯駁，現在當然不行，只有冷靜忍耐。他情緒略為平靜后，我送他到門口，又說了幾句一定要注意身體，吃好睡好的話。我騎自行車回家，心情很沉重。

　　從6月5日開始即不斷批斗黎澍，對那幾年的《歷史研究》進行徹底清算，實際上誰也沒有仔細看，不過是跟著當時發(fā)表的那幾篇文章和社論的調子批斗而已。我因是《歷史研究》的“總管”，自然要陪斗，也曾戴高帽子、掛黑幫牌子跟在劉、黎后面示眾。

　　深沉思考，尖銳提出反封建主義問題

　　大概是1973年，毛澤東說現在沒有一種學術刊物，這不好，應該恢復幾種。時任國務院科教組長的遲群，不知在哪位“高明”的提示下，捷足先登從高校調來一些歷史系教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于1974年恢復《歷史研究》。但為表示與過去劃清界限，另請人題寫了刊名。1975年恢復教育部，周榮鑫任部長，他知此事后，又將《歷史研究》轉歸學部（后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黎澍仍為主編，他又把我要去。

　　《歷史研究》復刊時，還在“文革”之中，刊物實在難辦。談不上學術，也難說是研究。什么批儒評法、反孔斗爭、法家路線，什么評《水滸》反對投降派、反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什么“繼續(xù)革命”、“全面專政”、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五花八門。《歷史研究》也轉載或發(fā)表這方面的文章。黎澍本來討厭這些東西，但他也沒有辦法，只有跟著“兩報一刊”的指揮棒轉。

　　打倒“四人幫”后，《歷史研究》在黎澍領導下，率先在學術界撥亂反正，清算“四人幫”在“文革”中的種種罪行和謬論，批判姚文元、關鋒、戚本禹及梁效、羅思鼎等對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的歪曲，呼吁為在“文革’沖被迫害致死的吳晗、翦伯贊、鄧拓等平反，為歷史研究的開拓前進而努力。記得在發(fā)表一篇要求為吳晗平反的文章時，黎澍曾與我談起，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在聽到毛澤東說我們也需要像海瑞那樣敢言的人而寫的。像他這樣算是“緊跟”的人，也沒能被容忍，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悲劇。接著，黎趙發(fā)表《一個圍殲知識分子的大陰謀——評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評》，深入揭露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等誣陷吳晗的卑鄙伎倆，尖銳地指出“四人幫”企圖建立他們的封建法西斯統(tǒng)治，而用盡了各種最惡毒的詭計，迫使所有被認為不聽驅使的知識分子落入他們布下的網羅，制造一場驚心動魄的文字獄。吳晗的悲劇就是許多冤獄的序幕。這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全面破壞，是我黨歷史上的恥辱。

　　1977年底，我因老伴去世要求回近代史所，黎澍同意。當時我們住得很近，我仍然常去看他。他總是那么忙，既要辦好刊物，又要寫文章，還要參加一些會議。

　　黎澍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學者，肯于獨立思考。他多次談過，十年災難使我們真像是從一場非常難熬的惡夢中醒來，不能不考慮些問題。他寫的《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等文，就是他深入思考的重要認識。記得他當時談過，中國封建社會很長，小生產基礎牢固，那一套君道臣節(jié)、名教綱常的思想道德影響深遠。近代以來雖然也引入制械練兵之術、民主自由思想，進行過變法、革命，但封建專制思想很少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進行沖擊，有力促進了人們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當時局勢，很快轉入政治斗爭。毛澤東曾熱情贊揚這個運動，同時指出，那時還只是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擺脫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統(tǒng)治，還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黎澍認為，這個“大工程”可以說一直沒有完成。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反封建斗爭，而在思想上卻未能進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來很少，而我們卻也來個“興無滅資”，實則保留了封建的東西。我說是否可以說是用封建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他說是這樣，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甚至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發(fā)展�！八娜藥汀备愕母�是封建法西斯專制。中國反封建主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這正是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黎澍率先提出反對封建主義問題，并作了充分的論證，曾發(fā)生了廣泛影響。

　　雖“離職”心不歇，在多種領域探索不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們思想解放，精神煥發(fā)，批判“兩個凡是”，清算極左思潮，從多方面探討改革和發(fā)展經濟的道路。學術界也相當活躍，對許多問題進行新的思考和探討。黎澍當時精神很好，事情很多，還經�？紤]和研究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雖然有時受到非議，但他并不為其所動。

　　1979年大概是黎澍最忙的一年。從年初開始，他就參加理論務虛會議，參加史學規(guī)劃會議，又與社科院科研局長溫濟澤一起籌備五四運動60周年全國學術討論會。他自己寫文章，還幫助周揚組織撰寫《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他要我寫《陳獨秀和〈新青年〉》，著重講講民主和科學精神，還要我參加部分審稿工作會后選編討論會文集�？赡芤苍谶@時，院部決定創(chuàng)辦《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由黎澍負責，這是令人高興的。

　　也是在這時，近代史所決定創(chuàng)辦《近代史研究》，由我和錢宏任主編。我曾專門找黎澍講我們的一些設想，征求他的意見。他說要辦好刊物就需要學術水平高，又要關心現實。一定要堅持“雙百”方針，提倡深入研究問題，自由討論問題，選文章要注意確有研究心得、有新意，不要只是炒冷飯。近代史問題很多，有些問題需要重新探討，過去只是講反帝反封建，對現代化問題注意不夠，應該重視這個問題。我還談到當時寫的《實事求是和歷史科學》，批判“四人幫”的歪曲。他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具有更廣的意義，應該從多方面考察。堅持實事求是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任何工作都必須實事求是。然而實事求是又確實很難堅持。要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有科學態(tài)度科學精神，而堅持科學態(tài)度又須有廣泛民主和言論自由，否則只能照章辦事。

　　當年是新中國成立30周年，院部委托溫濟澤和黎澍組織一個學術討論會。黎澍經過仔細考慮，寫成《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的主題報告。他首先回顧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社會科學的空前發(fā)展和重大成就，同時也指出教條主義、個人迷信，尤其是“四人幫”造成的大破壞，著重總結了這個大破壞的教訓。

　　記得他在寫作時曾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可是我們在不少方面恰恰是違反其基本原理的。如哲學只能講矛盾斗爭，不能講矛盾的統(tǒng)一；
只能講一分為二，不能講臺二為一；
只能強調意識對存在的能動作用，不能強調存在對意識的決定作用；
甚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單化為“斗爭哲學”，把主觀能動性發(fā)展成唯意志論。政治經濟學只能講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不能講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
只能講縮小和消滅差別，不能講承認差別的存在；
只能講政治掛帥，不能講經濟規(guī)律，甚至要取消經濟規(guī)律。歷史學只能講階級斗爭，不能講階級社會是不同階級的對立統(tǒng)一；
只能講農民戰(zhàn)爭對歷史的推動作用，不能講統(tǒng)治階級的調節(jié)政策對社會生產的促進作用，甚至認為只有農民戰(zhàn)爭是封建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文藝批評只能強調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強調作品的藝術性；
只能講典型的階級性，不能講典型的個性；
只能強調作家世界觀對創(chuàng)作的決定作用，不能講作家創(chuàng)作方法的重要意義；
只許寫理性，不許寫真實。他說，所有這類公式，不但否定了對立階級之間、矛盾雙方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否定了歷史的基本聯系，否定了經濟規(guī)律、藝術規(guī)律和一切社會事物發(fā)展的客觀過程。這種形而上學的公式，顯然只能歪曲而決不能反映客觀世界的真面目，只能取消科學研究。所以，要推動我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擺脫一切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束縛，徹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黎澍還談到“雙百”方針問題。他指出，這個方針本身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事實上很難說曾被正確貫徹執(zhí)行過。提出不久就被當作“釣魚”政策；
“四人幫”橫行時則干脆被“全面專政”來代替。多年來，我們一直以為這是因為沒有分清或者故意混淆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不同性質。其實這種看法是錯的。事實證明，如果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也就沒有保障�！拔母铩敝械乃�謂“全面專政”把討論學術問題的自由全部剝奪干凈，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所以，我們在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還必須努力進行民主法治建設，保障人民的政治權力和言論自由。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健全，對科學和文化同對整個國家的進步一樣，是十分重要的。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在分組討論時，大家都贊同黎澍的意見，認為他總結的三個教訓很好，并希望進一步研究討論，以推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可是就是這樣一篇受到學術界藝術界普遍重視的論文，卻引起某些權威人物的反感，說是缺乏學術性。這倒從另一方面說明黎澍是位關懷現實的有思想性和戰(zhàn)斗精神的學者。

　　黎澍還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的一些問題進行思考和探討，提出自己的意見。例如，他不贊成過高評價農民戰(zhàn)爭，不同意把農民造反籠統(tǒng)稱為革命。他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認為對這種萌芽不能估計過高，實際上中國近代工商業(yè)很少是由資本主義萌芽轉化來的。他經常談到，應該承認16—17世紀以來中國是落后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都落后了，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無論是學船炮工商、制械練兵，或變法維新民主共和，還有天賦人權，自由平等、進化論、唯物論等等，這些學習和引進都是進步的，有益于中國向現代化發(fā)展的。相反，以老大自居，拒絕向外國學習，那是愚蠢的，只能使自己落后。

　　那幾年，黎澍確實在研究一些歷史和理論問題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表現出他不盲從權威的獨立思考精神，受到人們的尊重和好評，即使受到某些人的批評和指責，他都不以為然。當然在閑談中他也曾幾次流露一些不快或煩惱。在那幾年，我曾幾次向他建議，不再當什么總編輯，在有生之年專門搞些研究。他同意我的意見�？墒沁�未等他提出，1982年就一紙通知讓他離職了。他究竟是怎樣離職的我不清楚，也可能是他年齡已到，但我知道有些比他年齡還大的仍然在職。聯系他幾次同我談話時用了“勒令離職”的詞，使我想到他一定有什么不快。然而他作為一個有思想的學者，離休之后，他仍然在勤奮地思考問題，在科學研究中探索真理。

　　探求真理，不跟風、不怕壓、不懼權威

　　1983年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聯合舉行紀念報告會。黎澍和我都寫了文章，參加會議。3月7日上午在中央黨校禮堂開幕，周揚作《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報告，因他身體不好，只作了個開場白便由廣播員代念講稿。廣播員念得抑揚頓挫，聲調鏗鏘，全場鴉雀無聲。報告結束時，全場響起長時間掌聲，周揚站起致謝。下午分組討論，大家都說周揚講得很好，既有理論，又有實際，提出的問題特別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很重要，也很有啟發(fā)。但風云突變，大會宣布延長兩天，批評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我雖參加了會議，但對這個變化的情況并不清楚，曾同黎澍談過。他不無憤慨地說，批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實在沒有道理。我們違反人道主義的事太多了。如反右派反右傾運動，許多人只是因為講了些真話，提了些意見，就遭到那樣的打擊和摧殘，算什么？“大躍進”中死了多少人？特別是“文革’中隨便打人抄家，侮辱人打死人，或逼人自殺等等。“文革”后出現一個人道主義思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確的。至于異化問題，那也是清楚的。如我們是人民共和國，卻不是強調人民的民主，而是強調專政，乃至“全面專政”，是否異化？“文化大革命”是否異化？還有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家長制、貪污腐敗等，實際上也是異化。他還談到，周揚在“文革”前也比較“左”，整過許多人，但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確實在悔悟。他經過深刻的反思或思考，要從理論上講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且與改革聯系起來探討，是很有意義的。緊接著批判人道主義，在理論界、學術界和藝術界來了個所謂“清污”即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參加中宣部召開的一個會議后，曾將一些情況同黎澍談過，他說，何謂“精神污染”，如何界定，誰能說得清楚？用形象語言來判定政治問題，是否妥當？

　　黎澍仍未能躲過這一難。有一次我去看他，見他精神不好，面容憔悴。他說，前些天組織上要他出席座談和討論“清污”問題，談著談著沖他來了，他就狠狠地回擊了他們一通。我問都是什么人，說什么問題？他憤憤地說，有瘋子，有瞎子，有禿子，說他批封建主義、教條主義，主張獨立思考、自由討論問題等都不對，是“自由化”，是“精神污染”，還要他正確認識和對待等，談過兩次。他問那些人，批封建主義、反教條主義錯在哪里，建國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也講到這些問題，你們?yōu)槭裁床徽f？自由討論是“雙百”方針規(guī)定的，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談這些有何錯誤，犯了何罪？我勸他冷靜些，保重身體最要緊。但是說歸說，過了些天，我再去看他時，他已經住院了。

　　大概也是1983年，我在學習《鄧小平文選（1978—1982年）》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曾同黎澍談起學習中的一些心得和問題。記得有次談到鄧小平說的一句話，即“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痹鯓永斫�？他問我怎么看，我說大概這些國家的制度能互相監(jiān)督制約，特別是有對政府和領導人的監(jiān)督制，民主法制比較健全，任何人都不能超于法律之上等。他說，我們過去都把這些看作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予以排斥，實際上這是歷史發(fā)展的結果，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具有普遍意義，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要治理國家，就必須建立明確和嚴格的民主法治，人民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并有法律保障，任何領導都必須受人民的監(jiān)督和法律制約。

　　他拿出《鄧選》指著其中所說的“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事業(yè)的順利發(fā)展�！彼�認為這話講得很好，對我們的事業(yè)關系很大，希望能夠認真切實地貫徹施行。

　　80年代以來，研究文化問題者日漸增多，乃至形成“文化熱”，自然也有不同意見。我曾同黎澍談過兩個問題：一是有人認為“左”的思想是從五四時開始的，“文革”中的批孔與五四時“打倒孔家店”一脈相承。黎澍認為這是誤解，是形式主義看問題。五四時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tài)，促進人們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沒有民主科學就不能進步，也不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白蟆钡慕虠l主義正是背離民主科學的結果，“文革”從頭到尾，都是反民主反科學的。二是關于儒學“現代化”與儒學“化現代”的爭論。黎澍認為，儒學當然有優(yōu)秀的東西，但其核心是尊卑貴賤、常綱倫理，這只能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不能也無法使其現代化的。所謂儒學現代化，只能是儒學化現代，即增加封建主義的影響，那是危險的。所以他總是認為，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是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黎澍晚年最引人注目的創(chuàng)作，是他寫的一組關于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論文。80年代初，他就考慮這個問題。曾聽他說過，現在流行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并不科學。馬恩都沒有說過，他們只是說“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歷史是人人的歷史”等，列寧也是這樣說的。在《聯共（布）黨史》出版后，蘇聯出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之說，而“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則是我們的發(fā)揮。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1982年他寫了《論歷史的創(chuàng)造及其他》一文，依據馬恩的基本觀點，對這個問題作了系統(tǒng)分析論述。因為問題很敏感，經過慎重考慮和修改，直到1984年11月才發(fā)表。結果引起很大爭論，幾個大報和多種刊物都發(fā)表文章討論，贊成、反對、商榷者皆有，某些權威者尤為不快。他又寫多篇文章，作進一步闡發(fā)，其基本結論是：一、人民群眾在歷史上實際居于奴隸的地位，不是歷史的主人；
二、人民群眾主要是歷史的物質條件的創(chuàng)造者，不是全部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三、歷史是人人的歷史，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歷史的創(chuàng)造。記得他用形象的比喻說過，物質基礎好比戲臺，沒有戲臺唱不了戲，在這戲臺上人人都在唱戲。物質基礎是勞動者創(chuàng)造的，而在一定物質條件下人們都在創(chuàng)造歷史。他希望進一步展開討論以求得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

　　毛澤東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崩桎鴮Υ俗鬟^解釋。他認為當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進入勝利發(fā)展之際，提出這樣鼓舞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口號是很有力量的，并談到他當時就有這樣的感受。但如何理解“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卻要復雜得多。人民在戰(zhàn)爭中付出巨大犧牲，作出重大貢獻，而戰(zhàn)場指揮者和國家領導人的籌劃決策也有關鍵性作用，如二戰(zhàn)中斯大林、毛澤東以至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的作用就相當突出或明顯。毛澤東很強調農民戰(zhàn)爭的作用，認為只有這種農民起義、農民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同時，他也稱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等，盡管他們也各有不足，但都是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人物。歷史的發(fā)展是錯綜復雜的。歷史研究就是應該探索這歷史的奧秘，以為鑒戒。

　　黎澍曾長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經歷了嚴酷的考驗。革命勝利之后，他不改初衷，不考慮自己要在新政權中占一個什么位置，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聽他說過，到北京后他到新華社工作，范長江同他談，請他擔任一個部門的主任，或是負責資料室工作。他考慮再三，認為到資料室可以多讀些書，多看些報刊資料，多了解國內外情況，增長知識，理解歷史發(fā)展，于是到了資料室。后調中宣部任新聞出版處處長，那時常到《人民日報》值夜班，與鄧拓等審改稿件或寫社論。又兼黨史資料室工作，負責編《中共黨史資料》。1955年調政研室，任歷史組長，與幾個青年搞研究。1961年到近代史所。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工作，努力鉆研，思考問題。他重視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尊嚴，在一些運動中雖多次受到沖擊，但決不隨波逐流，更不趨炎附勢。他主編《歷史研究》，敢于向“左”的思想挑戰(zhàn)，發(fā)動一些重要問題的討論。特別是“文革”后，他思想解放，獨立思考，沖破教條主義束縛，不畏權勢，在學術上開拓前進。作為一個有正義感和使命感的學者，黎澍用他嚴謹的治學實踐，實現對真理執(zhí)著追求。他并不諱言自己的不足。他曾說過，“文革”前他寫的論文有些就是宣傳性的。因此他將1985年出的文集題名為《再思集》。1988年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要編輯出版一套著名專家學者的自選集叢書，要我推薦作者，我當即提到黎澍。但黎澍編自己的選集時，“文革”前的文章僅收了《讓青春放出光輝》一篇。他的嚴肅的治學態(tài)度，敏銳的思考力，言之有物又樸實曉暢的文風，確實文如其人，使讀者感到作者親切和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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