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討論只是知識分子的學術小圈子內的話題，但在西方學術界，乃至大眾傳媒，“中國的民族主義”早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已有不少文章和專著發(fā)表，而且?guī)缀跛�有有關中國的政治及對外關系的文章中，都會提及這個字眼。這至少在兩個意義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國目前壓倒一切的共識是發(fā)展經濟，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級思潮中，民族主義確實占有一定地位；
第二，如果說民族主義僅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因為在當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義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標志著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公眾的政治意識的某些重要方面發(fā)生了微妙變化，尤其是因為八十年代的中國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義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及其所標志的中國公眾政治意識的微妙變化的緣由，以及這些變化對于中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的影響？從更大的視野說，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的未來走向的總趨勢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對中國局勢持樂觀態(tài)度的人士認為，中國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識是發(fā)展經濟，這是任何領導層的更替都改變不了的；
而發(fā)展經濟則意味著與世界其他部分必須保持良好關系，因此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
而中國的發(fā)展最終將導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這一樂觀派人士至少在中國的對外關系方面未能回答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及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tài)度的人們的挑戰(zhàn)，因為中國確實出現了比較過去更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而按照悲觀派的解釋，民族主義給失去了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的極權主義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義加上經濟實力將使中國成為世界其他部分的重大威脅。從某種程度上講，悲觀派（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及被他們貼上 “民族主義者”標簽的人們，他們在編織一個自成的預言。但實情并非如此。

　　從“逆向種族主義”向正常民族主義水平回歸

　　就像在運動中，人們強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變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九十年代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對于八十年代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reverse-racism，該詞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國的反歧視行動在客觀上對白人利益形成了損害，筆者在此處賦予其在中國背景下的新含義），形成了較大反差。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反�，F象：這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認為中華民族必須脫胎換骨才有資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種族主義色彩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無情地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在人種上就過于卑劣，不值得允許其在地球上生存。

　　這種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在八十年代籠罩了整個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新聞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國一般公眾，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勵。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國官方曾在八十年代鼓勵過“逆向種族主義”，他們卻對于九十年代所謂的中國官方利用民族主義“填補意識形態(tài)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勵“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中國八十年代獨特而絕無僅有的現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美國式的逆向種族主義是某種形式的內部補償，政府在某個階段考慮到社會整合而加以鼓勵是并不奇怪的）；
其次，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宣傳意味著贊頌西方人，西方人很難想象與西方敵對了幾十年的中國政府會鼓勵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持不同政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傾向。但實際上，中國官方支持了大量這類觀點的出版物的發(fā)行，組織或贊助了許多所謂“文化戰(zhàn)略”研討會，將許多持有這類觀點的知識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種各樣控制輿論的重要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樣迫害他們）。比如“《河殤》現象”就很有代表性。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官方鼓勵、整個知識界為之傾倒狂熱（中國的知識界自己稱之為“文化熱”）的“逆向種族主義”呢？這里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傳統(tǒng)、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是自“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界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有時與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召喚相悖，但從歷史哲學角度上卻與共產黨“反封建” 的意識形態(tài)相符合。我們都不應忘記，“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舊、立四新”為目標，摧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切殘跡的。在“文革”之后，人們對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進行了聲討，然而卻完全繼承了其歷史哲學觀，因為歷史哲學觀是深層的，潛移默化的。筆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國許多對“文革”深惡痛絕的知識分子，其思想方法卻完全是“文革”式的。因此，在摧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文革”過去之后，人們立即把一切過失，包括“文革”的所有過失都歸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頭上，并再次掀起了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聲討浪潮，卻從無人想一想這里的荒謬之處。雖然帶有“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色彩的“五四”思潮恰恰是民族主義的，并未留給“民族虛無主義”或 “逆向種族主義”半點位置，“文革”也是如此。但是，從“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或“逆向種族主義”的發(fā)展還是符合邏輯的。

　　八十年代鼓勵“逆向種族主義”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政策需要。八十年代的中國要求迅速地打開國門，接納來自西方的從投資、技術到思想、娛樂形式等一切東西。從整體上看，“逆向種族主義”的風向很是符合總的政策需要。當然，這不是說當時中國的宣傳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細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勵對外開放，與西方友好，學習西方，另一方面避免這種自虐狂式的“逆向種族主義”。在近代史上有許多非西方國家進行了追隨西方的現代化轉變，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卻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像中國的這種荒誕的“逆向種族主義”。

　　無論在當時“逆向種族主義”是否必要，無論怎么評價“逆向種族主義”的“歷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國人意識的常態(tài)。這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很難讓任何一個民族永遠保持認為自己是卑劣的、理應屈從于其他更優(yōu)秀的民族這種思想，遑論中國這個有著相當燦爛輝煌的過去，有著十二億人口，在近代史上雖屢遭挫折卻遠未顯示衰亡跡象的大民族。這是一個用不著什么高深的理論來“證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機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在中國的知識界出現了對“逆向種族主義”的反思，直至九十年代匯成了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種族主義”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掌握學術及教育權力的高層知識分子當中，仍占有主導地位。

　　認識到了上述歷史背景，就會明白，所謂九十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中國知識界從八十年代的自虐狂熱向正常的、較為平和、較為多元化的心態(tài)的回歸。應該說，九十年代的這種心態(tài)才更接近于常態(tài)。因為是常態(tài)，無論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是西方人，都必須面對這個常態(tài)，與其相處，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如果你拒絕這種常態(tài)，對它施加過度的壓力，以期強行改變它，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我們這里還必須指出：“逆向種族主義”的自虐狂熱在今天僅限于上層“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中。一般公眾雖然也受到“逆向種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但在總體上并無這種自虐狂熱，指望足球場上的球迷們?yōu)榱送饨欢鵀閷Ψ角蜿牻泻檬遣豢赡艿模?br>為了“文化戰(zhàn)略”，為了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這些深奧的東西而熱愛外國球隊、仇視本國球隊就更不可能。實際上，“沉默的大多數”，即一般公眾，對于“逆向種族主義”一直是反感的。

　　筆者在一次與意大利安莎社記者Sisci 談話中提到這種八十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Sisci 先生的回答很有啟發(fā)。他說因其不可能長久維持，所以這種自卑反過來可能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很可能轉變?yōu)檫^度的進攻性，轉變?yōu)檫^度的顯示或使用力量的饑渴癥。他告訴我說，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臺之前就處于這樣一種過度的自卑之中。因此對此也要有所警惕。

　　西方光環(huán)的消褪與國家利益意識的覺醒

　　中國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除了是對八十年代“逆向種族主義”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國人對于真實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環(huán)逐漸消褪，中國人自己的國家利益意識逐漸覺醒。

　　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有著一圈神圣的光環(huán)。他們把西方想象成物質極度豐富，人們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發(fā)明了沿用至今的“東方的嫉妒”一詞。當然他們并不知道真實的西方是什么樣子。但他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來作自己的西方夢。譬如一個中國人會想象西方是一個可以隨意與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海外長期生活和學習，對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環(huán)逐漸在中國喪失了壟斷地位。許多被列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學過的中國人。如張寬，他因對西方持批判態(tài)度而被“自由派”知識分子憤怒地形容為因個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
盛洪，他到美國訪問了一年后寫了一篇《什么是文明》，認為中國文明優(yōu)于西方文明，從而掀起了一場討論；
張承志，在國外轉了一圈后寫了《神不在異國》及其他許多文章，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筆的優(yōu)美，掀起了中國思想界的一場更大的討論�！渡癫辉诋悋�》這個篇名本身就是發(fā)人深省的：這意思顯然是作者本以為神在異國，但親身轉了一圈之后才發(fā)現神不在異國。作者寫道：“你曾經在出發(fā)之前抱過一個幻想。你曾經確實想過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為你人生的支撐”，然而“你的夢失敗了。就像你猜測的他們的夢根本不存在一樣，你的追蹤他們的夢狠狠地撞了墻”。

　　公正地說，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許多東西，包括物質方面的以及非物質方面的，都比中國要好，然而，沒有中國人在八十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到了九十年代已經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個人行為，特別是國家行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義的，而是相當“realpolitic ”，即實用政治或強權政治的。在八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心目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它們關心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人權、民主，一心希望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如果說它們與中國有什么矛盾的話，也是由于西方人關心中國人的福祉才產生的。然而，現在中國人逐步了解到，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他們吃驚地了解到，許多西方人擔心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會與西方爭資源、爭市場，害怕中國人如果過上富裕生活就會妨礙他們的奢侈生活；
他們逐步認識到，一些西方戰(zhàn)略家與政治家想削弱中國并不僅僅是旨在削弱中國的統(tǒng)治者，而是中國的強大本身就會使他們不安；
他們也模模糊糊地感到，關于“最惠國待遇”等問題，決不僅僅與“人權問題”有關，而是牽涉到美國的貿易利益。

　　這是不是說明西方有什么錯，或者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為西方有什么錯呢？不能說明。中國人無權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沒有小偷，也無權要求美國人不考慮怎么多掙些中國人的錢。西方的行為沒有什么特別不對之處，而是十分正常。問題在于中國在八十年代對西方所抱的幻想過多，于是便有西方光環(huán)的消褪和中國自我國家利益意識的覺醒。

　　中美關系以及中國在世界上應取的位置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它的軍事力量相當于其他六個最強國的總和。這種壓倒性的軍事優(yōu)勢是史無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傳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對外關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對美關系。因此，中美關系也是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對外關系的中心。中美關系從短期看是由雙方政府決定的，這里有許多偶然因素，偶發(fā)事件，但從長期看，兩國公眾的看法也會起相當大的作用。在這里外國人必須消除一個對中國的誤解，即他們認為在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操縱民意，而民意則對政府影響不大。也許在美國，民意對于政府的影響確實比在中國大，但在中國，民意對政府也產生著深遠的影響。譬如，在中國國內事務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作“花錢買穩(wěn)定”，誰花錢？從誰那里買穩(wěn)定？當然是政府花錢，從老百姓那里買穩(wěn)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慮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買什么穩(wěn)定？

　　講到中國公眾對于美國、對于中美關系的看法，筆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參與或主持過兩次全國范圍的民意調查。1994年的調查采用分層抽樣方式，共取七千樣本。1995年的調查題為《中國青年看世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采取的是讀者自愿參加的方式，我們原本預期只有幾千人會參加，沒想到實際上有十幾萬人自愿參加（這兩次調查有關報告分別發(fā)表于1995年1 月21日和7 月14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在這兩次調查中，美國都被中國青年列為最不友好的國家和最無好感的國家。對于這兩次調查結果，美國有關人士和中國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做出了兩種指責。第一種指責是，這些數據是捏造的，是中國官方的宣傳，并舉出另一些有關中國人喜歡看美國電影，喜歡喝可口可樂，中國男人認為美國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調查數據。對于“捏造數據”的指責，我們只能回答：“請你拿出證據�！� 至于中國人喜歡美國電影之類的數據，筆者相信都是真實的，但這些數據和我們的數據表達的是不同方面的問題。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是對中美關系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判斷，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些對美國懷有好感的人也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在整體上對美國最無好感，與喜不喜歡美國電影、可口可樂、美國女人也是兩回事。舉個極端的例子說：在朝鮮戰(zhàn)爭中，中國軍隊的士兵都認為美國的武器更好用，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仇恨美國人。另一種指責是承認調查結果是真實的，但認為這是中國官方多年反美宣傳的結果。其實，正如筆者前文所述，中國官方在八十年代的宣傳的基本格調是與美國友善，九十年代宣傳口徑有所改變，反映了中美官方關系的冷淡。迄今為止，雖然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反美情緒都有上升，但就中國的學術界和大眾傳媒圈而言，基本調門仍是親美。

　　誠然，由于中美關系在臺灣問題、貿易問題方面出現了緊張，輿論宣傳工具加強了對美批判，不能說這對中國公眾沒有任何影響，但必須與某些其他因素結合才能真正產生影響。那么，在對美國的看法上，什么是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國對于中國的壓力——不僅僅是對于中國政府的壓力，而是對于中國整體的壓力。

　　一位澳大利亞外交官曾對筆者說，他認為美國對于中國還是比較友善的，一個根本性的證據就是美國對中國開放了市場，兩國之間雖有摩擦，但美國一直忍受著大量的對華貿易逆差。如果美國真正想與中國敵對，它首先就會關閉這個市場�？梢赃@么說，美國目前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并非完全是為敵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國仍舊明顯感到美國的壓力。這種感受不僅來自美國在諸如“銀河號事件”、臺灣問題、貿易摩擦等問題，來自美國對于中國的崛起所持的敵視態(tài)度，而且來自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所處的霸權地位。應該說，雖然感受到這種壓力，中國的反應，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國的公眾，都是十分理性的，這在中美多次關于貿易問題的談判中，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有關美國的言論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在冷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對于世界的領導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國家由美國來管理，甚至好過由本國的專制政府來統(tǒng)治。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致持這種看法。另一種觀點是，不能將本民族的命運交在一個我們根本無法影響——如果說美國人可以通過投票來影響美國的統(tǒng)治精英的話，中國人則不能，因而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這個問題上對于中國人意義不大——的精英集團手里，無論這個精英集團仁慈與否，以什么方式產生，都無關緊要。這后一種觀點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一般公眾的民族主義的基礎——無論人們是否能夠作出這樣清晰的表達。統(tǒng)治的精英集團可以仁慈，也可以不仁慈，可以無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統(tǒng)治者對其沒有影響力，則被統(tǒng)治者的命運就完全操縱在了別人手里。這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關系中，都是適用的。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個基本立腳點就是，中國的命運必須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即使美國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們來安排我們的命運，更何況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國人往往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對于自己的國家利益的關注。

　　就美國而言，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將按照自己的最高利益行事，譬如，如果它與中國做生意無利可圖，它當然可以不做；
如果它根據其最高利益的要求對中國實施遏制，它當然也會這么去做，這都沒有什么奇怪的。重要的是，應該讓美國人明白中國的立場，什么是可以妥協的，什么是不可以妥協的。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不無道理地擔憂：美國的壓力有可能使中國被迫重新陷入與美國對抗的局面，這固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而言，從長遠看，最易產生沖突的基本點是什么？我個人認為中國對于世界格局的主要影響是中國的發(fā)展（即使速度不像現在這么快）必將打破現有的平衡。不少西方人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是，中國的發(fā)展在事實上將要或正在打破現有的平衡，因而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維持現狀對于自己最為有利的發(fā)達國家，必然要聯手遏制中國。即使不能完全壓制住中國的崛起，降低其發(fā)展速度也是好的；
它們將采取種種手段，如分裂中國，以實現這個目標；
這里沒有對與不對、正義與不義、道德與不道德的問題，如果硬要說對與不對，那么，中國要發(fā)展是對的，發(fā)達國家要遏制它也是對的。筆者認為，他們真正道出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及日本的長遠關系的實質。前文提到的意大利記者Sisci 先生特別指出：中國想利用美日矛盾之類是不可能的，日本必然與美國結盟，而不向中國靠攏，因為美國代表的是維持現狀，而中國是打破現狀。事實的發(fā)展已經證明Sisci 先生是對的。

　　這一結論對于中國人的教益是什么？首先，中國人應該理解“中國威脅論”自有它存在的堅實基礎，中國人如果以為做些“永遠不稱霸”之類的聲明就可以消除它實在是太天真了；
另一方面，對它進行憤怒聲討也不會起太大作用。因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人均國力（這是筆者比照“人均收入”、“人均GNP ”而杜撰的一個名詞）正在增長，而且?guī)缀趺總�中國人都希望它增長。要知道，中國不是新加坡，以其十二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其人均國力只要每年增長幾個百分點就會對世界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然而，中國這個民族能夠忍受長期的停滯、能夠安于今天的“發(fā)展中國家”這個地位嗎？顯然不能。那么，中國人必須做好忍受一個后發(fā)展強國必須經歷的那種磨難的準備。認識到這樣一個前景，中國人就必須做好忍受“光榮孤立”的準備。在這里要強調的是，中國自己不應謀求孤立，恰恰相反，中國自己應該謀求的是打破孤立，與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發(fā)展關系。但能否打破孤立并不完全是一廂情愿的。因此，中國人必須做好準備，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乃至文化方面都做好準備。唯其做好準備，才能打破孤立，甚或造成一個其他國家不敢也不能孤立你的局面。除此之外，中國人還必須以冷靜和理性的態(tài)度面對其他國家如美國的敵意和孤立企圖。一方面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能以冷靜和理性的方式處理對外關系，乃是建設性的民族主義與感情沖動的民族主義的分界線。

　　就西方人而言，他們應該如何處理對華關系？如何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他們常常帶著這個問題來到中國，熱切甚至焦慮地問中國人怎么看這個問題，問西方人究竟應該如何對待中國人才能雙方都滿意，雙方都能有安全感并共同繁榮。筆者的回答十分簡單：西方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中國不要強大得太快，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過度的遏制，包括分裂中國的企圖，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對于雙方都不利；
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必須給中國一個和平發(fā)展的空間，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改變現狀，然而唯其如此，才能換得中國對于國際秩序的長久支持；
就中國而言，中國所要求的并不太多，主要是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并且這個體系要容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其有關國家安全的幼稚產業(yè)；
中國對于目前的國際環(huán)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滿意的，至少認為是可接受的，這就是中國為什么總是說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fā)展”；
然而，使中國人憂慮的是，目前在美國涌動著一股強烈的反對中國的潮流，這一潮流有可能惡化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并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這是對于所有人都沒有好處的事。

　　《Newsweek》1996年6 月29日號上發(fā)表了該刊記者對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的采訪，談到中國問題�；�廷說：
“我不相信遏制或威嚇會產生作用。你必須現在就使他們卷入APEC這樣的地區(qū)性集團，卷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們現在還有這個需求而西方還很強大。中國肯定會繼續(xù)成長下去，如果我們現在不把它和我們聯在一起，不把中國當一個伙伴，有一天它將會成長到如此之巨大，那時中國人將很高興地自行其是，我們將完全影響不了它。”對于西方人來說，他們應該讀一讀這段話。

　　中國“民族主義者”立場與訴求

　　西方大眾傳媒與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別有用心地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專制主義”、“反民主”聯系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不能闡明自己的立場，那么，他們的主張的正義性確實是應受到懷疑的。應該承認，迄今為止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尚未充分闡明自己的立場。這部分地是由于他們找不到發(fā)表這方面見解的陣地——他們在這方面的見解既不符合中國官方的正統(tǒng)理論，也不見容于西方大眾傳媒與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因此，有必要在可能的情況下反復闡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應有的政治理念。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于中國的內政有何見解或訴求呢？如前所述，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內政方面很少清晰地闡明過自己的觀點。據筆者所知，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于國內政治的看法不盡相同。其中有較為激進的年輕人，他們在內政方面要求迅速地實現全面的民主，而在對外關系方面則持極為強硬的謀取中國國家利益的態(tài)度，這兩方面在他們看來是完全并行不悖的（這在西方人士或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看來也許是荒唐的）。他們目前尚且缺乏在學術界和大眾傳媒圈的地位，因此他們的聲音不易被外界聽到，但他們的簡單的口號在中國一般民眾、新近掌握了經濟實力的企業(yè)家階層、乃至海外華人之中，都很有影響力。受西方大眾傳媒注意，并且在中國社會中較有發(fā)言權的是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觀點往往被說成是“新保守主義”的，“反民主”的等等。將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歸結為“新保守主義”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 確實較多地采取新保守主義立場。筆者認為，這與他們對于國際關系的判斷有關。他們認為，如果中國出現動亂，西方國家所能提供的幫助是十分有限的（前蘇聯和東歐的現實確實教育了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
另外，如前所述，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雖然并不懷疑美國是個先進的、文明的、有理性的國家，但認為中國的命運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掌握，中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因而中國的強大是重要的。從這些基本判斷出發(fā)，這些“民族主義者”們往往強調秩序，強調強有力的國家政權。

　　然而，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說成是“反民主”的，卻是一種明顯的歪曲或別有用心。事實上，發(fā)表在1995 年8 月11日《中國青年報》上的《面對“圣徒的營地”》一文曾清楚地闡述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正義的、民主的社會。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十分系統(tǒng)地闡述了這個社會應有的一些原則。

　　“這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統(tǒng)一、穩(wěn)定的社會。中國青年中的絕大多數認為國內的安定團結是中國繁榮富強的最重要因素，不僅僅是中國青年，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穩(wěn)定是人權的基本保障，沒有穩(wěn)定就沒有人權。而統(tǒng)一是穩(wěn)定的必要前提。中國歷史悠久的文明將世界上一個人口最多的群體聚合到了一個國家之中，這是中國文明給我們留下的一筆價值無法估量的寶貴遺產。拋棄這一寶貴的遺產，必將使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陷入這樣那樣的紛爭；
分裂的政治實體和分裂的市場將使我們的后代子孫在一二百年之內無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無論西方人和中國那些有創(chuàng)見的人說些什么高明的主意，中國必須以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屹立于世界。

　　“這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人人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的社會。我們的經濟基礎比之西方國家，甚至前蘇聯、東歐國家都是薄弱的。因此，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所要走的道路是艱巨的，也許還是獨特的。我們的經濟必須較快地發(fā)展，而這種發(fā)展又必須是可持續(xù)的，我們的人均資源并不豐富，因此，我們的經濟發(fā)展不可能靠不斷地加大投入維持，而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就此而言，我們的社會必須是一個科技昌明的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距。

　　“這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不分民族、不分性別、不分貧富、不分地位高低。這個社會的行政體制應該是廉潔的、有效率的。這個社會的新聞媒介應該是有道德的、主持正義的。這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有建設性地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的權利。我們不能忽視西方文明在建立相對進步的現代國家制度方面的成就和啟示，然而，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的建立、演進也不能割斷其與該社會內在的文明和歷史軌跡的聯系。因此，我們必須以極大的創(chuàng)造性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的文明、中國的社會血肉相聯的現代國家制度。

　　“這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能保衛(wèi)自己的社會。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五十周年之際，我們這些中國人更應記起我們的前輩在那次大戰(zhàn)中經歷的屈辱與苦難。三千五百萬死難與傷殘的中國人命令我們建立一個足以保衛(wèi)我們自己的國防。今天的中國青年仍舊崇敬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無論他們有過多少失誤，他們畢竟把一個在近代受盡欺凌的中國建成了一個能夠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因此，在人民共和國四十多年的歷史中，再也沒有了外國的入侵，中國人再也不用擔心遭受南京大屠殺那樣的苦難。中國人永遠緬懷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認同于他們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遠見卓識，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著戰(zhàn)爭的危險，還存在著不義者侵奪愛好和平的民族的可能，我們的社會就必須強大得足以保衛(wèi)自己。

　　“最后，這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社會還將是一個胸襟開闊，與世界其他各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處、平等交往的社會。中國的文明博大的胸懷，在歷史上，它曾以比西方文明遠為開放、遠為慷慨的善意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它沒有以自己無比強大的力量奴役他們，而是容許他們在這片高度文明的土地上休養(yǎng)生息，從而形成了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今日的中國，已不處于那種無與倫比的強勢地位，然而，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中國必須走向世界，必須為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作出貢獻，中華民族的前景，也將因此而更為光明�！�

　　另外，如王紹光，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他撰寫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因而招致“自由派”人士的強烈攻擊；
他還經常在“美國之音”為中國政府的政策辯護。但是，他也極力主張從中國農村的基層組織開始，進行民主建設，推進自由選舉。王紹光的思路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一個正義的、民主的社會，沒有一個在公眾中有極大合法性的政權，他們的建設一個強大的、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終實現的。恰恰是他們的“建立一個偉大的中國”的理想，使得他們推進中國的民主的動機比其他人更為強烈。問題在于怎樣才能真正有效地推進民主。就此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所從事的工作是建設性的，因而也就很可能是中國未來的方向。

　　來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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