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系列之前言:

　　本系列共有18篇文章，圍繞民主、自由和平等這幾個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闡釋經典政治哲學家的觀點，探究各自蘊涵的社會博弈意義。本系列從社會行為規(guī)范的意義上考察這些理念，從各方進行互利性博弈并達成均衡態(tài)的角度，來說明這些理念的社會發(fā)生學原理和被持續(xù)奉行的社會機制。

　　一、概說

　　每一個生活在社會體中的人，都會面對著很多東西：鍋碗瓢盆、房屋、自來水、法規(guī)、政府、舞蹈、卡拉OK。這中間有很大部分是自然物，河流山川土地空氣之類；
還有很大部分是人造物，人造纖維、人造皮革、法律、政府、學校等等。既然是人造物，那就一般是出于人的某種目的才造出來的。所以我們必須了解：某種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是為了滿足其成員什么樣的目的和利益需求而被設計和制造出來；
或者說：社會成員們?yōu)榱藵M足某種目的和利益需求，應該設計制造出什么樣的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在這里，要點是兩個：人的目的和需求的內容，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的內容。

　　這看起來不是很復雜的問題卻因為以下的事實變得極為復雜：體制和規(guī)范要求所有社會成員思想一致、步調一致，但成員們的目的和利益需求卻在很多情況下不一致、乃至相互沖突。

　　吳思在《血酬定律》“修改規(guī)則的代價”一章中，記述了清朝咸豐二年的一個社會事件。官府不僅向農民征稅，而且還征各種苛捐雜稅，農民鬧事，最終取消了苛捐雜稅。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上演了幾千年。面對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博弈的情形，政治哲學家應該說什么話？他如果是董仲舒之類的官方哲學家，當然會從官僚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出發(fā)，主張建立對農民嚴厲的管制政策和稅收政策，但是，又不能太嚴苛，否則官逼民反，對統(tǒng)治者們也無好處�？墒侨绻�是一個站在農民立場上的哲學家，就應該主張農民們建立一個不交官稅的政治規(guī)范嗎？如果這樣真的能實現(xiàn)，當然對農民利益有很大好處，可是，清朝能答應嗎？正如吳思在他書里論證的，清王朝軍事統(tǒng)治集團浴血奮戰(zhàn)，究竟所為何來？在戰(zhàn)場上流血搏命就是為了日后獲得報酬，如果農民要求不收稅清王朝就不收稅，那不是在開玩笑嗎？所以主張農民不交官稅是一個空想，甚至可能害了農民。對于農民來說，最現(xiàn)實的有利于自己的規(guī)范只能是少交一些稅。這樣分析下來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統(tǒng)治者們和百姓在利益需求上直接對立，全部的農業(yè)收入只有那么多，你多他就少，你少他就多；
但在“征稅但不要太多（比如什一稅）”這一點上卻有了共識，有了共識也就有了規(guī)范，就有了制度。這個制度及其說法在孔孟學說那里得到完備的體現(xiàn)。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原本互相對立的利益需求卻達致了共識性的政治規(guī)范呢？最重要因素就是雙方爭奪利益的組織性力量的差別，以及雙方對這一差別的共同認可和接受。

　　我們再看資本家們和工人們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是一種商品，資本家可以憑借擁有資本而獲利。為什么國民們都接受這種狀態(tài)？就爭奪利益的組織性力量對比而言，在今天的西方國家，由于民主政治，由于工會的興旺，工人們顯然比資本家們要強大很多，所以在19世紀后期英國工人運動蓬勃發(fā)展時，很多資本家擔心一旦廣大工人擁有了投票權，他們就會投票廢除財產私有制，瓜分掉資本家的財產。當時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揚在其《法國之覆、英國之鑒》中描述了一幅圖景：“雇工、仆人和窮光蛋們將規(guī)定工廠主們一切產品的牌價，該給仆人多少錢、雇工多少錢——我請問：在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下，那些現(xiàn)在還算安康自得的人們的口袋中，還會有保障地留下一個先令么？”但這是杞人憂天，雖然英國在20世紀初就全面普選，但工人們并沒有投票廢除私有制，代表工人政治意愿的工黨也沒有提出這樣的政綱，為什么呢？因為另外一個博弈的因素在起作用：工人和資本家在同時使用自己的能力，互相為對方提供利益。如果工人們利用自己強大的組織性力量瓜分掉資本家的資產，痛快固然痛快，可這將使社會上無人對資產的高效益效率的使用盡心負責。工人們固然是工商業(yè)生產不可或缺的，但資本家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們絞盡腦汁地讓自己的資產升值，為此他們盡心盡力地決策管理，或者精心選擇一個能力很強的職業(yè)經理人來給自己打理公司。歐文等人雖然做了很多空想社會主義的工廠實驗，結果那些企業(yè)都經營不下去。所以仍然要實行市場經濟的一套社會規(guī)范，資本家、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工人，一個都不能少。當然，第一個因素仍然起著作用，工人們畢竟人數(shù)眾多，組織性力量大，他們用累進制的稅率多收資本家等富裕階層的稅，二次分配給社會大眾，對此資本家們也無可奈何。

　　所以，雖然社會中人人利益需求各不相同，但會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博弈：一個是爭奪利益的組織性力量的對比，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通過這兩個層面的反復博弈，會達到一個博弈均衡點。比如什一稅，比如單憑擁有資產即可獲利�？梢哉J為，就現(xiàn)實性來說，在博弈均衡點時，雙方的利益同時最大化滿足。社會成員們如果能及早摸索到這個點，并在這個點上確立社會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則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個點在哪里，取決于那兩個博弈層面的具體狀況。一千年前的中國、今天的中國；
三百年前的英國，今天的英國；
兩百年前的印度，今天的印度；
有6種博弈的狀況，就有6種均衡點，有6種不同的體制和規(guī)范。

　　雖然博弈的狀態(tài)林林總總，但大致可以劃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農業(yè)社會。軍事官僚統(tǒng)治集團和廣大農民之間在組織性力量的對比上差距很大；
而互利性則比較弱，因為官僚們給農民提供不了什么利益，農民給官僚們雖然提供利益，但總量比較固定，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的余地總是有限的。另一類就是工商業(yè)社會。組織性力量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布比較平均，雖然工人的組織性力量比資本家的大，但工人之間也有利益矛盾關系，公司和公司、地區(qū)和地區(qū)、白領和藍領、農業(yè)工人和工業(yè)工人，都是既有利益矛盾，也有利益一致；
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則非常強，這是因為工商業(yè)生產的分工合作性，因為分工合作能強有力地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這樣，在農業(yè)社會存在一個博弈的均衡態(tài)、以及相應的體制和規(guī)范；
而在工商業(yè)社會則存在另一個博弈的均衡態(tài)、以及相應的體制和規(guī)范。

　　當今中國所需要尋求建立的，正是在工商業(yè)的現(xiàn)代社會中，為了達致那個均衡態(tài)，應該確立什么樣的體制和規(guī)范。前面我說過兩個要點：一個是人的利益需求，一個是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的內容，現(xiàn)在又加上一個：博弈狀態(tài)。全部連起來就是：我們應尋求建立這樣的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它將促成和維護現(xiàn)代工商業(yè)社會中的成員在社會博弈中的均衡態(tài)，這一均衡態(tài)的確立將在現(xiàn)實性上最大程度地滿足各位社會成員的各自利益。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所尋求建立的體制和規(guī)范，應該是能夠讓博弈各方的利益各自最大化。本系列介紹分析一系列政治哲學家的觀點，討論一系列有關自由、民主、平等、權利、正義的問題，但萬變不離其宗，最后的核心，都會歸結到這個“博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則。

　　二、兩種基本博弈方式

　　整個經濟學的出發(fā)點，是首先設定每個人都是“經濟人”，都在理性地運用經濟手段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很多人認為這種“設定”只是一種“假定”；
也就是說：在現(xiàn)實世界中，很多人行為的目的在事實上并非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對這種觀點我不能認同。我認為，在現(xiàn)實世界中，90％以上的人，其90％以上的行為，目的就是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我的這個判斷來自于我的感覺經驗。所以我認為，經濟學的“經濟人”設定，起碼有90％的真實性。經濟學之所以在這二、三百年中盛行于世界，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建立在真實人性之上的真實的經濟行為。更準確地說，“每個人都是經濟人”并不是設定，而是概括，是對千千萬萬、形形色色進行經濟活動的人的動機的高度概括。

　　我們可以把“經濟人”的概念移植到政治學領域來，可以有一個“政治人”的概括，即：每個人都是“政治人”，都在理性地運用政治手段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我覺得這一“政治人”概括，也起碼有90％的真實性。所以說：政治過程是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工具性的，它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手段。那么，一個人如何在社會生活中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每一個有社會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個人要想從他人那里獲得利益（某種產品，或者某種服務），有四種方式。一是和他人交換；
二是從他人那里強��；
三是向他人乞討；
四是他人心甘情愿給我利益，比如父母、或者情人心甘情愿給我吃的喝的，比如全國各地的人民心甘情愿地為某個遭受水災的地區(qū)人民捐款捐物。

　　每一個有社會生活經驗的人也都知道，一個人利益的獲得不能主要依靠后兩種方式，后兩種方式不是人際關系的常態(tài)。所以我們集中精力，只討論前兩種方式。

　　先談和他人的交換關系。當人與人之間發(fā)生關系時，交換的心態(tài)普遍起著重要作用。這里所說的交換不局限于商品交換。其實，人對人的關心也是相互交換的，大家一棟商品樓里住著，你不關心我我也不會怎么關心你，你如果對我熱情有加，我也會投桃報李。人對人的尊重也是相互交換的，你對我尊重我也會對你尊重，你對我不尊重，難道還想我對你尊重嗎？人給人的自由也是相互交換的，《中國農民調查》中說到一些鄉(xiāng)村干部老是欺壓農民亂收費，結果自己也會遭到農民報復，自己快蓋好的屋子會莫名其妙地倒塌，自己養(yǎng)的雞鴨會莫名其妙地消失。你給別人自由別人也會給你自由，你不給別人自由別人總會想辦法也讓你不舒服。當年美國白人不把黑人當人看，黑人也同樣對白人充滿敵意。所謂禮尚往來，將心比心；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你對我不仁，我一定對你不義。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和哲學手稿》中說的：愛只能用愛去換得（exchange），信任只能用信任去換得。

　　另外，一個人如果想交換到更多產品和服務，就必須有比較多的其他人能提供比較多的產品和服務，而且其他人有能力購買自己生產的產品。所以美國人并不希望中國人太窮，以至于連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都無法進行，美國人希望中國人能大量生產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鞋子、帽子、皮包等等；
而且美國人也希望中國人能更富裕一些，因為這樣就可以更多地購買麥當勞、可口可樂、微軟、波音飛機。他們會為此采取一些政治和經濟的作法。同樣，當今的中國因為城鄉(xiāng)差距很大，農民的生產和盈利能力很弱，消費水平也弱，這不僅使得農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對城市的工商業(yè)發(fā)展也有著很大的限制效應，因為國內的工商業(yè)市場發(fā)育不大，因為中國農業(yè)參與分工協(xié)作的總體國民經濟體系的水平很低。正如著名的木桶效應表明的：木桶裝水總功能的大小取決于做成木桶的所有木板的長短，如果有很大部分的木板非常短，其他木板再長也沒有用。現(xiàn)代經濟中，各方的生產能力和收入水平，相互間有一個“牽腳跑步”的效應，這種比賽以兩人為一組，把他們的腳用繩子連起來，為了盡快到達終點，他們必須既要自己跑得快或者走得快，又要和同伴保持步調的相對一致，起碼不能差得很大。當然，這種比賽的規(guī)定可以修改：把繩子剪掉，讓每個人放開自己跑。但是，現(xiàn)代工商業(yè)經濟的分工合作性，使得這個經濟體系中的各方都牽連在一起，這種千絲萬縷、千頭萬緒的聯(lián)系是無法剪掉的，除非你不想再享受現(xiàn)代工商業(yè)所帶來的物質文明了。

　　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是通過交換與合作組織起來的，而交換與合作的發(fā)展又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這樣，當一個人希望通過交換的方式來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利益，她就應該：為他人提供更好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尊重他人，關心他人，給他人自由，培養(yǎng)對方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

　　再談從他人那里強取的方式。夜晚10點一棟大學教師的住宅樓里，一位業(yè)余歌手歌興突發(fā)嘹亮的男高音繞樓不絕，頓時激起公憤，從各家窗戶中發(fā)出“閉嘴”的呵斥，于是歌聲停止。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得到了滿足，少數(shù)人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換一個場景。夜晚10點一棟大學生宿舍樓里，大學生們在紛紛洗澡刷牙，歌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有人在叫：“不要唱了！”但他的意愿不被理睬。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得到了滿足，少數(shù)人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同樣，現(xiàn)在同性戀長期在西方不合法，也是大多數(shù)人憑借人多力量大，把自己看不慣的東西盡量控制到讓自己看不見。當然，不一定人多的一方就肯定力量大，組織得很好的一萬人完全可以在力量上超過組織得很差的十萬人，這時，如果這一萬人想半夜唱歌，那十萬人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所以，當年清王朝征服全國，旗人成為當時的人上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以組織性力量的強大以獲利的鮮明例子。同樣，美國的個人持槍始終不得禁止，也是因為美國的持槍者協(xié)會組織性很強。

　　一方通過強取能從對方獲得多少利益，自然與自己的力量和對方相比有多大優(yōu)勢，成正比關系。如果一方在力量上完全制服了對方，令對方對自己服服帖帖，那么自然可以從對方那里獲得很多利益。但這并不是說，如果一方有了很具優(yōu)勢的爭奪性組織力量，就會不管不顧地使勁欺負對方。欺負對方固然可以獲得收益，這也是欺負對方的目的所在；
但實施欺負行為是要花成本的。優(yōu)勢一方真正追求的是欺負行為的收益和成本的差額，有時候為了把這個差額做大，情愿減少欺負對方的程度。英國當年占領印度后，并沒有派出大量英國人組成龐大的英國管制政府，去無處不在地搜刮印度人的剩余產品，因為印度人的剩余產品并不多，而維持一個龐大的英國駐印度的官僚隊伍卻成本巨大。所以英國人只滿足于維持一個聽命于英國的主要由印度人組成的統(tǒng)治隊伍。另外，欺負得太狠，讓對方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意愿降得很低，那么自己也不會從對方那里獲得多少收益，殺雞取卵是愚蠢的。為了多獲得一些雞蛋，雞還是長肥一些好；
而要讓雞長肥一些，就不能太欺負雞，從而使她能多一些生產能力和生產意愿。

　　由此看來，當一個人希望通過具優(yōu)勢的爭奪利益的組織性力量為自己謀利益，就要去組織這樣的組織，或者是參加這樣的組織，并且在這一組織中謀得一個較高位置，或者是有意識地站在組織性力量強的一方。然后，支持這樣的組織去和其他的社會群體進行爭斗較量，以獲得優(yōu)勢。在取得優(yōu)勢以后，在使用這種組織性力量為己方謀利益時，要考慮成本和收益兩個方面，要考慮被欺負一方在被欺負后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意愿。

　　綜合起來，一個人要理性地、現(xiàn)實地為自己謀利益，就要同時通過以上兩種方式。有的人會主要依靠第一種方式，有的人主要依靠第二種。我們可以把主奴關系和戀人關系作為人際關系的兩個端點。顯然，主奴關系是通過爭奪性力量的優(yōu)劣對比形成的，優(yōu)勢一方通過暴力完全控制了對方，以此獲得利益。戀人關系是通過互利性形成的，一方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對方對自己的愛，對自己產生欣賞、尊重、喜愛、依戀之情；
那么，為了這個目的，這一方就要愛對方，也對對方投入欣賞、尊重、喜愛、依戀之情。

　　這兩種方式當然有交互的影響。一方面，一個人憑借交換性關系，可以得到很大的好處，但因為自己處于某種較為劣勢的組織性力量的對比中，所以好處打了或大或小的折扣。比如當今中國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yè)被各個政府管理部門以各種名目收取這費那費。另一方面，有人憑借組織性力量的強勢，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份額，但卻因此損害了和他人的交換性關系，使得自己真正拿到手的利益量并不很大。比如歐洲中世紀的領主憑借自己的組織性軍事力量，把很多人變成自己的農奴，自己可以得到農奴很大比例的勞動所得，但因為農奴的生產積極性低，結果領主拿到手的農產品的量并不大；
后來領主們學聰明了，主動把隸農變成自由農，主動減少自己的所得比例，主動給農民更多的自由，結果領主們得到的農產品量反而比以前增多了。綜合兩方面，一個人必須同時運用這兩種方式，統(tǒng)籌兼顧。既要同時加大自己在這兩方面的實力，又要注意兩者間相互影響的效應，仔細拿捏好分寸。

　　一個人固然可以在這兩種方式之間作選擇，但究竟選擇哪一種，則要視自己所處的客觀情勢而定。他如果看不到和別人進行互利性合作有什么好處，但卻清楚看到自己使用爭利性方式很可能對自己有利，他就會選擇爭利性方式。而如果他看清自己和他人在現(xiàn)實性上完全可以進行合作，合作的確能帶來收益，而爭奪利益則或者兩敗俱傷、或者收益很小，這時他就會選擇互利性方式。在這方面，以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合作為本性的現(xiàn)代工商業(yè)，為人們選擇互利性方式提供和奠定了最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因此在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各國，人們越來越傾向于選擇采取互利性博弈方式。

　　有人會提出，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是社會政治規(guī)范，那就應該談“應該”如何如何。談“應該”如何如何，就“應該”談社會生活的理想性，“應該”談如何建立一個更人道、更美好的社會，“應該”談大家互相關愛，保護弱勢群體。這種說法很有意義。我想說的是，現(xiàn)實性和理想性的矛盾是人所無法擺脫的宿命，每個人都不會甘于停留在現(xiàn)實，每個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期盼；
可是，只有從現(xiàn)實出發(fā)才能改變現(xiàn)實。沒有理想性只有現(xiàn)實性那是自甘墮落，沒有現(xiàn)實性只有理想性則是耽于空想。我也希望農奴們都不受欺凌，同性戀們都可以結婚，異性戀們看見同性戀們勾肩搭背會覺得心曠神怡，北歐的資本家們不用交那么高的稅，北歐的失業(yè)者們也都衣食無憂，乞討者不是因為肚子餓才乞討，醫(yī)院也不會因為打工仔沒錢交押金以至于擔心危及醫(yī)生們的職務津貼而將其拒之門外，人與人之間充滿無緣無故的愛。但是，面對這些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分清楚：哪些是可能實現(xiàn)的，哪些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哪些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的，哪些是現(xiàn)在不可能實現(xiàn)但以后可能實現(xiàn)的，哪些是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xiàn)否則就只能是鏡中月水中花，哪些是在這個國家這個地方可以實現(xiàn)而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地方則不可能實現(xiàn)。處于某個時空的某個社會體中的既有穩(wěn)定性又有變動性的某種人際博弈處境，就是一種現(xiàn)實性，在這個現(xiàn)實性上去談“應該如何如何”，才是有意義的。社會成員各方之間在互利性和爭利性兩方面的博弈狀態(tài)，就是現(xiàn)實性的兩個最基本元素。如果我們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么這兩方面的博弈狀態(tài)就是社會存在，它倆決定了作為社會意識的社會政治規(guī)范和道德原則。

　　三、博弈各方都需要規(guī)則

　　當一個人帶著這兩個元素投入到熱火朝天的社會生活之中，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和他人進行不斷的博弈時，她很快會感嘆：生活真累！

　　先談互利性關系。她看中了一件襯衣，她開始和店主討價還價，好不容易把價格殺到原價的1/3，她又后悔了：說不定其他的店比這還便宜；
于是十分過分地一邊說“我再看看”一邊走出店鋪，氣得店主在后面叫：“你怎么說買又不買了？我再便宜十塊你要不要？”她作為供應商和另一家公司反復地談交貨期，談定了以后又不遵守，后來又遵守；
別人對她也是這樣，一會兒是這樣的做法，一會兒是那樣的做法；
她作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反復地和幾位投資者談各自的責任和義務，談定了以后又不遵守，后來又遵守；
別人對她也是這樣，一會兒是這樣的做法，一會兒是那樣的做法；
她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律顧問和幾十家上市公司一起和證監(jiān)會的負責人談證券交易的做法，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去博弈，好不容易達成了一個共同的做法，不久后，或者是她不遵守，或者是別人不遵守，然后大家又在一起商量，繼續(xù)博弈，繼續(xù)折騰。她生病了同事來看她，后來有兩個同事先后生病了她卻因為要輔導孩子作功課沒有去看他們，結果自己又生病時，同事也不來看她；
她知道自己錯了，下次一個同事生病她去看時，買了幾百塊錢的營養(yǎng)品，結果對方很不好意思，其他去看望的同事則心中有點別扭：我們只帶了一籃水果來，你卻買這么貴的花旗參和燕窩，這不是寒磣我們嗎？

　　在互利性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商品交易、人力資源管理、金融、司法、體育競技、公共產品的提供，等等，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博弈雖然是在反復地、不斷地進行著，博弈各方卻又都需要規(guī)則，都需要明碼實價，需要行規(guī)，需要固定性的法規(guī)，需要一般的人情尺度。對這些規(guī)則，參與各方都需要了解，這樣各方對各方都有一個具確實性的預期，大家按照這個規(guī)則和尺度進行互利性的社會活動。不是說有了規(guī)則以后就不需要博弈了，博弈仍然需要，博弈仍在進行，每個人還是在努力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這種努力現(xiàn)在必須在規(guī)則的軌道之內進行，因為在一定的規(guī)則之下博弈，能有效地降低各方成本，提高各方的博弈收益，所以建立并各自服從規(guī)則，是各方的共同利益。

　　同樣，在爭奪利益的組織性力量相互較量的方面，博弈各方也都需要規(guī)則，他們會一邊較量博弈，一邊盡力尋找進而確立某種雙方都認可的規(guī)則，這一規(guī)則根據(jù)雙方的力量對比劃分了雙方的利益份額。兩頭公老虎為了爭奪一只母老虎的歡心，會展開打斗，敗的一方在打斗的實踐中把握住了一個事實：自己是打不過對方的。當然，他可能不服氣，找機會再打一架，或者再打兩架，如果就是打不過，他會最終接受這一事實，這兩頭公虎之間形成了規(guī)則，這是一種等級制，贏的一方就是等級高的一方，在和母老虎歡愛方面，他有優(yōu)先權。規(guī)則的本性之一就是將某種人際關系固定化，它通過參與各方的記憶力發(fā)揮作用。對于人來說，它還通過文化、文化傳統(tǒng)等，發(fā)揮著作用。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有時會有血氣方剛的小伙子不堪貪官污吏的盤剝，試圖反剝削反壓迫，就有老人加以勸說：胳膊是拗不過大腿的。19世紀美國白人不斷由東海岸向西部和南部擴展，不斷占據(jù)當?shù)赜〉诎踩说耐恋�，把他們趕離家園，印第安人用血與火奮力抗擊著入侵的殖民者，但是胳膊拗不過大腿，印第安人屈服了，他們住進了白人給他們安排的保留地，他們認可了這一規(guī)則。

　　由這種力量角斗形成的規(guī)則，并不意味著優(yōu)勢一方想占什么便宜都能占到。博弈雙方在博弈之初，都不知道對于這次博弈，自己的期望值應該定在何處，自己的利益滿足到何種程度自己才會覺得滿足和能夠接受，情緒是既興奮又擔心。角斗性博弈的實踐及其結果告訴他們：他們各自能獲得的利益份額究竟是多少。在這個均衡點上雙方達成了妥協(xié)、達成了共識；
從今往后，他們清楚了：自己的期望值定在什么位置才是現(xiàn)實的。他們不再興奮，也不再擔心，各方同時滿足于或者接受了這個點。這就是為什么布爾迪厄和吉登斯都十分強調社會交往實踐對于社會規(guī)范建立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時，如果劣勢一方中有人想對這個點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位置改變，他一定會遭到優(yōu)勢一方的還擊；
但是，如果優(yōu)勢一方中有人也想對這個點進一步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位置改變，他也會遭到劣勢一方的還擊。當然，由于劣勢一方力量有限，這種還擊可能不太嚴厲；
但是，原來滿足于或者接受現(xiàn)實的情緒現(xiàn)在變了，原來看待優(yōu)勢一方的溫順、恭敬的眼光，現(xiàn)在變得反感、有些許敵意乃至充滿敵意，這種情緒不可避免地會表現(xiàn)在行動上；
優(yōu)勢一方其實也不希望把關系搞得那么僵。因此，保持在那個點上不要越界，也是優(yōu)勢一方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要求。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中國的唐宋元明清，還是歐洲中世紀的專制國家，總體上還是有規(guī)則的。像秦始皇那樣欠缺理性的人，橫征暴斂，無邊索取，只能是既禍害了百姓，也毀掉了自己的王朝。

　　如前所述，每一個現(xiàn)實的博弈均衡態(tài)及其規(guī)則，都是以上兩方面博弈的綜合性產物。

　　這樣，每個人在試圖和他人達成社會規(guī)范時，第一是想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他人的利益，這既是出于爭利性力量的對比狀況，也是出于更好利用互利性關系的需要；
第三，雖然要考慮別人的利益，但又不能讓自己太吃虧。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社會生活中不斷地去把握這個平衡點，但除了個別情況（比如戰(zhàn)爭），在每個特定的時段，大家都會達成一些基本的均衡態(tài)及其相應規(guī)范。

　　現(xiàn)在，人們用語言把這種博弈均衡態(tài)符號化、抽象化、簡明化、明確化和社會普遍化。每個人可以拿這個表現(xiàn)為語言符號的規(guī)則作為“對錯”的標準去互相要求、而不一定要再訴諸于博弈行為了；
人與人的關系有了規(guī)則，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了共識，每個人對他人的行為有了預見性，人與人之間有了信任，即使不算相處和諧，起碼也是有章可循、按章辦事了；
人們?yōu)榱艘?guī)則的實行，建立了一系列獎勵和懲罰的制度；
社會生活有了秩序，這種秩序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摩擦、減少了人的行為的盲動性。

　　從以上分析中還可以看出，當一個人說“······是我的權利”時，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說：我的這種行為符合某種已經在人際間建立起來的規(guī)則。比如說，我作為一個大學生，有權利談戀愛。另一種含義是說：雖然現(xiàn)在還沒有在人際間建立起某種規(guī)則，形成某種共識，但我呼吁大家建立起這種規(guī)則，形成這種共識。比如說，我作為一個大學生，有權利結婚。既然是對某種規(guī)則的呼吁，就不能胡亂呼吁；
所呼吁的內容，起碼是自己感到有可能被大家認同，是有助于大家的利益的；
這種呼吁是事先經過自己認真思考，而且可能是和其他人事先討論過的。

　　每個進入并經歷某種社會博弈并接受了某種社會規(guī)則的人，不論這一歷程是自覺自愿的還是被迫無奈的，是輕松自如的還是艱難困苦的，是樂大于苦還是樂大于苦，她在事實上都在經歷一種社會化的洗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一社會規(guī)則會或多或少地進入她的意識之中，她的意識中新出現(xiàn)了一系列“規(guī)則意識”，這種意識具有自我約束和自我肯定的心理功能。而在她進入社會博弈之前，這種“規(guī)則意識”是完全不存在的。比如當一位女性生活在一種較為自然原始的狀況中，她沒有“貞操情結”，而這一情結在她進入某種社會博弈后逐漸形成了，乃至一代一代保有了幾千年。更重要的是，當她們由原來的某種博弈處境及其相應的規(guī)則狀態(tài)，進入到另一種博弈處境時，她們就要重新探索建立新的規(guī)則，要在腦海里產生并具有新的“規(guī)則意識”，這些意識又是她們以前聞所未聞、想所未想的。為什么中國延綿幾千年的“貞操觀”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起碼是在城市中，變得大為不流行，就是因為最近一二十年中，她們所處的社會博弈處境變化太大太快。同樣，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保有著根深蒂固的“皇糧意識”，他們認為向國家納稅天經地義；
現(xiàn)在，這一規(guī)則發(fā)生了改變，其相應的意識也就會發(fā)生改變。

　　四、社會規(guī)則的幾組特性

　　規(guī)則的表現(xiàn)形式有很多種，鄉(xiāng)規(guī)民約、禮節(jié)、學生守則、收費條例、商業(yè)合同、職業(yè)操守、道德觀念、法律法規(guī)、社會制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道德和法律。道德的覆蓋面廣、約束力弱，法律的覆蓋面小、約束力強。

　　每一種道德和法律都是在某種特定的社會博弈的情形下發(fā)生的，它們的功能是為了達成和維護那種博弈情形下的博弈均衡態(tài)；
這種均衡態(tài)對于博弈各方都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因而那種道德和法律對于各方也都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但是，該道德和法律只有得到確定的落實，才能發(fā)揮出這種功能。在這方面，道德法律這些社會規(guī)范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既得到公開宣示也得到切實執(zhí)行的規(guī)范，這可以稱之為“完備規(guī)則”。比如張三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最好不要去偷大街上小食店里的肉包子，否則十有六七會被抓住打一頓；
張三較好的選擇是去建筑工地打工。在這里，“不準偷竊”的道德和法律就是既得到公開宣示也得到了確定的落實，社會生活在這一規(guī)則下順暢無摩擦地進行著。第二種是雖然得到公開宣示但沒有得到切實執(zhí)行的規(guī)范。比如如果張三是一個掌握批地權力的局長，而且比較追求物質生活，那么他可能會在批地時收取賄賂；
收賄賂可能對他更有利，因為反貪污受賄的法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確定全面的落實。一個人做一件事，會有一個期望值，它是收益和可能性的乘積；
一個真正有約束力的法律，一定要讓人們服從法律所能獲得的利益期望值大于不服從法律的期望值，只有這樣，它才能真正有助于達成和維護博弈均衡態(tài)。如果一個握有批地權力的局長，他感覺違法收取賄賂的利益期望值大于依法不收賄賂的期望值，或者他不知道究竟哪個期望值大，因為他把握不住被抓住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時，他很可能會伸手受賄。在這里，我們可以說：反腐法律還沒有得到確定的落實，從而沒有很好地發(fā)揮出達成、維護博弈均衡態(tài)的功能，結果就是：在這方面，博弈均衡態(tài)還沒有很好地得到實現(xiàn)，社會大眾還有很多不滿的情緒，社會各方還有很多機會主義的行為。我們也許可以將這樣的規(guī)范稱為一定程度上的“紙規(guī)則”。第三種是雖然沒有明確宣示但卻得到切實執(zhí)行的規(guī)范，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潛規(guī)則”。

　　任何一種法律道德，都是為了促進和維護某種博弈均衡態(tài)，這是法律道德的工具性。但是，為了某種均衡態(tài)的達成和維護，相應的法律道德就必須得到全面切實的執(zhí)行；
這就要求大家在意識中強化乃至固化該種法律道德意識。雖然各項法律道德的建立，都經歷了或長或短、或密集或稀疏的社會博弈的實踐過程；
可一旦形成，就必須時時發(fā)揮其功能，而不能再去反復權衡摸索：這種法律道德對我對他人是不是能帶來更大的現(xiàn)實利益？這種法律道德最好能成為每個人心中的“超我”，成為一種條件反射，就像見了紅燈就會下意識地停下腳步一樣。這時人們必須忘掉法律道德的工具性，而把它們看作是康德意義上的“絕對命令”。最好每個人都把這種法律道德視為“天理”，所以歷史上很多社會體把他們奉行的法律和道德說成是來自神，來自天國。比如摩西十誡被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三綱五常則曾被視作“天理”，君權也曾被認為是“神授”的，現(xiàn)代人關于“自由”“平等”等人權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也被認為是“天賦”的。各個民族、各種文化的人們之所以不約而同地把法律道德和“天”掛上鉤，是因為“天”意味著覆蓋一切，意味著永恒性、絕對性、超越性，它超越了并控制住了每個個人暫時性、局部性的利害算計和機會主義，把它們全部納進統(tǒng)一的軌道。由于這個軌道同時意味著社會各個成員博弈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任何對這一軌道的偏離、冒犯和違反，都是“錯誤的”。軌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法律道德的神圣性。

　　所有的法律道德，都是出自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需要、人性意愿，出自每個人對社會關系的看法、觀點和認識，這是法律道德的主觀性�？墒牵�一旦人們通過社會博弈，形成了某種均衡態(tài)，形成了某種統(tǒng)一性的社會規(guī)范，那就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遵從這一規(guī)范。這時，對于每個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來說，法律道德就是外在的。這時，如果有人仍然從自己個人的觀點出發(fā)，認為這一規(guī)范不合理，是“錯的”；
那么，其他社會成員就會去說服他，說服不了就要去迫使他認同、遵從。先要讓他心服，不行就要讓他口服，實在不行也必須讓他在行動上服從。這就是法律道德的客觀性。

　　法律道德為了發(fā)揮自身的“軌道性”功能，就必須具有絕對性、自然性�？墒�，當我們把視野放寬放長，就會發(fā)現(xiàn)各社會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法律道德。畢竟，相對于每個人的利益以及人際間的博弈狀況，法律道德是派生出來的第二性的東西。雖然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變，但如果博弈處境變了，博弈的均衡點也就會變，法律道德的內容也會相應地改變。一旦改變成功，原來認為的“天理”就不再是“天理”，原來認為是神圣的規(guī)則就不再神圣。因此，在歐洲資本主義初期，原來神圣的君權成為了笑柄。同樣，當一個社會體中的人看其他社會體中的人，會發(fā)現(xiàn)他們有的法律道德和自己的相同，有的和自己的不同。如果考慮到各社會體博弈狀況不同，這種現(xiàn)象并不難理解；
可是一個人如果從某一法律道德規(guī)范出發(fā)，試圖將這一法律道德規(guī)范運用于各個社會體、各個歷史階段，則是一項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是一件非常吃力而又非常不討好的事情。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法律道德的相對性、人為性。

　　確實，一種法律道德只有在一定的社會博弈處境中才有意義，才能被該處境中的社會成員們接受；
離開具體的博弈處境談法律道德，那只能是空談；
這是社會規(guī)則的現(xiàn)實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法律道德只能跟隨在博弈處境身后，亦步亦趨。人們要求并希望各自的利益能在博弈中得到滿足，為此，人們運用社會政治智慧，發(fā)明了某一套法律道德，以協(xié)調和促進這種博弈處境下的人際關系；
人們完全可以更好地運用社會政治智慧，力圖發(fā)明更好的法律道德，以在一定程度上引領博弈狀態(tài)，使得每個人的潛力得到更大的發(fā)揮，最終使得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滿足。這是社會規(guī)則的理想性。理想不是空想，理想以現(xiàn)實為基礎，但又試圖更向前邁進一步。理想性承認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我們的法律道德不能脫離這一現(xiàn)實；
但理想性又承認中國人有智慧有能力設計發(fā)明出更好的社會規(guī)則，以更好地協(xié)調人與人的關系，以更好地激發(fā)出每個人的潛力，從而更好地滿足每個中國人的利益。為此，我們應該去參考、借鑒、學習其他社會體的某些法律道德，這將有助于我們提高社會政治智慧的水準。我們不會去借鑒學習美國白人是如何打壓印第安人的，不會去借鑒學習印度的種姓制度，不會去借鑒學習德國的“天體浴場”。但我們可以向美國人借鑒反貪經驗，向印度學習使用什么政策促進軟件業(yè)的發(fā)展，向德國學習如何促進企業(yè)的民主管理（德國企業(yè)在這方面舉世聞名）。

　　總之，我們這篇文章分析了人如何使用兩種方式為自己謀利益，如何在這兩種方式上展開博弈，如何在博弈中達到均衡，如何用社會規(guī)則來達到和維護這種均衡。那么，在這兩種方式中究竟選擇哪一種，則要視作為行為主體的人對自己所處的現(xiàn)實境況、情勢、人際關系性質的評估。在當今的中國乃至世界，工商業(yè)已經有了很大發(fā)展，已經向人們充分展現(xiàn)出：如果選擇互利性方式，選擇互相分工合作，會給博弈各方都帶來很大好處，會是共贏的局面；
而如果選擇爭利性方式，則很可能走向共輸。在對這種大的現(xiàn)實背景有了較為清醒的評估后，人們就會傾向于選擇采取互利性博弈的方式，并進而去摸索、探求這樣的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道德規(guī)范，她們應該是：有助于促成和維護現(xiàn)代工商業(yè)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在互利性社會博弈中達到均衡態(tài)，這一均衡態(tài)的確立將在現(xiàn)實性上最大程度地滿足各位社會成員的各自利益。簡單地說就是：應該是能夠讓博弈各方的利益各自最大化；
如果是在進行互利性博弈，則應該讓進行互利性博弈的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政治哲學就是在談：在某種社會博弈狀態(tài)之下，我們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社會政治規(guī)范。只談前半句，那只是社會學、政治科學，只是在作客觀的分析；
只談后半句，則可能因為缺乏現(xiàn)實性而陷入空談。

　　本研究系列之目錄

　　1．什么是“博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則”

　　2．從爭利性政府到互利性政府

　　3．互利性社會規(guī)范形成的三個階段

　　4．從互利性規(guī)范到政府的出現(xiàn)

　　5．公民為什么有服從國家法律的義務

　　6．民主如何界定了政府與國民的分工合作關系

　　7．民主如何界定了國民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

　　8．民主僅僅是一種立法和決策程序

　　9．沒有公共討論，民主就只是空殼

　　10．“多數(shù)人暴政”在什么意義上才是真命題。

　　11．“憲政制約民主”為什么是假命題。

　　12．什么是社會規(guī)范性的伯林式自由

　　13．如何界定伯林式自由的界線

　　14．廣義和狹義的自由主義

　　15．哈耶克政治哲學的若干矛盾之處

　　16．為什么要建立平等性質的社會規(guī)范

　　17．分配正義的三種類型

　　18．羅爾斯說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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