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岳先生來信說，今年七月十一日是他的六十九壽辰。

　　朝岳先生是我的沒有見過面的朋友。

　　但我見過他的照片：瘦骨嶙峋而目光炯炯有神。

　　從電話里我聽到他的聲音：洪亮而有勁。

　　我更讀過他的文字：簡短而處處見血——因歷經苦難而筆尖滴血，因葆有尊嚴而筆底顯血性。

　　他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九死一生》。一開頭就引用了一位作者的話：“反右中的形形色色的怪事，各地方、各地區(qū)被錯劃右派的那些小人物的事情，至今不要說正史沒有，野史也沒有。而當時和以后受難最深的、最見不得天日的、最被冤屈的，投河，上吊，餓死，累死，打死，氣死，病死（早逝），最多的，正是他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誰為他們寫一部歷史呢？誰把他們的事情昭示天下呢？”

　　這正是他自己的心聲，是他的發(fā)自生命深處的泣血的呼喚。

　　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右派“小人物”�！�—確如朝岳先生所說，右派這一段歷史是被強迫遺忘的；
而人們偶然提及，關注的也是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與知名人士，這自然無可厚非：這些人影響大，對他們的思想、命運的透視，是能夠揭示出當年的“鳴放”與“反右運動”的被遮蔽的許多重要方面的。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所謂“反右運動”是一個遍及全國的全民性的大清洗，蒙難者的大多數(shù)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將他們的命運排除在視野之外，也會遮蔽許多真相。

　　就以鐘朝岳先生自己的遭遇來說，當年他作為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的普通學生，因為對黨員班長分配助學金的做法提了點意見，就莫名其妙、胡胡涂涂地當上了右派�！�—這樣的“莫名其妙、胡胡涂涂的右派”是當年的右派的大多數(shù)，本身即很能顯示所謂“反右運動”的實質：后來公布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就有一條：“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成員，誣蔑工農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者皆為右派，原來不僅黨組織本身，連同它的基層領導成員，以至積極分子都是不能提意見的，鐘朝岳及無數(shù)的小人物犯的就是這個“天條”。后來，鐘朝岳被劃作三類右派，留校察看，比起其他或被判徒刑，或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yǎng)的右派，算是“幸運”的了；
但正如朝岳先生所說，處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钡陌鼑�中，左派自然從不放松打擊自己的機會，中間派也不敢接近自己，這樣的群體中的精神隔絕，其心理的壓力、心靈的折磨，是非親歷者所絕難想象的。在大饑餓的年代，鐘朝岳更是被發(fā)配到縣城邊遠荒山野地勞動改造，幾乎累死，餓死，還要經受右派內部的相互殘殺的“窩里斗”（這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文革中鐘朝岳這樣的“死老虎”更是成為各派勢力手中的政治資本而受盡折磨與戲弄，幾被打死。而更能顯示這些右派小人物的命運的，還是朝岳先生所說的“復出后在困苦和驚嚇中的煎熬”。近二十年來，當年右派中的頭面人物和知名人士中的許多人逐漸走出歷史的陰影，并重造輝煌，這都是顯示了歷史的進步的；
但仍有大量的鐘朝岳們，被有形無形的陰影所籠罩，如朝岳先生所說，“雖然‘平反’了，但限制仍舊多多。工作，調資，分房，晉級，到處有關有卡，明的暗的都有”，這簡短、平靜的敘述背后，隱含了多少辛酸，痛苦！

　　因此，當他看到電影《牧馬人》里，右派主人公在問題改正以后，發(fā)給了五百元的補助費時，不禁感慨萬端：因為他自己為五十元的補助，四處奔走，卻被各級領導推來推去，受盡屈辱卻分文未得�！赌榴R人》還有一個光明的尾巴，也讓朝岳先生哭笑不得：“不是每一個‘右派’都有那么一個有錢的住在國外的父親的！”人們偏偏“忘記”這最簡單的事實，卻用一塊“紅地毯”將無數(shù)右派小人物仍然不能擺脫的真實的生存困境掩蓋了。誰也不會注意到，他們仍為“反右運動”有可能“重來”而心懷余悸，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使他們驚惶不安。他們依然沒有話語權：朝岳先生所寫的有關反右、文革的文章，投寄出去，都如石沉大海。而當商業(yè)大潮席卷全國，全民“奔小康”時，朝岳先生這樣的小人物，自然地落入弱勢群體，暮年更是災難頻頻：兒子惹車禍，欠了一大筆債不說，自己也身患癌癥，終日痛苦呻吟不止！朝岳先生因此寫有《自嘲》一首：“香水山下一書生，一生一步一個坑”：真是每邁一步，都有陷阱、深淵在等待著自己！朝岳先生看得很清楚：“在我所處的時代，像我這樣處境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因此，我們這里所面對的，絕不是鐘朝岳先生個人的不幸與苦難。而且我們還要看到，鐘朝岳先生畢竟還寫出了他的痛苦經歷，還有更多的人，連這樣的傾訴的機會都沒有，這無聲的中國里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真實的痛苦與哀哭，至今還是被淹沒的，而且是淹沒在全民的狂歡里！——人們如果真的要想知道真實的中國，真的關心與思考中國的未來，是不能不目光向下，關注這些小人物，這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和他們的心的呼喚的。

　　我們說“目光向下”，還有另一層意思。這是魯迅當年說過的：“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欺騙”，“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那里有真正的中國的“筋骨和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這是一點不錯的：小人物有大境界，生存境遇的卑微中自有精神追求的崇高。

　　朝岳先生一再呼吁要“記下這段歷史”，絕不是為了他個人，讓他寢食不安的是：“當年的當事者越來越老，越來越少了，不少人已經被苦難埋進了歷史的塵埃，仍留在世上的不是身殘，就是心殘，只求安穩(wěn)地度過殘生，無力去挖掘歷史的傷痛了”，而社會早已將這一段歷史遺忘，對歷史的悲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無人過問，也無人研究（或不便研究）”。但朝岳先生作為那場災難的“幸存者”，痛苦的記憶如山般的壓在心上，“即使白天忘記了，也會從晚上的惡夢中反應出來”；
“個人的苦難倒不算什么，所擔心的是歷史教訓沒有明確，歷史的悲劇又會重演。在我們這樣一個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都非常薄弱的國家，還經得起像１９５７年那樣的折騰嗎？一個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知道反省，更不愿意改正錯誤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不愿意看到子孫后代再受這種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難”。想想看，盡管自身已經陷入貧病交加的生活的絕境，朝岳先生心里想的，仍然是自己的歷史責任，民族的命運，子孫后代的幸福：這該是怎樣的一種生命境界！

　　朝岳先生在他的《自嘲》詩里，還有一句：“歷盡世間苦和難，方知怎樣作個人”。盡管不過一個平民百姓，一介書生，卻自有人的尊嚴，更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個“文化人”的責任。他珍視自己手中的筆——這幾乎是他唯一的財富，他的力量之所在。退休以后，他始終筆耕不止。文章都不長，卻言之有物；
發(fā)表的機會并不多，也少有刊登在顯著位置上，他只要求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真思想，對文化教育事業(yè)的一片熱忱，這就足夠了�？此�那樣執(zhí)著地關注《南方周末》、《雜文選刊》、《天涯》這些敢說真話的報刊雜志，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它們寫讀者來信，發(fā)表對刊物上的文章的讀后感，對作者隊伍的組織、欄目的設置與編輯……提出自己的意見，真令人感動；
這些刊物之所以越辦越好，不僅靠作者、編者的努力，也要靠朝岳先生這樣的“忠實讀者”始終不渝的支持。而傾注了更大熱情的，還是朝岳先生的本行：中學教育事業(yè)。學生的課外閱讀，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師生關系，家長的責任……無不在他關注之中；
他為學生的活動場所大聲疾呼，又為青少年足球迷說公平話；
他提醒人們：“‘減負’不等于素質教育”，提出“必須重視對青年學生的性教育”；
他告誡“中學生要學會獨立思考”，并以家長的身份“寄語”青少年：“如果我還年輕，我一不吸煙二部酗酒三不打牌四不打人不做一切有損于人有損于己的事。我將把主要精力用于學習，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識才能救人救世救自己……”。沒有語驚四座的宏論，說的全是常識，句句都很實在，卻處處躍動著愛護年輕人的拳拳之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人的力量。讀著這些看似并不起眼的短文，我從中感受到的是，魯迅所贊揚的為培育文化和后代，“不怕做小事業(yè)”，能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泥土”精神（《墳．未有天才之前》）。我還想起了魯迅為未名社的韋素園寫的一段話——

　　“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

　　我也僅以此語書贈朝岳先生，以賀壽辰。

　　２００３年７ 月２ 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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