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現(xiàn)代漢語再認識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面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只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tǒng)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shù)量。我們很多中國作家在那里出書一本、兩本、三本、四本法文的書。這個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zhì)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qū)Φ龋头g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jīng)是一個驚人的現(xiàn)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柜。在這個書柜里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呵。但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guān)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后,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xù)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nèi)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漢語的,后來他們語言獨立了,與漢語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里大約一半是漢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拼音文字。平假名的歷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拼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后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雜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語逐漸與漢語分家也是一個不諍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面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fā)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fā)現(xiàn)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chuàng)作與批評”,發(fā)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都聽懂了。還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fā)音完全是外文;
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fā)音方面或是在書寫方面,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
我們環(huán)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gòu)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們在政治上構(gòu)成了中央帝國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但后來隨著現(xiàn)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jīng)歷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面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一步實現(xiàn)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拉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chǎn)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tài)上多么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漢語到底應(yīng)不應(yīng)該拼音化和拉丁化?漢語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里先不要下結(jié)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tǒng)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xiàn),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lián)合國用五種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chuàng)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chuàng)造新字!凹す狻,臺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于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tech ,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它語種所不及,構(gòu)成了一種獨特優(yōu)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xiàn)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wǎng)剛出現(xiàn)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么多字,要先轉(zhuǎn)換成數(shù)字編碼,再轉(zhuǎn)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xiàn)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東西,都應(yīng)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后發(fā)現(xiàn)漢語輸入不但不比英語輸入慢,反而更快。據(jù)說現(xiàn)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fā)明的,什么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jié)h語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語假名、韓語、越語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擾,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么壞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fā)音大致是den no;
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xiàn)在越來越愿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么,很聰明的機器么,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guān)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jié)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huán)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jié)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yè)用詞就出現(xiàn)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么最崇拜專家?為什么最容易出現(xiàn)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guī)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nèi)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里,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干什么?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chǎn),一見面,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后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么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里就有語種規(guī)模對文化生產(chǎn)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同學們生活生活在一個大語種里,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里,怎么寫作?怎么出版?絕大多數(shù)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yīng)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shù)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shù)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guī)模這四個方面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yōu)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chǎn)生的典籍數(shù)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漢語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shù)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楊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shù)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呵。第三個指標:經(jīng)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shù)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面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fā)了財?shù)纳倘藗兌伎赡苷f幾句粵式普通話。后來香港有經(jīng)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游,開放購物,于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后面,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jīng)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yīng)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面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面我們進入漢語內(nèi)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fā)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xiàn)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xiàn)代漢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么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字的發(fā)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wěn)定的,統(tǒng)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xiàn)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guān)系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并不多見。為什么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guān)系。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fā)明造紙,F(xiàn)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jīng)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shù),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xiàn)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圣經(jīng),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于昂貴。據(jù)說下埃及人發(fā)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么沒有傳播開來,為什么沒有后續(xù)的技術(shù)改進,至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shè)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么可能保證文字的穩(wěn)定、統(tǒng)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chǎn)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爾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莎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里,我到了那里,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shù)設(shè)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范圍內(nèi)讀音的統(tǒng)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tǒng)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語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fā)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面只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歷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臺灣去逝。前幾年臺北領(lǐng)導人馬英九還主持了了一個儀式,說以前我們對錢老先生不大公道,現(xiàn)在應(yīng)該給他落實政策——大概是這個意思。錢老先生號稱國學大師,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wěn)定的信息網(wǎng)絡(luò),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jīng)濟的聯(lián)系,盡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tǒng)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系。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yīng)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F(xiàn)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歷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于共同體的統(tǒng)一,還有利于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xiàn)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一個“吃”字,上古音讀qia,中古音讀qi,現(xiàn)代音讀chi,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xiàn)在的歐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并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歐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征,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歷史里。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后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xiàn)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于繼承,但可能不利于創(chuàng)新和追新;
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于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于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chuàng)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fā)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fā)生了什么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jié)或者雙音節(jié),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jié)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jié)、四音節(jié)乃至更多音節(jié)!澳闷苼觥,“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依里奇“,你怎么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會階級結(jié)構(gòu)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并不是現(xiàn)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guān)系;钭钟∷⑺鶐淼挠∷⒊杀敬蟠蠼档,也可能發(fā)揮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xiàn)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huán),農(nóng)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tài)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guān)頭,階級結(jié)構(gòu)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xiàn),老的階級要退出舞臺。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lǐng)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quán)?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shù)人的口語要挑戰(zhàn)少數(shù)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后出現(xiàn)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gòu)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現(xiàn)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diào)”,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土腔土調(diào)”,像趙樹理先生,老舍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qū)出來的一些工農(nóng)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yǎng),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的虎虎生氣和勃勃生力。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gòu)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jié)h語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xiàn)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么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么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匯、語法、語氣,句型結(jié)構(gòu)等,都脫胎于西文。“觀點”,point of view;
“立場”,position;
都是外來語。“一方面……又一方面”,來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
“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xiàn)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么,這就是我們中國話么。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xiàn)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里的洋話,現(xiàn)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guī)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xiàn)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xiàn)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xiàn)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nóng)村。這是事實。我在農(nóng)村,覺得很多農(nóng)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nóng)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nóng)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nóng)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xiàn)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chǎn)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xiàn)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nóng)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chǎn)生的,是圖書館的產(chǎn)物,不是生活的產(chǎn)物。中文系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jīng)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quán)時代的陳辭爛調(diào)!霸邳h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zhàn)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們經(jīng)歷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xiàn)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fā)現(xiàn)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wèi)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臺”,建立一個“機制”,來一個“系統(tǒng)工程”,完成一個“動態(tài)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fā)生的病變。老百姓并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里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谡Z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guī)范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zhàn),叫“征”,皇上御駕親“征”呵。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只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志》嗎?就是這個用法!罢鳌、“伐”、“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但現(xiàn)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臺灣,是“打”;
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yīng)該叫“征”;
打臺獨只能叫“平”,頂多只能叫“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松,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作“克”。力克輕取么。雖然只是兩個動詞,但動詞里隱含了形容詞。但現(xiàn)在白話文經(jīng)常不注意這個區(qū)別,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松,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chǎn),“搞”教學,“搞”衛(wèi)生,還有其它的“搞”,不說了(眾笑)。總而然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tǒng),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香港有些報紙,開辟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fā)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么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quán)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么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yīng)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guān)語言學原理,也事關(guān)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tǒng)制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面化的權(quán)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nèi)滩蛔∫鞚h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統(tǒng)一,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只能學到蒼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只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xiàn)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并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qū)。
創(chuàng)造優(yōu)質(zhì)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jié)巴。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我們?nèi)绻麤]有優(yōu)質(zhì)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么什么是優(yōu)質(zhì)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yōu)質(zhì)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yōu)質(zhì)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tǒng)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斑@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
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臺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于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tǒng)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么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yīng)該善于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diào)無處不在,應(yīng)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yīng)該承擔一個責任,使?jié)h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jīng)大功告成。白話文發(fā)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漢語語法奠基于《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tài)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guī)制的不足,把英語的一些優(yōu)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只腳,并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tài)。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導:“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
“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涂:“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里怎么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xiàn)象,在漢語里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里,“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么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xiàn)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nóng)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lián),應(yīng)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lián)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jié)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jù)說粵語里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jīng)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后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么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diào)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jié)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guān)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tǒng)。一個農(nóng)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yīng)該說,其它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它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jié),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班徣送蹈,“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么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guī)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羅嗦?是不是過于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后現(xiàn)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wèi)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于英語,不可能同于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chuàng)新來解放自己和發(fā)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yè)辭典里面,“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么不應(yīng)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jīng)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guī)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潔如煙海的語言經(jīng)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創(chuàng)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quán),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quán),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jīng)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有個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包括創(chuàng)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余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wù)Z言;
在談的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語言是什么?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后,中國人最應(yīng)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wù)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它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guān)系總和來決定的!八痹凇八背霈F(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xiàn)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xiàn)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它棋子的增減而發(fā)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里,棋局體現(xiàn)共時性關(guān)系,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xiàn)歷時性關(guān)系。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么漢語眼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后,在經(jīng)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以后,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yōu)化的組和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wǎng)、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xiàn)爆炸式的規(guī)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話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臺灣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昂煤谩笔鞘裁匆馑迹俊昂煤谩庇惺裁春?還有什么“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面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后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jīng)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jié)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情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ǜ鶕(jù)錄音整理,略有調(diào)整修訂。原題為《現(xiàn)代漢語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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