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zhí)政以后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斗爭，在當時和后來都發(fā)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lián)盟”，“文革”中毛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斗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聯(lián)盟”和“路線斗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么路線，確實沒有什么路線。但是，反高饒斗爭仍然是被肯定的�！稓v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fā)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岸�張”當年被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jié)，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fā)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斗爭，而把它置于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照，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面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xù)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yè)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fā)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xié)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制方案，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制上出現(xiàn)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系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yè)的納稅稅率過重，私營企業(yè)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制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報》公布了。新稅制一出臺，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制環(huán)節(jié)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方面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面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制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干事會，周是黨組干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干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干事會、黨組干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干事會實施�！靶露愔啤笔录�，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范圍里發(fā)生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yè)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云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習仲勛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制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xié)一屆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后，寫到：“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后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劉、周，另一方面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贊賞、重用。據(jù)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yè)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贊賞”，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指五個大區(qū)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yè)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yè)部、建筑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yè)部、紡織工業(yè)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xù)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fā)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fā)難的，他只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面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后召開的東北高干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斗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系的東北局一些干部無端受到批判和處分；
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fā)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fā)言，只是寫了書面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后，支持張去組工會議上發(fā)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fā)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于發(fā)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
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后的情況。關于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fā)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后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lián)的非正常關系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
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lián)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么還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后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fā)難，毛澤東既未作制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后，劉少奇約陳云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
高崗若不摸底數(shù)，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tài)度是不是毫無關系？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并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后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fā)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fā)生錯覺”，因而引發(fā)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后改為三四天）；
發(fā)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
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四清”運動問題

　　關于“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fā)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清”運動的歷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么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著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xù)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面沖突形式表露。

　　這種解釋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五十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xù)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以后，劉也改變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后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么分歧。

　　那么，劉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六十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系方面調整的政策，毛的確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斗爭的手段、政策上，劉并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態(tài)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后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手里，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采取了訪貧問苦，扎根串聯(lián)，撇開基層黨政干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斗爭的做法。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抵牾，相互錯位，這怎么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zhàn)略上，當時的中央并沒有一個什么劉少奇的戰(zhàn)略、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 的說法，胡績偉先生八十年代感嘆“可惜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fā)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干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級。那些斗爭手段，也是對著地方和基層干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義”。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于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
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歷史上獨此一次）上終于引發(fā)了正面沖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后，斯諾問毛什么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是多少已經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吳法憲回憶，九大報告由張春橋等人“另起爐灶”后，林說過：寫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張云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頂多只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認為，林的不滿顯然不只是對張、姚，還包括對毛。這是后來毛林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征兆。

　　問題

　　關于“第一號號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發(fā)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fā)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事情的經過是，一九六九年，中蘇軍隊在黑龍江珍寶島地區(qū)接連發(fā)生武裝沖突，此后中蘇邊界局勢日趨緊張。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九月，中蘇兩國政府首腦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邊界問題談判。中共中央根據(jù)當時蘇聯(lián)方面的動向和一些情報，懷疑蘇方將以談判為煙幕，對中國發(fā)動突然襲擊，因此決定在此前將在京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疏散到外地。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黃永勝指示負責作戰(zhàn)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組織一個前方指揮班子，進入指定位置。黃則帶領軍委辦事組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溫玉成等隨同進駐。十月十五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十七日，林彪去蘇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幾條指示，大意是：蘇聯(lián)談判代表團將于十月二十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lián)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重要裝備、設備及目標要進行偽裝和隱蔽，通訊聯(lián)絡要保持暢通，國防工業(yè)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也要做好發(fā)射準備等等。接著，由林彪秘書向在北京的總參謀長黃永勝作了傳達。黃永勝向閻仲川傳達林的指示。當天晚上，將“第一號號令”依次下達各大軍區(qū)和海軍、空軍、北京衛(wèi)戍區(qū)。

　　近些年，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研究者都還有不同說法和看法，爭論最大的仍在事實方面。爭論的焦點在于，“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

　　當時隨同毛澤東在武漢的汪東興回憶，林采用電話記錄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件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著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林的秘書張云生則另有說法。張回憶，到蘇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張口述了六條指示（即上述介紹的內容）。張做了記錄。當時，林讓張趕快用電話傳達給黃永勝。張問林是不是壓一下再發(fā)出，林同意并讓張給葉群（“林辦”主任）看看。據(jù)張說，他向葉群提了兩條建議，第一，像這樣的重大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
第二，第六條講二炮要做好準備，二炮是管按電鈕的，一旦不慎，一次發(fā)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戰(zhàn)，因此對這一條應該加上一些限制詞。兩條建議葉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報告。林同意，并說照葉說的辦。葉向張云生布置，向毛報告由她負責，傳給黃永勝由張負責。晚上七點鐘，張將林口述的六點指示電話傳給了黃。按張的說法，林是同意報告毛的，而且由葉報告。

　　據(jù)一個材料介紹，在北京的閻仲川是當晚八點鐘左右接到黃的秘書電話，趕到黃處，聽了黃的傳達的。黃傳達時講得不夠連貫、缺乏條理，有些地方黃還作些解釋和補充。傳達之后，閻仲川問黃如何向下傳達，黃說用電話跟他們說說就行了。閻仲川考慮到必須確保首長指示傳達準確無誤，就要參謀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電話傳達稿，又加了個編號，吩咐下面把它作為“前指”開設以后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閻仲川要參謀將稿子送呈黃，但黃的秘書說黃已經服用安眠藥睡下。閻仲川考慮距蘇聯(lián)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誤，便決定傳給有關單位。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時半。閻同時指示值班人員上報“林辦”，時間是二十一時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說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對汪東興的說法提出疑問：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稱林彪是以電話直接向毛報告的，汪的回憶卻成了經周轉報；
毛、林、周各在武漢、蘇州、北京，如果林先打電話給周，周再形成“傳閱件”，很難當天送到遠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況且，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說過林給周打電話的事情。若毛真的“燒掉”林的電話記錄稿，他并沒有說明燒掉的原因，為什么就認定是毛對林的“一號號令”不滿？即使真如汪所說，當時在場的只有汪，那么將此事告訴林（還有黃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對此事并無指示。葉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賓館已經講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為什么如此急切地將這個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對誰講的？怎么講的？汪回憶稱，林、黃等人知道毛的態(tài)度后，趕緊下令撤消了“一號號令”。此事純屬子虛烏有�！耙惶柼柫睢卑l(fā)出以后，全軍各部隊一直在認真執(zhí)行，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不斷有報告給中央軍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軍委發(fā)出《關于部隊疏散的指示》，這一行動才告結束。既然毛反感此事，為什么這么長時間聽之任之，始終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當年參與審理“林彪集團案件”的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圖們與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級審判》一書，談到一個情況：“兩案”的決策者原曾想把“一號號令”問題作為林彪罪狀寫進起訴書，但感到證據(jù)不足。于是，調集十四名軍隊干部查閱檔案，尋找證據(jù)。查尋結果，該書未做交代，但是卻說到，決策者們一致認為包括“一號號令”在內的幾個問題“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決定“不列入起訴書內容”。后來，參與查閱檔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閻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報告的記載。

　　關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強戰(zhàn)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fā)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被毛澤東發(fā)現(xiàn)后制止。”修訂后的敘述是：“同日，根據(jù)毛澤東關于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于加強戰(zhàn)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zhàn)時指揮位置。十八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極大震動。”修訂后的敘述同原來版本有明顯區(qū)別，首先交代了這個號令的由來，同時交代了號令的基本內容和下達的程序，特別是刪去了原來“借口”、“擅自”等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說法，而做了一種中性的事實陳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個號令”是根據(jù)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針對蘇軍有可能入侵的估計做出的。毛傳也沒有用“借口”、“擅自”的說法，但是卻強調林彪此舉事先沒有得到毛的批準，“自行”做出指示。毛傳的根據(jù)，就是汪東興的回憶。

　　順便介紹一下，“文革”結束后，“一號號令”還被作為“迫害老一輩革命家和高級領導干部”的一個陰謀。許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當年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這個號令聯(lián)系起來。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據(jù)史料澄清了事實：疏散中央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主持安排并經中央討論決定的。至于廣大知識分子、干部和文教單位下放，是根據(jù)毛澤東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進行的，在“一號號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先后發(fā)出過相關文件或指示；
況且“一號號令”只限于軍隊，根本談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設國家主席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九一三事件”發(fā)生后，設國家主席被認定為林彪集團的“反黨政治綱領”。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文件的說法，林彪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急于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八十年代以來，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對這一問題存在很大爭議。這些爭議既牽涉價值判斷，更牽涉事實判斷。

　　有專家認為，設國家主席是中共執(zhí)政以來的定制。一九五四年當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即規(guī)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被選為第一屆國家主席，一九五九年開始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文革”中劉被打倒后，某些需要國家主席的場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上日程。選舉新一屆國家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則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爭議還在當年設國家主席一事的史實方面。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一些文獻檔案的公布和著述的發(fā)表或出版，人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從提出到終止大約經過了半年時間，其間曲折反復，直至九屆二中全會釀成風波。有關史實的爭議和疑問在于：

　　第一，設國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個人的意見？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漢的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信和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jié)，是不是還寫上。這個情況，是汪東興在新版回憶錄（即《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種理解，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一開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并要汪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第二天，汪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到會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一致?lián)碜o毛的意見。林在蘇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周委托參加會議的葉群轉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三月九日，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過《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報告》等文件，報送毛澤東，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大多數(shù)與會者同意毛關于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既然是“大多數(shù)”，說明還有少數(shù)人并不是這種意見。會議期間，林彪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泵�讓秘書回話：“問候林彪同志好！”回話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林的建議。四月十一日，林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轉達三條意見：一、林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
二、關于副主席，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
三、林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的意見。會上，多數(shù)政治局成員同意由毛擔任國家主席。到這時，設國家主席一事經歷了第一次反復。

　　有研究者認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毛應該服從多數(shù)的意見。但是毛否定了集體意見。會后，周將這次會議情況報告毛，毛當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薄吨芏鱽韨鳌氛f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zhí)己見。其實，這不是毛與林一人各執(zhí)己見，而是毛與政治局多數(shù)成員（既有周恩來，也有江青集團的一些成員在內）意見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時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并當著林的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七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再次出現(xiàn)要求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聽說后表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周提出：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復：毛的意見占了上風。

當年八月下旬，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會期和日程。幾名常委表示，根據(jù)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應該實現(xiàn)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毛聽了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愿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康生在這天全會開幕會上講話中說，在群眾討論中，在要毛當國家主席、林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
“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么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笨翟谶@天還說過：“因為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也這么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的意見。所以，一直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當中�！边@是此事的第三次反復。

　　有研究者認為，從上述史實看，設國家主席和要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既不是林彪一個人提出來的，也不是林一個人始終堅持的，而是當時中共全黨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數(shù)成員的意見。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當國家主席？

　　這個說法出自毛澤東。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講話說：“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們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庇醒芯空哒J為，對這一說法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林想當國家主席算不算個問題？二是說他想當國家主席有沒有根據(jù)？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親自挑選并親自“大樹特樹”起來的。這樣的“接班人”、副統(tǒng)帥，想當一個按毛的說法是個“形式”的國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說是為了“篡黨奪權”、“搶班奪權”，既不合邏輯，又不合中國國情和歷史事實。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讓出國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后這個位置更無實際權力。而且，“黨是領導一切的”，要篡權，應該是篡奪黨的領袖的位置才對。這是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識。

　　那么，說林想當國家主席有根據(jù)嗎？有研究者認為，迄今為止，談及這個問題的文字只舉出了吳法憲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個交代。吳說，葉群對他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這個材料只能算是孤證。其一，葉群的講話不一定能夠代表林彪的意見。其二，吳法憲“交代”的葉群這句話是否真實？至少它不是葉群的原話。其三，如果林有此意，會跟幾員心腹大將都打招呼，絕不會只跟吳法憲一個人講。但是，其他人都沒有這個交代。其四，在“無法無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領袖的意旨突擊審訊，這樣交代出來的結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這個交代是真實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而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前后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據(jù)此判斷林想當國家主席。

　　第三，九屆二中全會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起風波的嗎？

　　已經公開的文獻和各種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晚上，陳伯達同吳法憲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以及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材料，第二天分送給了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二十四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發(fā)言，宣講“天才”語錄，并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其中以華北組最為激烈。陳伯達在該組發(fā)言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二十五日，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第六號簡報發(fā)到各組，各組的發(fā)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的問題上。從徐景賢的回憶錄看，連華東組的“火藥味”也越來越濃，有人甚至領頭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張春橋盡管強裝鎮(zhèn)靜，臉色卻非常難看。會議氣氛緊張起來。

　　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陳伯達、吳法憲與張春橋之間發(fā)生過兩場“文字”之爭。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準備發(fā)表的紀念建軍節(jié)社論稿時，陳伯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刪去“毛主席和”幾個字。張春橋堅持不改。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向毛請示，毛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他就不看了；
至于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據(jù)汪東興回憶，毛當時還表示，兩種意見，他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后來，汪還是按毛的意見刪去了“毛主席和”幾個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開會，討論憲法草案稿。吳法憲與張春橋就憲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發(fā)生爭論。張以毛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發(fā)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依據(jù)，提議刪去稿子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吳法憲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后，吳法憲將情況告訴了陳伯達。九屆二中全會上，陳、吳等人舊事重提，向張春橋等發(fā)難。

　　有研究者認為，毛并不是因為設國家主席一事而發(fā)怒的，而是因為看到江青集團受到了攻擊。所以，毛說反張春橋就是實際上反對他。但是從汪東興的回憶看，毛在事情起來之后卻多次點到設國家主席問題�？磥�，關于此事仍存爭議。

　　“九一三事件”問題

　　迄今為止，關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廣義上的研究，即把毛澤東與林彪的關系作為問題的核心，由此來梳理線索和脈絡。這種研究大多是從“文革”的源頭開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還有一種是狹義上的研究，即圍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發(fā)生的林彪座機出逃和墜毀的事件來考訂和分析。這里介紹的是后一種研究的情況。

　　“文革”歷史的研究，最為復雜、最多爭議也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獻檔案披露極少。盡管如此，研究者還是根據(jù)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國內公開出版的專業(yè)人員的著述外，海外相關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搜羅境內外研究者的文章，是近年來關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為集中的一部學術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據(jù)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獻外，大體還有三類非原始文獻的材料：一類是審理“林彪集團案件”時的供詞和證詞；
二類是相關當事人的口述回憶，這里說的相關當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層官員如汪東興、吳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邊工作人員如李志綏、李文普、張云生、官偉勛、高振普，有中央警衛(wèi)部隊和空軍的干部如張耀祠、陳長江、康庭梓、時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張寧，有中國外交官員符浩、許文益，還有“兩案”審理人員（算是間接當事人）如圖們、高德明，作為當事人，他們的口述回憶有價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抵牾，使用時須格外慎重；
三類是有關機構編寫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傳記、年譜，其中也有一些相關材料的片段。還有一類，是一些非歷史專業(yè)人員寫作的文章或圖書，有的稱紀實，有的干脆叫文學，不能作為史料看待，但是有的也夾雜一些對當事人的采訪，只是更需要進行仔細考辨。這里僅舉幾例，簡單介紹當事人和研究者對史實爭議和疑問的部分觀點。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愿出逃蘇聯(lián)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于“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說法，就是當年林彪出逃并不是自愿而是被林立果及葉群等人挾持的。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說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蘇聯(lián)的重要證據(jù)，是林的衛(wèi)士長李文普當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車上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張寧舉出一條相反的材料，說當天晚上一位內勤曾聽林彪說過“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張還暗示李文普有某種特殊背景，所以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挾持林彪后，李沒有采取措施；
并說李被槍擊中是自傷。有研究者贊同此說，至少對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說法表示質疑。林彪開始是要飛往廣州，因燃油不夠才飛向蒙古，此事應由林立果負責。李文普則發(fā)表文章，反駁林立衡、張寧，堅持當年他在受審查期間交代的說法。也有“兩案”審理人員發(fā)表文章，反駁林、張。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澤東、周恩來是如何應對的？

　　這件事的當事人說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關于毛澤東，一種說法是毛通過各種線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徑）對林的活動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視林的動向外，毛并不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讓林彪自己現(xiàn)出原形?相反的一種說法是毛對林的動向所知有限，并不十分清楚；
還有的當事人說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動向，只是林的座機起飛后毛才知道。關于周恩來，最早得知北戴河情況的是周，一種說法周雖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況，但是一時難以作出判斷（因為周了解林家內部的矛盾，他無法確認是林立衡同葉群又發(fā)生了沖突，還是真如林立衡所說林彪要被“挾持”），所以頗費躊躇?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周并不是不想采取措施，但他很快了解并且只能貫徹毛的意圖，因此周是根據(jù)毛的想法來處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經打算直飛北戴河見林彪，同林面談。有人介紹，據(jù)汪東興說，事后周的確曾告訴他，當時打算去北戴河，并且已經讓楊德中（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wèi)處副處長兼中央警衛(wèi)團政委）準備飛機了。為什么后來沒有去？有人說是毛沒有批準，但是此說沒有有力證明。不過，有研究者推論，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行事謹慎的周事先一定會向毛報告的。

　　第三，林彪座機是怎么墜毀的？

　　九十年代以來，在林彪座機墜毀問題的相關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寫的《揭開林彪死亡之迷》。一九九三年，漢納姆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資助下，先后訪問蒙古、蘇聯(lián)、中國、美國和臺灣、香港等六個國家和地區(qū)，采訪了眾多人士，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一篇是當年未登機的“２５６號”飛機機組成員康庭梓寫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后》（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發(fā)表了《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前》一文）。還有一篇也是康庭梓寫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機航線圖，不同的是，前一篇是“２５６號”飛機航跡全程圖，后兩篇除了航跡全程圖外，還有起飛后十四分鐘內的航跡圖。前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航線的最北端不是溫都爾汗，而是蘇蒙邊界的達達勒（距蘇聯(lián)僅五十公里），令人費解的是，飛機不再繼續(xù)往北飛行，而是在達達勒轉了一個大彎，由北改為向南飛行，飛到溫都爾汗墜毀。后一圖引人關注的是，飛機起飛后，沒有轉彎向北飛行，而是沿著起飛航向向西南飛行，十四分鐘后才轉向西北方向，并消失在雷達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頗多猜測和推斷，目前仍在爭論。

　　關于林彪座機如何墜毀的，說法五花八門。最離奇的說法是，林彪所乘汽車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隊用火箭筒擊毀。有專家在官方結論之外，概括了以下幾種說法：一是“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飛行員潘景寅等空勤人員，在飛機上反劫機，導致飛機迫降墜毀；
二是飛機被駐蒙古的蘇軍導彈擊中，飛機受傷后，進行帶火迫降時又發(fā)生事故，最后迫降失�。�
三是飛機被中國導彈擊落；
四是人為破壞。所謂“人為破壞”，有專家以蒙古國目擊者的口述（先看見空中火光，再看見空中物體墜落）為依據(jù)，對照中國空軍當事人提供的有關“２５６號”飛機油料、航線圖等材料，結合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和飛行技術常識進行分析，否定了“油料耗盡說”，認為“２５６號”飛機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至于起火原因，有一種可能性是該機在起飛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飛機在空中起火。

　　上面所說，只是有關“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幾個爭議的問題，而且也沒有展開介紹各自觀點的具體內容。實際上，討論和爭議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問題，《歷史問題決議》有一個結論：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關于事情的經過，直接當事人（主要是決策層當事人）的披露并不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公開文獻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歷史專業(yè)人員寫了不少有關文章或圖書，而其中的敘述出入很大。至于坊間流傳的一些出版物，要么是虛構，要么是夸張，很難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來，有的當事人開始披露一些情況，有些研究者經過查閱史料也發(fā)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實的說法。其中，有三個材料最值得注意：一個是吳德的文章《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斗爭》；
一個是張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華國鋒》；
一個是“《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就描述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來說，這三篇的研究價值比較高。

　　第一，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

　　有一種說法，最早是葉劍英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這個說法不確。張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親自詢問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華詳細介紹了事情的經過。這是到目前為止，華國鋒作為當事人唯一的公開口述。張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廣東省委書記、國家計委副主任，吉林省委書記、省長等職。由于工作關系，張同華有過較多的接觸，對華的評價比較公允客觀。華所談的情況，盡管是轉述，但是可信度很高。華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提出這個問題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華特請李親自赴西山找葉劍英交流看法，溝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葉劍英住處，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正式轉達了華的意見，兩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態(tài)度。吳德的文章也說了華國鋒到李先念家密談的事情，而且敘述比華自己所談更具體，只是時間有點出入。“《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同樣證實了華的敘述，同樣比華的敘述更加具體，也是時間有點出入。這篇文章所依據(jù)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fā)言，可以視作李本人的口述。華、吳、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見，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就是華國鋒。以華當時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這個問題比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華國鋒、葉劍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寫文章，認為葉劍英是當時歷史舞臺的中心人物，說葉站在了斗爭的最前列，葉進行秘密串連，團結和爭取政治局成員的多數(shù)站到了自己一邊，并耐心地做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工作，是葉經過充分醞釀、反復磋商，作出重大決策，選定時機，精心部署，坐鎮(zhèn)指揮。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認為是華親自出面尋找政治局層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幫”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實和具體措施。沒有華國鋒的首倡，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不會來得這么快；
沒有華的參與，既會增加解決的難度，還會使這個行動缺乏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華的地位和身份，保證了采取這種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對后人、對歷史作出負責任的交代。葉也是關鍵人物之一，既是后盾，又是高參。葉在軍隊德高望重，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良好的周邊環(huán)境，又同黨內軍內一大批老干部有廣泛深入的聯(lián)系，對穩(wěn)定整個大局起著關鍵作用。但是，葉不可能像華那樣與吳德、汪東興、李先念經常見面或幾乎天天碰頭，商議方案細節(jié)。盡管如此，葉還是出過一些好主意。

　　張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這樣的評價：粉碎“四人幫”，葉的確是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一同起了決定作用。

　　從已經披露的材料看，從當時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看，應該充分估計和肯定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則，就是不客觀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東興的作用如何評價？

　　在以往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著述中，對汪東興在整個事件中的行動輕描淡寫，沒有明確肯定汪在事件中的關鍵作用。吳德的文章就說：“我認為汪東興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組織了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wèi)團的五十多個人，這些同志做了貢獻。”

　　其實，汪東興起的作用，遠不止是組織人去逮捕“四人幫”這個具體行動。眾所周知，汪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掌管著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其作用遠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員能夠比擬的；
而且汪是毛澤東信賴的人，在中央領導層地位相當高。粉碎“四人幫”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倘若沒有汪的贊成和支持，幾乎不能成功。從已經披露的史實看，華國鋒九月十一日就找汪東興商談此事，汪東興態(tài)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此后，汪多次應華的邀集，同華、葉秘密商量方案。據(jù)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
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由汪東興親自挑選并個別談話后組織起來的。十月四日下午，華召集汪東興、吳德作行動前的最后一次匯報，由汪東興匯報具體行動方案。此后，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

　　可以說，從一開始醞釀直到正式采取行動，汪東興參與了事情的全過程，而且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來，有的文章開始明確肯定汪東興是出過大力的關鍵人物之一。這是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幫”的設想？

　　盡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間還是曾經流傳一種說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之前并不知曉這個行動。吳德的文章、張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實，澄清了不實的說法。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來要去外地休養(yǎng)。華國鋒去看李先念，說現(xiàn)在同“四人幫”斗爭這樣尖銳和復雜，是不是不離開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聽了之后，決定不去外地了。２、九月十日或十一日，華國鋒最早同李先念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并請他同葉劍英溝通。李先念受華委托去西山同葉交談，取得一致看法。３、九月十六日，華國鋒在國務院召集會議，李先念、吳德、陳錫聯(lián)、紀登奎、陳永貴等參加。華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４、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談話，對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意見。據(jù)華說，這次商談后，他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后決心。此后，李經常打電話給華，互相通報情況。５、九月三十日，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商談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fā)生的問題。

　　當事人披露的這些史實，說明前述流傳的說法沒有根據(jù)。當然，李先念主要參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具體行動的組織部署他沒有參加。對此，吳德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也做了說明。

　　中蘇關系問題

　　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中共歷史的研究中，中蘇關系的研究是一個相當令人注目的領域，成果也非常多。從研究中共歷史的視角看，比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蘇聯(lián)專家在中國》、《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章百家、牛軍主編的《冷戰(zhàn)與中國》（論文集），沈志華、牛大勇主編的《冷戰(zhàn)與中國的周邊關系》（論文集）。二○○三年，沈志華主編的《蘇聯(lián)歷史檔案選編》（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萬字）出版。原稿本來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中蘇關系”和“朝鮮戰(zhàn)爭”各兩卷，遺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后，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鮮戰(zhàn)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彌補了部分遺憾。而中蘇關系部分的檔案，迄今仍被塵封。

　　關于中蘇關系的研究，這里只簡單介紹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歷史的幾個問題，全面和詳細地介紹只好俟諸來日、另作文章。

　　一是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和簽訂。九十年代后期，中國研究者在俄國的解密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關于一九五○年中蘇條約談判的文獻檔案，盡管還不是有關文獻的全部，但結合中國發(fā)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已經可以對這個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并厘清過去一些不實甚至大相徑庭的說法。關于毛澤東與斯大林或者說中國與蘇聯(lián)之間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沖突所在，關于中蘇結盟的問題上雙方的不同設想，關于條約談判過程中雙方的分歧、爭執(zhí)和各自妥協(xié)，關于條約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據(jù)文獻和相關回憶作了細致考證，得出一些新的結論。

　　二是關于赫魯曉夫對華政策的轉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后，即開始著手調整蘇聯(lián)的對華政策，而其對華政策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對此期中蘇“蜜月”型關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蘇方準備派一個外交部部長或者副部長到中國來參加國慶五周年慶典，赫魯曉夫提出來要自己去，這也是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實際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變斯大林的對華不平等政策。這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lián)在雙邊關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并將該地區(qū)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lián)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xié)定；
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
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yè)企業(yè)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yè)設備的供應范圍等七個文件。蘇聯(lián)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并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
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yè)機器無償贈給中國。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lián)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tài)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魯曉夫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后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志見面，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對于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東深表感謝，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贊“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應該說是中蘇關系的“蜜月期”。

　　三是關于蘇聯(lián)對華的核援助。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就曾經試探了解蘇聯(lián)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談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訪華以前，國內已經有人給毛匯報過關于核技術的問題。所以，這次訪華令赫魯曉夫意外的是，毛澤東跟他提出了蘇聯(lián)幫助中國制造核武器的問題。赫魯曉夫當時表示，蘇聯(lián)現(xiàn)在已經擁有核武器了，可以給華約國家包括中國提供核保護，所以中國沒有必要再制造核武器。實際上，赫魯曉夫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原因，就是在他訪華前，蘇聯(lián)剛剛跟美國在談核不擴散的問題。但是，赫魯曉夫還是答應了，表示可以幫助中國和平利用核技術。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蘇雙方在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xié)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蘇聯(lián)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中國以幫助的協(xié)定，促成中國建立起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幫助中國培訓核技術方面的科研人員，為中國原子能工業(yè)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也開始要進入鉆研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蘇聯(lián)開始幫助中國從軍事方面來研究原子能的問題，而且有了實質性的步驟。

四是關于中蘇關系的破裂。人們一直認為，中蘇分歧的起因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幾乎所有的中共歷史著述以及有關中蘇關系歷史的著述，都是這么說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來認為，毛澤東對赫氏秘密報告的反應其實是喜多于憂。毛早就不滿斯大林了，所以他說秘密報告的最大意義在于揭開了蓋子，連斯大林這樣神秘的人物現(xiàn)在也已經不神秘了。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毛澤東完全可以同赫魯曉夫平等對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甚至赫魯曉夫也不在話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現(xiàn)的中蘇之間的分歧，只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不同看法，還遠遠沒有影響到中蘇關系，甚至應該說兩黨兩國的關系在繼續(xù)共度“蜜月期”。

　　中蘇開始出現(xiàn)比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幾件大事：長波電臺和聯(lián)合艦隊的問題，還有炮擊金門的問題。

　　有研究者根據(jù)文獻史料認為，建立長波電臺和聯(lián)合艦隊本來是中蘇共同的意愿。一九五七年底，蘇聯(lián)核潛艇研制成功，艦隊遠航能力大大加強，但是那時候沒有衛(wèi)星，艦隊在遠航過程當中的聯(lián)系靠現(xiàn)有的電臺達不到，所以蘇聯(lián)希望在中國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長波電臺。赫魯曉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剛剛修復的蘇印關系受到損害，但是他覺得在中國建立不會有什么問題，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實當時蘇聯(lián)的軍方曾經有過擔心，說跟中國提出來會不會引起中國人的不滿？赫魯曉夫拍著胸脯打保票說沒有問題。因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剛剛簽訂《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表明中蘇在軍事方面的合作達到了一個高峰。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國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中國就開始著手長波電臺的建設了。在蘇聯(lián)的幫助下，進口的三套“突浪型”長波電臺設備于一九五七年分別安裝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qū)。但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長波電臺，隨著潛艇部隊的發(fā)展和遠航訓練任務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臺。鑒于中國難以承擔這樣的工程，中國海軍方面便與蘇聯(lián)有關方面聯(lián)系、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雖然雙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毛澤東為此發(fā)火。問題是由投資比例引起的。整個電臺（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資一點一億盧布，蘇聯(lián)提出它出七千萬，中國出四千萬，毛不干，跟彭德懷說投資由中國全出。毛是考慮到所有權的歸屬，其實蘇方根本沒有提到所有權，甚至連指揮權都沒提到，只是提到雙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對長波電臺的事情發(fā)火的時候，蘇聯(lián)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轉達了蘇聯(lián)關于中蘇建立聯(lián)合艦隊的建議。其實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勁光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向蘇聯(lián)海軍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lián)現(xiàn)在尚未研制成功，將來蘇聯(lián)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中國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盡快獲得新技術對于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lián)現(xiàn)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制成功幾種用于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lián)一五計劃期間的五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并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lián)提出請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lián)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新型戰(zhàn)斗艦艇的設計圖紙和資料。蘇聯(lián)正好也有這個意圖，表示雙方可以建立一個聯(lián)合艦隊。結果，長波電臺的事還未了，又出來一個聯(lián)合艦隊的事，毛就惱火之至。

　　與此同時，在炮擊金門的問題上赫魯曉夫也開始對中國不滿。首先是中國炮擊金門沒跟蘇方通氣，赫魯曉夫非常不滿意。在赫氏看來，既然中蘇是軍事同盟關系，中方采取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應該與蘇聯(lián)通氣。毛后來說告訴過赫氏，赫氏反問“什么時候告訴過”。據(jù)《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確實沒有事前通報蘇聯(lián)。其次是在炮擊金門時，臺灣向大陸發(fā)射了當時最先進的美制響尾蛇導彈，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陸以后沒爆炸，中方撿到了。蘇方希望中方把這個響尾蛇導彈提供給他們。中方開始是拖著不辦，后來雖然提供給蘇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紅外線制導裝置。蘇方非常惱火，認為核技術都提供給中方了，而中方卻連完整的響尾蛇導彈都不提供。

　　中蘇雙方這一系列事件發(fā)生后，才導致雙方關系出現(xiàn)明顯的裂痕，這個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報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維營精神，使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tài)上進一步產生分歧，更為重要的是導致兩國關系的逐步惡化。先是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中蘇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xié)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后，蘇聯(lián)又采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后，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所以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蘇關系明顯出現(xiàn)裂痕的時期。

　　一九六○年以后，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傳統(tǒng)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據(jù)文獻檔案說明，事情最早起因于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聯(lián)第四次理事會議。這次會議除了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還有不少西方國家和其他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出席，中方在這些代表團之間散發(fā)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lián)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布加勒斯特會議則是蘇方和赫魯曉夫對中共的報復。到一九六三年，中蘇的分歧更加加深，發(fā)生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zhàn)，中蘇關系最終走向了破裂。

　　關于中蘇關系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許多解讀，比如國家利益沖突、意識形態(tài)分歧、領袖個性矛盾等等。最近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種新的詮釋，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領導范式的錯位。這種詮釋認為，中蘇關系其實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表現(xiàn)出來的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系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范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并在意識形態(tài)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tǒng)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么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于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系混同于黨際關系的狀態(tài)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系范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fā)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tǒng)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wěn)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系，一旦政治關系發(fā)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zhàn)，或意識形態(tài)的正統(tǒng)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就會立即顯露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系也就隨之遭到破壞。因此可以認為，中蘇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軍事合作方面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系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蘇關系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關系范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

　　韓鋼，湖南人，1958年10月出生。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yè)�，F(xiàn)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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