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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兩種“清官”觀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法家那一套厚黑學式的“性惡論”、“以私制私”、“法治”學說在把君主還是民主、皇權(quán)本位還是人權(quán)本位的根本區(qū)別抽象掉以后,很容易與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中的人性局限假設、分權(quán)制衡論與法治主張魚目混珠。在如今人必稱法治的時代,某些人用韓非式的“法治”偷換現(xiàn)代憲政法治的危險是不容忽視的。

  經(jīng)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對“文革”初批判《海瑞罷官》等“清官戲”時的一種怪論可能記憶猶新:從階級斗爭理論看,清官是統(tǒng)治階級長遠利益的忠實代表,他們的清廉具有欺騙性,意在掩蓋階級矛盾,消除革命威脅,使反動統(tǒng)治能夠長冶久安。因此他們比貪官更可怕。而貪官能夠暴露反動本質(zhì),激化階級矛盾,加快革命的到來,所以從“革命”的觀點看清官比貪官還要壞。

  這種極左怪論自然是極為荒唐的。從常識出發(fā),從老百姓的角度看,清官當然比貪官好。如果說某種制度下能夠普遍產(chǎn)生清官,那么這就應當是一種好制度,用得著為不能以“革命”推翻它而懊惱嗎?而應當推翻的壞制度自然是貪官遍地的制度,怎么會有“清官可怕”的問題呢?

  但這只是老百姓的想法。過去的統(tǒng)治者往往倒真是討厭清官的,盡管他們通常都不這樣說,而且都喜歡樹清正廉潔的榜樣。尤其儒家理論總是強調(diào)吏德的重要,而“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常被當作吏德的通俗歸納。

  然而我國古代政治素有“儒表法里”的傳統(tǒng)?陬^上說的是儒家倫理,實踐中行的是法家規(guī)則。所謂“百代都行秦政制”是也。法家可是極端“現(xiàn)實主義”的,它對仁義道德那一套虛的不感興趣,大權(quán)在握才是實的,有了權(quán)就有了一切。而權(quán)力既然是個好東西,當然人人都想要,可不能讓人偷了去。因此法家非常重視防人之術(shù)!俄n非子》甚至認為:“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 ……皆挾自為心也!奔热贿B父子、夫妻之間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間的仁義忠信就更不足恃了。在法家看來,惟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義的賞罰規(guī)定)、術(shù)(通過分權(quán)制衡駕馭群臣的權(quán)術(shù))、勢(嚴刑峻法形成的高壓)。

  法家認為人間是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權(quán)力競爭場:“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權(quán)力)!币虼司醢才爬糁;
首先考慮的就不是如何順天應民行仁政,而是確保大權(quán)在我,居重馭輕,強干弱技,防止權(quán)臣竊柄、君位架空,致使法、術(shù)、勢失靈而危及“家天下” 。于是由性惡論、權(quán)力中心主義而導出的行政安全至上,便成為吏治的首要原則。

  法家君主當然也希望臣僚清廉公正得民心,但絕不會把行政正義置于行政安全之上。他們常常認為臣下的忠順比清廉更重要。然而,作為性惡論者,法家實際上并不相信君臣關(guān)系中真有什么信仰、忠誠可言。韓非就曾一再講:“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薄俺贾圆粡s其君者,黨與不具也!彼舉例說:傭夫賣氣力給主人干活,不是因為愛主人,而是因為活干得多可以多掙到錢。同樣,臣之所以能為君用,是因為他們期望以此得到富貴。而臣之所以不叛君,是因為他們害怕被殺頭。

  所以毫不奇怪,一個臣子竟然不圖富貴又不怕殺頭,那他在君主眼中就有造反的嫌疑,儒家傻呵呵地提倡的那種不貪財不怕死的海瑞式人物,還是少些為好。韓非明確地說:“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
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謂之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法家思想家就這樣證明了“清官可怕”。換句話說,海瑞式的清官在儒家看來是吏治的典范,在法家看來卻是吏治之癌。而在現(xiàn)實吏治中海瑞之所以罕見,在儒家看來是理想太完美,曲高和寡,大音希聲。而在法家看來,沒有海瑞才是理想的吏治,有那么一兩個,是為“無益之臣”,如果有更多那就是危險之征了。

  總之,傳統(tǒng)政治中一直就有誘人追求利祿享受以權(quán)謀私而放棄道德自律的機制。早在先秦時就有這樣的故事:齊景公時,晏子受命治理東阿,前三年他廉潔奉公,“屬托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百姓獲利,“民無饑者”。但他卻遭到君主嚴厲處分,說是再這樣寡人就要殺你的頭了。晏子于是“改道易行”,從第四年起便大肆徇私納賄,欺下媚上,“并重賦斂”,“陂池之魚,入于權(quán)家”,弄得府庫空虛,“饑者過半”。然而君主反倒大加獎賞他說:“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有人分析這個故事時,認為原因在于受仁政之惠的老百姓沒有發(fā)言權(quán),而受惡政之利的權(quán)貴壟斷了信息通道,因而君主得到了錯誤的信息。這當然是原因之一。

  然而重要的是:假如君主知道真相,他就能獎廉懲貪么?從儒家觀點看應當是的,因為民為邦本嘛。但如果法家來看待此事,他很可能懷疑你“潔己沽譽” 、“市恩于民以彰君非”。其實這個邏輯倒也十分明白:雖然在理想狀態(tài)下“我”(官吏自己)、君(上司)、民(下屬)三者利益應當一致,但倘若三者利益不幸有悖又當如何?儒家(無論實際做不做得到,起碼理想如此)從“從道不從君”、“民貴君輕”的觀念出發(fā),認為應當舍己為民不惜違君,法家卻認為絕對應當為君違民。然而實際上法家從性惡論出發(fā)又并不相信官吏真的會舍己為君(如同不相信他們會舍己為民一樣),只認定他們是利己而為君用,因而“為君違民”在邏輯上就只能理解成“為己害民”!盀橐押γ瘛奔仁抢硭斎唬安晃分卣D不利重賞”的清流又被視為“無益”有害,“儒表法里”對吏德的影響由此不難想見。

  儒家相信道德說教忽視制度防范,并且推崇小圈子和“特殊主義”,這當然不利于改善吏治。法家針對性地強調(diào)分權(quán)、監(jiān)視等制度并且以普遍主義打破小圈子,這本來似乎有利于改善吏治。但是如上所述,法家這兩個政策的出發(fā)點卻并不是民權(quán)本位的,而是君權(quán)本位的,因而主要考慮的不是行政正義而是行政安全。這就決定了那些制度設置和普遍性原則不僅對獎廉懲貪作用有限,而且還有反作用。

  明儒黃宗羲對此曾有一針見血之論,他說法家之“法”是一種“藏天下于筐篋”,即置天下于一家一姓之私囊的立法,它根本不考慮臣民的權(quán)利,“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這樣的立法使利益隨權(quán)力而集中,“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這自然導致為追逐利益而竊權(quán)、篡權(quán)的風氣,“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之是虞”。于是君主只能“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势浞ú坏貌幻埽ㄓ芏煜轮畞y即生于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黃宗羲批判的就是法家式的“性惡論”、權(quán)術(shù)御臣論和法家式的“法治”。作為專制制度下只做不說(韓非說出來了,這恐怕也正是他后來不得善終的原因)的一種“厚黑學”,它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下的人性局限論、權(quán)力制衡與法治理念完全是相反的。正是它導致了“清官可怕”的陰暗心理,更導致了海瑞、東林式的清流清議無法立足而貪官污吏則橫行于世的社會現(xiàn)實。

  在“儒表法里”狀態(tài)下,“法家傳統(tǒng)”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實際上比那種書本上的、往往只說不做的儒家傳統(tǒng)大得多。更何況兩個因素使它的消極影響不可忽視:第一是我們國家在“文革”災難中曾專門搞過多年的“批儒揚法”,大規(guī)模普及韓非學說。這在法家那一套通常是只做不說的中國歷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它與“文革”之初關(guān)于“清官可怕”的公開宣傳相呼應,造成極壞的影響。其流變至今便形成那種鼓吹依靠家奴消滅清流的“雍正”主義。第二是法家那一套厚黑學式的“性惡論”、“以私制私”、“法治”學說在把君主還是民主、皇權(quán)本位還是人權(quán)本位的根本區(qū)別抽象掉以后,很容易與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中的人性局限假設、分權(quán)制衡論與法治主張魚目混珠。在如今人必稱法治的時代,某些人(文藝作品)用韓非式的“法治”偷換現(xiàn)代憲政法治的危險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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