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幾乎是與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曾有幾所美國大學開設了漢學方面的課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研究），但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課程卻很少見──有關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就更不用說了。直到1949年中國確立了共產主義制度之后，美國政府、一些基金會和學術機構才開始意識到發(fā)展有關當代中國的專門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這一領域，關鍵性的激勵來自若干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福特基金會決定在東亞研究領域投入三千萬美元的資助；
而國防教育法案也在分配政府獎學金時，將現(xiàn)代漢語包括在對重要語言的研究之內。［1］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之間的這種伙伴關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困難重重。當然，最主要的問題在，在最初的三十年中，相關的美國學者一直得不到去中國從事實地調查的機會──而這通常被視為是進行成功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必備的條件。

　　無法對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導致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使許多學者嚴重低估了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所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這些事件包括：土地改革、集體化、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2]困擾著那些中國觀察者學術團體的最大的問題，表現(xiàn)在該研究領域自身的起源上。當代中國研究源于“了解你的對手”的冷戰(zhàn)思維，其定位更多的是指向最新的情報分析和政策評論，而不是持久的學術貢獻。一個人的學術生涯是否成功，常常是以能否得到華盛頓政府提供的工作機會而不是以能否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來衡量的。

　　在這樣的氛圍下，在缺乏關于中國的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美國新一代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們完成的著作的質量確實是不同尋常的。幾乎完全依賴得自中國官方的文件（隨后通過在香港的訪談和紅衛(wèi)兵出版物加以補充），他們對科層制行為（bureaucratic behavior ）和政治動員的分析竟然很好的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真是讓人驚嘆不已。

　　當然，以“事后諸葛亮”的眼光，我們能夠輕而易舉的指出那些開拓性著述中的缺陷，這些缺陷的產生不僅僅由于缺乏實地調查，還與研究者理解這些有限數據的視角有關。在二十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由于對蘇聯(lián)研究中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模式的借用，將學者們的眼光都束縛在了國家倡導的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結構上，從而忽視了社會力量的重要性。[3]其后，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突然開始，學者們采取了美國人偏愛的多元主義模式對以前的研究大加補充，開始強調社會利益的重要性。1989年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爆發(fā)革命之后，源于歐洲傳統(tǒng)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型開始大行其道。市民社會問題、市場發(fā)展和民主化的關系問題已經登上中心舞臺。但是，10多年過去了，現(xiàn)在看來這條探索路線也不太適合于中國的國情。［4］

　　戰(zhàn)后第一波中國研究浪潮所作的貢獻和存在的缺陷，在許多二手文獻中都已進行過比較細致的分析，因此這里不再一一贅述。［5］我想要關注的是，自1979年1月中美外交關系正�；�，以及中國大陸對美國學者開放之后所發(fā)生的一些變化，我尤其想要探討的是最近幾年的發(fā)展。

　　二十年前，作為美國第一批交流學者中的一員，我來到中國開展實地調查工作，并帶著強烈的興趣沿著這一方向一直從事著關于中國的研究。［6］就在五年前，對于一些社會科學同仁不愿利用中國開放所提供的一些新資料，我有些失望。［7］先前那些經驗豐富的歷史學家，比如Philip Kuhn ，Joseph Esherick和Philip Huang，他們的獲獎作品都是在中國獨有的、豐富的原始資料基礎上寫出來的；
而從事當代領域研究的學者們在把握類似的良機面前卻似乎有些猶豫不決。［8］令人高興的是，這種指責現(xiàn)在已經派不上用場。今天的情況有所改變。在剛剛過去的幾年中，幾位成熟的政治學家發(fā)表的專題論文表明，現(xiàn)在獲得以前無法得到的資料的可能性已大大提升了。Dorothy Solinger對“流動人口”（這是后毛澤東時代對戶籍制度的放松所產生的一種社會人口類型）的研究，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9］Solinger本人與流動人口進行的交談，為這一重要研究注入了生命力。這些豐富的經驗資料為有關城市市民身份的爭論奠定了基礎，從而為其他正在進行工業(yè)化的社會帶來了重要啟示。

　　資深政治學家Roderick MacFarquar 獲獎的最新學術著作，關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權威三部曲的第三卷是另一個極好的例子。［10］雖然MacFarquar依靠的主要是公開發(fā)表的資料（特別是政治精英物的回憶錄），但是如果他不能直接進入中國的書店、出版社和一些私人收藏室，那么這些資料也是無法獲得的。結果，正是這些極其詳盡的資料使得MacFarquar對毛澤東及其戰(zhàn)友的行為和動機的探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實地調查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能讓你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未公開發(fā)表的檔案資料。我在與上�？偣�會的一位中國學者合作進行一項有關文化大革命時期上海工人運動的研究時，依靠的就是這樣的資料。[11]雖然以中國的情況為其經驗基礎，但這本著作試圖超越中國研究領域的范圍，為那些研究好爭論的政治科學的學者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相關結論。

　　利用新資源的不僅僅是資深學者，很多近期的論文已經使用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檔案材料來重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歷史。Neil Diamant出版的關于婚姻法實行的著作，以及Mark Frazier有關工業(yè)管理的分析都是很精彩的例子。[12]

　　在改革時代，由于能夠進行深入的訪談，并從國家工廠到集體企業(yè)和私人企業(yè)的各種經濟實體那里收集到第一手數據資料，促進了從事各種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的劇增，這些研究代表著不同的分支和學術焦點。由該領域的資深學者完成的主要成果包括Jean Oi ，MargaretPearson ，Andrew Walder和Victor Nee等人的著作。[13]Edward Steinfeld，Susan Whiting和Dong Guthrie等年輕的學者有的已經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有的即將出版自己的著作。[14]

　　當然，學術交流活動的增多不僅使學者們在獲取研究材料上有量的飛躍，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外學者有機會進行密切的個人交往。從中國來的那些年輕的才華橫溢的政治科學學者在美國最好的研究生院接受培訓，在我們最好的學院和大學中學習，這是一個有益的結果。[15]這些人不僅使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領域生機勃勃，而且也增加了我們與中國同行的溝通渠道。

　　學術上的交流活動還有助于中美學者間的合作項目的發(fā)展。在采取這類行動方面，Luce基金會、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占據了重要地位。這一領域里近年來最出色的學術成就就是由中美研究者合著的一些著作。Kevin O"Brain 和李連江關于當代中國鄉(xiāng)村村民政治行為的研究就證明了這種合作形式的成功。[16]

　　近來在學術上有關中國研究的最大進展就是這一領域不再被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控制了。一度局限于臺灣和香港新界的人類學家現(xiàn)在已經開始對大陸地區(qū)進行探索式的研究。MayfairYang和閻云翔分別在城市和鄉(xiāng)村進行的社會網絡研究，景軍對農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以及EllenHertz 對上海股票交易市場的研究都表明這一趨勢大受歡迎。[17]

　　當我們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歷史學家們也被誘惑著超越1949年這道分界線上去審視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項成果，是William Kirby 進行的國民黨國家資源委員會及其對20世紀50年代海峽兩岸工業(yè)計劃的影響的研究。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Jeffrey Wasserstrom 有關“五四”以來學生運動的著作，他借助于對不同時期不同環(huán)境下的政治現(xiàn)象進行比較分析而獲得相當的洞察力。[18]另外，金秋關于林彪事件的著作也表明，一個（知情者）對過去事件的想象能夠為有關當代事件的研究帶來靈感。[19]

　　同樣令人振奮的是，政治學家如今能夠方便地進入1949年以前的領域了。Iain Johnston有關明代戰(zhàn)略性政策的著作、David Strand關于20年代北京街道政策的研究，以及Julia Strauss對國民黨統(tǒng)治下政府機構的分析都是這一趨勢的征兆。[20]

　　這些跨時間、跨學科的研究進展，其重要性不僅體現(xiàn)在它們所代表的學術復雜性上，而且還在于它們有望改進我們對現(xiàn)今當代中國研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的回應，這就是：如何解釋現(xiàn)今這種表面上的向前共產主義時期的復歸，這種復歸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后毛澤東時代的特點。約50年前對當代中國研究范圍的劃分，是對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前的歷史這一基本兩分法的感性認識的一個反映。1949年所代表的這種戲劇性的斷裂似乎是在為一種（與純漢學相對立的）新的社會科學辯護。

　　1959年，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費正清（John Fairbank ）闡釋了隱含在當代中國研究這個新領域背后的理論依據：“一場偉大的革命，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在于它將人類最廣大的一群帶入到一種新秩序之中……。對歷史學家來說，現(xiàn)在我們既然已經拐了個彎、換了種角度，那么中國過去的一切看起來也就迥然不同……。我們現(xiàn)在必須研究共產主義，除了中國以外，還要研究蘇聯(lián)�！盵21]

　　到今天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50周年了。但是，不論是中國還是她的研究者們現(xiàn)在也許都在懷疑，試圖割裂與傳統(tǒng)聯(lián)系的努力是否被證明是有效的。從對30年代上海傳統(tǒng)的世界性懷舊情緒到寺廟的整修和各地民間信仰的復活，1949年前影響的痕跡在當代中國處處可見。伴隨著這種地方傳統(tǒng)重新煥發(fā)生機的是對地方多樣性的強調。人們再次對地方方言、歷史、民俗及烹飪等產生興趣，這通常是地域差異增大的潛在的重大暗示。對地方本身興趣的興起的政治含義，就臺灣來說或許是最顯著的，但是決不僅限于此。

　　為了弄清這一顯著趨勢的意義，社會科學家們需要進行細致的歷時態(tài)空比較分析。我們要弄清楚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到底對中國大眾的思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如果這種影響存在的話，就必須要對當代格局和具明顯可比較性的早期現(xiàn)象之間的異同進行詳細研究。而且如果想要確定不同地區(qū)在多大程度上是或者不是按照自己的步調在前進，我們就需要對中國國內的各個地區(qū)進行對比，而不僅僅是拿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這就要求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幾十年間流行的中國觀測模式中走出來，那時是把1949年看作是一個明確的分水嶺，認為它宣告了一個嶄新的、高度整合的體制的到來，這不止是相對中國紛繁散亂的過去而言，更是與蘇聯(lián)甚至美國相比。

　　改革時代，“傳統(tǒng)化”和“本土化”這對孿生傾向正以迅猛之勢席卷中國，如何對它們作出解釋？這是學者們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zhàn)，人類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在中國出生的政治學家積極參與其中，這對迎接挑戰(zhàn)大有益處。某種有關中國歷史的嚴謹學問以及對地方多樣性的深度了解，可能比求助于近期的社會科學時尚更有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既然我們自己不斷增多的研究領域提供了那么多進行精確的社會科學比較研究的機會，那么與其被其他學科牽著鼻子走，還不如充分利用那些機會，這樣我們會做得更好些。如果我們能為跨時空的連續(xù)性和變遷問題找到確切的答案，那么中國研究領域將會對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事業(yè)作出巨大貢獻。

　　從一些核心期刊目前正在進行的成功的交叉學科研究中，我們早已能察覺到這樣一種可能性的苗頭。例如，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在關注不同政體下的機構改革問題。20世紀的中國為這種研究提供了極佳的實驗場所，因為她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變更——從帝制王朝到軍閥政體，從通商口岸到戰(zhàn)時政府，再到國民黨統(tǒng)治、毛澤東時代和革新后的共產主義體制。另外，中國在積累和保存所有這些統(tǒng)治當局的檔案文件方面是很有辦法的，利用這些資料，不同政體下的機構設置（例如福利措施、人事管理、稅收征繳、反腐動議權、勞工關系、工業(yè)政策等）得以成為近期以及即將展開的一些學術研究的方向。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嘗試為中國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位置，由此能夠為拓展社會科學的論爭作出更為有意義的貢獻。鑒于當前在美國政治學家中流行的“新制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當代歐美個案之上的，強調的是連續(xù)性（或“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因此真正獲自于一系列多種多樣的體制比較的中國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有助于我們正確鑒別在哪些條件下可能產生體制性的變革。

　　想要記載下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強烈愿望，敦促社會科學家們從事當代中國研究，他們也為解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疑難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研究就可能從一個“消費領域”（依靠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來獲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長為一個“生產領域”（即有能力產生令一般比較研究者感興趣的原創(chuàng)性分析）。

　　當然，道路并非是一帆風順的。在五十歲時，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我們這些從事中國研究的人，都有可能遇到類似“中年危機”的事件。就中國而言，在世紀末的最后一年里既發(fā)生了特大洪災，又發(fā)生了能夠喚起帝制王朝循環(huán)的可怕記憶的邪教反判事件（作者這里指的是“法輪功”事件——譯者）。就我們的研究而方，地區(qū)調查經費的嚴重削減給我們以后的“興旺”設置了障礙。但是，中年也是我們重煥活力、全心奉獻的一個契機。各種激動人心的知識問題和來之不易的研究通路都在維持并拓展著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使之成長為一個變動的、多樣化的學術共同體。如果我們奮起迎接這些良機帶來的挑戰(zhàn)，那么我們將最有希望安然度過接踵而至的歲月，現(xiàn)在還煩擾著我們這對半個世紀的伙伴的那些有害的危機將會大為減少。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本文為英文，由李婷玉、袁斐翻譯。

　　注釋：

　　［1］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and Row ，1982）：366；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55-56.

　　[2]These failings are dealt with（scathingly）in Simon Leys，Chinese Shadow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8）；
and Thomas Metzger and Ramon Myers ，“SinologicalAhadows.”Washington Quarterly（March 1980）：87-114.

　　[3]A telling auto-critique is offered by Franz Schurmann in the revised editionof his magisterial work.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4］This is not to deny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legal reforms ，villageelections ，and other initiatives that have continued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To date ，however，such measures–which remain under tight Party supervision–do not augur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5］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of Scholarship，”World Politics，36（January 1984）：284-307；
Andrew Walder，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and 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88）offer trenchant critiques of the totalitarian and pluralist modelsthat dominated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of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A discussion of the third wave can be found in Elizabeth J.Perry ，“Trends in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altions”，China Quarterly，139（September 1994）：704-713.

　�。�6］A retrospective can be found in Elizabeth J.Perry，“Remembering theFirst Decade of American Research in China”，China Exchange News，vol.24，no.1（Spring 1996）。

　�。�7］Perry ，1994.

　�。�8］Philip A.Kuhn，soul stealer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0）；
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hilip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0）。

　�。�9］Dorothy J.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9）。

　�。�10］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of the Cataclysm，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11]Elizabeth J.Perry and Li Xun，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For a study of labor unrest during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which also used classified archival documents see ElizabethJ.Perry，“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5）。

　　[12]Neil J.Diamant，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forthcoming in 2000）；
Martin Wood Frazier，The Accidental Factory ：The Evolution of Labor Management in China，1927-6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1997）。

　　[13]Jean C.Oi ，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Reform（Berkeley：Une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Andrew G.Walder ，“The County Government as 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in Walder ，ed.，Zoupingin Trans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October 1989），vol.54，no.5：663-72.

　　[14]Edward S.Steinfeld，F(xiàn)orging Reform in China：The Fate of State-OwnedIndus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san H.Whiting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Doug Guthrie ，Dragon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9）。

　　[15]These include，among others ，Huang Yasheng at Harvard ；
Wang Shaoguangat Yale ：Yang Dali at Chicago ；
Pei Minxin ，formerly at Princeton and now withCarmegie；
Shi Tianjian at Duke ；
Li Cheng at Colgate；
Lu Xiaobo at Barnard ；
and Cui Zhiyuan at MIT.

　　[16]Kevin O‘Brien and Li Lianjiang，“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January 1996），vol.22，no.11：28-61；
O ’Brien and Li，“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ChinaQuarterly ，（September 1995），no.143：756-783.Other examples of student-teachercollaboration include studies by Andrew Nathan and Shi Tianjia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by Lynn White and Li Cheng on elite politic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by Lowell Dittmer and Lu Xiaobo oninformal politics ，and by William Parish and Tang Wenfang on factory reforms.

　　[17]Mayfair Yang ，Gifts，F(xiàn)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in China（Ithaca：Cornello University Press，1994）；
Yan Yunxiang ，The Flow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6）；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llen Hertz，The Trading Crowd：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Jeffrey N.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9]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0]Ali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Julia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8）。

　　[21]Letter from John King Fairbank to the Ford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來源：http://sociology.nju.edu.cn/news/py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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