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時代，可是，神話時代能從古代一直持續(xù)到今天的確實少見，或許只有中國一家，這也就是某些專家學者所說的“文明持續(xù)論”——其他文明古國，都找不到老祖宗了，只有中華文明的牌位屹立不到，端端正正，真讓我們這些后來人感到慶幸。想想其他文明的后裔，該是多么悲慘，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就是痛哭也是快樂的。

　　隨著中國與世界文明的匯合，中國的神話在一天一天地減少，比方說，“地大物博”，現(xiàn)在不提了；
可是，“禮儀之邦”的旗幟依然高高飄揚，很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不過，據(jù)“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反應，在國外，不管是歐美發(fā)達國家、俄羅斯，還是我們的近鄰東南亞諸國，對中國人的關(guān)照都是體貼入微，細致周到，唯恐一處、一時不到位就讓中國人失了方寸。中國人光顧的地方，都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寫著：不要隨地吐痰，不可大聲喧嘩，不可如何如何……——這些文字，原本用于兒童的啟蒙，有時，也被大城市的人用來教訓暫居或者剛進城的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

　　中國人是最講“禮”的，所謂：“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行”，凡是不合禮儀規(guī)范的事情都是不允許的，可是，為什么中國的禮儀和西方的禮儀不合拍呢？這就要從中國禮儀的本質(zhì)說起，或者說，要區(qū)分中式禮儀與西方禮儀的差別。

　　“禮”的本意，在于調(diào)節(jié)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于創(chuàng)建“和諧”社會。這一點，作為中國禮儀大師的孔夫子講得很清楚：“禮之用，和為貴”。然而，“禮”作為一種具有一定強制力的社會規(guī)范，必然有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從頒布到實行的過程，那么，誰是“禮制”的制定者呢？“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具有頒行禮儀的天職，是普天下人民的禮儀“導師”。

　　大明王朝的土皇帝朱元璋，幼年不幸，身世凄涼，當了皇帝之后，也孜孜以學，不曾有過片刻的懈怠，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勤奮好學，編撰了一部通行全國的禮儀手冊《大誥》，明朝的每一個子民，人手一冊，日日誦讀。明朝是一個“有道”的朝代，所以，人民的言行舉止，都由朱元璋一個人說了算，為了落到實處，還在每一個鄉(xiāng)村的村口，立一塊石碑，刻上全國統(tǒng)一的“禮儀標準”，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元璋剛死，他的兒子就把《大誥》當了廢紙，再也沒有提起過，那些曾經(jīng)把《大誥》背得滾瓜爛熟的鄉(xiāng)民們，也把《大誥》忘得干干凈凈。

　　這是中國禮儀的第一特點，自上而下，由最高統(tǒng)治者頒布，人民實行，禮儀的合理性由權(quán)力的壟斷性天然證明。

　　“禮”的頒布者是皇帝，“禮”的內(nèi)容呢，則是分等級、明貴賤，建立自權(quán)力金字塔以下的層層疊疊的次序。這套規(guī)則無所不包，大到天子、諸侯的國土、宮殿、儀仗、車馬，小到老百姓的飲食起居，都在其中�！按┦裁匆路�坐什么車，到哪一座山上唱什么歌”，帝國的人民都可以找到依據(jù)，都可以“照章”行事。比如，漢朝為了推行“崇農(nóng)抑商”的政策，對商人實行嚴格的限制政策，規(guī)定商人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不能佩帶金銀玉器等等�！岸Y”不僅及人，也及物；
不僅及人造的建筑，就是自然的存在，也要分出等差序列�！拔逶馈本褪沁@樣一個來歷，有了皇帝的封禪，“五岳”似乎就成了一等高山，可以“一覽眾山小”了。

　　前一陣子，看一個報道，有“好事者”想顛覆原來的“五岳”，重新命名中國東西南北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山，為這個事情，起了爭議，一些人贊同，另一些人反對，鳳凰衛(wèi)視就把兩派的人召集來，讓他們面對面陳述各自的觀點。不過，有一位大導演張紀中的話，卻讓我惡心。他是反對派，對此，我覺得無可無不可。問題是他反對的理由是：“五岳”是皇帝冊封的，是有權(quán)威的，可是，現(xiàn)在皇帝不在了，你們重新命名“五岳”，能有權(quán)威嗎？——原話大概不是這么說的，可是，他的意思我卻肯定沒有經(jīng)過“藝術(shù)加工”，原原本本，一絲不差。說了這些話，張大導演居然很有權(quán)威地責問對方：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嗎？張紀中這種賤骨頭，天下少見；
這種奴才相，絕對正宗原版，別人就是想做盜版，也自嘆不如啊。

　　中國禮儀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維持一種遍及全社會的等級制，把每一個人都嵌入到等級制的方格中，任何一個人想逾越“禮制”規(guī)定的界限，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現(xiàn)在你想把農(nóng)民身份轉(zhuǎn)換成城里人一樣艱難。

　　正因為上述原因，中國“禮制”傳達著一種強烈的信號，即默認和遵守集權(quán)者制定的禮節(jié)，即意味著精神上的服從和歸順，意味著成為天子治下的“順民”，意味著對集權(quán)者的頂禮膜拜。清軍入關(guān)之后，奉行“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的政策，阿Q革命首先從剪掉辮子開始，這些“細枝末節(jié)”在外國人看來，和革命沒有任何瓜葛，然而，對于“禮儀之邦”的中國人來說，這可是非常至極的作為了。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中國式禮儀的最核心內(nèi)容，充其量不過表達著當權(quán)者對下層民眾，上級對下級，有錢人對窮人的一種統(tǒng)治、占有、奴役和蹂躪的快感，充其量不過呈現(xiàn)著“沉默的大多數(shù)”對權(quán)勢階層的一種恐懼、仰慕、阿諛以及極度恐懼和無奈混合著的冷漠。所以，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禮儀是一分為二的：在上者肆意妄為，沒有任何“禮制”之約束；
在下者機械而僵化，將所有禮儀活動退化為“機器人的舞蹈”——太和殿上三磕九跪的大臣們，哪一個還有一點生物的氣象，幾乎全都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木偶。

　　這種自下而上、單向度的禮節(jié)，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形式化和繁瑣化。因為，對統(tǒng)治者而言，禮節(jié)不過是至高無上的權(quán)勢的一種最廉價的裝飾物，就像一個靚麗女孩身上閃閃發(fā)光的玻璃珠子一樣。劉邦登基之前，遇到儒生，就把儒學博士的高帽子要過來，在帽子里撒尿；
當了皇帝，又行禮如儀，那一套“樣板戲”一樣的程序正是被他尿過的腐儒排演的。試想，劉邦對“禮節(jié)”懷有怎樣的虔敬嗎？試想，劉邦難道不會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嘲笑那些“木偶大臣”嗎？

　　另一方面，對皇帝之外的所有人來說，“禮制”是被奴役者脖子上越勒越緊的繩子，而追求自主和自由乃是人類之天性。東籬采菊，南山悠然，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除掉禮制的枷鎖，追求個人自由空間的幻想?yún)s從來不曾墜落，而這種永恒的夢想必然來自每一個人內(nèi)心對于冠冕堂皇之“禮”的蔑視和淡漠。因此，至少在一點上，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是一致的，即：禮，僅僅是也只能是一場空白的戲劇，除去繁瑣的儀式和冗長的過程，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中國式禮儀還有另外一個鮮明的特點，即“禮”是熟人之間的習俗、規(guī)范和處事原則，是等級制度的平面化和“圈子”文化的體現(xiàn)，是以自我為中心度量親疏遠近的一種“物以類聚”的過程。這種狀況，不需要在歷史里尋找，也不需要在費孝通所說的“鄉(xiāng)土中國”尋找，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人們也是以“熟人社會”的方式來處理人際關(guān)系的。比如，在一個單位的班車上，同事之間彬彬有禮，禮讓謙謙，儼然是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
可是，在公共汽車上，這種“和諧”社會的氣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能夠看到的是一張張沒有任何表情的臉�；蛘�，在大街上，你要是和一個擦肩而過的外國女孩打招呼，她一定會以微笑作為應答；
可是，如果是一位中國姑娘，你大半會被看作“不良少年”了。

　　中國式禮儀從來不是自由人之間、自發(fā)形成的、平等的處事規(guī)范，而是不同階層之間在實力懸殊的狀態(tài)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從來不是面向社會大眾的一般原則，而是有效半徑局限在熟人之間的“局部真理”——這就是中國人的“禮”。西方禮節(jié)的形成，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不可否認，西方禮儀蘊含著自由人平等交往的基本價值觀，包含著“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的普遍原則，這兩點是中西方禮儀的根本差異。

　　對和諧社會的最大威脅和破壞，并不是來自處于散漫狀態(tài)的自由人，而是來自監(jiān)獄中規(guī)規(guī)矩矩的囚犯。在強權(quán)和重壓之下，保持“良民本色”和“禮儀之民”的中國人，就像是居住在一座沒有邊界的監(jiān)獄中的囚犯，一旦卸掉了身上的枷鎖，他們就會像越獄成功的暴徒一樣，肆無忌憚，無所不為。中國歷史上哪一次浩劫，不是懦弱、本分、樸實、守禮之農(nóng)民所為，這是被禮制壓抑的一種極端表現(xiàn)，而在和平時期，重壓解除之后的恰當表現(xiàn)就是：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壞一切可見的規(guī)矩，以此作為自我存在、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宣泄、自我調(diào)節(jié)的渠道。

　　大學畢業(yè)生扔到宿舍樓下的碎啤酒瓶，可以作為本文最直接的證據(jù)。

　　但是，這種“被壓迫者的狂歡”并不是個性解放的標志，相反，卻是一個國家缺乏自由、社會缺乏溝通、民眾缺乏自律的明證。換句話說，一個人在缺乏監(jiān)督和約束的狀態(tài)下，就沒了規(guī)矩，“想干嗎就干嗎”，也不是個人自主的一種表現(xiàn)，而是一種幼稚和奴性的殘余——因為，只有孩子需要照看，只有奴隸需要監(jiān)督，自由人是為自己而存在的，是自我管理的。本文的原意，也不是給中國人的各種反禮、“非禮”行為尋找歷史根據(jù)，而是說明——中國的禮節(jié)是一種外力強迫的、非自主的、空洞化的、熟人之間的和殘缺的禮節(jié)，距離自由人之間自發(fā)達成的平等禮儀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自由人締造自由社會”。

　　全文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后記：

　　這篇文字，來自我的上課經(jīng)歷——《電子商務應用和技術(shù)》，是經(jīng)管學院的公共課，上課人數(shù)特別多，我講了三次，每一次都在200左右，這學期更多，265人。這么多人在一個教室，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持安靜。

　　我奉行自律、平等原則，很少以教師的“權(quán)威”指導學生，可是，坦率地說，這種辦法是失敗的。課堂上，總有很多學生“愉快地”交談，而且具有持續(xù)性，從上課鈴開始直到下課鈴結(jié)束，從不間斷。我非常羨慕——因為，45分鐘課堂講義，我總要花至少10倍的時間準備，這些學生不需要任何準備，就能滔滔不絕，真是一種才干。

　　但是，這種才干在教室里展現(xiàn)是不適當?shù)摹�—當然，這不是一個特殊問題，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是很多中國人的陋習，此外，隨地亂吐、橫穿馬路、四處涂鴉、亂扔垃圾也司空見慣。這種惡習也根本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農(nóng)民和農(nóng)民工的標志，因為，在國外公共場合用中文書寫的禁止性提示，肯定不是寫給農(nóng)民的。我的課堂上全是大學生，沒有農(nóng)民旁聽。

　　這就需要我們思考中國人的“禮儀”與西方人禮儀的本質(zhì)差異是什么？為此，寫了上文。答案只有一個，此“禮”非彼“禮”，中式禮儀的根本是維持一種等級化的次序，而西方禮儀的核心是自由人之間達成的平等協(xié)議。所以，中國人是兩面性的——在外力的重壓下，規(guī)規(guī)矩矩，很懂禮貌和禮節(jié)；
而一旦這種壓力不存在了，就無法無天了。

　　“禮儀之邦”的神話，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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