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著重考察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與經濟學的關系。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各不同學科與學術流派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已成為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要發(fā)展方向。布迪厄正是社會學領域內一位積極的實踐者。他的文化資本理論超越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二元對立，將社會行為放入物質•經濟層面與精神•文化層面的統(tǒng)一之中加以把握。另一方面，文化資本理論也對經濟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盡管布迪厄本人從未將文化資本視為純粹的經濟現(xiàn)象，也未曾對文化資本的經濟價值進行過系統(tǒng)的思考。但其理論仍然為各種新資本理論，如社會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尤其是文化資本理論（文化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獨特貢獻�？傊�，將文化資本理論運用于經濟學領域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因為它不僅可以為經濟學家們研究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提供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從與迄今為止任何經濟學理論不同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經濟增長問題，并對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布迪厄、文化資本、人力資本、經濟學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各個不同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已成為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要趨勢。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就是社會學領域內一位積極的實踐者。他的文化資本理論超越了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二元對立，將社會行為放入物質•經濟層面與精神•文化層面的統(tǒng)一之中加以把握�！拔幕�經濟”理念貫穿于其全部的社會學理論體系。他不僅經常使用一些經濟學術語或概念——市場和再生產等等——來描述文化現(xiàn)象，而且奠定其社會學理論基礎的“資本”和“場域”等重要概念也都借鑒和擴展了經濟學概念。

　　而另一方面，布迪厄文化社會學對經濟學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近年來，隨著文化信息產業(yè)的飛速發(fā)展，文化的經濟價值再度引起了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社會科學家們的廣泛關注。此外，環(huán)境問題的凸現(xiàn)和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課題也使得經濟學家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價值觀、信仰和品味等精神財富；
信息產業(yè)、大眾傳媒產業(yè)、旅游業(yè)和體育產業(yè)等文化產業(yè)、文化產品以及文化政策和制度等等——已成為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經濟的新的增長要素。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嘗試將文化現(xiàn)象納入其經濟學的研究范疇。而從文化與經濟之間關系出發(fā)的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尤其是其中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慣習等概念——則為經濟學家們建立新的理論范式提供了獨特視角。本章試圖從①.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
②.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
③.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的文化資本三方面入手，對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與經濟學的關系，及其對經濟學的意義作一個較為詳盡的考察。

　　1.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

　　“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是布迪厄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進行擴展后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布迪厄指出，資本是一種積累的勞動。它需要通過時間進行積累，并且需要以一種具體化、身體化的形式進行積累。與此同時，資本也是一種以同一或擴大的形式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一種進行自身再生產的潛在能力。不過和經濟學家通常只認可單一形式的資本，即物質資本或曰經濟資本不同，布迪厄認為資本并非僅限于經濟資本，而且若要全面認識和理解社會世界的結構與功能，就必須引進資本的一切形式。布迪厄將資本具體劃分成三大形態(tài)：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經濟資本是經濟學理論所認可的資本形態(tài)，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并且轉換過程是以私人產權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是一種表現(xiàn)行動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資本形態(tài)。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而且轉換過程是以教育資質的形式制度化的。而社會資本則主要由社會義務（“聯(lián)系”）所構成，也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轉換過程通常以某種高貴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這其中，布迪厄尤為關注文化資本對現(xiàn)實社會產生的影響。

　　布迪厄認為與傳統(tǒng)社會和工業(yè)社會所不同的是，在被視為后工業(yè)時代的當代社會，文化已滲透到社會的所有領域，并取代政治和經濟等傳統(tǒng)因素躍居社會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說，現(xiàn)代政治已無法僅憑政治手段解決問題，而現(xiàn)代經濟也無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躍。假如沒有文化的大規(guī)模介入，那么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是缺乏活力的。文化資本正是布迪厄在研究當代社會的文化問題時，作為一種理論假設而提出的一個社會學概念。“這一假設試圖通過學術上的成就來解釋出身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子女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的差別”。布迪厄指出，文化資本概念同時擺脫了常識性觀念以及人力資本論的理論假設。常識性觀念常常將學術上的成功歸功于個體的天賦條件。而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盡管明確提出教育投資與經濟投資的收益率關系問題，但在具體計算學術投資產出時，往往只考慮那些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的收益，而忽略階級因素對投資－收益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此不同的是，文化階級理論堅持認為不同社會階級或階級集團的后代在學術市場上所能獲取的收益并非僅僅取決于教育投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階級和階級集團之間的資本分布狀況。

　　“文化資本”泛指任何與文化及文化活動有關的有形或無形資產。在日常生活中，它和金錢及物質財富等經濟資本具有相同的功能�！拔幕�資本”具體可劃分為身體化形態(tài)、客觀形態(tài)及制度形態(tài)三種基本形式。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通常指通過家庭環(huán)境及學校教育獲得并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知識、教養(yǎng)、技能、品味及感性等文化產物。它的積累是一個具體化與實體化的過程。正如行動者可以通過勞動獲得物質財富那樣，他同樣能夠通過學習積累知識和提高文化修養(yǎng)。不過，身體化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積累不僅需要一個十分漫長、極費時間和精力 （“力比多的投入”或性欲）的過程，而且它最終也只能體現(xiàn)于特定的個體身上。它“是無法通過饋贈、買賣和交換的方式進行當下傳承的”。以這一方式獲得的文化資本和物質財富一樣，可以投資于各種市場（學校市場、學術市場、社交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等）并獲取相應的回報。而且這種回報既可以是金錢與社會地位等物質性利潤，同時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評等“象征性利潤”。

　　文化資本的第二大形態(tài)是客觀（objectivé）形態(tài)，即物化（object）狀態(tài)。具體的說，就是書籍、繪畫、古董、道具、工具及機械等物質性文化財富（biens culturels）。顯然，這是一種物化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是可以直接傳遞的。不過，客觀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并不是一種與身體化過程毫不相關的完全“物化”資本。人們通常以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就可以立刻得到它們。也就是說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客觀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但事實上，任何事物要想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發(fā)揮固有作用的話，那么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具備一些身體化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特征。以古董收藏為例，我們知道一名真正的古董收藏家除了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之外，還必須同時具備豐富的收藏知識和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有可能收集到真正具有價值的收藏品�？傊�，任何形式的文化資本都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物質形態(tài)，如果不以身體化文化資本為媒介被行動者象征性所有，即行動者的身體化文化資本如果不投入到具體的市場（特別是文化生產市場）中去的話，那么是無法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發(fā)揮固有作用的。換言之，通過文化資本所能獲得的利潤“是與他（行動者）所掌握的客觀形態(tài)資本以及身體形態(tài)資本的多少成正比的”。

　　文化資本的第三種形態(tài)是制度形態(tài)。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就是將行動者掌握的知識與技能以考試等方式予以承認并通過授予合格者文憑和資格認定證書等方式將其制度化。這是一種將個人層面的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轉換成集體層面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講，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是一種介于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與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之間的中間狀態(tài)。文憑是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典型形式。布迪厄指出，學歷資本的積累只有通過經濟層面的教育投資才能得以實現(xiàn)。父母們如果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更好一些的學校就讀的話，就必須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本——金錢。而且通常情況下，投入的時間越早效果就越好。也就是說投資的時期越早獲得的利潤就越大、回報也越高。通過此種方式——布迪厄稱之為社會煉金術——獲得的文化資本具有“一種文化的、約定成俗的、經久不變的、合法化的價值”，總之，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不論對其承擔者來說還是對承擔者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來說，都具有相對的自主性。

　　文化資本的積累通常是以一種再生產的方式進行的�！拔幕�再生產”是一個體現(xiàn)代與代之間文化資本傳遞方式的概念，在布迪厄的文化階級理論中占據(jù)著重要的位置�！霸偕�產”著重強調資本積累過程中“反復生產或復制”的特征。也就是說，文化資本的積累不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造性生產，而主要是以傳承方式實現(xiàn)的。不過，再生產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復制或拷貝。它必然受到許多外來因素——時間、轉換和實踐行為——的制約。因此，再生產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具有有限自由的重復性生產。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主要通過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來實現(xiàn)。第一種方式“在人們對此還未形成意識的早期就全面展開了。它是通過年幼時期的家庭體驗獲得的”。第二種方式“從較晚的時期開始，以一種系統(tǒng)的、速成的學習方式進行”。家庭無疑是文化資本最初也最主要的再生產場所，而且它通常都是以繼承的方式進行的。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養(yǎng)和興趣愛好的家庭環(huán)境中，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將成為孩子們竭力仿效的對象。孩子們正是通過這種無意識的模仿行為繼承父母的文化資本并將其身體化的。這種被布迪厄稱為提前執(zhí)行的遺產繼承或生前饋贈的資本轉移方式，顯然不同于經濟資本的繼承。它不需要履行任何法律手續(xù)。而且由于這種轉移通常發(fā)生在家庭這一私秘空間內部，所以它始終是在秘密的狀態(tài)之下進行的。因此，以繼承的方式所進行的文化資本的再生產更具隱蔽性、更容易被人們所忽略（被誤認）。

　　此外，文化資本的傳承也經常發(fā)生于各種公共場域內。其中最典型的方式是教育市場的學歷再生產。布迪厄指出，學校是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生產文化資本的場所，但和家庭不同，孩子們只有等到法定年齡才能入學。也就是說如果達不到年齡要求的話，他們是無法接受學校教育的。而且與個性化的家庭教育不同，孩子們在學校接受的是一種經過預先設計、內容統(tǒng)一的集體教育。在此情形下，文化資本的傳遞必然以第二種方式，即“從較晚的時期開始，以一種系統(tǒng)的、速成的學習方式”進行。在現(xiàn)代社會中，家庭和學校所承擔的傳承功能是不盡相同的。家庭和學校有著各自不同的培養(yǎng)目標。通常情況下，家庭主要是培養(yǎng)“教養(yǎng)”和“規(guī)矩”等廣義的品味及感性的地方。而學校則是一個傳授系統(tǒng)性專業(yè)化知識與技能的場所。孩子們從學校獲得的主要是系統(tǒng)性知識及社會技能等文化資本。這些知識與技能往往通過考試的形式正式獲得社會的承認并通過頒發(fā)文憑的方式被固定與制度化。身體化文化資本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被轉換成一種制度化形態(tài)的資本的。

　　2.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

　　人力資本是一個與文化資本息息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認為人力資本是相對于物質資本或非人力資本而言的，指體現(xiàn)于人身上的，并且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收入的一種資本，是人類自身在經濟活動中獲得收益并不斷增值的能力，是投資的產物。在此之前，馬歇爾曾對人力資本概念作過初步界定，指出它是由知識和組織權威組成的資本。舒爾茨對此進行了擴展，認為人力資本專指個人具備的才干、知識、技能和資歷。他并且指出人力資本需要通過投資才能形成�！叭肆Φ娜〉貌皇菬o代價的，它需要消耗稀缺資源，即需要消耗資本投資。人力包括人的知識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資的結果，并非一切人力資源都是最重要的資源，只有通過一定方式投資，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源才是一切生產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因此，人力，人的知識和技能，是資本的一種形態(tài)。我們稱其為人力資本�！�

　　繼舒爾茨之后，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利•貝克爾繼續(xù)進行了人力資本問題研究。他進一步把人力資本與時間因素聯(lián)系了起來。在貝克爾看來，人力資本不僅意味著才干、知識和技能，而且還意味著時間、健康和壽命。如此一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類所必然面臨的稀缺．就不僅與人的無限需求和物質資本的有限存在相聯(lián)系，而且還與人的無限能力和人的有限存在相聯(lián)系。個人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是稀缺性資源，盡管它們多少具有先天的成分在內，但根本的問題仍在于如何生產和再生產這兩種資本，并且把這兩種資本的存量有效地分配到個人需求的各個方面以求得效用最大化。據(jù)此，貝克爾對人力資本作出修正：人力資本包括“知識、信息、教育、思想、技能、觀念、精神狀態(tài)……和衛(wèi)生健康”等各個方面的內容。

　　顯然，文化因素在人力資本中占據(jù)著十分顯著的位置。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都將文化因素視為人力資本的核心所在。例如，科斯坦薩（Costanza）和戴利（Daly）就曾直接把人力資本定義為是人類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識以及經驗的積累。澤亨哈夫特（Zweigenhaft）在一項關于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哈佛大學畢業(yè)生行為的研究中，則將文化資本完全等同于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而另一個面，布迪厄也認為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范疇十分相近，“被某些人視為人力資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訓，都可以被另一些人視為文化資本（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

　　那么，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的人力資本概念和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之間究竟存在哪些內在聯(lián)系呢？林南從宏觀層面出發(fā)，分析了這兩大概念的相似性。他指出，相對于馬克思的古典資本理論，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同屬于新資本理論。此類理論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似之處：第一，與從客觀層面出發(fā)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同，盡管新資本理論明確地強調資本化過程背后統(tǒng)治階級的影響，但卻并未直接把資本視為社會中階級剝削的一部分，而是偏向于微觀層次，解釋作為行動者的個體勞動者，為了在市場中獲得勞動的剩余價值如何進行投資。第二，行動和選擇已成為新資本理論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林南分析道，在古典資本理論中，只有資本家有行動和選擇的權利，勞動者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只能為了換取維持生存而必需的物質在市場過程中提供廉價的勞動。但新資本理論卻認為勞動者可以獲得和保留一部分勞動的剩余價值，并在一定程度上以自由選擇的方式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賣”給資本家以獲取剩余價值。當然，新資本理論并未否認結構的重要性，他們強調的是結構制約下的個人選擇行為。人力資本理論較為關注性別、種族和家庭的制約作用。與此不同的是，文化資本理論主要關注階級結構對選擇行為的影響。

　　那么具體而言，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之處呢？如前所述，布迪厄認為存在三種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即身體形態(tài)、客觀形態(tài)和制度形態(tài)。其中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呈現(xiàn)出與人力資本十分相近的特征。它們的相似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 對人的身體的依附性。我們知道，不論是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必須依附于人的身體而存在。布迪厄指出，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指存儲于人體內的知識、技能、習慣和修養(yǎng)。而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則表現(xiàn)為人的知識、技能、資歷、經驗和熟練程度等，一句話，表現(xiàn)為人的素質。顯然，人力資本同樣只能體現(xiàn)于人的身體，無法與其擁有者相分離。羅森（Rosen）認為，人力資本的“所有權限于體現(xiàn)它的人”。這一明顯不同于物質資本或經濟資本的特征具體反映在以下一系列問題中。首先是此類身體化資本的利用問題。布迪厄指出，由于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和個人的聯(lián)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資本的交易很難完全拋開其擁有者。對于經濟和政治資本的擁有者而言，如何使用和剝削文化資本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同樣，人力資本的使用問題也始終是經濟學領域一個重要課題。周其仁指出，人力資本的天然屬于個人的特性，使之在產權發(fā)生殘缺時，以儼然不同于非人力資本的方式作出反應，此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本關閉起來，以至于這種資產似乎從來就不曾存在，從而其經濟利用價值頓時一落千丈。因此，積極意義層面上的激勵問題始終是人力資本理論的核心課題之一。

　�、� 與第一點有關，就是文化和人力資本的有限性。身體化特征使此類資本無法超越個體而單獨存在。也就是說，這兩類資本都將隨著其所有者的衰落（生物的能力、記憶）和消亡而自動衰落和消亡。以人力資本為例，人在幼年時期，無人力資本，進入勞動年齡，人力資本開始產生并不斷增加，到人死亡，人力資本也隨之滅亡。從這一意義上講，人的有限存在也使文化及人力資本也和物質資本一樣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

　�、� 不可視性和難以度量性。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具有不可視和難以測量的特征。與經濟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同，人們難以直接觀察到行動者個人究竟擁有多少以及怎樣的文化或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測定通常必須通過考試制度、技能鑒定、經歷和長期的觀察等形式來完成。但這些形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荚囍贫群茈y真正起到測定人力資本數(shù)量與質量的功能。而技能鑒定又由于鑒定方法難以科學化，很難真正反映人力資本數(shù)量。而且技能鑒定也只對技能型人力資本有效，對于高層次的人力資本——管理型人力資本和企業(yè)家型人力資本則無法鑒定。對于這些高層次的人力資本．我們更依賴于長期的觀察，而這在購買人力資本使用權之時，一般無法做到，這時經歷便成為惟一可依靠的根據(jù)。但問題是經歷只反映過去，且人力資本會隨時貶值，因此，又顯不足。同樣，我們也很難對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進行定量化研究。而且與人力資本相比，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特別是其中的感性、氣質和興趣愛好等反應個人修養(yǎng)的部分更加難以測量。因此，盡管布迪厄提議可以通過獲得收益所需時間的長度作為測量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標準，但在社會學領域內，文化資本更多的時候是作為一個功能性概念而被認識和理解的。

　　盡管如此，作為社會學概念的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仍然和人力資本之間存在著某些重大差別。最大的區(qū)別反映在內容方面。人力資本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通過投資于教育和各類培訓所獲得的資本，具體包括知識和技能等與文化有關的內容；
另一部分指通過醫(yī)療和保健等途徑獲得的資本，主要體現(xiàn)為個人的衛(wèi)生、健康和壽命等方面。而布迪厄的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也大致包括兩大方面：一與知識有關，主要指通過學校教育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二與個人的教養(yǎng)有關，專指通過早期家庭環(huán)境獲得的趣味、感性和氣質。可見，人力資本和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既有相互重疊的地方，即通過學校教育（也包括各種培訓）投資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也有體現(xiàn)各自獨特性的不同部分，即通過醫(yī)療保健和流動或遷移獲得的那部分人力資本（衛(wèi)生健康）和文化資本中的教養(yǎng)（見圖1）。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重合部分，即通過學校教育投資獲得的資本通常被視為是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共通部分，但也有部分學者對此類劃分持不同的意見，認為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本形態(tài)。比爾•馬丁和伊凡•賽冷伊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知識可能同時擁有兩個不同方面：一個方面可以被描述成人力資本，另一個方面則被描述為文化資本”。人力資本指“稀缺的和經濟上有用的技能”，而文化資本則表示“行使象征性把握，生產理論知識，并因而參與到批判對話文化中”的知識。擁有此類人力資本的行動者可以通過技能的稀缺性獲得某種特權并成為剝削中較低級別的合伙人。而文化資本的所有者提出了一種和自己有關的對權威的要求，此類權威不能來源于其技能的經濟用途，因此他們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股顛覆性力量。

　　人力資本理論和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的另一個重大區(qū)別體現(xiàn)在資本的獲取方式上。人力資本理論強調個人投資的重要性，認為人力資本的獲取方式主要是通過勞動者個人的投資活動實現(xiàn)的。根據(jù)舒爾茨的分析，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包括：用于教育和培訓的支出、用于保健的支出、用于勞動力國內流動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教育投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人力資本投資，這種投資可以轉化為知識的存量，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智力和技術水平。而另一方面，文化資本理論則主張文化資本的獲得是通過再生產的方式實現(xiàn)的。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主要可通過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大途徑實現(xiàn)。而其中布迪厄尤為關注的是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他發(fā)現(xiàn)盡管文化資本無法通過饋贈、買賣和交換等方式獲得，但卻可以通過教育尤其是早期家庭教育傳承和積累。也就是說，與強調勞動者自由投資的人力資本理論不同，布迪厄強調能夠反映父母文化和經濟資本總量，即反映其在社會空間內所處地位的文化資本的再生產。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傳承和積累有以下兩大特征：⑴ 文化資本的傳承和積累主要取決于其出身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的最初積累以及快速積累的先決條件，通常都是從行動者出生之日就起步了的。因此，那些出身于具有豐厚文化資本家庭的孩子從一開始便處于極為有利的地位。⑵ 文化資本的主要獲投資形式之一是時間的投入。布迪厄認為時間是測量文化資本最精確的方法。他指出，行動者是否有條件延長獲取資本的時間，取決于其父母可以提供的自由時間的長短。自由時間即指可以從經濟束縛中擺脫出來的時間。它構成了資本積累的前提條件。顯然在布迪厄眼里，文化資本的傳承和積累帶有明顯的階級印記。那些擁有較多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家庭，不僅能夠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傳承給孩子們較多的文化資本，而且也能夠通過經濟援助的方式，讓其子女有充裕的自由時間來積累文化資本。

　　布迪厄對人力資本理論家忽略資本形成過程中早期家庭教育的影響深感不滿，并將其視為重大的理論缺陷。他指出，由于經濟學家們“在計算學術投資的產出時，只考慮金錢方面投資與收益或者那些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的東西”，所以“沒有把學術投資策略與總體教育策略、再生產策略綜合起來考慮”。如此一來，“便無可避免地忽視了最不顯眼、最具社會決定性作用的教育投資，即家庭所付出的文化資本”。而這一疏忽直接致使其“無力解釋不同的行為者或不同的階級為什么會在經濟投資和文化投資上所分配的比率會如此懸殊”。

　　經濟學家們和布迪厄在資本獲取方式上的分歧體現(xiàn)在他們對待學校教育的不同態(tài)度上。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學校教育不論對人力資本或文化資本的獲取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學校教育被視為獲取此類資本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布迪厄和人力資本理論家們在如何看待學校教育的問題上卻表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由于經濟學家們通常把教育視為提高勞動者個人競爭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所以他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經濟收益上，認為勞動者接受教育的動機基于對他們自身成本－收益的計算，是勞動者的一種理性選擇。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則將學校視為生產與再生產社會等級秩序的重要場域。他指出，學校通常將支配集團的文化慣習視為一種必然并假設任何孩子都能接觸到這些慣習，所以便將這些支配性慣習轉換成一種易于接受的文化資本形式，即學校文化。因此，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學校文化實際上正是一種體現(xiàn)主流意識和價值取向的精英文化。在這里，任何非主流文化，如女性文化、少數(shù)族裔文化尤其是被統(tǒng)治階級文化都被視為異類而遭到排斥�？傊�，學校教育從一開始就凝聚著社會不平等。學校文化（精英文化）對于處于有利地位的上層階級子弟、都市學生和男性而言，可能是輕而易舉就能掌握的。但是，對于學校是他們接觸精英文化（文化資本）唯一和僅有途徑的處于不利地位的其他階層子弟、來自農村或邊遠地區(qū)的學生或者女性而言，學習卻決非一件易事。因為文化資本的獲得不僅只是知識和技能的積累。它同時也意味著必須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認同并接受支配階級的文化慣習。因此布迪厄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教育投資絕不僅僅是受教育者按照自身的成本－收益計算所作出的理性選擇。相反，它以一種貌似平等的選擇方式生產與再生產著社會與文化的不平等。例如，目前國內大學文科各專業(yè)中女生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的現(xiàn)象，就不能簡單地歸因于是女性自身理性選擇的結果。事實上，這一現(xiàn)象折射出社會與文化的不平等，即現(xiàn)代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男權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女性明顯處于不利的地位。

　　綜上所述，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是兩個既相似又有著顯著區(qū)別的概念。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學科性質的不同和環(huán)境差異是兩個較為重要的因素。首先來看看學科性質不同帶來的影響。誰都知道，學科不同側重點便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學和經濟學作為兩門完全獨立的學科，其認識范式和研究范疇自然很不相同。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曾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區(qū)別做過形象的比喻，認為“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科學，而社會學是關于為什么人們沒有選擇的科學”。的確，由于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是一門建立在“經濟人”和“理性行為”兩大基本前提之上的社會科學，所以包括經濟行為在內的任何社會行為都被解釋為行動者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行為。作為一門經濟學理論的人力資本理論同樣將行動者為獲取知識和技能而進行的投資視為一種基于他們自身成本－收益計算的行為。它反映的是一種理性選擇。從這一意義上講，人力資本的獲取是一種充分體現(xiàn)行動者自由意識與意志的投資行為，而學校教育則是行動者獲取人力資本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徑。

　　而另一方面，社會學（主流社會學）則是一門專門研究社會結構制約作用的科學。盡管布迪厄為擺脫社會決定論作了大量工作，但總體而言，文化資本理論仍然將社會結構的制約作用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在布迪厄那里，“選擇”指涉的并不是行動者為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合理性行為。它是一個反映為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再生產而設立的社會淘汰機制的概念�？傊�，對布迪厄而言文化資本的積累是一種基于傳承的、“選擇和淘汰”的再生產活動。而作為一種“選擇”過程的學校教育則是支配階級進行文化資本再生產的主要場所。

　　環(huán)境的影響，即布迪厄所說的“所處客觀狀況”的影響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我們知道，美國和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的社會環(huán)境十分不同。相對于等級觀念較為強烈的歐洲大部分國家而言，美國作為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文化規(guī)范化程度較低、選擇和評判標準較為靈活和寬松，而且平等意識也更為強烈、更注重個人奮斗。因此，較之于強調社會結構制約作用的文化資本理論，誕生于美國社會的人力資本理論更為重視行動者個人的自我奮斗，即十分強調學校教育的作用，而很少考慮早期家庭教育的影響也就不足為怪了。

　　3.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的文化資本

　　在經濟學界，文化資本除了經常和人力資本相提并論外，更多情況下被視為研究文化產品的一個分析框架。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戴維•思羅斯比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fā)，探討了文化資本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的可能性。他指出，在經濟學領域內資本通�？蓜澐殖扇�種主要的類型，即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物質資本指工廠、機器、建筑物等具有生產性的物質的集合，最早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人力資本是近年來受到普遍關注的資本形式。眾多經濟學家注意到，和物質資本一樣人力資本作為儲藏于人體內的一種資本，在經濟生產過程中對經濟產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隨著環(huán)境問題對日常經濟活動影響的日漸增大，自然資本也逐漸成為經濟學家經常談論的概念。自然資本指那些自然界所擁有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以及對此類資源的保護和開發(fā)進行生態(tài)化管理的過程。

　　而文化資本則是近年來引起經濟學家們廣泛關注的另一種資本形式。戴維•思羅斯比認為文化資本明顯不同于其它三種資本形態(tài)。例如繼承下來的建筑物和藝術品盡管具有資本的所有特征，但我們卻無法將其歸類于某種傳統(tǒng)的經濟資本。顯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對此類文化資源的理解，使我們無法判斷究竟其對人類社會，特別是對人類經濟交往能夠產生何種影響，以及能夠造成多大的影響。因此思羅斯比提議，“為了確定文化和經濟活動中此類現(xiàn)象的作用”，應該確定一個獨立的文化資本概念。

　　如前所述，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中的第二大形態(tài)，即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是一個對應于文化產品的概念。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指存儲于物質或信息中的文化資本，如建筑物、繪畫、機器、文學和音樂等文化產品。布迪厄指出，文化產品是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tǒng)一體�！拔幕�產品既可以表現(xiàn)為物質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現(xiàn)出符號性的一面。在物質性方面，文化產品預先假定了經濟資本，而在符號性方面，文化產品則預先假定了文化資本”。因此，與僅僅假定了經濟資本的普通產品不同，行動者要在真正意義上擁有文化產品，除了必須投入經濟資本外，還要進行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的投資。布迪厄舉例道，生產手段的占有者如果僅僅為了從物質層面占有某臺機器，那么只需經濟資本就足夠了。但如果他同時要想使用機器的話，那么就“必須親自或尋找他人代理接觸到身體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文化產品的這一特征致使其所有權形式較普通產品更為復雜。文化產品許多時候同時為兩類人所共有，一類是文化資本擁有者,另一類是經濟資本擁有者。布迪厄指出，假如管理層只不過是依靠文化資本來獲取利益，并非生產工具的真正所有者，那么他們就不過是被統(tǒng)治集團的成員。但如果管理層是生產工具的真正所有者，并主要通過特殊形式的資本的使用獲取利益，那么他們屬于統(tǒng)治集團。但如果經濟資本的擁有者無法促使文化資本擁有者展開競爭的話，那么文化資本擁有者的集體力量就有可能隨之而上升。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資本是作為競爭中的一種武器或者某種利害關系而受到關注并被用于投資的”。

　　思羅斯比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學范疇的文化資本概念。首先，思羅斯比從經濟學層面出發(fā)，對“文化”進行了一番考察。他認為可以對文化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將文化視為一系列的活動。它具體包括在“文化產業(yè)（文化工業(yè)）”中進行的所有活動。這種具有功能意義的文化可以用“文化部門”這一經濟學術語表述。第二種觀點來自于人類學和社會學。眾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將文化理解成一系列的態(tài)度、實踐和信仰。這一意義上的文化通常體現(xiàn)于特殊的社會價值和傳統(tǒng)。而且這些價值和傳統(tǒng)代代相傳，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

　　思羅斯比指出，以上從功能意義出發(fā)的定義主要關注文化所能發(fā)揮的作用。“正如在人類的行為和信念體系中所發(fā)揮的作用那樣，文化能夠表達團體或作為人力組成部分的集體的行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形成人類生活共同要素的東西都具有文化價值”。例如，一幢古老的建筑物往往承載著某一特定時期的歷史和傳統(tǒng)，而一種共同的語言則提供文化得以展示和延續(xù)的途徑。由此看來，“文化載體”（Cultural carrier）概念通常都是伴隨著“文化價值”的概念同時出現(xiàn)的。假設文化價值可以通過某種計量單位定量化，并且這種計量單位在衡量經濟價值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可以和貨幣尺度進行類比的話，那么我們便可以賦予藝術品之類的文化產品一種文化價值。由于從理論上講，任何物品的經濟價值都可能不同，所以不同個體對文化價值的認定并不相同。不過盡管人們很難對某件具體物品的文化價值達成一致的意見，但卻可以在對物品的社會文化價值這一以物品的文化意義為目標的認定上取得高度一致。

　　因此，具有文化資本的物品就可以解釋為有利于文化價值的財富。也就是說，“文化資本是以財富的形式具體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價值的積累”。這種積累除了可能會引起物品和服務的不斷流動之外，還可以形成本身具有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商品。財富是以有形或無形的形式存在的。有形的文化資本的積累存在于被賦予了文化意義（通常稱為“文化遺產”）的建筑物、文化遺址、藝術品以及諸如油畫、雕塑等以私人物品形式存在的人工品之中。這些財富導致了服務的流通，而服務則在進入最后的消費階段被作為私人或公共物品即刻被消費，并且／或者立刻有可能產生新的商品和服務，其中包括了新的文化資本。另一方面，無形的文化資本包括一系列與既定人群相符合的思想、實踐、信念、傳統(tǒng)與價值。不過這一群體是事先確定的，并且與之結合在一起的也是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于公共領域中的一系列藝術品，如文學和音樂。顯然，這些無形的文化財富同樣可能引起服務的流通，而流通同樣可能形成部分的個人最終消費，并且導致新的文化商品的出現(xiàn)。

　　思羅斯比以西班牙的藝術品和文化遺產為例，具有說明了文化資本具有的財富特征。他指出，委拉斯奎茲（Velasquez）的繪畫作品和位于格拉納達的阿罕布拉宮都屬于典型的有形文化資本。它們是西班牙人民或廣泛意義上的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在它們的形成和建造過程中，都曾經投入大量的物力及人力資源。兩者都引起了服務的流通，而這種服務既具有文化意義上的價值，又具有經濟價值。兩者也都產生了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如選擇價值，存在價值和遺產，遺贈價值）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那些付費參觀這些物品的人們的消費經歷行為）。而且如果沒有資源來維持它們作為一種資本財富的話，那么兩者不論在文化價值還是經濟價值層面上都會遭受貶值。再者即使他們可能完全被毀壞或自行毀滅，但都具有非零剩余價值，因為某些公共物品的價值可能會存留下來。此外，思羅斯比還以西班牙音樂為例對無形文化資產進行了分析。他指出，曼紐爾•德法拉（Manuel de Falla）的作品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同樣需要投入，而且如果這種投入進行得不好的話，結果同樣可能非常糟糕。法拉德的作品導致了服務的流通，這種流通既具有文化價值也具有經濟價值。同時此類服務或許會被作為私人物品出售（如作為一場演出的門票或一張光盤）。然而這種由資本財富產生服務的公共物品的特征表明，這種服務的流通可以無限期地反復進行下去。

　　據(jù)此，思羅斯比從經濟學角度探討了文化資本的四大意義。首先，文化資本是一種經濟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必須闡明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例如一幢被繼承下來的建筑物顯然具有經濟價值。這種經濟價值源自于它作為一棟建筑物的物質性存在，而與其文化價值無關。但是財富的經濟價值也可能是被賦予的，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價值。也就是說，文化價值可能會產生經濟價值。例如，人們通常會為了了解某個文化遺產的文化內涵而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在此建筑物經濟價值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文化價值。而另一方面，無形文化資本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卻存在著不同的關系。音樂和文學的積累、文化風俗（習慣）和信念的積累，或者是語言的積累盡管有著廣泛的文化價值，卻幾乎沒有經濟價值。因為它們無法作為財富進行交易。不過，此類無形文化資本的服務的流通則可能產生文化和經濟價值。此外，這種流通的經濟價值的某些部分存在于作為所需公共品的純外觀或構造方面。例如對語言功能的功利化運用或者咖啡廳和電梯內使用的背景音樂就是出于純經濟原因。而且那些來自文化財富的服務流通的經濟價值也可能被增大。所有這些都是由其文化價值所導致的�？傊�，盡管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是各自被確定下來的，但其中一方卻能夠對另一方施加影響。分別依據(jù)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來對文化資本財富的價值進行排序所得出的結果是相似的。但這些排序結果并非完全相同。

　　其次是判斷文化資本在經濟學中對經濟產出和增長的作用問題。思羅斯比為此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在時間t內，某個經濟過程中所擁有內在的文化資本積累為k，這種積累也許低于（或貶值折舊）d，它需要維持（保證）投資I，那么，如果加上新的投資I，資本積累會進一步擴大。我們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表達：

　　思羅斯比認為，這種資本變量也許可以運用到文化和經濟增長決定論這個更廣泛的模型中來。在這個模型中，文化資本可以和生產過程中其他形式的資本一起發(fā)揮作用，并且為了維持或增長文化資本積累而所需投入的資源和其他方面所使用的資源是相互競爭的。

　　第三，文化資本可以促進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文化資本的這一功能類似于自然資本。我們知道，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對經濟發(fā)展起著支持性作用，過度使用即將耗盡的自然資源或無視可持續(xù)發(fā)展地開發(fā)可再生資源的這種忽視自然資本的行為會導致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崩潰，其結果就是福利與經濟產出的喪失。與此相類似的是，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同樣支撐著經濟的運轉并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判斷。因此，不進行必要的投資以維持和增加無形的文化資本，讓文化遺產自行衰落的行為，最終很可能導致文化體系的崩潰，而這同樣會導致福利和經濟產出的喪失。

　　第四，某些被稱為文化資本的現(xiàn)象同樣具有許多傳統(tǒng)資本的特征。因此，我們可以嘗試運用投資分析技術進行分析。例如，成本－收益分析技術顯然可以被用來研究遺產的維護、保持和其他各種不同項目中。而此類分析有著一個顯著特征，那就是對非市場收益的評估。這種評估又可分為兩類，一是根據(jù)對認識到的文化價值做出預期支付，另外就是根據(jù)這些可供選擇的計劃對文化價值本身的作用進行評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外，選擇恰當?shù)恼劭勐室彩欠浅Ｖ匾�的問題。

　　以上從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理論的關系，以及文化資本概念的經濟學可能性兩方面出發(fā)，對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與經濟學的關系作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未曾將文化資本視為一個純粹的經濟現(xiàn)象，并對文化資本的經濟價值進行過系統(tǒng)的思考。但毋庸置疑，他的文化資本理論仍然對經濟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并為各種新資本理論，如社會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尤其是文化資本理論（文化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傊�，將文化資本理論運用到經濟學領域中去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因為，它不僅可以為經濟學家們研究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提供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從與迄今為止任何經濟學理論不同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經濟增長問題，并對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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