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家父馮契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和逝世十周年，值此“馮契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之際，僅以此文表達對父親的追憶與緬懷。

　　1915年11月4日，父親出生在浙江諸暨的一個普通農戶的家庭里。從小學開始，父親就顯露出聰明才智，學習成績優(yōu)異，尤以作文和數(shù)學見長。十八歲那年，祖父不幸病逝，家境窘迫。杭州初級中學校長唐世芳先生慧眼識才，伸出了援助之手，讓父親在學校兼任文書工作，有一份收入，使父親的學業(yè)得以繼續(xù)。父親去清華讀書的行裝也是唐先生幫助備置的。唐先生是父親的恩師，逢年過節(jié)，父親都要去信或打電話問候，平時也常有書信來往。

　　1935年，父親報考了南開大學數(shù)學系獎學金生，被錄取；
之后，又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哲學系公費生。公費生每月有二十元生活費，免除了經濟上的后顧之憂。父親決定入讀清華哲學系，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
我對數(shù)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

　　在清華，父親受教于馮友蘭、金岳霖先生，打下了扎實的哲學與邏輯功底�？箲�(zhàn)期間，清華西遷昆明，與北大、南開合并為西南聯(lián)大，父親在西南聯(lián)大又選讀了原北大教授湯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州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大學畢業(yè)，父親進清華大學研究院哲學部繼續(xù)學習，研讀了古今中外各家的主要哲學著作，其間，金岳霖先生還為他一人授課，內容包括休謨(D.Hume)和布拉德雷(F.H.Bradley)的著作以及金先生的《知識論》手稿，馮友蘭和湯用彤先生也多有指導。1993年湯用彤先生百年誕辰和1994年金岳霖先生百年誕辰，父親分別寫了《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和《憶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對超名言之域的探討》兩篇文章，深情地回憶了這段難忘的歲月。

　　1944年，父親研究生畢業(yè)，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智慧》。對智慧的探索成了他畢生的信念，父親生前出版的論文集名為《智慧的探索》，他晚年的最后三部著作《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被合稱為“智慧說三篇”。

　　從1946年起，父親先后在云南大學、同濟大學、上海紡織工學院任教，并在復旦大學和大夏大學兼課。華東師范大學成立后，于19 52年正式受聘，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直至1995年去世。其間，還先后兼任過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所長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父親酷愛讀書，買書是他的一大喜好。他購書都是自己掏錢，從不用科研經費。他的科研經費僅用于外出開會的差旅費和市內的交通費，而且由系里代管，自己并不經手。家里有五只大書架，因書太多，只能分里外兩層擺放，他時常理書，哪些書放在里層的哪個位置，清清楚楚。父親購書重在實用，都為研究哲學而買。我的大舅舅、版本學家、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先生來我家翻閱了父親的一書架線裝書之后，所作的評價是：沒有收藏價值。

　　文革前，父親經常熬夜，煙也抽得厲害，主要抽“牡丹牌”，在當時是一種比較好的香煙。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監(jiān)督勞動，工資被扣得只剩下一點生活費，于是，只能改抽廉價的“勞動牌”香煙了，我記得是八分錢一包。1975年，發(fā)現(xiàn)患有肺氣腫和肺原性心臟病，在醫(yī)生的建議下，毅然戒了煙。從此，他的生活起居變得很有規(guī)律，每天早晨六點鐘左右起床，然后去學校數(shù)學館附近的空地上獨自一人打“楊式太極拳”，他打拳重在活動筋骨，遠遠望去，整套動作既不標準也不協(xié)調。每天傍晚，他和母親一同外出散步，晚上也不再熬夜。

　　沒有了煙，綠茶和紹興黃酒是他所愛。綠茶大多是托親朋好友買的或別人送的，尤其是安徽師范大學的臧宏教授，每年春天都會寄來幾大包黃山茶林場的“毛峰”新茶，接到包裹單，照例由我去郵局領取，取回后父親再把它們分放在一個個“火油箱”里。父親喝茶用小杯，這是母親特意安排的，為的是讓他能多起身倒茶加水，離開案頭活動一下。

　　黃酒是父親自己買，他常在傍晚散步時去師大一村的小店買酒，不是“加飯”就是“花雕”，每天晚餐用熱水溫熱了再喝。有客人來家，招待吃飯，照例也溫上黃酒對酌，再加上幾盤家常的葷素菜。記得在家招待的中外客人有：挪威的希爾貝克(G.Skirbekk)教授夫婦、美國的艾姆斯(R.T.Ames)教授、王浩教授、何炳棣教授和成中英教授、臺灣的張尚德教授等。外校教授來參加父親指導的研究生論文答辯，通常也請來家里便飯，如復旦的胡曲園教授、嚴北溟教授、蔣孔陽教授、上海師大的徐孝通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傅季重研究員等，這時，母親也參加進來和客人們聊天，飯桌上的氣氛熱烈而親切。

　　父親生前曾為整理出版金岳霖先生的遺著《羅素哲學》、徐懷啟先生的遺著《古代基督教史》、陳旭麓先生的遺著《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鄧艾民先生的遺著《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而操勞，并為之作序或跋。父親逝世以后，哲學系成立了“馮契先生遺著編輯整理工作小組”，全系教師通力合作，花了不少精力，將父親的著作、論文、講演錄和哲學通信等匯集成十卷本的《馮契文集》，于1996至1998年間相繼出版，母親也參加了這一工作，選編了其中的“哲學通信”，并親自撰寫了“馮契年表”附于書后�？梢哉f，《文集》的出版，就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

　　今天，很高興有這么多專家、學者前來參加“馮契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預祝大會取得圓滿的成功！

　　 (本文是作者2005年11月1日在“馮契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暨馮契基金捐贈儀式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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