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釋那些20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背后所隱藏的邏輯�！碑斦材匪�•斯科特為《國家的視角》定下上述主題，并將其冠以“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這樣一個副標題的時候，至少從吸引眼球的角度來說，他已經大獲成功了——不得不承認，你很難不被這樣的一種提問方式所吸引，尤其對一名中國讀者來說，在并不遙遠的過去所發(fā)生的那些痛苦回憶很容易引起人們對這一話題的共鳴和反思。但今天來閱讀這樣的一本著作，更重要的意義可能卻在于提醒我們注意到，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僅僅因為擺脫極權體制而慶幸自己已經遠離了“社會工程烏托邦”的境地，更何況生活在“市場烏托邦”下的我們今天是否更加自由民主本身就仍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嚴肅話題。

　　一、控制的邏輯與改善的邏輯

　　幻想通過國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設計，使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變得更加簡單和清晰，是所有那些失敗了“項目” ——從蘇聯(lián)的集體化和中國的“大躍進”、德國的科學林業(yè)和美國的工業(yè)化農業(yè)，到巴西利亞的城市規(guī)劃和坦桑尼亞的鄉(xiāng)村改造——的共同出發(fā)點，因為這樣國家就能建立更為精細的稅收和兵役制度、更加有效地對公共和私人領域進行治理。但這只是實施那些社會工程的動力之一。另一個動力是，從19世紀起，改善全體人民的福利也越來越不僅僅被看作是強化國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為目的本身——這是一個新奇的觀念，在此之前，國家的中心目的主要在于擴大君主的財富和權力。

　　簡言之，這就是斯科特對“為什么國家要積極地推行那些社會工程”這一問題的回答。如果說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通過將自己的治理對象“清晰化”和“簡單化”來達到政治控制的目的是一個并不新鮮的結論的話——那些對20世紀的種種烏托邦思想和實踐進行批判的著作早已對此有過深刻而詳細的論證 ——那么，對“改善的邏輯”的強調卻是斯科特這部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出彩之處：它要求我們站在國家思維的角度地去“投入理解”和想象那些“隱藏在國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設計人民生活和生產的大規(guī)模社會工程背后的邏輯”，而不是以一個外在觀察者的立場做隔靴搔癢式的指手畫腳——這也正是斯科特將這部著作的主標題命名為Seeing Like A State的用意所在。

　　一旦從國家自身的行動邏輯中去尋找那些試圖改善人民處境的項目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項目都始于官僚知識分子、技師、規(guī)劃專家、工程師和革命精英作為“立法者”（鮑曼，2000）的遠大抱負和無限雄心，他們不僅主張“人為自然立法”，而且主張通過行動來對自然界或整個社會秩序進行徹底和理性的改造；
而在這種雄心背后的，則是對持續(xù)的線性進步、科學技術知識的發(fā)展、生產的擴大、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以及對自然甚至人類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強自信

　　斯科特將這種信念稱為“極端現(xiàn)代主義”（High-Modernist）的意識形態(tài)。而哈耶克則會說這是一種理性的僭妄（哈耶克，2000），且在他看來，這些項目在其設計的一開始就因其“致命的自負”而注定要“走向奴役之路”，或者換句話說，社會工程因其根本的認識論錯誤本身就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的烏托邦�？墒�，如果我們把社會工程的失敗完全歸結為設計這些項目的“理念”本身的話，那么，我們就必須接著解釋，為什么同樣是在極端現(xiàn)代主義指導下設計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工程”，有的就可以實現(xiàn)它的部分甚至全部目的，而有的則完全失敗了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在歷史上那些試圖改善人類處境的項目中，至少成功的項目和失敗的項目同樣普遍。而且，即使是那些失敗了的項目，也并非沒有取得任何積極的成效。比如，蘇聯(lián)的集體農業(yè)至少在建立有效的稅收和控制制度上取得了成功，而在生產上，雖然生產諸如水果、蔬菜、奶制品這樣的作物時是徹底失敗了，但諸如小麥、大麥、玉米這樣的作物時卻是比較成功的。斯科特本人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一些具體的項目上，他試圖從這些項目所針對的對象本身的性質來進行解釋：例如，覆盆子漿果這樣的“資產階級”作物不僅嬌嫩，而且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地方知識，所以只能采取家庭種植的方式，而小麥這樣的“無產階級”作物的要求則簡單的多，它天生的就適合大規(guī)模的農業(yè)和機械化。然而，這樣的解釋雖然有道理，但顯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適合這樣的解釋，而由此引發(fā)的問題甚至比它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比如，如果說某些事物與集體化制度或者計劃經濟具有天生的“制度親和性”（這是斯科特自己使用的一個術語）的話，那么，在探討那些失敗的項目的原因時，是否就應該更為細致地劃分出各個項目的不同類型并做逐一的解剖呢？

　　二、設計的邏輯與實踐的邏輯

　　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討論特定項目失敗的具體原因，上述的反例可能更多的是提醒了他，烏托邦抱負本身并不注定就是魔咒。的確，客觀的說，面對19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科學和工業(yè)進步，生活在西方的人們很難不為“現(xiàn)代化”歡欣鼓舞，而且在方方面面我們也確實都是各式各樣的“現(xiàn)代化項目”的受益人。也就是說，改善的目的本身是善良的，可問題在于如何改善，是要把自然和社會改造成更容易被國家識別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簡單的對象，還是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關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不幸的是，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那些失敗的社會工程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打著造福人民的旗號，但它們里面的“人民”始終是異常抽象的可以互換的主體，他們沒有性別、品味、傳統(tǒng)，也沒有價值和特定的個性——它們在構想設計階段的高度抽象就已經埋下了今后失敗的種子。

　　以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現(xiàn)代農業(yè)科學模式的移植為例，那些試圖被引進的項目在西方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卻總是遇到挫折�！盎茨现�橘，淮北為枳”背后的生態(tài)差異當然是一個可能的原因，官僚主義的弊病和對農村的公開掠奪也通常大大加劇這種失敗，但是，這些都本是可以避免的，斯科特用大量的實例指出，在這些項目中，最致命的錯誤在于，當?shù)谌�世界的“現(xiàn)代主義者”把在西方已經成功的農業(yè)項目移植過來的時候，他們也不加檢驗地繼承了許多關于種植和耕作的假設，這些假設完全不符合當?shù)氐臍夂�、土壤環(huán)境，也完全忽視了農民在面對復雜的氣候、土壤、作物時所采取的實踐知識。于是，“真實的農民”成了“標準的”、“小說中的農民”，他們被想象成在同樣的土地上和同樣的氣候下，按照種子說明書的指示，使用同樣的化肥、農藥，種植同樣的作物——如果說“農業(yè)的實踐邏輯”是對多變環(huán)境的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實踐中的反應，那么科學農業(yè)的邏輯正相反，它是改變環(huán)境使之盡可能地適應極權和標準化的公式，這實際上是一個同質化和消滅地方知識的邏輯。正像斯科特本人所總結的那樣，“如果要我將這些失敗背后復雜的原因歸結為一句話，我要說這些計劃的始作踴者往往將自己看得遠比實際上更聰明和更深謀遠慮，同時也將他們的對象看得遠比實際上更愚蠢和低能。”

　　然而，如果我們稍微放寬一下歷史的視野，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簡單化的設計”并不一定總是導致災難。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大規(guī)模的計劃行動都要以一定程度的抽象為必需的前提，而對治理或改造對象的抽象處理也是自古以來任何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權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在古代中國就一直是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中央政府提出的是接近于“理想類型”規(guī)劃，并采取“倒砌金字塔”的方式使得這樣的規(guī)劃得到層層的傳達和執(zhí)行（黃仁宇，2001：150），而這些也并沒有導致直接的災難。

　　可見，問題并不僅僅出在“設計”的環(huán)節(jié)，進一步的梳理發(fā)現(xiàn)，那些失敗的社會工程不僅有著“簡單化的假設”，而且有在國家暴力支持下強制推行的“簡單化的實踐”。這是一個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象。因為在傳統(tǒng)社會，國家權力并不能有效的深入基層，所以固然有著簡單化的設計，但到了基層的實際運轉中，大量的變通的存在使得簡單設計的破壞力已大大降低，還是以中國的“間架性的設計”為例，國家提出的那些非常模糊和簡單的原則到了基層實際上早已與當?shù)氐膶嶋H融為了一體。然而，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揭示的，在“控制”與“改善”的雙重動力和邏輯下運轉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顯然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將自己的意旨貫徹到基層的能力，而且它們有責任去這樣做以改造那些愚昧和不幸的人民。于是，在蘇聯(lián)的集體化、坦桑尼亞和埃塞阿比亞的村莊化中，我們看到，“革命的建筑師和工程師”們開始毫無節(jié)制地使用國家權力來改造人們的習慣、工作、生活，甚至道德行為和世界觀，農民對官方規(guī)劃的反抗被歸結為進步與愚昧、理性與迷信、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斗爭而遭到粗暴的鎮(zhèn)壓，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那些烏托邦幻想的目的本身也出現(xiàn)了嚴重的偏差，它們不再是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變成了為精英所壟斷的試圖理性地控制自然和社會的“社會園藝”，它們的方向只是為了系統(tǒng)地強加國家的權威：“控制”的邏輯壓過了“改善”的邏輯。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真正的批判對象是什么�！拔也皇且�反對極端現(xiàn)代主義或國家簡單化本身，也不是反對認識論知識本身去主張一種不可知論，對我們和我們的環(huán)境來說，真正威脅來自對于認識論普遍主義的自負與獨裁主義社會工程的組合�！痹谶@些國家中，“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guī)模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其愿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xiàn)這一愿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xiàn)的基礎�！�

　　三、“與國家聯(lián)姻的烏托邦”和“與市場聯(lián)姻的烏托邦”

　　的確，烏托邦的抱負并不是一個可以單獨起作用的魔鬼，理念或信念的自負是悲劇的種子，但如果沒有適合它成長的土壤、養(yǎng)料和氣候，尤其是在成長過程中與獨裁主義相遇而造成的“致命的組合”，它也不可能開出那朵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卻是致命的罪惡之花。那么，如果沒有了獨裁主義的政權，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歡呼自己已經擺脫了社會工程的夢魘了呢？

　　當極權主義體制在蘇東解體的時候，的確有人這樣歡呼過。這樣一種樂觀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一種錯誤的判斷：只要斬斷了極權主義體制與極端現(xiàn)代主義信念組合的渠道，那么，社會工程的悲劇也就不再有機會上演�？墒牵�他們忘記了，雖然事實上大多數(shù)的社會工程確實是發(fā)生在獨裁或極權的國家，且它們在獨裁主義國家里所帶來的災難也表現(xiàn)得最為激烈，但是，烏托邦的幻想——更準確的說，是那種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信念——并不一定非得要和極權主義結合才能夠發(fā)揮作用，它完全可以另覓新歡，事實上它也的確一直有一個除了獨裁政權之外的“情人”，那就是市場。

　　事實上，如果要給所有那些失敗的社會工程做一個歸類的話，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由市場力量推動的社會工程在世界范圍內同樣普遍可見，它們包括了從殖民地的發(fā)展規(guī)劃、東西方人工設計的城市中心、世界銀行的大型發(fā)展計劃到工業(yè)化農莊、科學林業(yè)、游牧人口的定居，甚至工廠的工人管理在內的龐大的項目群，只不過與發(fā)生在獨裁國家里的那些社會工程不同的是，它們很少赤裸裸地將自己的對象從生產和生活領域擴大到人們的內心世界（而改變現(xiàn)實世界并不是布爾什維克唯一的任務），而且那些項目一定要能給推動者帶來利潤——在市場上起作用的是錢，而不是人——但是，這些區(qū)別 并不能掩蓋在其背后的與發(fā)生在獨裁國家內的社會工程一樣的邏輯：在以人民利益為名的旗號下，使改造對象一致化、清晰化、簡單化。

　　在全球范圍內的“與國家聯(lián)姻的烏托邦”已經日趨衰弱的今天，警惕這樣一種“與市場聯(lián)姻的烏托邦”顯得更加重要，特別是在那些曾經處于極權主義統(tǒng)治下的前共產主義國家以及更加廣泛的第三世界各國，全球資本主義反而可能成了推動化同質化最強有力的力量，而國家有時反而成了地方差異和多樣性的保護者。不過對于中國來說，更大的挑戰(zhàn)可能在于，我們必須在與仍然矍鑠地存活著的“國家烏托邦”斗爭的同時，在另一條戰(zhàn)線上抵制日益驕橫和強勢的“市場烏托邦”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入侵。

　　顯然，作為一種信仰，極端現(xiàn)代主義并非只是極權主義或計劃經濟的專利——我們在后面將會談到，這也并非是社會精英的專利。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有可能接受極端現(xiàn)代主義的主張，甚至相互合作。例如，在農業(yè)領域，幾乎全世界的社會工程師和農業(yè)規(guī)劃專家都更青睞理性化、大型甚至全國規(guī)模的農業(yè)生產，在美國，1930年代就興起了許多試圖按照科學管理方法組織起來的大型工業(yè)化農場，而當蘇聯(lián)開始實施農業(yè)集體化的時候，許多美國的農業(yè)科學家不僅為之歡欣鼓舞，甚至直接參與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年幾個從未去過蘇聯(lián)的美國專家在芝加哥一家賓館的房間里足不出戶的就“設計”出了蘇聯(lián)一家國營農場的全部細節(jié)，當然這些設計被采納后所造成的后果也是災難性的。正如鮑曼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xiàn)代性的本質要素，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也許看似荒謬，實則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困難（鮑曼，2002）。

　　那么，面對現(xiàn)代性始終存在的可能導致災難的風險，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是讓國家放棄使治理對象簡單化和清晰化的目標嗎？還是讓我們自己放棄科學理性而去追逐后現(xiàn)代般的不可知論？也許這都不具有多少切實的可操作性。斯科特的建議是我們在實踐中要擯棄那種致命的自負，不僅在理念上更加關注地方性的實踐知識，而且在行動中采取更加細致和謹慎的方式來落實我們的理想；
而鮑曼的忠告則是，鑒于那些社會工程往往都能成功地誘使受害者與之合作，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對那些改善的旗號的社會工程的誘惑和威脅時，每個個體都能承擔起自己的道德責任——也許對我們這樣的普通百姓來說，鮑曼的忠告顯得更為急迫和重要。

　　【詹姆斯•C.斯科特，2004，《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著，王曉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參考文獻：

　　鮑曼，2000，《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與知識分子》，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鮑曼，2002，《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

　　哈耶克，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哈耶克，2000，《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馮克利、胡晉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仁宇，2001，《放寬歷史的視界》，三聯(lián)書店。

　　秦暉，2003，“轉軌前中東歐與中國經濟體制的‘可放棄性’問題”，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第3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北京，100084

　　《中國書評》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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