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歷史悠久的民族都有信史以前的史詩時代。大部分民族的史詩的內容都是歌頌他們的民族英雄，描述他的神奇和威武，描述他英雄利劍下的血與火；
而我們的民族則不同，我們漢民族的史詩是很浪漫的田園詩歌，它的內容大多是吟唱純真的愛情，描述和平的田園勞動。這些詩歌的最可貴之處是，它是我們祖先在生活中很自然的感情流露，有的是勞動中自娛自樂，有的是感嘆生活的艱苦，有的是對統(tǒng)治者的譏諷，……這就是《詩經(jīng)》和它所記錄的那段歷史。從那些膾炙人口的精美文字看，那些從人們心田里流出來的歌詞是那樣的浪漫、那樣地自然，他們有著作為后人的我們所缺乏的浪漫情趣。我們怎么就沒能把祖先的這個優(yōu)點繼承下來呢？

　　比起其他民族的史詩，我們民族的史詩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真實。其他民族的史詩，絕大多數(shù)并沒有文字版本作為依據(jù)，在人們長期的口頭傳唱中，傳唱者“或損之、或益之”能很隨意地加上自己個人的感情，傳來傳去，不知道有多少元陽能保持下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加上了什么人的加工。而我們的《詩經(jīng)》則傳唱的時間相對較短，像是“趁鮮”采來的，而以文字的形式記載至今。這樣可以保證歷經(jīng)千年不走樣，原汁原味，讓三千年以后的我們能體味先人們的生活情趣和感情生活。只是比起《荷馬史詩》、《出埃及記》那樣場面宏大的詩篇來，《詩經(jīng)》里一首首詩歌都太短小了。

　　我們的《詩經(jīng)》記錄下來的是真實的社會生活，這是毫無疑義的；
而且我們也有把握地說，那時的民風淳樸，社會關系相對輕松，君王也比后來的皇帝王侯要賢明得多。我還相信，整理《詩經(jīng)》的孔子也是真心地推崇那時的造成那種生活方式的社會制度，并不是為了達到什么目的而借古諷今或托古改制。

　　《詩經(jīng)》里一首首美麗的小詩為什么那么浪漫？它是怎么產(chǎn)生、怎么流傳的呢？

　　在西周社會初期和中期，天子受到天下諸侯和百姓的擁戴，天下是太平的，人民生活是和諧的，雖然不能說有多么幸福。周天子以“禮”統(tǒng)治天下，臣民則按“樂”的要求向天子匯報社會問題和提出建議和呼吁。

　　但是到了孔子時代，情況就不同了。正像孔子所說的，那時已經(jīng)“禮崩樂壞”，人心不古了。

　　“禮”是統(tǒng)治者按照祖宗制定的道德規(guī)范來管理天下大事；
而“樂”不是我們現(xiàn)代人所理解的“音樂”或“娛樂”，而是一種儀式、一種制度規(guī)范。比如產(chǎn)生“詩經(jīng)”的“采風”，就是“樂”的一種。周天子每年要派遣專職官吏到各處去“采風”，也叫“采詩”，以了解民情。那時交通條件、傳媒手段都極端落后，甚至文字標準都不統(tǒng)一，也只能用這個笨方法進行社會調查了。

　　《漢書•食貨志》所描述的采詩過程很是有趣。每年正月，集體居住的人們將分散的時候，主號令的長官搖著木舌的銅質大鈴鐺在大路上巡視，采集為人們所傳唱的民間小調。人們也樂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住地區(qū)的民謠唱給采詩官聽。這個過程是完全自愿的，因而人們有什么就唱什么，愛情的也行，勞動的也罷，反正只要是內心的真實反映，都在采集之列。遇到有壞官當?shù)罆r，也把心中的不滿唱出來。人們不用害怕因為諷刺了官吏、甚至批評了天子也不用擔心受到迫害。因為政治迫害對他們來說是好幾百年以后的事情。采詩官很認真地將詩歌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記錄下來的不僅有歌詞，還要把音調和旋律一起記錄下來。采詩官用什么符號、用什么方法把音調和旋律記錄下來，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想當好一個合格的采詩官，沒有點音樂天賦是根本沒門的。

　　采詩結束后，從各地返回的采詩官們集中到京師，有宮廷中專職樂官根據(jù)樂譜先讓樂隊排練，一切就緒后，就要在正式的儀式上唱給天子和百官們聽了。天子在音樂聲中聽取“民呼”，古人稱之為“省風”。

　　為什么一定要以“樂”的形式來聽取匯報呢？

　　一是那時的先民們很擅長唱歌。生活中勞動中的真實感受能很自然地流露出來，不用刻意雕琢；
也正因為是真實感受，也就很容易引起共鳴，形成傳唱�！�—我們漢族人在長期的滅人欲的專制統(tǒng)治中唱歌的天賦漸漸地退化了。越是都市，政治力越強，人們就越不敢敞開心扉，唱歌的天賦也退化得越厲害。民歌至今能在那些偏遠的山區(qū)殘存下來，也是這個道理。唱歌如此，跳舞也是這樣。這些都被掌權者以“淫逸”為名被取締了。人們要唱，只能傳唱從宮廷和堂會里傳出來的戲曲宮調。兩千年來娛樂權利只專屬于統(tǒng)治者。

　　二是古代用以記載匯報內容的“紙張”太過昂貴，匯報時不能長篇大論。于是就把最能反映情況的主要內容濃縮、再濃縮，最后記錄到寶貴的“紙張”上，——那“紙張”是帛、竹簡，或者是皮張。由于信息量極小所用的筆也沒有今天的筆那么好用。于是才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一首首短小精悍的詩篇。

　　如果天子只像我們今天讀《詩經(jīng)》那樣，只看文字，省去譜曲奏樂有什么不妥呢？——那樣很容易作假。出去采集詩歌是個很辛苦的事情，采詩官如果圖省事造個假相對容易，要是自己譜出不同地域風格韻律的樂譜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那時被派出去采風的官吏遍布天下，從東海沿岸到戈壁灘邊緣，從長江流域到黃土高原，大致包括今天山東、河北南部、山西、陜西、甘肅東部、河南、以及安徽、江蘇、浙江、湖北北半部。各地的“風”要有各地的味，采風的官員只有不辭勞苦，親身深入民間認真工作，才能完成任務。

　　三是當時的人們的浪漫和社會的和諧，那時的統(tǒng)治者相信“歌為心聲”，所有被人們傳唱的民歌都是人民心愿的自然流露，沒有今天人們那種言不由衷的壞毛病，使得人們能把調查研究以類似娛樂的形式結合起來。據(jù)《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周王朝樂官泠州鳩說：“天子省風以作樂。” 天子省風，百官也要一起參加聽取匯報，這是每年的一件大事。想當然其規(guī)模一定很大。這是一次集中了解各地風土人情的難得的機會，各地的官員的政績也可以在這樣一個場合中被宣揚或者揭露出來。這是真正的“寓教于樂”。

　　西周取代殷商成為天下共主以后，汲取了商王朝昏庸喪國的教訓，創(chuàng)造出了西周初年君民同樂的和諧社會，這在許多民歌中體現(xiàn)出來�！镀]苡》給人不光是田家少女愉快勞動的美感，似乎還能聽得到她們動作中衣衫相擦的裊裊余音；
《桃夭》寫的是少女美麗的容貌，還伴隨著對她家庭和美的祝福；
《關雎》更是國人耳熟能詳?shù)募哑�，千百年來寫少女純情的詩歌，沒有再能超過它的了。

　　但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先天不足，是建立在一個不存在的假設之上，那就是家和就等于萬事興，國運祚就萬事大吉。殊不知，當人口對資源的平衡被打破以后，人性就會在財富的分配方面發(fā)生變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jīng)Q定了變革生產(chǎn)技能的滯慢，在不改變生產(chǎn)方式的情況下，基層民眾的生活邊得越來越艱辛。上上下下的掌權者（本來他們也是因為優(yōu)秀才被推選上來的）也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變得專橫和腐敗，這是因為當時制度的簡約造成的�！对娊�(jīng)》晚期作品中就有了越來越多的表示不滿和乃至忿恨的內容。

　　《相鼠》直斥衛(wèi)國國君的無道：“看哪——老鼠都有皮，而你們卻無儀！看哪——老鼠都有齒，而你們卻無止（恥）！看哪——老鼠都有體，而你們卻無禮！”《苕之華》是歌者抗議這樣一個現(xiàn)實：到了災年，統(tǒng)治者可以吃飽飯，而百姓們只能餓肚皮�！逗尾莶稽S》是譴責貴族為了自己的地盤和利益，卻叫征夫長年累月地在曠野里出沒，過著非人的生活。

　　盡管壓迫殘酷，黎民百姓卻沒有用反抗的方式爭取權利，反抗統(tǒng)治者�！对娊�(jīng)》也揭示了這樣一個現(xiàn)實：我們的先人只會以逃亡的方式來對付壓迫，“惹不起，躲得起”從那時就開始了。在當時上百個國君和更多的貴族當中總有相對仁厚一些的統(tǒng)治者，黎民們就用逃亡來選擇“較好者”，而國君們也有不少有遠見者吸引別國的逃亡者。這就是《尚君書》中說的“徠民”政策�！侗憋L》記錄和描述的就是衛(wèi)國的農(nóng)人們不滿意荒淫無恥的衛(wèi)國國君，號召親友們馬上行動起來，不要顧忌大風大雪，一起攜手同行逃離衛(wèi)國。《史記》中對這段大規(guī)模逃亡還有文字記載。直到公元前661年衛(wèi)懿公在內亂中被殺，衛(wèi)國已經(jīng)有幾十年的內亂外患了�！妒酚�•衛(wèi)康教世家》中說衛(wèi)文公即位后，決心整頓朝綱，采取緊急措施召回以前逃散的衛(wèi)國人民，這就是史書上的“收衛(wèi)民”政策的來歷。

　　所有這些并不是多么好的消息也都在周天子駕前十分優(yōu)雅地以“樂”的形勢匯報過，但是此時的周天子已經(jīng)沒有有力的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了。這預示著大規(guī)模的動亂已為期不遠，“春秋無義戰(zhàn)”即將開始，原本開端是田園暢想曲的《詩經(jīng)》也接近尾聲了。

　　《詩經(jīng)》不是按照“上頭”的尊意做出來的贊美詩，它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這就是它更加增添了歷史價值，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瑰寶。從中我們不但了解了真實的社會場景，也窺探了先人們的靈魂，我們十分興奮地看到，那時的華夏先民們靈魂還未被奴化，君主們包括天子也能認真地聽取來自民間的呼聲。

　　《大雅》中的《蕩》就是召穆公直面勸諫周厲王的詩。召穆公借古諷今，“顛沛之揭”（殘暴驕淫）就會“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警告周厲王接受殷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改弦更張。但是周厲王依然故我不聽勸告，果然不久后就發(fā)生了臣民上下一致驅逐周厲王下臺的事，那事發(fā)生在公元前841年。在這以前，中國沒有年號，就因為驅逐天子是一件容易讓人們職責為“犯上作亂”，代行職權的攝政者們小心翼翼地記錄著所操辦的每一件事情，什么時間干了什么，好在后來移交權柄是能說的清楚（后來還就是按照預先的設想，把權柄交還給了周厲王的兒子周宣王姬靜）。這一年就成了中國編年史的開端。那一年叫共和元年。從這個事件來看，那時的國人比起他們的后人來，是那樣地率真；
我想這是因為長期的專制暴政讓我們的民族失去了我們本來具有的許多美好的東西。

　　我們不是在說《詩經(jīng)》時代社會生活多么幸福，而是說那時先民的生活雖然艱苦，但靈魂未被扭曲，不用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奉命去說違心的話。不管對面是誰，還有說真話的自由。天子與平民之間也有共同的語言，社會中沒有現(xiàn)在那么多的虛偽和做作。這就可以讓我們可以理解孔子為什么那么傾全力歌頌上古時代并極力宣揚他的“克己復禮”理論了。

　　美國現(xiàn)代學者L.F.斯東認為：“任何一個社會，不論他標榜的是什么烏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男男女女沒有說出心里想說的話的自由，就不是一個好社會�！保ā短K格拉底的審判》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

　　如此看來，《詩經(jīng)》時代的中國社會就不能算是斯東所批評的那種“不好的社會”，而后來進入長達兩千多年專制社會以后則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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