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一些矛盾，比如貧富差異、階層岐視以及官民沖突等等。這都是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問題，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符合事實的判斷。因為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價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時代，尊重差異和容忍異端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沒有這個判斷，從政府行政方面說，常常會把小事辦成大事，把本來行政成本極低的事，上升為管理成本極高的行為。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類文明的共同結晶已有了基本的認識。教育的普及，使中國人有了很強的法治觀念和人權觀念。一般說來，居于弱勢的社會群體，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極大傷害的前提下，不會主動和政府產(chǎn)生對立。在強弱沖突中，作為強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為判斷事實的基本前提，通常會把社會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們倡導和諧社會的前提，其實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選擇的意愿。

　　我注意到國家最近處理社會群體事件的思路發(fā)生了改變，就是比較真切地了解到社會群體事件發(fā)生的基本前提，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會矛盾。這個思路改變后，我們在處理社會矛盾時的觀念就轉化了，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現(xiàn)實社會中利益受到傷害而產(chǎn)生過激行為的人。

　　過去專門研究中國政府行政的學者常常說：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在不講階級沖突的社會中，對政府來說，確實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說提高執(zhí)政能力是最關鍵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的的行政。

　　實事求是，敢于承認現(xiàn)實矛盾，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方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有許多非常精辟的判斷，比如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那時強調(diào)的是階級斗爭，但了解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學者，今天已沒有人認為當時農(nóng)村的主要矛盾是階級斗爭。道理非常簡單：中國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力水平太低，一句話，太窮了。而這個結果是因為我們的生產(chǎn)關系出了問題。第一年解散人民公社，第二年吃飯就不是問題了。改革開放前，廣東人冒險偷渡香港的事時有發(fā)生，有人向鄧小平匯報，說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是資產(chǎn)階級、帝國主義有什么目的等等。鄧小平的判斷非常簡單：香港的工資高嘛！這看似簡單的判斷中，包含了一個偉大政治家對社會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沒有這種洞察力，就沒有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這就是政治家的勇氣和智慧。

　　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思路的改革，對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幫助，有時候思路一調(diào)整，頓時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覺。同樣，對思想文化問題，我以為也要有新的思路。首先對政府管理者來說，管理本身是一種行政行為，但如何管理卻體現(xiàn)智慧。把敵人變成朋友就需要智慧；
把朋友逼成敵人是最簡單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時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活動，現(xiàn)在基本依靠言論來體現(xiàn)，也就是寫文章、出書。我們經(jīng)常可以看到政府對出版機構有一些懲罰，理由是它們出了不好的書。但因為管理者處理方式不當，常常適得其反，矛盾不但沒有化解，反而被激化。而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信息都難以封鎖，許多簡單的事，因為管理者的無端自負和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形象。

　　對思想文化方面的問題，我以為政府官員首先要多與當事者溝通，不能以權力壓人，更不能以對方為敵。對當下社會的基本判斷，如果還以階級斗爭時代的思維行事，最后行政的成本加高而效率極低。在這方面，意識形態(tài)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對事物的事實認定和判斷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有些書，管理者連看都沒有看，對于管理對象的社會聲望也缺乏了解，對現(xiàn)代社會全球一體化也缺乏判斷，最后把簡章的事情用極高的行政成本處理，而結果卻不能令人滿意。去年和今年的兩個文化事件就是明顯的例子，在這些事件中，問題的關鍵是管理者極端自負，而極端自負的心理因素是不敢負責，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行政不作為。

　�。ㄗ髡呦怠饵S河》雜志副主編）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4期）

相關熱詞搜索：寬容 元素 核心 智慧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