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朱鴻林教授應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演講，其演講題目是“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與進路”，下面是經其本人校訂后的演講稿：

　　其實這是一個傳統(tǒng)的命題。所有的研究都會有一個空間，也會有一個進路的問題。我今天來這里向大家討教，要說的并不全新，但希望也不完全是舊的。明代思想史這一塊，因為它是宋明理學史這個大潮流下的一部分，以往的做法都是比較宏觀和整體，包括這套兩大冊的好書《宋明理學史》在內，處理的是個大的整體的空間，而以一個概論式的整體布局來加以描述。它的研撰策略——我這里講的沒有評價優(yōu)劣的意思——因為體例的關系，是一種我稱之為大面蓋小點的做法。這個做法的面向很寬，但是里面的點是比較小的，沒有辦法什么都照顧。這類書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另外一個做法就是以一種粗的線條，寫出一個大的輪廓。當然，我并不是說“粗”就是不好（在繪畫里粗線條也是重要的）。我所了解的以往的做法，大概就是這樣。它整個表述的框架，首先是一個理論的認定。比如說在宋明理學中，或是在什么時代的什么學術中，它先會在若干重要的概念范疇里面給它認定出什么什么的理念、主張，然后再加以敘述。在這個基礎上面，它又會處理不同的學派，說每一個學派演變是怎么樣的。這是以往的做法。

　　接下來，我想講幾點思想史界定的問題。第一點是，我們從事思想史，那么到底我們關心的范圍是什么？我們研究的對象又是什么？我先聲明，今天我說的思想史主要指明代的思想史，再擴大也頂多是宋元明清初階段的思想史，因為每一個朝代有它自己的特色，太跨朝代是不容易概括起來的。在界定方面，第一要關心的就是思想本體，像理念，理論，主張，像英文詞匯中結尾有“ism”、所謂主義等等，都是我們要研究的。但我認為，不一定是每一個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都需要把這些理念、理論的東西來重復地說。理念、理論之類固然重要，研究者也必須知道它們，但在他的著述里面，卻不一定都要把這些重復再講一次。為什么？你講它們的時候，你提出了一個見解，如果這個見解是老舊的，那么你就可以引用他人已有而能夠成立之說，不需要重復說以表示自己的獨到。重復舊的東西，只會對讀者增加負擔�？傊�，在認定思想史的范圍上，沒有錯，我們要認定思想的本體，但卻不一定要很深入地去談它。有一些思想有價值而沒人談過的，當然就可以大談多談。相反，人家已經說過的，就不必多談了。尤其是在理念、理論方面，應該這樣。理念、理論的詮釋，本身哲學性較高，如果你總在談它，那么就會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主觀性太強。你在解釋說這是明代某個人物講的概念、理念、理論時，你講的其實不一定是他講的，只是你認為是這樣而已，這樣做的主觀性是很強的。讀歷史的人，他不是要讀你的意見，而是要透過你的述析，去了解這真的是明代或者宋代什么時代的那一個人的思想、說法。明代或宋代的那一個人，才是讀者興趣的對象。因此，如果你就是抓了幾個理念無限地講的時候，情況變成了你是主角，那個歷史人物、思想家反而不是主角了。所以我認為，是否我們應該說，至少在研究歷史方面，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說那個思想、理念本身不應該研究，而是說這研究更大地應該是哲學家的責任。他們可以講，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之加以詮釋或加以批判或做什么的，這是他們的事情。第二個問題是，不必要的重復。假設你講了，也都講對了，但前輩們都講過了，而你講的又沒有新知，那就在時間上很不經濟，沒什么意思了。我想提的范圍界定，大概便是這些。

　　第二點是，思想史關心的研究對象中，有一個是思想的形成或者是理論的構成的過程。剛才講到本體，說的是那個思想是什么，現(xiàn)在你需要知道那個思想本體形成的一個過程。對于這一點我的興趣很大。這里卻有一個問題：往往由于數(shù)據(jù)的限制而不容易說，要么說得不夠，要么說得太多，說思想家所沒有說的。那么，我們是否應該講思想形成的過程？我想是應該的。這個就是思想史。這歷史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思想傳承的歷史，一個就是思想形成自己的歷史。在這個形成的過程里面，思想是表達出來了，但表達思想的畢竟是一個人，所以這個人就變成了一個研究的對象。這個思想家我們要研究的，包括他的一生，他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維方式。每個人的思維方式在某些點上都是獨立的，不一樣的，但因為他是在一個傳統(tǒng)里面成長的，因此也有一大部分是與人共通的。這點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研究對象的思維模式是如何形成、展現(xiàn)的，我想這是思想史應該研究的。馬上要注意的，就是他活在的那個傳統(tǒng)。比如說，過去五十年來，在我們國內成長的學者，他的思維模式跟一百年前是不一樣的。因為環(huán)境不一樣了，思維也是不一樣的，他自己承接的學術、文化、思想傳統(tǒng)也會受到影響。有一些人在原來的傳統(tǒng)里面跳不出來，有一些人就能跳出來，但不管是否跳得出來，其實他首先就是從那個傳統(tǒng)里面經歷過的。所以在研究思想或者理論的形成或者構成的過程時，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當然，最理想的情形就是讓思想家自己說話。如果有一個明代的學者，他有文字留下，就可以讓他用自己的話來介紹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樣形成的。王陽明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他不同的思想經歷，在他不同的交談之中，是可以看得出來和能夠重組起來的。但是，往往并不一定會有數(shù)據(jù)可以讓我們這樣做。

　　第三點，我想談一個思想來源的問題。這可以分兩方面談。第一個方面就是剛才所講的人物生活的那個傳統(tǒng)。在那個傳統(tǒng)里面有什么現(xiàn)代話講的重要的主義，或是什么重要的主張，人們對思想家的期待是怎么樣的，批判是怎么樣的，這點我們要找出來。找出來以后，就更加可以了解這個思想的來源。情況往往是，一些孤單的學者，他們在鄉(xiāng)下寫了一些什么東西，這些東西可能很好，但是都存不下來。文字能夠傳出來的人，都是我們現(xiàn)在講的文化人，他多少跟當時那些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制度是有關的。所以在談思想的來源的時候，恐怕對制度要比較重視一點。另外一個方面，同樣重要的，就是思想的對象。你要思想流傳，離不開述和作；
你要述作的時候，尤其想要所述所作獲得流傳，你就不可能坐在那里無的放矢，而需要有具體的說話對象。就好像我今天一樣，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搞歷史的，我今天才會說這番話。如果今天是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在一起，那么我可能就不會講以上所講這些。所以當研究思想的來源的時候，我認為，你須要知道這思想是為誰而想的，為誰而說的，為誰而寫的。這個問題就大了。它有一個活的背景在里面，到底是什么事情引發(fā)了思想家構思和表達他所構思和表達的東西？這問題有時候是蠻重要的。因為我們往往發(fā)現(xiàn)，同一個人同一個思想家，有時候看起來是很矛盾的，有時候這個話這么講，有時候又在否定自己。如果能夠從這個思想發(fā)表的對象那里來研究的時候，恐怕就有機會能夠找到一個好一點的解釋。

　　第四點，我想研究明代思想史可以關心、研究的對象就是思想的外邊的東西。我指的是思想本身所發(fā)揮的影響、思想內涵的修訂、思想或思潮的消亡之類。談到影響，你怎么知道這思想有影響？我們以往的做法也不是不對：比如說，這個思想影響了某一個人。你看某人談理氣，某人接下來也談理氣，即使談的和前者談的中間有不同，也肯定是前者有其影響，不然后者也不會繼續(xù)同樣的命題。但這只是一方面的影響，是在哲學概念、哲學范疇的抽象方面的影響。談這類影響的我們做的很多了。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盡量吸收、借鏡我們前輩的研究成果；
我自己就不會花很多時間在這里。我并不是不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但當我覺得前輩們說的已經很好，如果我來說我不會超過他們的，那么我就干脆忠實地引用他們，說明我這是根據(jù)侯外廬先生、我這是根據(jù)容肇祖先生來說的。思想內涵和影響其實是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來看的，從政治制度、從社會禮俗等也可以看出來。往往很多明朝的儒者在述作的時候，真的是把自己的志氣、期望滲透在其述作中的。你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研究他，問到底他所志在哪里，所望在哪里，那么你也就可以有方向看到他的影響何在和影響多少。

　　思想的修訂是思想內部的事情。但修訂以后，還有一些外緣會影響到它的再修改，而修改以后它會有一個質的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就像王學的發(fā)展一樣，本來它從王陽明這里開始，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變成一個新的面貌出來了。而且不單是新的面貌，也還有新的體質，雖然像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的觀念名稱還是原來的。凡此種種的改變，包括以后的衰落，都是一個過程。所以這也是思想史研究應該面對的一個課題。

　　總而言之，在思想史的關心范圍和研究對象的問題上，我有這樣的看法。抽象的、邏輯上的分析我們要注意，但是這方面如果前輩做的研究已經可以接受了，而我們沒有更完整的論述，沒有比他邏輯更強、數(shù)據(jù)更多、分析更深的研究，那就不必要自己再在這方面搞很多的分析。我們可以吸收它，而且應該吸收它。此外，思想本身乃至圍繞思想外邊的東西都是要看的，所以研究思想史、明代思想史，就不單只是限于研究這個理念和那個哲學范疇的演變過程，而要兼及這些理念或范疇外延涉及的事情。具體地說，一個思想是怎么樣影響另一個思想，它是怎么樣影響到人，它又受什么的沖擊、挑戰(zhàn)，又如何受人家的影響？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

　　接下來我想講講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間問題。

　　在大的空間里面明代思想史只是宋元明到清初思想史的一部分。整體來講，就好像我開始時說的，明代思想史已經給擬定了一個范圍，我們今天能夠做的，最好還是先從點上面做。一方面我們挖深一點，二方面我們可以多作一些補充。具體地說，比如侯外廬等的《宋明理學史》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它們都是通論性概述式的著作�！睹鞔�思想史》已經比它之前的著作強很多，因為它注意到很多傳統(tǒng)學術史所不講的人物�！端蚊骼韺W史》述析了明初的三部《大全》和清初的兩部《學案》各自的來源和時代意義，更是新的內容。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明代重要的、在明代有不少人提的人物、著作和事情，是沒有包括在這兩部書里面的。這個不是作者們的問題，因為這兩書的體例就是這樣。但我想這方面可以加強——個別人物的理念和行事的敘述可以加強。這也與一些思想潮流有關。潮流可以有兩種。一種是當時小的潮流。比如十幾個人在某地講學，人數(shù)上在明代的中國當然是很少的，但卻可以形成一個我們認為的潮流。另外一種潮流是大的，它是經世的思潮。這思潮是很強的，只是以往學者們在界定思想史的時候，并不把它作為思想史應該處理的內容，所以在思想史的著述中它并不彰顯。

　　我認為，可以繼續(xù)研究和加強開拓的研究空間有這樣幾個。第一個是元明之交時的金華學派和徽州學派的研究。我覺得徽州方面恐怕研究做的還不夠，需要深入一點做去。和金華學者一樣，徽州學者也是面對經學、面對程朱理學。他們所采取的做法我現(xiàn)在也沒有一個好的形容詞來形容，但基本上他們的做法和金華學派是不太一樣的。我想這個異同問題和與之相關的問題都值得研究。因為明太祖其實也很相信徽州那班學者，而不單只是留意宋元以來的浙東學術傳統(tǒng)。因為徽州那套經學在明朝一開始的時候就受最高統(tǒng)治者所欣賞，至少沒有排拒它，所以以后它要發(fā)揮影響。這影響就體現(xiàn)在那三部《大全》上。三部《大全》跟科舉又連成了一個研究空間，當中我們也可以有研究上的補點之處。

　　第二個是帝王的思想。照我讀書的理解，畢竟在一個帝制的中國，不像我們今天，帝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我們也不能假設帝王沒有思想，沒一定的立場，沒一定的主張。實際上通過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明朝早期的幾個皇帝很有自己的立場和對學術、思想和文學的看法。而且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們透過制度，或者通過直接影響高級文官，來施加影響。當然，帝王的思想有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在政治性這帽子下面，它也包含很多其它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空間，從皇帝的思維和作為來看看明代思想的發(fā)展。我看到的一個情形是，帝王們不少也講經史，他們也尊崇或者說比較喜歡表彰一種說經的做法；
這做法是用簡單的、一般人易懂的注疏來解釋經典。明太祖就是這樣。另外，他們的經學對民眾的教化性也比較強。帝王思想這方面，恐怕還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研究。

　　第三個空間是15世紀。這是如同研究整體明史一樣的。多年前我就注意到，明朝的研究是一個啞鈴的狀態(tài)，兩頭大，中間小。開國時期很多人研究，研究到永樂、鄭和下西洋等等，亡國時期也很多人研究。16世紀開始，因為社會經濟改變，所以也有很多人研究。15世紀是啞鈴最瘦的那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研究的人很少。我想這需要平衡一下，需要增加一些研究。就是從傳統(tǒng)的思想史來講，它也值得研究。為什么？因為它是一個從尊從朱學到慢慢修正朱學的過程。

　　16世紀初，經過這樣一個過程之后，王陽明出來了，變成一個基本上反朱的狀態(tài)。所以，15世紀本身在理學潮流之中有一個特別地位，需要增加研究。當時的理學是怎么樣表述朱子，當時的學者是怎么樣總結朱子的思想和學術，怎么樣傳播朱子的思想和學術，對朱子所揭示的政治、社會、學術的主張怎么樣來體驗，憑借什么方法來施行，等等，這些其實都是思想史可以研究的。那個時代也有很多人講經學，因為經學是共同的，大家都要學的，但是時人談經學的特色還沒有真的找出來。那時候經學的特色，看起來是介乎宋元系統(tǒng)和陽明學二者之間的一個過渡，但具體情形其實還不清楚。無論如何，15世紀思想我想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研究空間，是我們可以用功的。

　　接下來的一個空間，就是經世思潮或者經世傳統(tǒng)在那個時候的展現(xiàn)和延續(xù)的情形。“致君澤民”這個觀念，對明朝的讀書人其實吸引力真是很大。所以他們往往把他們的思維灌輸在那里，希望有實在一點的效果出來。在經世行動方面，基本上我認為可以分兩層。上層的就是所謂“致君堯舜上”。你能抓到皇帝就好了。你影響到他、你可以說服他的時候，自然有辦法在制度上、在大規(guī)模的政策上可以發(fā)揮影響。這講的是在國家制度和政策的擬定方面人家是怎么樣論述的事情。這其實也是思想的事情。事情往往是從最抽象的理氣這些觀念開始，但最終會落實到國家怎么樣治理，人民怎么樣管理，皇帝本身怎么樣修養(yǎng)、做學問之類的問題。我從前做過從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到丘浚的《大學衍義補》的研究，對于這個上層的經世傳統(tǒng)有點了解。但一個人總是沒辦法將事情做盡，我覺得這類書的研究還是有空間的。

　　接下來就說我所謂的下層的經世。讀書人不單是給皇帝“致君”，還要助他“澤民”。實際上，他們也想過很多東西，通過很多方法，構想出一些做法、一些制度來。他們處理的，是對地方社會的禮俗生活怎么樣來模塑的問題。舉例來說，朱子的《家禮》是如何在那時候被人家加以推行的呢？宋朝的背景和明朝的背景是不一樣的，所以你看明朝《朱子家禮》的文本還不變，但是《家禮》的注釋和解釋卻非常之多。在明代，人們根據(jù)什么來變動《家禮》的儀節(jié)呢？在什么背景之下，什么思維之下，出現(xiàn)了什么變化，這些我們都可以研究。順著這個思路，總結起來就是，明代學者關心的問題，應該就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人所需要關心的問題。這就不單指哲學范疇里面那些理念性的內容，還有具體的，跟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經濟生活有關的內容。我認為在研究明代思想史時，研究這些內容所涵蓋的事情也是合適的。

　　最后，我想談一談思想史研究的進路。首先聲明，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什么學派。我首先認為，就是剛才我講過的一點，我們大概不需要重復很多已有的論述；
已有的論述我們看到它可用的時候就用，如果你認為不對那當然你可以再做，不然就不必做了。一個思想總有方方面面，你在談一個思想的時候我想你總想什么都包，但人家已經表述過的重點，你需要再說時便可以簡單一點。你真的需要的是明示你根據(jù)什么而說；
你明說你根據(jù)的是《宋明理學史》或者是哪一本書，讀者自然會去查證，看看你說的是否無誤、根據(jù)的是否合理。

　　第二，具體關于明代人怎么樣來講什么的話、用什么方法和什么論述來展現(xiàn)新儒家宋明理學各種主張方面。你怎么知道譬如王陽明、陳獻章、胡居仁、薛瑄、王廷相、高攀龍等人他們是怎么樣來講其所講，他們?yōu)槭裁磿�這樣想而這樣講呢？我想有兩個方面，如果鉆進去恐怕一定會有成果出來。

　　第一個方面就是傳記，個別人物的傳記。我們既有的思想史的寫法，就好像從前的學案的寫法一樣，也是從傳記開始。但它所見的某個傳記往往是以一個更早的傳記來做根據(jù)，要么就是根據(jù)正史，要么就是從方志來，要么就是從碑傳來。它那個基礎就不是原創(chuàng)的了。我覺得從前的學者比較不容易做傳記研究，因為他們的信息不那么發(fā)達。但是我們現(xiàn)在有很多便利條件，在研究機構的尤其如此，情況頗不一樣。我有個體會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們所知道和了解的明代的制度、人物等等，比起很多明朝人知道和了解的要多。為什么？因為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信息更多。比如當時有人跟天下一百個學者通信，我們現(xiàn)在都看到了，而當時的人，哪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就能看個十封八封而已嗎？官府的規(guī)章、條令什么的啊，全部的《會典》，很多的政書，我們都看得到，而當時的很多官員，一般沒有機會在翰林院工作的都看不到。當然，我們也有難以企及之處，因為我們畢竟所處的背景不同，我們不在那個人物的交游圈，所以在感覺事情上比不上當時的人。這也就是研究的挑戰(zhàn)所在。那么我們怎么樣來研究？只能通過傳記，有多深，做多深，進去以后，大概就可能更精確地知道一個思想的原意，它什么時候受到刺激，什么時候形成、變化，因為什么原因而有所改變等等。

　　第二個方面，就是人物本身的著述。你看朱子、王陽明都有這樣一個相同的立場：學生給他做筆記，做語錄，他說到最后你這還不能代表我的，代表我的，要么你看我怎么樣做人，要么就看我自己的文字。譬如講對《四書》的解釋。朱子就講，它有《四書章句集注》在那里，那里才是他最后的解釋所在。我的意思是說，自撰文字是最重要的，口傳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研究的對象他有文字留下來時，哪怕是一個短篇，或者是一個專門的著作，我們都要很冷靜、很耐心地盡量去掌握、讀通。人物的傳記加上他的著述的深入研究，這就是我所講的進路。這些研究都是要費時間才能做成的。在我們這個每年都要報繳有數(shù)據(jù)的研究成果的時代，這也是一種另類的挑戰(zhàn)。但可以感到欣慰的是，這挑戰(zhàn)我們能夠克服時，我們也就能夠達到朱子所說的：“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睂κ挛锏牧私夂皖I會就能達到另一個境界，對讀者就能提出新的知識、新的見解，在不刻意求新之中而有理有據(jù)地推陳出新。

　　下面的問題是，那么多的文本，我們怎么辦？特別是有志于做這段思想史研究的大學生應怎么樣做？我想我們要認定一些重要的明朝著作出來。譬如薛瑄《讀書錄》、胡居仁《居業(yè)錄》、丘�！洞髮W衍義補》、王陽明《傳習錄》等等。哪一些是相對更重要的，哪一些是什么時候很多人讀的談的，它們雖然都是老書，前輩也都讀過用過，但我們還是好好地深入研讀它們的好。另外一點就是注意民間流傳的文本。儒學思想是不限于士大夫的，士大夫他們透過宗族的關系以及社區(qū)的關系將這思想植入基層，所以影響大。在基層流行的那種思想，有時候連作者也不能夠太肯定是誰，但是，書就在那里，還是可以研究。像《菜根譚》、《了凡四訓》、《明心寶鑒》等等說人生智慧和帶有教化性的書籍，都可以屬于這類。

　　總的來講，今天我?guī)�個頭，講了明代思想史應該可以關心的范圍、研究的對象是怎樣的，存在的研究空間有些什么，我個人認為要做研究時什么是值得做的等等。我就做了以上這樣一個報告。再想說的是，我們期待，總有一天，（好像桌面上這本《宋明理學史》）這樣的綜合性的概論性的書籍是要出來的。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念一本（像桌面上這本《中國經學思想史》）這么厚的書，如果你有一本即使只是一半厚的書，但是表述精確，深入淺出，大眾看起來容易懂的，那也是一種貢獻，就有著普及的意義了。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就要實事求是地從很多個案開始做。就我個人來講，如果我這一輩子，沒有寫出來一本概論性的書，我也不會后悔，但是如果連幾個比較堅實、可以讓大家有所利用的個案性的研究都沒有的話，那我會很慚愧。

　�。郾疚挠晌宜�鄭任釗博士根據(jù)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朱鴻林教授在思想史研究室演講錄音整理而成，并經朱教授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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