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為國內(nèi)第一篇專門討論國際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和文學理論家杜威·佛克馬的論文，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佛克馬在比較文學領域內(nèi)的建樹：（1）作為比較文學界最早將文化相對主義加以改造并引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他對國際比較文學界的興趣東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他對文學經(jīng)典建構o及重構的討論，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模式，為中國文學的進入全球視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在國際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中，他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使得一部世界比較文學史中有了關于中國及其他東方文學的描述。作者認為，佛克馬的這些理論與實踐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比較文學學者應為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走向作出自己的貢獻。

　　關鍵詞：佛克馬 比較文學 文化相對主義 經(jīng)典的建構 后現(xiàn)代主義 全球化

　　杜威·佛克馬（Douwe W. Fokkema, 1931—）是荷蘭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和文學理論家、漢學家，同時也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十分熟悉的一位西方學者。他早年畢業(yè)于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獲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后來在荷蘭王國駐中國大使館任二等秘書、文化參贊等職。任職期滿后長期積極投身于比較文學教學、研究和組織工作，先后擔任烏德勒支大學比較文學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曾出任過該系系主任兼歷史與文化研究所所長，1996年退休后任烏德勒支大學榮休教授。佛克馬很早就參與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的領導工作，曾長期擔任協(xié)會秘書長、副主席和主席等職。現(xiàn)任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名譽主席，歐洲科學院院士，國際文學理論學會顧問。佛克馬學識淵博，幾乎可以用歐洲所有主要的語言閱讀，并用英、法、德文和荷蘭文寫作。他也通曉中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尤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國的文學教義及蘇聯(lián)影響》(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1965),《20世紀文學理論》(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與蟻布思合作，1978)，《文學史、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歐洲文學中的現(xiàn)代主義》(Het Modernisme in de Europese Letterkunde, 與蟻布思合作，1984),《現(xiàn)代主義推測》（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與伯頓斯合編，1986），《后現(xiàn)代主義探究》（Exploring Postmodernism, 1987），《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國際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與文學實踐》(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與伯頓斯合編，1997），《知識和專注：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與蟻布思合作，2000)等。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佛克馬曾多次來中國訪問講學并出席學術會議，對中國比較文學在新時期的復興和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于佛克馬在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理論界的重大影響和獨特地位，對他的學術思想特色進行研究應該是頗有必要的。

　　文化相對主義與比較文學研究

　　與當今的國際比較文學界其他理論大師所不同的是，佛克馬專門討論比較文學的專著并不很多，但他的比較文學研究卻有著鮮明的理論性，并有著扎實的經(jīng)驗研究作為基礎，對于當今具有理論爭鳴意義的論題均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他的見解大多散見于發(fā)表在期刊或文集的論文之中，出版于1987年的《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就是作者自己精選的一本專題研究論文集。這部論文集由十篇論文組成，其具體篇目如下：第一篇為《文化相對主義重新思考：比較文學與跨文化關系》(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第二篇為《文學史：關于文學撰史學問題的一些評論》(Literary History: A Comment on Some Problems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第三篇為《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狗，和猿猴：關于接受理論的一些思考》(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a Dog, and an Ape: 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ption Theory)，第四篇為《比較文學和新的范式》(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第五篇為《審美經(jīng)驗的符號學定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分期代碼》(A Semiotic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eriod Code of Modernism)，第六篇為《文學研究中的代碼概念》(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第七篇為《文學理論中成規(guī)的概念與經(jīng)驗研究》(The Concept of Convention in Lite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第八篇為《作為解決問題之工具的經(jīng)典》(The Canon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blem Solving)，第九篇為《比較文學的教學法和反教學法》(Didactics and Anti-Didac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十篇為《論文學研究的可靠性》(On the Reliability of Literary Studies)。從上述這些標題就可以看出，佛克馬所關注的主要理論問題大都在當今的學術界有所反響。

　　這部論文集之所以以《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為標題，恰恰體現(xiàn)了作者在這兩方面的思考。所謂總體文學(general literature)，主要指歐洲一些大學的非國別/民族文學研究，探討的是一般的理論問題，類似于中國的文藝學。與那種傳統(tǒng)的X加Y式的類比研究迥然不同，佛克馬從一開始就致力于比較文學的理論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特色體現(xiàn)了總體文學的風格和精神。同時，由于他的研究總是跨越國別/民族和語言界限的，因而又充滿了比較的特征。但他的著述開始的切入點總是提出問題，最后的歸宿也是在對這些問題進行一番反思之后提出一種理論假設或建構。這種研究特色始終貫穿于他的這本文集中的各篇文章。盡管該集所收論文主要以理論探討為主，但仍體現(xiàn)了作者所受到的兩種文化傳統(tǒng)的學術訓練：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西方文學理論。正如作者在“序”中所不無遺憾地表達的，“我曾作為一位漢學家受過訓練，因此早期的部分研究是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當然，那些文章不得不在本集中略去，但是讀者可以注意到，本集所收論文在參照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獻時有時也參照中國的材料�！保╲ii）(1)因此，這本書仍有著一定的體系性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性。

　　作為一位受過嚴格的理論訓練的比較文學學者，佛克馬從不屑進行那些表面的比附式研究，他認為正是那些所謂的比附式“研究”才使得比較文學的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害。他總是以提出問題為討論的對象和核心。早在80年代后期，他就針對中國學界所熱衷的“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之長短的爭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現(xiàn)在無需討論什么學派問題，而是要討論理論問題，探討各民族文學的一些審美共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一些國別/民族文學文本僅作為理論探討的材料，正是在對這些廣為學界人們關注的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作者不時地提出自己的理論建構�？梢哉f，這本文集中的各篇論文正體現(xiàn)了作者的這一著述特色。

　　雖然從上述論文的標題不難看出這本文集所討論的主要理論問題，但我們?nèi)钥梢允崂沓鲎髡叩囊恍┲饕�觀點。具體體現(xiàn)在下列幾個方面：（1）文化相對主義的反思；
（2）世界文學的新的含義；
（3）文學史的寫作和經(jīng)典的建構與重構；
（4）比較文學與新的范式；
（5）關于文學研究的代碼問題；
（6）文學成規(guī)與經(jīng)驗研究。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較早，并且在各種場合均提出自己的前瞻性見解。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這些寫于上世紀80年代的論文仍沒有成為“明日黃花”。這里僅將上述前三個方面的主要觀點概括如下。

　�。�1）關于文化相對主義及其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意義。作為歐洲比較文學學者中最早關注文學經(jīng)典問題的學者之一，佛克馬對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的論述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襲來已久的“文化相對主義”的重新闡釋，這無疑為他的經(jīng)典重構實踐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眾所周知，文化相對主義最初被提出來是為了標榜歐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種文化的優(yōu)越之處，后來，由于美國的綜合國力之不斷強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與日俱增，有著“歐洲中心主義”特征的文化相對主義自然也就演變?yōu)椤拔鞣街行闹髁x”，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包括中國文化在內(nèi)的整個東方文化的價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認識。(2) 在比較文學領域，佛克馬是最早將文化相對主義進行改造后引入比較研究視野的西方學者之一。在理論上，他認為，“文化相對主義并非一種研究方法，更談不上是一種理論了”，但是“承認文化的相對性與早先所聲稱的歐洲文明之優(yōu)越性相比顯然已邁出了一大步�！保�1）這種開放的眼界和廣闊的胸襟決定了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尤其關注包括中國文學在內(nèi)的東方文學的發(fā)展。在實踐上，他率先打破了國際比較文學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傳統(tǒng)，主張邀請中國學者加入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并擔任重要職務；
在他主持的《用歐洲語言撰寫的比較文學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現(xiàn)代主義分卷《國際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和文學實踐》(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的編寫方面，他照樣率先邀請中國學者參加撰寫，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寫的多卷本（世界）比較文學史第一次有了關于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描述。(3) 這不能不說是比較文學學者在文學史編寫方面的一個突破，同樣，對我們重新審視既定的經(jīng)典之構成和經(jīng)典的重構也不無啟迪意義。

　　 毫無疑問，經(jīng)過佛克馬等人的努力以及國際學術界的一系列理論爭鳴，文化相對主義的內(nèi)涵發(fā)生了本質(zhì)的變化。在今天的語境下，它旨在說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相對于他種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發(fā)展期、強盛期和衰落期，沒有哪種文化可以永遠獨占鰲頭。所謂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趨同性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帶來的兩個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趨同性和文化的多樣性并存。有了這種開放的文化觀念，對有著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文學經(jīng)典提出質(zhì)疑乃至重構就順理成章了。他的這一思想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一系列著述中也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揮。

　�。�2）關于世界文學的新的含義。由于佛克馬的比較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總體文學的視野，因而他對世界文學的關注就不足為奇了。他從考察歌德和愛克曼的談話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國文學的啟發(fā)，因此歌德在談話中多次參照所讀過的中國傳奇故事。在歌德看來，“詩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chǎn)，這一點在所有的地方、而且在所有的時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體現(xiàn)……民族文學現(xiàn)在不行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就要到來……”歌德對全人類的共性十分感興趣，因此貿(mào)然推測，“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和情感和我們的是何其相似；
而且很快地，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我們與他們的也十分相似�！痹谑杖脒@本文集的一些論文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佛克馬也涉及了世界文學問題，認為這對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和重構有著重要的意義�？梢哉f，他的理論前瞻性已經(jīng)為今天比較文學界對全球化現(xiàn)象的關注所證實。受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的啟發(f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指出，始于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時資本的運作和向海外的擴張。從那時候，全球化就已經(jīng)開始了，而在文化方面，這一過程也許開始得更早�！拔镔|(zhì)的生產(chǎn)是如此，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4)雖然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并未明確指明，而且在那時也不可能指明經(jīng)濟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文化上的趨同現(xiàn)象，但是，他們卻隱隱約約地向我們提出，全球化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只存在于經(jīng)濟和金融領域里的現(xiàn)象，它在其他領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說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使得原有的封閉和單一的國別-民族文學研究越來越不可能，于是世界文學就應運而生了。應該指出的是，比較文學的早期階段就是這樣一種“世界文學”，而在經(jīng)歷了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和歷史滄桑之后，比較文學的最后歸宿仍應當是世界文學，但這種世界文學的內(nèi)涵和外延已經(jīng)大大地擴展了。進入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以來，已有更多的西方學者對世界文學進行了專門論述，可見佛克馬的理論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印證。(5)

　�。�3）文學史的寫作和經(jīng)典的建構與重構。經(jīng)典原先在希臘語中并非只有今天的明確含義。按照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約翰·吉勒理（John Guillory）的解釋, “‘經(jīng)典’從古希臘詞kanon 衍生而來，其意義是‘蘆葦稈’（reed）或‘釣竿’（rod），用作測量工具。后來，kanon 這個詞逐漸發(fā)展成為其衍生義‘尺度’（rule）或‘法則’（law）。這個對文學批評家有著重要意義的詞首先出現(xiàn)于公元四世紀，當時 canon被用來指一組文本或作者，尤其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學家的圣經(jīng)一類書籍�！� (6) 也就是說，經(jīng)典一開始出現(xiàn)時，其宗教意義是十分明顯的，發(fā)展到后來才逐步帶有了文化和文學的意義，而在今天，后兩者的意義甚至比前者的用途和含義更廣，因而更容易引發(fā)我們的理論思考和爭鳴。

　　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我們所討論的大多是文學經(jīng)典的形成和重構問題。在這方面，西方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已經(jīng)作過許多界定和論述。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佛克馬就涉足了經(jīng)典的建構與重構問題，他提請人們注意接受美學對經(jīng)典形成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此外，由于經(jīng)典的形成往往有著跨文化和跨語言的因素，也即一個民族文學中的非經(jīng)典文本通過翻譯的中介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民族的文學中的經(jīng)典，反之亦然。因而對經(jīng)典問題的討論必然也引起了比較文學學者的興趣。比較文學學者首先關注的問題是究竟什么是經(jīng)典?經(jīng)典應包括哪些作品？經(jīng)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經(jīng)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樣一種權力關系？當經(jīng)典遇到挑戰(zhàn)后又應當做何種調(diào)整？等等。這些均是比較文學學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學者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在收入這本文集的《作為解決問題之工具的經(jīng)典》一文中，佛克馬開宗明義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都想有一個經(jīng)典，但是卻不知道如何挑選經(jīng)典；
或者說如果我們知道哪些是經(jīng)典的話，又如何去說服我們的同事相信我們選取的經(jīng)典是正確的。”（157）既然除去歐洲以外，亞洲、非洲和北美的文學研究者都面臨著選擇經(jīng)典的問題，那么經(jīng)典的選取就應當放在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學語境之下來進行。在回顧了韋勒克等人關于經(jīng)典的論述后，佛克馬指出，“因為文學的經(jīng)典是著名文本的精選，而且應當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有教育作用的，并可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參照系。既然這些文本是著名的，受人尊重的，因而出版商便爭相出版它們�！保�159）但是對于世界文學語境下經(jīng)典概念的流變卻很少有人去進行梳理。在本篇文章中，佛克馬描述道，“經(jīng)典的概念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不止一次的危機。例如，（1）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過渡時期，（2）從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的過渡時期，并且為了歐洲文學史以外的語境來選取例證，那么（3）從儒家到現(xiàn)代中國的過渡時期”，（160）在這些不同國度的不同時期，都有人為經(jīng)典的確立而努力，因而經(jīng)典始終是處于一種動態(tài)的狀態(tài)。而且不可能僅有單一的經(jīng)典。對此，佛克馬以中國的文學經(jīng)典在文革時期和文革后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變化為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的這種全球的和比較的視野一直延續(xù)到他后來的研究。他和蟻布思 (E.Ibsch)在一部出版于新世紀初的專著中對“誰的經(jīng)典”、“何種層次上的經(jīng)典”等問題提出質(zhì)疑后，便大量引證中國文學的例子，指出，“我們可以回想起，中國也有著經(jīng)典構成的傳統(tǒng)，這一點至少也可以像歐洲傳統(tǒng)那樣表明其強烈的經(jīng)典化過程之意識”。(7) 由此可見，佛克馬不僅在理論上較早地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了論證，而且在實踐上，他也著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撰寫了一些批評性文字。但是像佛克馬這樣有著寬闊胸懷的西方學者實在是鳳毛麟角，因而在長期的比較文學撰史實踐中，不少西方學者不是出于無知便是有意識地忽略中國文學的存在。我們今天重溫佛克馬寫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一些文章，仍然倍感親切，同時也更加欽佩他為中國文學的躋身世界文學經(jīng)典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由此可見，所有這些文章都與當前的比較文學理論爭鳴有著密切的關系，并自覺地進入了比較文學的最高階段--總體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視野，對中國的比較文學在一個全球化的跨文化語境下的健康發(fā)展有著積極的參照意義和借鑒作用。

　　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

　　盡管佛克馬本人并非專門研究現(xiàn)當代西方理論思潮，但他卻以一位歐洲比較文學學者的身份，在國際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論爭中扮演了較為獨特和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主要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因此他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討論和研究不同于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那種“統(tǒng)領一切”的多學科廣闊視野，也不同于他的老朋友伊哈布·哈桑的激進的從文學先鋒派切入來推進后現(xiàn)代主義概念的方法。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他主要關注的是文學中的后現(xiàn)代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民族文學中的影響和流變，并在廣泛閱讀了各家后現(xiàn)代理論家的著述后對之進行理性的分析，力求客觀地反映各家理論的長處和局限。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他并不能算是一位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而更是一位經(jīng)驗研究者。盡管他的研究從現(xiàn)代主義入手，但由于他和蟻布思合著的專門討論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英文著述出版較遲，而且主要聚焦于作家與作品研究，試圖通過對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歐洲作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某種“現(xiàn)代主義的代碼”，因而他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影響力并不那么顯赫。

　　應該承認，如果從學術研究和文學編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佛克馬在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方面的最主要貢獻體現(xiàn)在這幾部著作和編著中：《文學史、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1984)，《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與伯頓斯合編，1986），《后現(xiàn)代主義探究》（與卡林內(nèi)斯庫合編，1987），以及《國際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與文學實踐》（與伯頓斯合編，1997）。即使在后幾部與別人合編的專題研究文集中，也體現(xiàn)了他的廣闊的全球視野、包容各家理論的思想和專注文學語言和藝術技巧等特色。

　　與不少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者一樣，佛克馬也是首先從探討現(xiàn)代主義文學入手。與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麥克法蘭的多元視角的包容性“泛”現(xiàn)代主義觀點所不同的是，佛克馬和蟻布思將文學中的現(xiàn)代主義主要限定為1910-1940年的歐洲文學的主潮，所討論的十一位作家也全部是歐洲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艾略特(T.S.Eliot)，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瓦雷里·卡波(Valery Larbaud)，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安德列·紀德(André Gide)，伊塔羅·斯維沃(Italo Svevo)，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杜·佩隆(Charles Edgar du Perron)以及托馬斯·曼(Thomas Mann)。(8)這也是為什么不少學者認為佛克馬是一位歐洲中心主義者的原因所在。而在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中，他的視野則大大地開闊了，不僅突破了早先的歐洲中心主義之局限，而且甚至大膽地將研究的視野拓展到全世界。但是他的這種寬闊的理論視野是在了解到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fā)展和流變之后逐漸形成的。在這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的譯介和變形無疑對他產(chǎn)生了某種啟迪作用。在此回顧一段幾近湮沒了的歷史還是頗有意義的。

　　早在1988年，他在應我邀請為《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一書的中譯本撰寫的“序”中是這樣說的，“在討論文學思潮—或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下—文化生活潮流時，我們必須首先確立它們的地點、時間和社會認可性。確實，包括后現(xiàn)代主義在內(nèi)的任何文學思潮都有著自己的地理學的、年代學的以及社會學方面的局限。它起源于北美洲的文學批評”，(9) 因此在他看來，早期的后現(xiàn)代主義討論也大多在那里進行。他一方面承認后現(xiàn)代主義并非歐洲土壤中產(chǎn)生出的，但同時又對之作了“西方中心主義”式的界定：“也許在一個寬泛的意義上說來，‘后現(xiàn)代’這一術語現(xiàn)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準較高的東亞地區(qū)，例如日本或香港，但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現(xiàn)象仍局限于某個特殊的文學傳統(tǒng)……我現(xiàn)在盡可能說得清楚些：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是不能模仿的，它屬于一個特殊的、復雜的傳統(tǒng)。”(10) 顯然，這與他更早些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1983年春，佛克馬作為伊拉斯莫斯講座演講者赴美國哈佛大學作了三場演講：“國際視野中的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現(xiàn)代主義的預設：紀德、拉波、托馬斯·曼、特·布拉克和杜·佩隆作品中的文學成規(guī)”(Modernist Hypotheses: Literary Conventions in Gide, Larbaud, Thomas Mann, Ter Braak, and Du Perron)，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的諸種不可能性：博爾赫斯、巴塞爾姆、羅伯-格利耶、赫曼斯及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成規(guī)”(Postmodernist Impossibilities: Literary Conventions in Borges, Barthelme, Robbe-Grillet, Hermans, and Others)。在這三場演講中，他確實從文學成規(guī)和文化代碼的角度對作為文學史現(xiàn)象的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種種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第三個講座的結語一段話里，他竟然武斷地得出了這一結論，“后現(xiàn)代主義對想象的訴求在伊凡·丹尼索科維奇的世界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合時宜的。中國人有一句寓言也許可以從博爾赫斯的小說中衍生出來，叫做‘畫餅充饑’。然而，在中國語言的代碼中，這種表達有著強烈的負面意義。因而有鑒于此及另一些原因，在中國贊同性地接受后現(xiàn)代主義是不可設想的。”(11) 但是1989年10月，他在接到我的來信說明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文學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贊同性接受時，他則不得不面對這一現(xiàn)實而改變了原先的觀點，立即決定邀請我赴荷蘭從事學術研究一年，并要我為他和伯頓斯合作主編的《用歐洲語言撰寫的比較文學史》分卷《國際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與文學實踐》撰寫一章，題為：“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先鋒小說的個案”(Th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Avant-Garde Fiction)。(12) 他的這種“與時俱進”的學術研究風格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令人欽佩的。后來，在佛克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學編史領域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終于被打破了。

　　然而我們今天回顧的上述這段歷史并沒有結束，而恰恰是佛克馬關注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開始。進入新世紀以來，已經(jīng)退休的佛馬克在完成了荷蘭皇家科學院的大項目之后，有更多的時間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了，首先進入他的研究視野的就是當代先鋒小說。在2005年8月深圳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上，佛克馬應邀作了題為“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大會發(fā)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來應我邀請稍作修改后收入我為美國的文學史權威刊物《現(xiàn)代語言季刊》編輯的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專輯。(13)在這篇尚未正式發(fā)表的論文中，佛克馬通過細讀和分析了中國當代小說家莫言、王朔、余華、韓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說后，頗有理論敏感性地加以了理論總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在當代西方文學中是同時出現(xiàn)的，其中先鋒派作家們更為偏好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也是如此，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是共存的，但是現(xiàn)代主義的地位較之其西方同行來則更為強大，因為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是一種遲緩了的發(fā)現(xiàn)和實踐……現(xiàn)代主義者和后現(xiàn)代主義者對于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都是一種反動，因此在這方面，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與其說是競爭者，倒不如說更是同盟軍�！痹诰唧w的文本分析方面，他在仔細閱讀了余華、韓少功和莫言等人的小說后總結道，“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是‘后現(xiàn)代主義者’”，因此，“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實際上是國際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部分，但同時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為它產(chǎn)生自特定的中國文化語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敘事特征�！彼�認為，只有認識到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才能更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學經(jīng)典，反映世界文學發(fā)展的全貌。如果說，當年后殖民理論家賽義德所提出的“旅行中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 只強調(diào)了理論從中心向邊緣的單向度輻射和影響的話，那么毫無疑問，佛克馬已經(jīng)更前進了一步：他通過考察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對出自西方的理論提出質(zhì)疑和修正，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我認為這應該對我們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不無啟迪意義。

　　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

　　顯然，在當今的人文社會科學界，談論全球化問題已經(jīng)成了一種時髦。面對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所受到的種種挑戰(zhàn)，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的當代知識分子，佛克馬也被卷入了這股爭論的大潮中，并在不同的場合發(fā)表了一些批評性文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佛克馬在1996年退休后，在國內(nèi)和國外扮演了兩個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荷蘭，他主持的一個大的科研項目就是“歐洲文學語境下的荷蘭文學”，而在國外，他則頻繁地出訪東亞地區(qū)，尤其是中國大陸，不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同時也在多所大學演講，所涉及的論題不僅限于比較文學，而且涉及了全球化問題和文化研究。從這個角色來看，正好前者是他所賴以立足的本土化實踐，后者則是他力圖發(fā)揮其學術影響的全球化語境；
前者多涉及文學研究，后者則涉足了文化研究。應該承認，他對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立場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從一開始的批判性立場逐漸走向批判性認同，并力圖使其朝著有利于比較文學研究的方向引導�？梢哉f，他的全球化和文化研究也與他自90年代后半葉以來對中國的數(shù)次訪問密切相關。

　　在1998年8月18日-20日于北京舉行的“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上，佛克馬應邀作了大會發(fā)言。在對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歡呼聲融為一體的氛圍中，他的態(tài)度尤為冷靜，他更為關注全球化所導致的文化趨同性走向的另一極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樣性。他在詳細闡發(fā)了多元文化主義的不同含義和在不同語境下的表現(xiàn)時指出，“在一個受到經(jīng)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日益同一化所產(chǎn)生的后果威脅的世界上，為多元文化主義辯護可得到廣泛的響應”，他認為，“強調(diào)差異倒是有必要的”。(14) 他在會上發(fā)出的一個不同聲音是致力于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主義。他在回顧了歷史上的世界主義之不同內(nèi)涵之后指出：“應當對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概念加以界定，它應當擁有全人類都生來具有的學習能力的基礎。這種新世界主義也許將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與全球責任相關并尊重差異的成規(guī)。既然政治家的動機一般說來是被他們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發(fā)起來的，那么設計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創(chuàng)意就首先應當出于對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們的考慮，也即應考慮所謂的知識分子”。(15)就這種新的世界主義的文化內(nèi)涵，他進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們設計了東方主義的概念和西方主義的概念，如果恰當?shù)脑挘�我們也可以嘗試著建構新世界主義的概念�！�(16) 毫無疑問，此時的佛克馬已經(jīng)不僅超越了過去的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之局限，甚至在提請人們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也與這種世界主義不無關系。他憑借自己的豐富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回顧道，“在中國傳統(tǒng)中，歷史的層面主導了地理上的分布。整個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據(jù)一種文化模式得到解釋的。如果一個人生活在野蠻人中的話，儒家人性的原則也會適用。中國思想的普遍主義特征直到本世紀才受到若在歐洲便以文化相對主義之名義發(fā)展的那些觀念的挑戰(zhàn)。佛教禪宗這另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也像儒家學說一樣具有普遍主義特征。”(17)

　　應該指出的是，佛克馬對中國文化的情有獨鐘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歷史的淵源，這一點甚至體現(xiàn)在他為自己所起的中文名字上：“我的中文姓名‘佛克馬’是我自定的，它不僅與其西文發(fā)音相近，更重要的是，這三個字分別反映了我對三個領域的興趣及研究：‘佛’代表佛教；
‘克’與孔夫子(Confucius)相偕音；
‘馬’則代表馬克思。這三者均對中國文學頗有影響，而且我對之也下了一番功夫�！�(18) 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時時地在他的著述和演講中流露出來，這也是他在語言才能和文化知識方面明顯地高于他的許多歐美同行的一個重要方面。佛克馬從一開始就與那些竭力鼓吹“趨同性的”全球化的人不同，他更加理性地強調(diào)文化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在這個問題上，他也和德里達等歐洲知識分子一樣，小心翼翼地使用“全球化”這一具有爭議的術語，并且致力于發(fā)現(xiàn)新的術語來描述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性現(xiàn)象在文化和文學上的反映。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全球化對當今的比較文學研究確實產(chǎn)生了沖擊性的影響，以致于有人竟認為全球化的駐足文學研究領域，對包括比較文學在內(nèi)的所有文學研究都敲響了喪鐘。但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作為一位精英文學研究者和比較文學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熱情鼓吹者，佛克馬的看法并非如此悲觀。在最近的一次和我關于文化問題的對話中，他指出，“在最近的十年到十五年內(nèi)，文學研究確實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但實際上這只是拓寬了學科界限，因而忽視了對文本和其他文化現(xiàn)象的關注。最近，有學者已經(jīng)論證到，文化研究也處于危機狀態(tài)，主要是因為這個領域過于寬泛了。當然，這里的情況也許更為復雜，顯示出危機狀態(tài)的還有方法論和認識論上的一些問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全球化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它顯然對比較文學沒有構成任何威脅。倒是與其相反，從經(jīng)濟的意義上認識到當今世界正在迅速地變成一體使人對文化和文學的未來命運如何感到茫然�！�(19) 顯然，他也和許多具有理論遠見比較文學學者一樣，認識到了全球化之于比較文學的意義：正是在全球化的歷史過程中，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雛形）誕生了；
同樣，正是在全球化處于高漲期時，比較文學在朝著世界文學的方向發(fā)展。因而談論“比較文學的消亡”看來確實為時過早。針對文化研究對比較文學的沖擊因而導致了后者的衰落之現(xiàn)狀，佛克馬指出，有些學者認為文化研究近來發(fā)生了危機，他在質(zhì)疑文化研究的學科之合法性的同時，主張用“文化學”(cultural research)來替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20) 在他看來，這樣一種走向“科學”的文化學研究是使得文化研究這門準學科領域得到進一步合法化并擺脫危機的一個途徑。

　　 當然，佛克馬的學術生涯遠沒有結束，而且他本人仍然活躍在歐洲和中國的比較文學講壇。況且他對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關注僅處于開始階段，因此對他的學術思想尚不能作出全面的總結，但從本文的描述和討論，我們至少不難看出他之于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研究的意義了。

　　Abstract: As the first article exclusively dealing with Douwe Fokkema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discuss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Fokkema’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 As the first comparatist recasting and bringing cultural relativis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e helped to make the shift of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to the East: (2) His discussion of 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West-centric” mode of thinking paving the way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enter a global scope; (3) In the study of postmodernism, he has also broken through “West-centrism” by adding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and other Oriental literature to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 the author, Fokkema’s theoretic contribu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have offered illuminative revelations to China’s comparatists: we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Fokkem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relativism; canon formation; postmodernism; globalization

　　注：

　　(1)本文這部分中的注釋除標明出處外，凡引自《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論題》一書的文字均用括號標明頁碼。

　　(2) 關于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相對性的定義及其作用，Cf.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5, p200.

　　(3) Cf. Hans Bertens &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4)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頁。

　　(5) 關于“世界文學”之概念及涉及范圍的深入全面地闡釋，參見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specially “Introduction: Goethe Coins a Phrase”, pp. 1-36.

　　(6) Cf. John Guilory, “Canon,” in Frank Lentricchia et al.,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2nd e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33.

　　(7)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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