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章首先闡述了貧困的定義和貧困標準等一般性問題，并就西藏執(zhí)行的貧困標準作了對比分析，進而對西藏農村居民的貧困狀況進行了判斷和描述。在此基礎上，對西藏農村居民的貧困特征及財政反貧困政策等問題作了闡述，并就相應的政策創(chuàng)新問題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絕對貧困/西藏農村貧困/反貧困/財政反貧困政策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本文是在由筆者主持的教育部“春暉計劃”科研合作項目“WTO 對西藏所有制結構及產業(yè)結構轉型的要求”（項目編號：S2004-1-54002）的部分研究成果基礎上撰寫而成的。

　　「作者簡介」毛陽海，（1966-），湖南岳陽人，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民族學院財經學院副院長，主要從事民族經濟及統(tǒng)計學研究。陜西咸陽712082

　　按照國際公認的劃分標準，貧困的衡量分為絕對和相對兩類。西勃海姆提出了較有代表性的絕對貧困的定義，即“如果一個家庭的總收入不足以維持僅僅是物質生活所必備的需要，那么該家庭處于貧困狀態(tài)”。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認為，應該從概念上將貧困定義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

　　胡鞍鋼則認為“貧困是一個多維度現象，可以將貧困劃分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和知識貧困”。筆者則認為貧困是一個多維的、區(qū)域性的、動態(tài)的、相對而言的概念，要將多種指標綜合起來并進行橫縱對比才能得出比較客觀、全面、準確的結論。相對貧困是指生活水平低于所在國家或地區(qū)平均水平一定比例的人口或家庭，例如“10%最低收入人口”或“20%最低收入家庭”等。[1]關于絕對貧困一般有兩種標準，即中國標準和國際標準。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和國務院扶貧辦制定的中國農村貧困標準，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的貧困線（即年人均純收入）為100元，90年代初為300元，2001年為630元，[2]2003年為637元。而國際標準則主要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每天1美元（1985年購買力平價不變價）的貧困標準（約相當于人均年純收入962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下的論述是建立在絕對貧困范疇、國內貧困標準之上的。

　　中國的貧困問題不只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更是一個區(qū)域性問題。據國家扶貧辦2003年公布的數字，2002年，中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有83.5%集中在中西部地區(qū)，其中西部占61.8%；
同年，東部地區(qū)農村貧困發(fā)生率為1.2%，中部地區(qū)為2.7%，西部地區(qū)則達6.5%.2002年年底，少數民族地區(qū)農民純收入低于627元的極端貧困人口為1322萬人，占全國極端貧困人口的46.9%，貧困發(fā)生率為8.2%，高于全國（3%）5.2個百分點。

　　西藏作為全國農村居民收入最低、農村人口所占比重最高和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區(qū)之一，其貧困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問題，一直得到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政府的反貧困行動已經進行了20多年，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一些研究西藏社會經濟問題的學者們已經在這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不過，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對收入貧困及反貧困的論述，且對財政反貧困的作用重視不夠。筆者基于對西藏經濟問題包括財政政策問題的一些認識，以及到西藏農村進行實地調研積累的一些資料和想法，擬就西藏農村的貧困狀況與財政反貧困政策，談一些看法。

　　一、西藏農村居民的貧困狀況

　　對于西藏農村居民的貧困狀況，筆者將其大致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自改革開放以來，西藏農村的貧困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從貧困面來看，已經大大收窄了。據1979年全區(qū)農牧民調查資料，當時西藏有貧困戶92478戶，貧困人口470308人，分別占全自治區(qū)農牧民總戶數和總人口數的31%和30.2%.其中，特困戶和特困人口分別為65888戶和320077人，分別占全區(qū)農牧民總戶數和總人口數的22%和20.7%.①經過20多年的扶貧工作，尤其是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執(zhí)行財政反貧困政策，使貧困面大幅收窄。從1978～1990年，全區(qū)貧困人口由62萬人減少到48萬人，貧困面由31%下降到26%.[3]到1995年，貧困面進一步下降到23%，特困人口比例由原來的22%下降到6%.到1998年底，全區(qū)貧困人口減少到14.7萬人，到2000年底，進一步減少到7萬多人。到2003年，絕對貧困人口發(fā)生率已降到5%以下。其次，農村貧困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長。1979年時，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33元，有30.2%的農村居民的年人均純收入低于當時的全國貧困線100元；
到1995年，西藏貧困縣的人均年收入為408.6元，到2000年底，國家在西藏重點扶持的18個貧困縣的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316元。1995～2000年，貧困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22.1%，平均每年增長26.4%；
同期，全區(qū)農村居民消費價格只是增長了34%，平均每年增長6%.顯然，按可比價計算的貧困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也實現了年均20%左右的增長。

　　此外，農村貧困居民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質量也有了很大改善，在政府經常性救助的情況下，除少數高海拔、偏遠地區(qū)外，貧困戶的基本生存條件（如飲水、用電、生活燃料等）已經具備，溫飽問題也已經基本解決。2000年貧困縣農牧民的恩格爾系數較1994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近年來，移民扶貧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政府建的移民扶貧新村，其生活環(huán)境相當不錯。

　�。ǘ�）與全國及其他地區(qū)相比，西藏農村的貧困與反貧困形勢仍不容樂觀。到2002年，西藏仍是全國絕對貧困發(fā)生率最高的兩個省區(qū)之一，比全國平均數高大約3個百分點；
如果考慮到西藏居民的大多數生活資料價格偏高的因素，那么，西藏顯然可以和貴州一起列入全國絕對貧困發(fā)生率最高的兩個地區(qū)之一。從收入方面看，西藏的農牧民及貧困人口的人均純收入水平與全國的差距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拉大以后，近年來才有縮小趨勢。1985年時，西藏的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水平與全國的差距為11.3%，到1990年，差距拉近到了5.6%.但是，進入90年代以后，這種收入差距逐步擴大，到1997年，收入差距被拉大到895元，其差距高達74.9%.1993年時，西藏的農村人均純收入在全國還處于中上游的水平，在全國各省區(qū)中的排名為第12位，在西部各省區(qū)中還名列前茅。而到1995年，西藏自治區(qū)農村人均純收入高出甘肅不到10元，排名全國倒數第二。1995年，西藏貧困縣的人均年收入為408.6元，只相當于全國重點扶持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648元的63.1%；
到2000年底，西藏貧困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才接近全國重點貧困縣居民純收入1337元的平均水平。[4]

　�。ㄈ�）西藏農牧區(qū)居民的收入貧困容易被低估。因為現行國家貧困標準相對于國際貧困標準而言本身就偏低，相對于西藏的物價而言就顯得更低了，而對于西藏農村貧困的界定依然執(zhí)行的是統(tǒng)一的國家貧困標準，這就常常導致西藏的貧困狀況被低估了，以至于出現了1994年的國家貧困縣只有5個，在5個自治區(qū)及云南、貴州、青海等8省區(qū)的232個國家重點扶貧縣中只占2.2%的極不正�，F象。

　�。ㄋ模┪鞑剞r村居民的非收入貧困較之收入貧困顯得更突出些。筆者于2005年夏天到西藏農村作過調研，也了解過貴州、寧夏、陜西農村居民生活的一些情況。通過比較，我個人認為，收入少固然是西藏農村貧困戶面臨的普遍而又突出的問題，但還不如非收入貧困顯得那么突出。因為他們每年得到的征地補償款、扶貧補助、免征稅費、免費醫(yī)療、子女免費上學等政策扶持，可以保證其基本的生存條件，其收入、消費狀況不一定比貴州、寧夏農村的貧困戶差。

　　但從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質量方面考察，西藏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遠比不上全國平均水平。一是西藏農牧區(qū)居民的生活質量偏低。如在滿足人類基本生存熱量方面，營養(yǎng)學家提出的溫飽標準是，平原地區(qū)人類生存一般每人每天需要2500千卡的膳食熱量，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區(qū)人類生存一般每人每天需要3000～3200千卡的膳食熱量。而西藏自治區(qū)扶貧攻堅目標制定的溫飽標準中，農區(qū)每人每天膳食熱量為2337.46千卡，牧區(qū)每人每天膳食熱量僅1609.04千卡，僅相當于平原地區(qū)的65%左右。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藏農村的脫貧人口的生活質量也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二是在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方面，西藏和全國還有很大差距，反映出農村居民的生活環(huán)境和條件還很不理想。據1996年底全區(qū)第一次農業(yè)普查資料，全區(qū)通公路的村為4695個，占行政村總數的6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2個百分點；
通電的村只占行政村總數的16%，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0個百分點；
能接收電視的村只占行政村總數的10%，低于全國平均水平84個百分點；
人畜飲水困難的村占行政村總數的2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到2003年底，西藏仍然是全國唯一一個未通鐵路、高速公路和一級公路的省區(qū)，二級公路只有611公里，居全國末尾，等外公路占公路總長度的78%，為全國最高。

　　面對問題突出的非收入貧困問題，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兩個方面：一是環(huán)境的治理。西藏高寒缺氧的自然環(huán)境確實不如內地理想，能源、水利、市場、醫(yī)療、教育、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仍然比較落后或不完善，農村市場環(huán)境也很不理想。

　　即使是同等收入條件下，本地農村居民享受的環(huán)境福利和醫(yī)療衛(wèi)生福利也遠比不上內地居民。二是人的治理。本地農村貧困居民的文化與生產、生活技能的缺乏，自身反貧困的需求和能力的欠缺，商品觀念、競爭觀念、效率觀念的淡漠，個人理財能力的欠缺等，是需要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進行一攬子治理的系統(tǒng)工程。

　　二、西藏農村的財政反貧困政策的變遷

　　財政反貧困政策在過去一直被稱為財政扶貧政策，“反貧困”是近年來學術界流行的詞匯，其涵義與扶貧一詞基本一致。在西藏，反貧困戰(zhàn)略的重心不是在城鎮(zhèn)而是在農村。按照反貧困政策的變遷將自改革開放以來西藏的財政反貧困工作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ㄒ唬┑谝浑A段即90年代以前的財政反貧困政策：中心內容是對農村貧困居民的生活扶持。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財政資金的無償投入增加貧困戶的收入，二是通過休養(yǎng)生息政策減輕貧困戶的生活、生產負擔。80年代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在農村實行了免征農牧業(yè)稅、初等教育“三包”、農村免費醫(yī)療等休養(yǎng)生息政策，基本延續(xù)了“國家出錢、農民種田”的生產扶持方式，大大減輕了農牧民尤其是貧困農牧民的負擔。僅免農牧業(yè)稅一項，自1980～1990年就累計讓利于民9600萬元，使農牧民得到了較多實惠。

　　（二）第二階段：1991～1993年，財政反貧困政策有所變化，開始從單一的生活扶持轉變?yōu)樯�產扶持為主，扶持與救濟相結合，物質扶持與思想教育相結合，資金投入由單一的無償改為無償和有償相結合，國家扶持、集體集資（勞務投入）、銀行貸款等相結合的辦法。同時還建立了救災扶貧互助基金會360個，基金總額達1840多萬元。

　�。ㄈ�）1994年以后的財政反貧困政策以開發(fā)式扶貧為主。1994年，西藏與全國一起開始執(zhí)行國家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當年國家給西藏確定了5個國定貧困縣，此后不久，自治區(qū)又相繼確定了13個區(qū)定貧困縣，4個給實不掛名貧困縣，33個面上貧困縣，以及由自治區(qū)“江河辦”負責“一江兩河”開發(fā)區(qū)18個縣中的14個縣結合區(qū)域的面上扶貧。順應反貧困進入攻堅階段的新形勢，財政反貧困政策的力度有所加大，內容也進行了適時調整。確立了經濟扶貧與計劃生育、教育、衛(wèi)生扶貧相結合，走全面脫貧道路的原則，進行開發(fā)式扶貧，財政反貧困工作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據統(tǒng)計，1994～2001年，全區(qū)累計完成扶貧投資15.95億元，是1979～1993年投入數的4倍。扶貧資金已覆蓋全區(qū)大部分縣鄉(xiāng)和絕大部分貧困群眾，涉及經濟開發(fā)、文教衛(wèi)生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各領域。8年來，共安排扶貧開發(fā)建設項目1100多個，完成中低產田改造31.2萬畝，草場建設23.8萬畝，新建水渠180條，解決了9.6萬人、185萬頭（只、匹）牲畜的飲水困難，修建鄉(xiāng)村道路6000公里，培訓農牧民12.8萬人（次）等。近年來，財政又加大了反貧困和支農力度。僅2003年一年，全區(qū)就投入資金24億元，為農牧民辦了“12件實事”，同年，投入國家扶貧資金3.26億元，各級政府還積極組織農牧民參與涉農項目和青藏鐵路等工程建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全年農牧民勞務輸出達40多萬人次，勞務輸出收入達到5億多元。到2003年，全區(qū)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690元，比上年增長11.1%，有7.36萬人越過了人均純收入1300元的扶持線。2004年，財政又安排反貧困資金3.27億元，完成了1001戶邊境困難群眾的住房改造等工作，共發(fā)放救災補助費7034.9萬元，共清理出并全部兌現多年積累的拖欠農牧民征地補償費4877.42萬元，又幫助21萬人越過了人均純收入1300元的扶持線。[5]

　　這一階段，西藏的財政反貧困政策仍以穩(wěn)定解決農牧民群眾的吃飯和收入為出發(fā)點，同時堅持不懈地進行農田、草場基本建設，大力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多種經營，對基層干部和農牧民加強培訓，積極推進開發(fā)扶貧、智力扶貧、科技扶貧。

　　實施了定對象、定項目、定資金、定效益和層層簽訂合同的“四定一簽”扶貧方式。自1994年開始，按照“西藏扶貧攻堅計劃”，以每年解決10萬人脫貧的速度開展攻堅。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一是加大了投入財政力度。同時，財政資金還帶動了社會閑散資金和銀行貸款的投入，僅“八五”時期就帶動社會閑散資金840多萬元，銀行貸款8700萬元。二是繼續(xù)實行免稅、輕稅政策，讓利于民。三是實行激勵政策。貧困縣在脫貧前的新增財政收入的60%用于扶貧開發(fā)；
對按期、提前1年、提前2年脫貧的縣分別獎勵1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
在完成脫貧之前，貧困縣不準買小轎車，不準興建賓館和高級招待所，不準新蓋辦公樓，不準撤縣改市。四是加大了有償投入和群眾勞務投入�！捌呶濉逼陂g，西藏財政扶貧投入中有償比例只有14%，群眾集資（含投勞）只有68萬元；
而“八五”期間，財政扶貧資金中的有償比例提高到了54%，群眾集資（含投勞）達到840萬元。從而提高了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積極性和責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貧困地區(qū)的造血功能。盡管如此，相對于西藏廣袤的土地、分布稀疏的人口、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和農牧民極易返貧的現實而言，現行財政反貧困政策的力度仍不夠大，財政政策的激勵作用和引導作用還沒有得到有效發(fā)揮，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也不高，財政反貧困政策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和優(yōu)化。

　　三、對西藏農村的財政反貧困政策調整的建議

　　西藏農村的財政反貧困政策雖然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是和全國相比，這一政策的力度及其效應仍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貧困問題是一個動態(tài)問題，已經脫貧的人口有可能因各種原因又返回到貧困狀態(tài)。因此，未來西藏的反貧困財政政策不僅不能后退，還要進一步強化和優(yōu)化。筆者認為，在這方面主要應解決以下幾個關鍵性問題：

　　（一）要根據西藏本地的實際確定貧困人口脫貧標準。西藏農村的物價水平明顯高于全國，生活環(huán)境比全國絕大多數省市（區(qū)）的農村更為艱苦，按全國標準劃定貧困線或制訂脫貧標準是不合理的。《西藏自治區(qū)扶貧攻堅計劃》（1996年）規(guī)定的溫飽（脫貧）標準是：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年人均純收入以縣為單位，農區(qū)達到600元，牧區(qū)達到700元，半農半牧區(qū)達到650元。這一標準雖然和2000年的全國貧困線625元大體相當，但筆者認為仍然定得偏低。因為此溫飽標準是以1990年不變價（實為1990年綜合平均價，下同）來衡量的。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看，1999年全區(qū)價格指數是1990年價格的235.2%，那么，農區(qū)人均純收入600元折換現價應為1411.1元，半農半牧區(qū)650元折換現價應為1528.7元，牧區(qū)700元折換現價應為1646.3元；
其中農村價格指數是1990年價格的231.2%，折換現價為農區(qū)1387.4元，半農半牧區(qū)1503.0元，牧區(qū)1618.6元。從實際達到的收入水平看，1999年18個貧困縣農牧民的人均純收入為1214.48元，沒有達到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按最低農區(qū)溫飽標準折換的農村現價額，低于現價標準的12.5%.在18個貧困縣中，只有林周、昌都、比如、工布江達4個縣的人均純收入超過了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折換的農村現價額。其余14個縣均沒有達到此項農村現價額，或者說，沒有實現基本解決溫飽的扶貧攻堅目標。全區(qū)74個縣（區(qū)、市、辦）中，有38個縣的農牧民人均純收入低于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折換的農區(qū)溫飽標準的農村現價額，或者說沒有實現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的目標。因此，結合價格變動因素，西藏的貧困縣、貧困人口的數量要遠遠高于按1990不變價確定的溫飽標準計算的數量。事實上，西藏的脫貧標準在西部也不算高，如貴州1999年的脫貧標準為1150元，較之西藏要高出65%以上。

　�。ǘ�）改變反貧困的觀念和方式。筆者認為，在西藏農村，反貧困不能總是以單一的、無償的救濟性扶貧為主，應該轉變?yōu)橛袃數拈_發(fā)式扶貧方式；
在反貧困的內容方面，要兼顧收入貧困和非收入貧困的綜合治理，重視環(huán)境改造和居民素質的提高；
要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和技術進步，激發(fā)農牧民改變貧困面貌的決心和信心，培養(yǎng)他們治窮致富的能力。“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是西藏農村反貧困的最有效的路徑。那種“有求必應”式的幫扶方式，雖然會快速增進貧困農牧民的短期福利，但會助長貧困戶的“等、靠、要”思想，誘發(fā)他們的短期過度消費，不利于增進貧困農牧民的長期福利�，F行財政反貧困政策中，轉移支付制度是核心內容，筆者以為，許多轉移支付直接到戶到人，不一定好，按項目、事權撥付，或只到鄉(xiāng)、村，由鄉(xiāng)、村自主開支可能更有利于貫徹開發(fā)式扶貧思路。免費醫(yī)療、教育“三包”代之以保險制度更有效率和激勵作用。

　�。ㄈ�）爭取中央財政和對口援藏部委、省市的支持，不斷加大反貧困資金的投入力度，是需要長期堅持的策略和措施。西藏地方財政的自生能力不足，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居民的儲蓄偏少，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果只靠西藏地方財政收入和本地民間資本，必然的結果是投資誘發(fā)力小、投資量很少，進而造成資本的生產效率低，于是，“貧窮產生了貧窮”，整個地區(qū)經濟陷入“貧困惡性循環(huán)”之中。按照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只有投資數額足夠大，才能打破生產函數、投資需求、儲蓄供給三者存在的“不可分性”給經濟發(fā)展設置的障礙，進而推動地區(qū)經濟走出“貧困惡性循環(huán)”陷阱。[6]而要形成“大推進”力量的投資，主要要靠中央財政和對口援藏部委、省市的支持。同時，地方財政自身也要和金融等其他政策工具結合，共同發(fā)揮杠桿作用和集聚作用，以引導和集聚大量的社會閑散資本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增強推進力。反貧困資金不應該只是扶貧資金，還應該和支農資金、科技教育資金、環(huán)保資金等捆綁使用，才可以形成合力。

　　（四）要切實改善農村貧困居民的生存環(huán)境。扶貧決不只是解決農牧民的增收問題，還要切實改善他們居住地的自然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在西藏這樣一個生存條件相當不理想的地區(qū)，改善居民生存環(huán)境和條件是至關重要的。對確實不適宜居住的高海拔地方或深山峽谷中的住戶，要下決心實行遷移。當然，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對農牧民實行遷移有相當的難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就近不就遠、海拔由高遷到低以及同源文化、同族群體遷移等原則，以便使遷出地居民在遷移后能夠和遷入地居民和睦相處，進而降低社會摩擦成本。

　　改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屬典型的公用事業(yè)，是財政理所當然的重要事權，應該集中多方面資金進行捆綁式投入，并且一定要落實到農牧區(qū)基層，以便真正解決實際問題，真正給農牧民帶來實惠。

　　（五）發(fā)展特色經濟，鼓勵和引導貧困農牧民開展多種經營和勞務輸出，走“造血型”反貧困之路。本地的資源稟賦、資源供給和市場需求對于發(fā)展普通農牧業(yè)和非農產業(yè)不見得有什么優(yōu)勢，而對于發(fā)展特色經濟則具有相當的條件和市場潛力，這種產業(yè)安排對于增加農牧民的收入也是有利的。實踐證明，發(fā)展特色農牧業(yè)、手工業(yè)、特色產品加工業(yè)，鼓勵和幫助農牧民通過參與交通、通信、水電等工程建設獲取勞務收入，經營有本地特色的服務業(yè)，是幫助農牧民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如果能夠連片開發(fā)和經營，建成眾多的特色經濟“專業(yè)村”或基地、企業(yè)，促進家庭多種經營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則是幫助農牧民在脫貧基礎上繼續(xù)向小康邁進的有效途徑。

　　在將“輸血扶貧”轉變?yōu)椤霸煅�型”反貧困方面，財政政策的扶持作用、引導作用和激勵約束作用被證明是有效的，但還需要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和制度安排的調整，才能形成反貧困的長效機制。

　�。�六）大力發(fā)展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將扶貧與扶志、“授人以魚”和“授人以漁”

　　結合起來。西藏農村居民的貧困類型，從成因上看主要屬于疾病型貧困（主要因高原疾病、地方病及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較差所致）、科技欠缺型貧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短缺型貧困以及家計型貧困（主要是因家庭或個人經營不善、理財無方、不夠節(jié)儉所致）。這些貧困類型的形成有復雜的自然因素和歷史人文因素，但并非無法治理。關鍵是要改變反貧困方式，通過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科技、文化、衛(wèi)生、體育等事業(yè)，提高農牧民的素質，當為治本之道。只要農牧民求富、求知的愿望強烈了，觀念轉變了，技能提高了，則靠他們自力更生就可以脫貧致富。如果僅僅是“授人以魚”，只會助長依賴和浪費，形成“越貧越扶，越扶越貧”的惡性循環(huán)。

　　由于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屬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加上西藏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民間投資的熱情不高，只有依靠財政資金及政策，輔之以體制改革和擴大開放等措施，才能改變目前的滯后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全區(qū)文教衛(wèi)生事業(yè)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比90年代初中期有明顯下降，由1993年的18.4%下降到2003年的15%.科技費用相對于科技發(fā)展需要而言也是捉襟見肘，如全區(qū)2003年的科技三項費用只有3603萬元。因而，財政在支持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發(fā)展方面，既要加大投資力度，更要優(yōu)化投資結構。

　�。凼崭迦掌冢�2006-03-08

　　注釋：

　　①資料來自西藏自治區(qū)民政廳文件“17年扶貧扶優(yōu)工作的情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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