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認同龍應臺教授的文字，但這一篇除外。讀過《給我們一個政治家》，我條件反射地冒出了“給我們一個公民社會”。不妨用此作題，以與龍應臺教授商榷。

　　我并非不明白龍應臺教授該文的語境，這就是臺灣“大選”。文章因此而發(fā)，它表達的是一個思考型知識分子對下一任“總統(tǒng)”的希望。這個希望詞懇意切，我完全認同；
但我不能認同的是，由這些希望所構成的訴求對象居然是“總統(tǒng)”。我認為，龍文呼吁的這一切，與其兌現(xiàn)在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總統(tǒng)”身上，不如讓它在權力之外的公民社會中獲得落實。簡之，龍文的主張訴諸權力不如訴諸權利。這是一道加減法，權力多了，權利就少了。把權利能做的交給權力，權力就會名正言順地開始它對社會的全能控制。

　　龍文說：臺灣需要什么樣的“總統(tǒng)”？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6歲的孩子最好的環(huán)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tǒng)”。對此，我的懷疑是：孩子成長的社會環(huán)境如果要靠“總統(tǒng)”來提供，社會的自組織功能在哪里？再，如果社會環(huán)境的好壞系于“總統(tǒng)”一身，這個“總統(tǒng)”的權力會不會大得無邊？果然，龍文說：
“6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yǎng)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 我的反問是：難道孩子的人格、眼光、智能和未來居然可以綁在“政府的運作”上嗎？“社會化的過程”靠社會本身遠甚于靠政府。本來就是社會自身的事務，莫非需要權力來全方位地指導？龍文繼續(xù)：“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么，‘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位，……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按照這樣的例舉，孩子的成長幾乎全托付給政府了；
而且政府之外，好像并沒有一個健全的社會，并且政府就是社會。

　　在一個憲政框架下，政府是小的，社會是大的。政府的小，小就小在它只負責具體的行政事務，此即“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罢�”，事務而已。行政之外，特別是和孩子成長有關的“教”（它往往與價值有關），不唯不是政府的事，而且還要刻意和政府撇開，否則，有可能導致一個社會的“政教合一”。因此，正像“政”是政府的事，“教”是且只能是社會的事。在有關教育或價值的問題上，政府必須中立。唯如此，才能保證一個社會的價值多元。孩子的成長，與其讓他成長于政府和政府各機構的權力包辦，不如讓他成長于各種價值并存的多元社會。據(jù)此，我就不認同教育部有決定孩子“如何學習、學習什么”的權力，它的權力應當限制在有關教育或辦學的行政問題上。否則，教育部就有權力讓學生從小就學習“仇恨入心要發(fā)芽”的革命樣板戲。同樣，我也不認同文化部有影響包括孩子在內(nèi)的文化品位的權力。文化品位和文化部無關，一旦和文化部有關，那么，品位就由權力決定。權力決定品位，上海的女白領們只有打飛的到香港才能看足本的《色，戒》。至于“媒體政策”更是多余。民治政府無自己的媒體，怎么會有媒體政策？媒體有事，自然有法律。政策何為，除非是用它來控制或?qū)Ω睹襟w；
然而，這是違反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的。

　　另外，在對孩子的教育上，龍教授主張一種“核心價值”。這價值的內(nèi)容所指，比如“人權”等，我完全贊同。但我不贊同它的“核心”稱謂�！昂诵摹笔且粋�天然傾向于權力的詞，事實正是如此，以什么為核心，往往就是以什么為權力。因此，人權之類的價值，更準確的稱謂不妨是“普世價值”。普世無核心，它涉及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且無分種族、階級、性別、年齡與宗教。在對比的意義上，權力才強調(diào)“核心”， “普世”則推廣權利。這里，語詞的差別，其實是語境感的差別。很抱歉，我在我的語境中只能強調(diào)“普世”，不會強調(diào)“核心”。

　　龍應臺女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這篇文字卻并不那么自由主義。盡管有個“大選”的語境，但對權力的讓與也未免太多。古人曰“禮失而求諸野”�！岸Y”是廟堂，“野”則是民間。放在今天，很多事不是“禮失”才求諸“野”；
而是行政以外，本來就是“野”的事：這個“野”就是我們要努力建構的公民社會。在制度環(huán)境已經(jīng)確定的情況下，要求權力做得越多，我們付出的權利也就越多。為什么不把更多的事留給以權利為主體的公民社會呢？謹以此請教龍應臺教授。（作者系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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