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湯用彤先生謝世近40年之后，《湯用彤全集》終于在世紀交替之際問世了，這是我國學術界的盛事。我作為用彤先生的一名后學，現(xiàn)已年逾古稀，面對這浩瀚的七卷本全集，百感交集，緬懷與崇敬難以言表。

　　我們常用“學貫中西”來稱道一些著名學者的博學多識，但對于用彤先生來說，“學貫中西”就顯得狹隘而不夠用了。因為先生是我國十分罕見的學貫中、西、印的大師，他在中、西、印文化與哲學思想研究上，都有獨到的造詣和重大的貢獻，在這三大文化領域內(nèi)都立下了一座座豐碑。先生并不是將中、西、印哲學與文化孤立起來進行研究，而是著眼于三者的相互關系。他廣搜精考事實，系統(tǒng)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匯的歷史，總結出其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
他依據(jù)歷史的經(jīng)驗和規(guī)律，對出現(xiàn)在國人面前的中西文化沖突與調(diào)和的狀況及趨勢進行了高瞻遠矚而又切中時弊的考察，提出了許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輝、吸引我們?nèi)グl(fā)揚光大的真知灼見。先生在這一領域中的建樹和觀點，構成了我國學術思想發(fā)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稖�用彤全集》是用彤先生在上述四大研究領域(中、西、印和它們的相互關系)中的光輝成果和豐功偉績的總?巳系統(tǒng)地展示了用彤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道路和學術成就。這就為今日的學術文化研究者在先生的著作里尋求指導和教益、汲取啟迪和力量，提供了極為寶貴和極為難得的有利條件，也為對先生這樣一位學術大師的思想及其發(fā)展進行科學研究，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先生謝世后不久，正逢十年浩劫，先生這些大宗珍貴的書稿與手稿竟得以保存，不由得使我對其保護者致以特殊的敬佩與感激之情。

　　先生生前在中、印文化與哲學等方面，已有為數(shù)眾多的論著問世，其中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在出版幾十年后仍是公認的權威性著作。他在西方哲學方面，生前則只發(fā)表了《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與《希臘之宗教》兩篇譯文和一篇論《叔本華之天才主義》的論文。先生對于西方哲學思想的研究、建樹和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大學執(zhí)教數(shù)十年內(nèi)關于“哲學概論”、“西洋哲學史”特別是“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課堂講演中。除“哲學概論”方面有北京大學出版社刊印出來供學生使用的先生編寫的“講授大綱”一冊外，其余全部內(nèi)容都深藏在先生那容納百川的腦海里，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有零星幾頁先生用英文寫就的講課提綱�，F(xiàn)在，《湯用彤全集》第5卷的“西方哲學”部分，除去已發(fā)表過的幾篇論著之外，還收入了“哲學概論”講授大綱，而特別有重要意義的，是刊出了“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聽課筆記)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聽課筆記)。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以借此窺見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學研究領域中所構建起來的大廈之一隅了。

　　我對于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學研究上的貢獻及其深遠意義的認識，是經(jīng)歷了一個頗為長久的過程的。

　　1948—1949年，我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選修了用彤先生的“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兩門課程，同時聽課的還有汪子嵩、張豈之、湯一介等。上先生的課是很緊張的，因為先生上課從不帶講稿，絕少板書，也不看學生，而是徑直走到講臺邊一站，就如黃河長江一瀉千里式地講下去，沒有任何重復，語調(diào)也沒什么變化，在講到哲學家的著作、術語和命題時，經(jīng)常是用英語；
就這樣一直到響鈴下課。聽講者如稍一走神，聽漏了一語半句，就休想補上，因此就只能埋頭趕緊記筆記，生怕漏記一字一句。于是在課堂上，除去先生的講課聲外，就是學生記筆記的沙沙聲了。先生這種獨特的講授風格雖然對我很有吸引力，但那時我對于先生講授的內(nèi)容并無真切的理解，對其分量更是無知，只是籠統(tǒng)地認為博大精深而已。

　　1982年，為了紀念用彤先生誕生90周年，我受湯一介之托，根據(jù)他和汪子嵩的聽課筆記，將“英國經(jīng)驗主義”一課的緒論部分整理出來予以發(fā)表。那時我已從事西方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多年，編著過有關的教材，因而在整理筆記的過程中，對于先生當年教學的認識和體會也隨之加深了。我在“整理者按”中指出：“湯用彤先生的這些課程和講演，為我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也是他留給我國學術界、特別是哲學史界的寶貴財富�！� 今天看來，這樣的認識仍然很不夠，還是比較抽象和一般。

　　歲月飛逝，轉(zhuǎn)眼到了1997年底至1998年初，湯一介與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審閱和校訂《湯用彤全集》中西方哲學部分全部文稿，使我有機會重新學習、認真思考先生關于西方哲學的深刻見解與巨大建樹。我又根據(jù)湯一介、汪子嵩的聽課筆記和用彤先生用英文寫的笛卡爾哲學的講授提綱的殘頁，以及張豈之的聽課筆記，對“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聽課筆記整理稿進行了校訂與補遺。通過這次全面的校訂工作，我對用彤先生對于我國西方哲學研究的貢獻及其重要地位，才有了比較合乎實際的、因而也是真切的認識。我在完成全部校訂工作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編輯室的信中說：“先生的論文、譯文、講授提綱和課堂演講稿表明了先生在西方哲學上的精深造詣，有力地證實了先生不愧為一位學貫中、西、印的學者。它們是西方哲學東漸史中的重要文獻。這些文獻至今仍保持著其固有的價值，對于今人傳授和研究西方哲學依然大有裨益�！�

　　現(xiàn)在，用彤先生的七卷本全集已立于案頭，我不僅得以更廣泛地閱讀先生的各種論著，特別是先生關于文化問題和中印文化融合問題的宏文專論，而且回顧與反思當年先生講課的內(nèi)容，對于先生在研究和傳授西方哲學上的獨特高超的品位頓覺有了一些更新的認識。

　　首先，先生對他所講述的理性派與經(jīng)驗派諸家的哲學思想都要求有事實的根據(jù)，這個根據(jù)就是哲學家們的原著�！�般說來，先生決不按照他人的轉(zhuǎn)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專家的著作來安排教學內(nèi)容，而是嚴格地按照所講哲學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種或兩種，視具體情況而定)，以致先生的講課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可以看作是哲學家原著的導讀。同時，在講到哲學家某個觀點或問題時，先生都要指明見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節(jié)或某命題(如對斯賓諾莎)。先生的講授顯示了其講課有根有據(jù)、客觀真實、可靠可信的鮮明風格，同時先生也仿佛是在要求聽眾親自去看看原著，并這樣地親自檢驗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講的是否正確，是否真實可信。

　　其次，先生的講授雖然是嚴格按照原著，但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通盤把握哲學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關時代思潮、科學發(fā)展、同時的和先后的哲學家的思想等等)的關系的基礎上，以西方哲學傳統(tǒng)所固有的通過分析和推論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現(xiàn)原著的本質(zhì)內(nèi)容和邏輯線索。換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講授的內(nèi)容應有客觀的真實性，不是那種表面的、細枝末節(jié)的或形式主義的真，而是運用科學方法所達到的本質(zhì)的、整體意義上的客觀真實性。在先生看來，中國學術傳統(tǒng)不重分析、也不從事分析，與此相反，重分析、重邏輯、重方法則是西方哲學傳統(tǒng)得以存在和發(fā)展的靈魂。所以先生對哲學家關于方法的觀點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別重視” ；
在講到任何一個哲學家時，不管他是理性派還是經(jīng)驗派，開章明義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方法”。先生本人非常重視分析，也長于分析，在這一點上可謂得了西方哲學的真髓，正是這種“分析的頭腦”，使他區(qū)別于和優(yōu)越于同時代的其他一些學者。如先生在進入笛卡爾哲學之前，就以題名為“心理學的分析”的一章，對笛卡爾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學的名稱進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們在笛卡爾哲學中與現(xiàn)代的不同的意義，另一方面揭示它們在其哲學中的多種用法和含義。而在講了笛卡爾關于心靈和物質(zhì)的觀點之后，在進入其心物關系學說之前，先生來了一個總結，指出笛卡爾哲學整個為二元論所籠罩，并從其心物二元的總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關系上的六種二元對立(外物與心理，觀念與心理，感性、想像與觀念，靈魂與生命，意志與純粹思維，物質(zhì)與運動等)。

　　再次，先生在講授中對哲學家的某種根本的觀點或原則，總要作一種客觀的質(zhì)疑，其形式或者是擺出哲學史上對其提出的批評或反對意見，或是通過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論上的困難。一般說來，他只是客觀地陳述其疑點或問題，而不對其是非作主觀的判決。先生的這種態(tài)度也許是來自他對西方哲學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的理解，因為沒有一種哲學的原則或根本觀點能免于批評和反對，但同時這種規(guī)律性本身，正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又是駁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現(xiàn)代的哲學里。同時，先生的這種態(tài)度也給學生留下了發(fā)展理論思維興趣的空間。在《哲學概論》講授大綱中，先生的這種客觀質(zhì)疑方法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和頻繁。如“真誤”這一章列舉出了西方哲學史中關于真理標準的四種學說——相對說(即符合說)、自明說、實用說和貫通說。他對每一種學說都提出了質(zhì)疑，而沒有對其是非做出主觀的最終判決。但是，這絕不是說先生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張或觀點。如在講到“休謨哲學的兩個解釋”時，先生針對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謨哲學解釋為從洛克而來的一種信仰一情感決定論的觀點，列出事實進行了反駁，最后得出結論說：“我們贊同kemp對信仰的重視，但不同意他關于休謨把哲學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礎上的觀點�！�

　　最后，先生講授理性派和經(jīng)驗派哲學時，只是對這些學說本身進行理論的分析與闡述，而不言其“用”，無論是“今用”還是“中用”。其故安在?當時是不明白的�，F(xiàn)在學習了先生關于文化問題的討論，從先生對“中國輕視應用，故無科學”的觀點的駁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先生說：“西歐科學遠出希臘，其動機實在理論之興趣。亞里士多德集一時科學之大成，顧其立言之旨，悉為哲理之討論�！�…希臘哲學發(fā)達而科學亦興，我國幾無哲學(指知識論、本質(zhì)論言。人生哲學本諸實用興趣，故中國有之)，故亦無科學�！� 理論的興趣推動古希臘哲學的發(fā)展，而“哲理之討淪”本身即體現(xiàn)著—種最純粹的理論興趣。也許在先生看來，培養(yǎng)和發(fā)展這種理論興趣，就是哲學本身固有的“用”，舍此而求其他的用，就只能是本末倒置，畫蛇添足，埋沒真理了。

　　總起來說，先生之研究和傳授西方哲學的特點在于：把它作為—一種客觀的對象，即作為一門客觀的學問而進行科學的研究和探討。這不僅是由于國人對西方哲學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國幾無哲學”，因而就更應采取虛心的客觀態(tài)度，將其作為客觀對象而認識之、研究之。在當時“西化”成為時髦、“中國文化本位”呼聲四起的情況下，先生對西方哲學的這種態(tài)度真可謂特立獨行、獨樹一幟，在這面旗幟上寫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這樣一句擲地有聲、顛撲不破、氣勢磅礴、意蘊精深的至理名言。先生抨擊當時學術研究之弊病說：“時學之弊，日淺，曰隘。淺隘到是非顛倒，真理埋沒；
淺則論不探源；
隘則敷陳多誤”，就如“現(xiàn)在時髦之西方文化，均取其一偏，失其大體”。既然如此，又還能談什么東西文化之同或異呢?先生不禁慨然嘆曰：“時學淺隘，故求同則牽強附會之事多，明異則入主出奴之風盛�！毕壬鷮ΠY下藥，認為就西方哲學方面而言，補救之道惟在于將它作為一門至深至精的學問而“深造”之，也就是要在廣搜精求有關材料的基礎上，理解和把握其“大體”。這些見解發(fā)表在上世紀的20—40年代，先生就是本著這樣的見解和精神，在這一個時期里從事西方哲學的研究和傳授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先生留下的有關西方哲學的講授大綱、課堂演講錄等等，體現(xiàn)出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對于國人應如何對待、研究和傳授西方哲學的真知灼見，理所當然地在西方哲學東漸史中占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殊的地位。

　　用彤先生在講壇上的音容風采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現(xiàn)在我的眼前，但歲月已經(jīng)流逝了半個多世紀。50余年來，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雖歷經(jīng)風雨滄桑，但還是向前發(fā)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頗大的成績。盡管如此，在我看來，我們對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學的認識，還是沒有超出用彤先生對當時的西方哲學研究所作的評估，依然處在“初來”、“表面”而“不深入”的狀態(tài)或階段。為了超出膚淺與表面，達到對西方哲學的“大體”即其本質(zhì)、全體和真相的理解與把握，我們實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學習，認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學東漸中所倡導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的真諦，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樣，廣搜材料，精考事實，探本尋源，求實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真正走上學術化的道路。

　　(作者：楊祖陶，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葦一)

　　原載：《學術月刊》2001年 4月號，總第383期，第86-89頁。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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