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當時尚未名滿江湖的高斯（R.H.Coase），與同樣尚未熬出功名的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在弗吉尼亞大學的校間草坪上漫步，私下評點經濟學界的風云人物。每說及一人，高斯均不服氣地說，我只要再多一份運氣，或再加一把用功，此人當不在話下。但到最后，高斯卻悠然一嘆說，當今唯有一人我永遠不敢望其項背。布坎南微微一愣，一時竟想不出還有哪位武林高手能使一向心高氣傲的高斯自嘆不如。但等到高斯說出此人名字，布坎南不禁欣然接口說，并世學界只怕無人能與這位大師比肩而立!

　　被高斯奉為神明的這人其實正是布坎南的恩師弗蘭克·奈特（Frank H.Knight，1885—1972）。老奈特當年以一本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1921）奠定其無可動搖的經典大師地位，隨后于1928年出掌芝加哥經濟系。短短二十年內竟使1892年才建校的芝大平地而起，一躍而為舉世公認的經濟學重鎮(zhèn)。要說芝加哥經濟學派，那就得首先提及奈特老佛爺，其影響事實上遍及當時芝大社會科學各領域。在整個三十和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學內外廣為流行的一句戲言是：上帝不存在，但奈特是先知。

　　凡有先知處，自然也就有眾使徒。然先知不同于其使徒之處，或即在于先知乃世外高人，神龍不見首尾，不像使徒則個個招搖過市，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因此市井之中也就常常只聞使徒布道，難見先知蹤影。塞繆爾森（Paul Samuelson）《經濟學》曾風行數(shù)十年而為學經濟者人手一冊，但一般卻少有人知道，塞氏自承他正是在1932—1933年聽奈特的課時頓悟經濟運行機制的，塞氏書中著名的經濟“循環(huán)流轉示意圖”即來自于奈特當時在課堂上隨手畫出的“財富輪轉圖”（wheel of wealth）。奈特其他的弟子也幾乎個個比乃師的名頭響亮得多，日后拿了諾貝爾獎的除塞繆爾森外，尚有三十年代的弟子佛利民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四十年代的弟子布坎南，及五十年代初的弟子貝克（Gary Beck）等。

　　布坎南曾說，奈特的弟子常常只是在功成名就、不無得意地回顧學術歷程時，才驀然驚覺，自己千辛萬苦所修到的成果事實上往往是奈特早就講清楚的，只是在當時卻領會不到其深意。大概也是因為如此，奈特的弟子幾乎個個都像高斯一樣對奈特敬若神明。

　　但一般來說，先知的心思往往不為使徒所知，使徒所布之道也未必是先知之道。奈特一生悠悠在心的是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問題，而其最大的煩惱恰恰是發(fā)現(xiàn)：市場本身導引不出自由，從而在其經典論著《競爭的倫理》中斷言：“最大的謬誤莫過于把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 free competition）。不幸，使徒卻似乎全都相信這“最大的謬誤”，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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