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賦格曲由誰奏鳴？

　　斯帝文·斯皮爾伯格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單》是一部十分動人的好電影。與許多二戰(zhàn)題材的影片不同，它不僅具有沉重的人道主義思考，還對法西斯主義者的思想基礎(chǔ)和內(nèi)在心理結(jié)構(gòu)做了深刻探索。片中有一個小插曲看上去很不經(jīng)意，似乎有點跟他的主題關(guān)系不是很緊密、我初看時并沒有很在意。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插曲"，但卻令人恐懼，令人深思。

　　在克拉夫特大屠殺的晚上，德國的軍人以他們特有的精確和認真態(tài)度搜查猶太人。他們就是國防軍，不是黨衛(wèi)軍，也不是蓋世太保的秘密警察。在戰(zhàn)后，如果審問這些人，他們一定會告訴法庭自己只是在執(zhí)行任務。其中有的人還會像今天的某些作家、紅衛(wèi)兵，或紅衛(wèi)兵作家一樣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當時是出于純潔的動機和崇高的理想主義。經(jīng)過白天的大搜捕和大屠殺，猶太人居民區(qū)已經(jīng)人去樓空。但是還有一些人想盡一切辦法藏在一切可能藏人的地方。德國軍隊有的是耐心，他們也具有高度嚴密的組織才能。為了找到躲藏在樓梯下和夾層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裝的軍隊居然用上了聽診器！在一陣手電筒的光晃動之后，德國軍隊在鋼琴里面、床板下面、樓板夾層中找到了躲過了白天大屠殺的殘存者。又響起了一陣陣的槍聲，又一批生命消失了。

　　可是，這時樓房的一個黑暗的房間里居然響起了鋼琴聲，彈奏的是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48首》中的一首賦格曲。演奏者的技巧很好，樂曲彈奏得節(jié)奏流暢，觸鍵的顆粒性很好，旋律給人的感覺十分歡快、激揚。兩個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士兵居然站在門口談論起來："這是巴赫？"，"不，這是莫扎特。"此后，這曲子就伴隨著槍聲一直在畫面中延續(xù)。大屠殺的夜晚，到處響著槍聲和被屠殺者的慘叫，這鋼琴曲一直伴隨至這殺人現(xiàn)場切換成黑暗小鎮(zhèn)全景的結(jié)尾。

　　我問過幾個看過的人，在這一段中，是誰在彈奏鋼琴？有的說沒注意，有的說是一個猶太人在彈奏，導演以此表現(xiàn)猶太人視死如歸。《當代電影》是大陸的很權(quán)威的專業(yè)性電影雜志。該雜志1995年第3期登了《辛德勒的名單》的電影劇本，是國內(nèi)人根據(jù)影片記錄編譯的。編譯者也將此一段理解為是一個猶太人在彈奏："這時，一位猶太音樂家卻端坐在鋼琴前，入神地彈奏著雄壯的鋼琴曲。蜂擁而至的德國"屠夫"沖進房門，在一陣狂笑聲中，用機槍將鋼琴掃得粉碎。"

　　那位業(yè)余鋼琴演奏家、很有水準的音樂愛好者是一位德國軍官。

　　這是極其令人震撼的一筆。它寫出了德國軍官在殺人時那種極為自然的心態(tài)，用平常、正常寫出了納粹軍人是如何把這種族滅絕的大屠殺當作一個工作、一個任務。他們簡直就像受到邀請到別人家中去做客，玩累了，就彈上一段鋼琴曲休息一下，用音樂的怡悅換換殺人趣味，或者是沖淡一下殺人的煩悶。這一筆寫出了戈培爾博士怎樣把德國士兵都鍛造成元首殺人機器上那些可靠的、閃閃發(fā)光的螺絲釘。更加讓我們看到這一群官兵在殺人現(xiàn)場的狀態(tài)。他們在殺人現(xiàn)場處于一種極其自然、正常的心理狀態(tài)中。這更讓我產(chǎn)生了涼透骨髓的荒誕感、恐懼感。在這一段，編導還多次用了這種反寫的方法表現(xiàn)了德國軍人的正常狀態(tài)：早晨，集中營司令官高特以有魅力的語言激發(fā)起士兵們心中神圣的事業(yè)感、種族優(yōu)越感、參與創(chuàng)造新歷史的使命感。從這段鋼琴曲來看，他的動員令是很有效的，士兵們以如此認真、純凈的心境在清洗猶太人居住區(qū)。在這一段，編導也讓他發(fā)出了嫌夜晚寒冷的牢騷，他抽著鼻子抱怨這個"夜晚"怎么還不結(jié)束。

　　本文想研究的是：為什么我們會出現(xiàn)如此南轅北轍的誤讀？美好的音樂與美德有聯(lián)系嗎，反過來說，沉浸于心曠神怡、或?qū)庫o、輝煌的音樂就能讓人不干壞事嗎？

　　觀察滲透理論，對《辛德勒的名單》的這一處誤讀可能與目前我們這里比較盛行的文化信念有關(guān)。

　　對于音樂的作用、音樂與人們心靈的關(guān)系、音樂與人的精神生活、音樂與創(chuàng)作者及其欣賞者的良心的關(guān)系，我看到許多讓我很奇怪的信念。

　　《方法》是一本很有學術(shù)水準的探索思想和科學方法的雜志。有一位有些名氣的胡亞東先生在上面撰文，他認為："有人說音樂可以凈化人的靈魂，此話雖有夸張，但是常聽貝多芬或者巴赫的音樂，絕不會出現(xiàn)做壞事、抄襲、做假等等現(xiàn)像。強大的美可以抑制丑的滋長。"[1]

　　趙鑫珊是國內(nèi)對法西斯的藝術(shù)關(guān)注較多，并做了很有價值的研究的一位學者。在《希特勒與藝術(shù)》一書中，他提供了大量的納粹時期藝術(shù)的材料，發(fā)出了許多富于人道情感的深沉疑問，有許多思考是聯(lián)系我們民族的歷史現(xiàn)像作出的。作者的資料占有令我獲益菲淺，作者的澎湃思緒很有感染力。可是，作者對音樂本質(zhì)的一些認識我不敢同意，甚至覺得有點危險。

　　"在1942年，在希特勒的生日慶典上，居然用貝多芬"第九"來裝點這個人類的死敵，對此我大為吃驚：貝多芬的曲子竟被壞人曲解、利用至此！我恨。我在波恩貝多芬故居訪問，……我就想起他的音樂偉力被希特勒利用一事，心里便充滿了憤慨，這憤慨并不亞于奧斯維辛集中營在我心中激起的憎恨。"[2]

　　民間對這個問題也有一些很可懷疑的全稱否定判斷，我們經(jīng)常聽到的一個說法是：學音樂的孩子不會學壞。

　　二、魔鬼殿堂回蕩的美妙音樂

　　這里有兩個方面的表述：一個是聽音樂可以使人的本性得到升華，還有的試圖把這一判斷限制一下或者加上了對音樂更嚴格的純凈選擇：好的音樂可以使人道德水準得到提高。這兩種表述其實是基于一個信念：音樂可以使人向善，聽音樂，或者說聽那些被認為崇高的音樂就能提高一個人的道德水準，就能剔除一個人性格中那些惡的傾向，就能使靈魂得到拯救。從這個信念推導出另一個結(jié)論：惡人不能欣賞音樂，聽不懂偉大、崇高的音樂。對這一問題很有思考的趙鑫珊先生就這樣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司令官克拉麥以親手殺人為樂，哪里懂得什么童心？又何以能聽懂《夢幻曲》？一顆充滿仇恨的心怎么能同一顆充滿摯愛的心（指舒曼的美好心靈。作者注）共鳴？"[3]撇開音樂是否能聽"懂"這一音樂美學的另一個很值得爭議的問題，這里我要討論的是，壞人喜歡音樂是不是裝出來的？人間惡魔聽到美妙的音樂有沒有深深的感動和發(fā)自內(nèi)心的快感和怡悅？音樂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種道德?lián)�保�?/p>

　　就筆者的觀察和思考，聽音樂，學音樂能使人具有更好的教養(yǎng)，具備更高的文化素質(zhì)，具有更豐富的內(nèi)心情感，使一個人給人的感覺更文明一些。但是，要說學音樂、創(chuàng)造音樂會使一個人的道德良心得到多少善良的升華，這不好說。反過來說，因為一個人喜愛聽音樂，或只聽經(jīng)過道德和音樂雙職稱教授挑選的"高雅、高尚"的音樂，他就能得到某種道德?lián)�保，我也不能下肯定判斷。熱愛音樂的壞人，跟不喜歡音樂的好人沒有統(tǒng)計學上的相關(guān)性差異。也不能證明，壞人就不能欣賞音樂，好人就對高雅、純凈、向上的音樂有什么天生的敏感和應和。最讓我擔心的是，這些高雅、純凈、向上的好音樂怎樣確定、由誰來確定？什么樣的音樂圣哲和強有力的文化機器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要說音樂素養(yǎng)，納粹德國的軍隊是音樂文化素質(zhì)很高，音樂愛好者最多的軍隊。

　　在納粹的黨代表大會上，播放或者現(xiàn)場演奏次數(shù)最多的作品來自兩個音樂家：瓦格納和貝多芬。尤其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納粹時期德國的報紙常有這類報道：晚上德國飛行員聽了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英雄》）和《第五交響曲》（《命運》），第二天駕著戰(zhàn)斗機向倫敦或莫斯科前線飛去便斗志昂揚，勇氣倍增。"[4]貝多芬的音樂可以讓各種人激動，可以給各種人以愉悅，可以為各種理想壯威，希特勒、戈陪爾用這種氛圍為他們那由極端民族主義引導出的殘酷的種族主義服務，它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貝多芬的音樂如那些美學家們所言——表達了崇高的思想和充滿了善良的哲理，那么它與反人類的納粹主義信念怎么會相得益彰，至少是和平共處？

　　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司令官克拉麥殺人如麻，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用毒氣殺害囚犯。他還為此做過很多實驗。他是一種極度認真和冷靜、實驗的態(tài)度來做這件事的，他說："門一關(guān)上，他們（指裸體女囚犯）就開始尖叫。我通過管子把一些鹽放進去，然后從一個小孔去窺視會發(fā)生什么現(xiàn)像。這些女人只掙扎了一分鐘便倒在地上。"[5]可這一點也不妨礙他是一個真誠、熱情的音樂愛好者。他在集中營里組織了囚犯的管弦樂隊。他經(jīng)常聽奧斯維辛女子交響樂隊的演奏。聽到舒曼的夢幻曲時，他動情地落淚了。

　　黨衛(wèi)軍的保安處處長，秘密警察的副首領(lǐng)海德里希生性殘暴，他很好地組織和負責地執(zhí)行了希特勒親自提出的"對猶太人的最后解決計劃"。他設(shè)計了對1100萬猶太人的屠殺方案和具體措施。但是，他也是一個忠實、熱情的音樂愛好者。他對古典音樂有一種狂熱的喜好，尤其是對海頓和莫扎特的樂曲。他自己也能很好地彈奏許多古典音樂家的曲子。

　　納粹的領(lǐng)袖希特勒不光是一個有著瘋狂思想的人物，也是一個有著很高的藝術(shù)素養(yǎng)的人。他對音樂的熱愛是世人皆知的。他最喜愛的三位音樂家是瓦格納、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克納。1942年4月20日希特勒53歲生日的慶典上，演奏的就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墒沁@三位音樂家的許多作品至今仍是我們許多音樂會上的保留曲目。希特勒對瓦格納音樂的崇拜，伴隨了他的一生，從他的維也納流浪時代起，他經(jīng)常買站票去欣賞瓦格納的歌劇。據(jù)希特勒自己說：光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就聽過34遍，而且每聽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他甚至能把《鈕倫堡的名歌手》的第二幕的歌詞背出來、唱出來。希特勒在1942年1月曾經(jīng)說過：瓦格納的每一部作品都給我?guī)�來了莫大的愉快！當他成了大獨裁者之后，一直竭盡全力推崇瓦格納音樂。

　　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也有較高的音樂素養(yǎng)，他也崇拜瓦格納，他還擅長演奏小提琴，他原先的理想是做個音樂家。

　　三、迷人的音樂和迷人的法西斯

　　音樂是美的。但它僅僅是美的。

　　法西斯是惡的，但它也是美的，迷人的。

　　法西斯的美，是我在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所迷惑、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問題。而且，我至今仍不能把思路轉(zhuǎn)移到21世紀是哪個文化的世紀，由什么文化來拯救21世紀的世界這樣宏大又偉大的問題上來。

　　法西斯的美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

　　法西斯使用和創(chuàng)造了許多美麗、迷人和有力的形式。音樂只是它利用的一種審美形式。法西斯的VI（視覺定位體系）和CI（公司、團體定位體系）系統(tǒng)是迄今為止最成功、最有力的廣告宣傳和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只不過這是一種美學的暴力支撐的成功，是以壓制普世價值觀、壓制人的善良本性為代價的。法西斯的制服是設(shè)計和制作得極為精細、唯美的一種制服。這種制服更加使里面的人有一種對群體的歸屬感，更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優(yōu)越感。穿上它，一個在底層的憤怒、不滿的紅衛(wèi)兵、紅小兵也會很容易產(chǎn)生一種自媚的心態(tài)，會感覺自己精神起來，有力起來。"比較起平民化、縫工也較為粗陋的美軍制服來，黨衛(wèi)軍的制服緊身、筆挺、風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處處體現(xiàn)和助長著把對方視為次等動物繼而加以滅絕的優(yōu)越感，甚至成為行使暴力的依據(jù)。如此挺拔俊美的人應該享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特權(quán)，這類奇怪思想只有放在納粹整個意識形態(tài)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6]記得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讀到希姆萊解決組織問題的抉擇過程時，我還有一些不明白。當時德國有各種各樣的青年組織，納粹還只是一個小山頭。后來成為秘密警察頭子的希姆萊曾經(jīng)為參加哪一個組織而頗費躊躇。他后來回憶，是青年沖鋒隊的制服在視覺上的美感吸引了他，使他決定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希姆萊還提到納粹的舉手動作對他也很有吸引力。是的，除了制服，納粹的舉手禮、集體操練和檢閱的儀式——元首的演說、人群的歡呼、元首與孩童、婦女的接觸和握手——都是使人進入魅力中，使人產(chǎn)生歸屬感的重要手段。

　　法西斯是迷人的，因為戈培爾博士用美的力量挑動了根植于內(nèi)心的許多特質(zhì)，這些特性是人性的重要部分。法西斯用選擇迷人的強力人格、集體操練、大型檢閱、領(lǐng)袖魅人的演講、有力的理論和完美的表述把我們的許多本性挖掘了出來。使用了這些美的形式，它讓許多人產(chǎn)生歸屬感，讓許多人在單調(diào)壓抑的現(xiàn)代社會感到又投入了一個偉大的事業(yè)，從而覺得自己的生命又獲得了自由和意義。人對于選擇自我、思考存在的本質(zhì)和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這些思想任務本來就十分懶惰，法西斯讓人可以一次性地把自己交出去，從此只要元首的手揮向哪里自己就殺向哪里就可以了。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人常常會有失敗感、挫折感，法西斯替我們找到一個"非我族類"的群體或者種族，好讓我們一下子就升華了，一下子就感到高人一等，讓我們把一切的失敗、貧窮、渺小都歸到一個種族或某一類人身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每個人都有權(quán)力意志，法西斯為我們找到一部人，把他們劃分出去，讓我們可以任意地污辱他們、折磨他們、毆打他們、屠殺他們，這是多么令人放松、令人有快感的事！肆無忌憚，幾乎是每個人都想達到的境界。法西斯告訴我們，你可以在一部分人身上實現(xiàn)它、體驗它。法西斯甚至在情愛關(guān)系上制造了一種純潔的信仰。它即壓制了自己隊伍內(nèi)的這種腐敗，也把其信徒對猶太人的性愛和情愛成功的閹割、遮蔽了。對這個問題，福柯說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話。他把法西斯時期的權(quán)力欲與現(xiàn)在的愛欲橫行做了比較，得出了一些有深刻之處的結(jié)論。"在權(quán)力與愛情之間，存在著一種十分基本的、正反辨證關(guān)系……權(quán)力有一種性愛的快感和刺激。納粹主義現(xiàn)在為何變成了愛欲的終極像征？現(xiàn)在，每一種被顛覆的、劣質(zhì)的性愛幻想，都被歸屬于納粹主義。這引發(fā)了一個根本而且嚴肅的問題：你怎么會再去愛權(quán)力呢？沒有人會再愛權(quán)力了。這種對權(quán)力被運作、加在別人身上的權(quán)力的情感上，愛欲性的執(zhí)著、依戀和欲望，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存在。君主政體以及它的各種政治儀式是被創(chuàng)造來激發(fā)對權(quán)力的這種愛欲關(guān)系。龐大的斯大林國家機器，甚至希特勒的國家機器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而被構(gòu)筑起來。[7]

　　在法西斯的整個文化思想生產(chǎn)線上，音樂只是其中的一部有力的發(fā)動機。但它是有快感的、集體性的、有激情的、高揚的，很多時候音樂本身就具有生理上的感動人的力量。我在納粹的行為和納粹的藝術(shù)中都看到音樂女神的完美演出。

　　在長達12年的納粹德國時期，到處奏響的是瓦格納的音樂，每逢納粹黨大會召開或群眾集會上，都少不了演奏《眾神的黃昏》片段。尤其是當希特勒檢閱軍隊，舉手行納粹禮的時候。無數(shù)猶太人被驅(qū)逐出德國的家園，背井離鄉(xiāng)，亡命國外，或被納粹用火車車皮運往集中營，這時候的背景音樂多半就是瓦格納的曲子。瓦格納的音樂成了納粹德國的音響符號，以至于二戰(zhàn)已經(jīng)結(jié)束半個多世紀了，以色列人還拒絕演奏瓦格納的作品。對此，我的美學認識是：他的作品的激情狀態(tài)可能與納粹的狀況更契合，也更為納粹鼓動青年人所需要。他的歌劇中的歌詞確實是直接與納粹的大德意志國家主義相應相和。但是，這與他音樂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否則我們就不會到今天還在世界各地演奏和欣賞他的樂曲。時至今日，連以色列的青年也覺得不演奏瓦格納的音樂畢竟是一種文化上的損失。

　　納粹時期的記錄片大師萊尼·瑞芬斯坦拍攝的記錄片形式極其有力、幾乎可以用完美來形容她的藝術(shù)作品，在大場面的把握和集體性檢閱場面的營造等方面，至今沒有一個導演可以聲稱超越了她。1934年，她受命拍攝納粹的紐倫堡大閱兵。她用情節(jié)劇的攝影機角度來記錄這場宏大的閱兵里的個人和整體，又用瓦格納歌劇的手法來表現(xiàn)這場龐大閱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間之神。在這部毫無情節(jié)可言的杰作《意志的勝利》之中，瑞芬斯坦把"純粹"和"秩序"當作主人公來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達得不僅前程燦爛，而且顯得無限動人。其中有一段極好地用音樂的魅力與她那完美的畫面和剪輯技巧相互配合，使希特勒和納粹的士兵顯得十分神圣、莊嚴，整個儀式也因此更加真實、感人。這是在影片的第12段，內(nèi)容是律特普德體育場對戰(zhàn)死烈士的致敬儀式。儀式的主要人物是由希姆萊和褐衫隊頭子魯茲陪同的希特勒。幾千名參加儀式的士兵盡管列隊整齊軍容嚴整，在記錄片中只不過是用做構(gòu)圖和線條的背景，他們的臉孔是看不見的，但我們從他們站立的姿勢和隊伍的紀律看出，他們是被對領(lǐng)袖的崇敬、和參與歷史重要時刻的光榮感籠罩的。三個領(lǐng)導在士兵的簇擁下走向擺著花圈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此時，畫面已經(jīng)營造出哀悼的氣氛。構(gòu)圖上，隊伍向畫面上方延續(xù)，堵滿了畫面，幾個人舒緩而堅定的步伐與無聲肅立著的幾千人對比，強有力地傳達了宏偉莊嚴的印像。這時，一首軍歌響了起來。這是一首根據(jù)烏蘭德在1809年9月5日所寫的詩《好戰(zhàn)友》譜寫的德國軍旅歌曲。這時，記錄片的觀眾無法分辨聲音是來自畫內(nèi)或是畫外，瑞芬斯坦顯然不要我們注意這個，她只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把我們帶入她的美學帝國的輝煌殿堂中去。因為此前畫面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儀式上有一只大型管樂隊在演奏，這時歌聲的飄然降臨就十分自然。這時，引用這歌曲在美學上是貼切的、既符合氣氛又在不知不覺中強化了場景，更有效地把我們導入到作者的思想認同道路上。當然，它的歌詞和歷史泛本文關(guān)系更提供了某些希特勒和瑞芬斯坦所需要的暗示。對戰(zhàn)死者的記憶，提供了對歷史重新做修正的借口，導演用看上去是從天而降的、無人稱、無聲源的歌曲給希特勒提供了與民族、歷史合一的人格化身份營造了一個既是歷史繼承人又是當下眾望所歸者的形像，并暗中把一種神圣感和任意書寫的權(quán)力賦予他。

　　在當時那個封閉的文化氛圍中，這首歌曲會比較有效地幫助觀眾得到一個真實的印像，好像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已經(jīng)結(jié)束的事件，它是完整的，動人的，而且是永恒不變的。如果只有畫面，這一段影片就不會這樣封閉、就不會這樣有一種令人不可置疑的完整和虔誠。它好像沒有遺漏任何物質(zhì)上的東西，我們的聽覺和視覺感官也不需要再追尋銀幕外的任何事物。這一段加強了整個《意志的勝利》的風格：好像是既存的事實，好像是僅僅記錄了事情的自然狀態(tài)。歌曲和畫面、剪輯給我們的印像是豐富的，但又是簡潔的。事實上，我們今天來看這一段，歌曲的安排和畫面一樣都是完美控制的、是十分符合人們形式感覺的。歌曲是畫面外的配樂，攝影機的每個運動都受到控制：領(lǐng)袖走下寬闊的走道、大批士兵恭敬地行注目禮、小心翼翼從右至左的穩(wěn)定的移動鏡頭表現(xiàn)了全貌、推進的鏡頭突出強調(diào)帝國的鷹徽和納粹的萬字標志。這些都被劃作一個整體，沒有一秒鐘會出現(xiàn)任何不確定的或未經(jīng)安排的事物。這樣就具有高度的美學感染力又避免了矯飾，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學上的勝利。它是法西斯美學的勝利，許多這種勝利聚集在一起就使得法西斯更加迷人、更加有力量。順便說一句，戰(zhàn)后人們問起這位御用女導演與法西斯的關(guān)系，她的回答與卡拉揚對類似詰問的回答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只是想拍電影。

　　看來，音樂既不能使人更好，也不能保證不被惡人所享用。

　　四、沒有一次性獲得解放的門檻

　　惡人會不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愛音樂，會不會對音樂產(chǎn)生快感？惡魔能不能"聽懂"音樂？高雅的音樂能不能滋養(yǎng)惡人的靈魂？對所有這些問題。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會。

　　音樂是美的，但它和法西斯一樣也是危險的。

　　這個事實并不比奧斯維辛的焚尸爐更讓人憤怒、并不比納粹的火炬大游行和燃燒書籍更讓人恐懼。但從今天人們的認識和對這一問題的議論來看，比焚尸爐更令人深思。

　　美是一種感動，一種純形式的規(guī)律，符合藝術(shù)形式的規(guī)律會讓人產(chǎn)生快感。對純形式的體驗、感悟能力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康德認為美是一種純粹判斷，真正的美是無利害關(guān)系的。以上我對音樂性質(zhì)、功能的考察符合這一認識。音樂能感動人，而且它的美（歌劇的歌詞不在單純的音樂美感之內(nèi)）是超越階級、文化、民族的。就是說，音樂是能感動人的，但是感動以后、激動熱情的發(fā)泄方向卻不是音樂所能控制的，也不能通過選擇某一種音樂來達到。同樣是聽了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也許引起的是捍衛(wèi)元首的神圣感、民族擴張的使命感，甚至是屠殺異類的豪情，也可能是堅定了保衛(wèi)人的尊嚴，與無邊的苦難和不可逃避的命運做抗爭的勇敢決心和無畏精神。在小說和影片《沉默的羔羊》中，嗜血食人的利克特博士在戒備森嚴的巴爾的摩監(jiān)獄連殺兩名獄警以后不是還照樣平心靜氣地欣賞巴赫的復調(diào)鋼琴曲嗎？我們能說希特勒和他喜歡音樂都是附庸風雅，都是裝做有教養(yǎng)的人前作秀？

　　至此，我要思考為什么有的人會認為音樂會提供某種道德?lián)�保。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這個信念：音樂是善真美的統(tǒng)一體，音樂自身可以使人得到拯救，得到某種提升和完善。

　　這其實是在政治的教條解魅之后試圖再次找到某種一次性獲救的天堂之門，好讓人可以一步跨進去得到解放。真善美統(tǒng)一的音樂美學信念基于我們的一個很可怕的愿望：總想找到一個可以總體上救贖自己靈魂的思想精神或偶像，好把自己的責任一次**出去。這是人的一種本性——逃避自由，這種本能傾向在音樂美學上就是這樣表現(xiàn)的。面對每日的無數(shù)不可逃避的選擇，我們總想逃避，我們總想否認這種很累人的生存境遇，我們總想呆立不動或者面對選擇背過身去�，F(xiàn)代重要思想家佛洛姆就認為逃避自由的心理傾向是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心理基礎(chǔ)。"第一種所要談的逃避心理機構(gòu)是指個人有放棄其自身獨立自由的傾向，而希望去與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種事物結(jié)合以便獲得他所缺少的力量�！�…這類人想要輕視自己，使自己軟弱而不愿去主宰一切，他們有一種顯著的像征，就是愿意依靠別人、組織、大自然或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8]

　　這種整體性把握的信念不認為藝術(shù)、政治、道德彼此是有不同的價值標準的，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彼此不同的規(guī)律和標準。應該指出：這種多元性標準不是說人性基本人道主義有多元標準，而是一種基于統(tǒng)一的、普世的人性之上的，存在于人類生活各種活動之間的多元標準。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是這種價值多元論的代表，他斷言："一事物之所以為美，恰恰因為其不真不善，而且唯其不美不善，才成其為真……真善美根本就是相分離而不是相統(tǒng)一的"。[9]與之不同，啟蒙時期有的思想家的信念是認為"大自然已經(jīng)用一條牢不可破的鐵鏈把真理、幸福和美德結(jié)合為一體。"（孔多塞）德國作曲家舒曼也持這種我很難理解的音樂美學觀："道德的規(guī)律也是藝術(shù)的規(guī)律"。事情要是真的這樣，那麻煩可就大了。不過，學對位法也許就簡單了。

　　中國儒家的傳統(tǒng)是相信可以追求"盡善盡美"，相信天地萬物是由一個內(nèi)在統(tǒng)一的"道"來管制，所以總想追求某種"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這種文化傳統(tǒng)接受價值分離、每個人的特質(zhì)是由他每天的選擇來決定這類理念就要稍微困難一些。

　　另外，追求完美、音樂與人的道德緊密相連這一信念還會導致對音樂作品做出高下之分，并進而試圖以音樂來判斷人的道德、拯救人的道德。

　　這就很危險了。請看下面幾段話。　

　　"藝術(shù)必須是崇高和美的喉舌，因此她是自然和健康的載體。"[10]

　　"藝術(shù)是一項崇高的，需要狂熱去獻身的使命"[11]

　　"有時候我甚至設(shè)想，如果希特勒感興趣的不是瓦格納歌劇，而是莫扎特的歌劇，也許就不會有納粹運動了。"[12]

　　"喪失了人生根基、靈魂無著落而惶惶不可終日的當代人，不是通過重金屬搖滾，不是靠高科技震耳欲聾的音響、變幻多端的燈光、劈啪作響的煙火、電子屏幕的烘托和全身閃爍的服裝等方面加以包裝，以及杰克遜在臺上拼命扭動霹靂，聲嘶力竭地喊唱、氣喘噓噓時就停下來說幾句"我愛你，我愛你"，而是通過莫扎特的圓號才獲救的！"[13]

　　"把那些有傳染危險的腐敗藝術(shù)從覺醒的德國藝術(shù)中清除出去！"

　　有的人可能不會相信，上面的前兩段話是希特勒語錄，接在后面的兩段話是《希特勒與藝術(shù)》的作者趙鑫珊在文中多次表達的信念。而最后一句話是納粹德國"藝術(shù)協(xié)會"第一任主席哥爾德斯密特的堅定決心。

　　對比這幾段話，我簡直又好笑又害怕。好笑的是，趙鑫珊在感情上很富有人道主義同情心、內(nèi)心極為痛恨納粹和專制。他試圖通過研究法西斯藝術(shù)來剖析法西斯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基礎(chǔ)，可是他自己居然在美學上轉(zhuǎn)了一個圈子，走到了法西斯美學的隔壁。對音樂的神圣化、對音樂作用理解的偏激化、道德化居然能讓作者表達的這樣的思考："墨索里尼還經(jīng)常拉小提琴，他原先的理想是做一個音樂家。不過我懷疑這樣的政治惡棍是否真的理解偉大的、神圣的小提琴所演奏出來的音樂藝術(shù)。"[14]對音樂的神圣化和拜物崇拜居然泛化到一種樂器上去了。別人不說，小提琴到了我的手上就馬上不神圣、不偉大了，馬上就會讓周圍人家紛紛來抗議白天雞叫。同時，我又感到深深的恐懼。我害怕的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和整體論信念是怎樣長江后浪推前浪，怎樣為我們每一代人準備了生活上的導師和藝術(shù)上的檢察官。杰克遜的音樂是熱鬧一些，《希特勒與藝術(shù)》的作者不喜歡也完全是一件與別人無關(guān)的事，可作者怎么就能證明現(xiàn)代人已經(jīng)喪失了根基？靈魂都惶惶不可終日？作者可能不知道，他給自己提出了一個絕對困難的任務：怎么證明只能是莫扎特的圓號可以讓現(xiàn)代人獲救？不光困難，完成這種任務，還得要一顆"勇敢人的心"啊。就是勇敢、狂妄地為別人的精神生活規(guī)定形態(tài)，堅定地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國強加于每一個大腦之內(nèi)。

　　不知認為好音樂可以使人高尚的人有沒有想過。這個任務由誰來完成：指定和選擇一些好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說高雅、向上、向善的音樂。他們有沒有意識到：這個任務本身就是人性中的法西斯傾向給每一代人、每一個人準備好的大陷阱，這是一個布滿鮮花，香氣撲鼻的大陷阱。對藝術(shù)和一切東西的絕對純潔和崇高的要求恰恰是通向法西斯的一扇大門。要捍衛(wèi)藝術(shù)的高雅純潔，想為音樂區(qū)分等級、清理門戶就開始朝走向老大哥、迎接《1984年》邁出了第一步。

　　有一些音樂素養(yǎng)很高的人說壞人不能欣賞美好的音樂，認為法西斯利用音樂是對音樂的褻瀆，希特勒沉浸和迷狂在歡樂頌的高昂樂曲中就是玷污了貝多芬，這是一種道德化的美學信念，是用道德評判替代了美學分析。這種占據(jù)道德制高點的美學理論其實多少有一種自媚。這類音樂美學家的憤怒是盲目的，是基于一種錯誤的信念之上的。而且，我從中多少感覺到一點把自己提升到高空的得意，他們把對自己音樂修養(yǎng)很欣賞，這原本是合理的，沒什么不好；
但是他們用一種高超的自媚心理技巧把這點自我欣賞引導、擴大到了良知和道德上。

　　順便說一句，希特勒的美術(shù)素養(yǎng)也很好，他的素描功底很不錯，僅就素描這一項，考上中央美院沒問題。

　　最后，我應該正面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學音樂的孩子不比別的孩子好，也不比別的孩子壞。學音樂的孩子變好也要自己的磨練、抉擇，如果變壞，也跟別的孩子一樣快、一樣壞。

　　在快要完成本論文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對我的觀點有質(zhì)疑："也許法西斯在主觀上是有道德感的，否則他們怎么會喜歡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那是一首有明確文學表達的樂曲。"我想，某種主觀的欲望和激情可以產(chǎn)生強烈的動機，但那不是道德，那是個人的意志。它恰恰是與道德相對的概念。道德這個概念強調(diào)的不是相對性，不是個人的、主觀的東西，而是某種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所承認、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它所包含的基本價值觀是人類的共識。我們不排除在激昂的第九交響曲和語錄歌的樂音中，那些施暴者也體會到某種參與歷史創(chuàng)造的使命感和重任在肩的崇高感，但對于這種封閉環(huán)境中的個人意識狀態(tài)；
對這種被操縱、控制的激情，我們一般不用"道德"這個詞來表述它。也許，也正因為我們善于為這類"主觀的道德"尋求合理性，才會使在"文革"期間做過令人發(fā)指的罪惡的人為自己找到道德的解脫，對此，我們還遠沒有全社會的深刻反省。在21世紀，我們應該強調(diào)建立某種普遍性的底線倫理。我們首先可以做的是承擔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選擇的權(quán)利和不可逃避的選擇的責任。試圖把這種選擇一次性地交給音樂是一種虛妄甚至是欺騙。

　　注釋：

　　[1]胡亞東《方與圓，科學和藝術(shù)》載《方法》1998年4期）

　　[2]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題記第1-2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3]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303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4]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265頁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6年版

　　[5]《第三帝國百科全書》第200頁1976年 紐約英文版。轉(zhuǎn)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300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6]引自崔衛(wèi)平《皮鞭、制服的唯美》載《中國圖書商報》2000年9月19日3版

　　[7]引自《電影手冊》251期/2《電影與人民記憶》

　　[8]引自弗洛姆《逃避自由》見《弗洛姆文集》70頁

　　[9]引自《韋伯社會學文選》英文版147頁。

　　[10]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46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11]這是希特勒1933年9月1日在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48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12]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246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13]引自《趙鑫珊文集1》577頁 趙鑫珊著 學林出版社1998年1月

　　[14]引自《希特勒與藝術(shù)》第237頁 趙鑫珊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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