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上有題為《太彪悍了！湖南某縣警告上訪者的標語》的圖片報道。只見一順溜的跨街大幅標語上寫著，“違法上訪，坐牢罰款”、“誰不依法上訪，就打擊誰”、“堅決打擊涉訪違法犯罪行為”、“打一場規(guī)范信訪的人們戰(zhàn)爭”。這么大張旗鼓地宣傳，想來這個縣的群眾上訪已經(jīng)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橫幅標語都拉到大街上去了，要上訪的人肯定不少。宣傳的口氣這么蠻橫、這么暴力，殺氣騰騰，讓人大概也能猜出為什么這個地方，有這么多人，竟然不惜冒著違法嚴懲的危險，情愿鋌而走險，上訪告狀。

　　“依法上訪”聽起來是冠冕堂皇，但仔細一想，上訪之法在那里？法又到底和上訪有什么關系？“上訪”去求包青天作主，這本來就已經(jīng)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處理問題手段。在一個法治社會，任何社會矛盾、政府行為規(guī)范，既然有相關法律，當?shù)赜钟袌?zhí)法人員，依法處置即可，又何需跑到外地，找什么“上級領導”，求什么英明指示呢？

　　這種“包青天關懷”和法外行政介入，為人治提供了樣板和范式，為依法辦事、維護公民權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制造了制度障礙。即使問題偶然得到解決，看上去提高了“包青天”的愛民威望，其實法治失敗的負面后果卻相當嚴重。因為它誤導了整個社會，以為有了高一級領導的情感關懷，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
事實上這種“包青天關懷”更加激勵只能治標的人治，背離了可以治本的法治。

　　老百姓的“違法”往往是被逼出來的。長期研究底層民眾反抗的學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就曾指出, 底層民眾早就習慣了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他們心里十分明白自己硬斗不過在上者,因此決不會一開始就去雞蛋碰石頭。自下而上的抗議都是循規(guī)蹈矩的,都是以“申訴”、“請愿”和“反映情況”來爭取在上者的善待。“（底層民眾）上訴往往是……動亂和鬧事的先聲,”只是在完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才會鋌而走險,犯上作亂。

　　對于底層民眾的不滿和冤屈，如果不能馬上從改革民主體制加以根本改善，至少也不應該一味高壓管制, 訴諸于暴力和威脅�！吧显V”畢竟還是一種試圖用言語、說理來解決問題的方式。

人們越無法用言論進行抗爭,也就越有可能轉(zhuǎn)向暴力。即使不直接參與暴力的人也可能因此越加同情那些有暴力抗爭行為的群體性事件。

　　暴力抗爭并非社會之福。反抗性質(zhì)的暴力行為雖然暫時可能成為申張正義的方式,成為“復仇”的手段。但是，暴力復仇,為正義而自行執(zhí)法,與現(xiàn)代文明群體的約法制度不合,它更不是政治解決的手段。暴力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在暴力達不到目的的時候，暴力本身甚至還會變成目的。

　　我們對群體暴力對社會穩(wěn)定的威脅應該見微知著。1789年5月，法國國民議會于凡爾賽舉行，審議了取消包括貴族狩獵權在內(nèi)的封建特權問題。6月10日，就在民眾進攻巴士底獄的前一個月，當時是議員參與審議的加米德·德士摩蘭在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寫道，“布列塔尼人正在實行《審訴書》中的若干條文，他們殺死鴿子和獵物。此地約有50人正在大舉屠殺兔子。巡狩員看到他們在日耳曼平原殺死了4000到5000頭獵物�！�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埃利亞斯·卡內(nèi)提把這看成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群體事件”。

卡內(nèi)提稱殺兔子的是“反叛的群眾”。他評論道，“羊（群眾）在敢于攻擊狼之前，先進攻兔子。在矛頭針對上司的反叛之前，人們先用最低級的容易得手的（對象）來彌補自己的損失”。

卡內(nèi)提認為，法國革命其實是從殺兔子的“群體事件”,而不是從進攻巴士底獄開始的。

　　在“群體事件”這個說法中,“群體”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群”,而是進行抗議活動的人群�！笆录�”指的也不是一切社會的發(fā)生,而是那些表達嚴重不滿的集體行動。群體性事件歷來都有，但未必受到重視。只是當群體抗議行為真的成為對現(xiàn)有社會、政治秩序的“威脅”時,這類事件才會得到一點重視。到那個時候才匆匆應對，恐怕就已經(jīng)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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