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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消息，在國務院新聞辦2006年4月18日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文化部部長助理說：“我國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存在嚴重逆差，前幾年的粗略估算顯示，進口和出口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目前這個差距可能會更大�！笔裁丛�因導致我國的文化貿易逆差呢？這位助理給出四點解釋。助理說：導致文化貿易逆差的原因首先是觀念落后。在傳統(tǒng)觀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這同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的差距，如美國的文化產品就已經遍布全世界�！暗诙�個原因是，我國現在還沒有能夠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產品。我國有五千年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但是這種文化資源怎么轉化成對外文化貿易產品？這里還有很大的距離。”部長助理說。部長助理認為，第三個原因是，我們缺乏一些能夠在國際文化市場上、網絡之中進行創(chuàng)造、生產、推銷的企業(yè)或中介機構。第四個原因則是政府在支持、推動文化產品或文化企業(yè)走向世界過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勵措施和環(huán)境營造方面還有待提高。

　　我覺得這位文化部部長助理分析得很好。如此直接面對這個問題，需要勇氣，能夠做這種分析已經難能可貴，所以，你也就不能指望在這種分析中會觸及最本質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東西從根本上抑制我國文化貿易的發(fā)展？或者更直接一些：如果把文化作為一個產業(yè)看待的話，究竟是什么東西在限制這個產業(yè)的發(fā)展？部長助理談到的原因并不全面，而且，在我看來他談到的四點原因中，有的原因本身并不是原因，而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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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多年，我在負責一個出版社的時候，實際上想的最多的只有兩件事情：一是怎樣讓這個出版社發(fā)展起來，一是如何不出事情。前者好理解，任何一個經營型單位都必須考慮發(fā)展問題，因為這關乎這個單位的生存和職工收入多寡；
后者則不那么好理解：出什么事情？能出什么事情呢？請允許我多說兩句。

　　目前，我們還不能說完全進入到了法制社會，對生產經營者尤其是文化產業(yè)的生產經營者來說，起絕對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的文件和電話——我們經常就會接到這樣的文件和電話，通告什么人或什么類的作品不能被安排出版，通報和批評哪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政治上有問題的書籍，警告我們在最近的圖書生產中出現了什么值得注意的傾向……我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然而還是出事情了。

　　1999年，我們出版了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羊的門》，受到讀者熱烈歡迎，一個月之內印制兩次共五萬冊銷售一空。就在這個時候，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把電話打給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要求主管部門“自我審查”這本書政治上有沒有問題？通常，有沒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當然不希望這些問題造成影響，于是，就在反復與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電話溝通中了解這本書究竟有什么問題？沒有人說究竟有什么問題。新聞出版部門不顧我們的反復申述，堅持暗示：本書必須停止發(fā)行，否則，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和我們自己都要承擔責任。我當時要求新聞出版部門出具文件，我們將遵照執(zhí)行。但是，沒有文件，所有的指示都是通過電話傳達的，沒有文件。也就是說，即使這個指示是錯誤的，這個錯誤也將不留下任何痕跡。

　　結果——就像所有這類事情的結果一樣——為了避免產生更嚴重的后果（有的出版社因為出版消極傾向的圖書被撤消，被停業(yè)整頓），我們的上級出版部門也要求我們停止發(fā)行本書。我們同意了。這是我一生當中做出的最艱難的決定，因為我不認為這本書有問題；
在評論界、讀書界，也沒有人認為這本書政治上有什么問題。后來，在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打招呼會（由在京和部分省市出版社負責人參加）上，《羊的門》被點名批評，意思是和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寫官場腐敗的圖書構成了不好的政治傾向。在那次會議上，我為《羊的門》做了較為激烈的辯護，我說：“對一部作品的評價，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蔽也⒉幌朊胺感侣劤霭娌块T的官員，我只是想說出常識。然而，這并沒有改變《羊的門》被查禁的命運。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們不再印制和發(fā)行正版《羊的門》，盜版本卻橫空出世，充斥在全國各個角落，反倒無人過問，或者換一句話說，無人能夠制止。

　　后來我們了解新聞出版部門嚴厲對待《羊的門》的背景，據說是河南省一個富裕起來的村子給國務院領導寫信，說是這本長篇小說寫了這個村子，國務院領導批示讓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過問一下，結果就出了上述事情（我在這里申明：這僅僅是傳聞，我無法證實是否確有其事）。

　　事情已經過去了七年，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一個電話所導致的后果是，《羊的門》盜版本發(fā)行至少達到幾十萬冊，《羊的門》仍舊被人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最有思想藝術價值的杰作之一，但是在公開場合，我們的文學評論家則盡可能不提它，也就是說，本書因為有了“被查禁”的前科，也就自動失去了被公正評價的資格。作為這一切嚴重后果的附加后果，是出版社損失了上百萬元利潤，國家損失了幾十萬元稅收，作者流失了幾十萬元版稅。

　　《羊的門》遭遇的事情具有普遍性——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當年不是也被一位文化官員點名說“不許拍攝電影，不許拍攝電視連續(xù)劇”嗎？直到最近，原文化部部長、現全國政協(xié)科教文衛(wèi)組組長劉忠德同志還揚言：絕不允許“超女”這樣的丑惡現象繼續(xù)下去。一般人很難了解，我們有很多不允許作家觸動的題材，比如“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等，等等。即使有的作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寫作了出來，出版社也不敢安排出版，因為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有明確的要求，不允許出版此類作品，出版即違規(guī)，即會遭到懲罰；
我們有很多優(yōu)秀的作品無法與讀者或者觀眾見面，比如張藝謀最有思想和藝術水準的電影《活著》不能在國內公開放映，很多年輕新銳導演拍攝的電影在國外接連獲得大獎而國內無人所知。深刻的東西被不正常地警惕著，而淺薄無聊的消費文化則被無限制地縱容，在這樣的政策環(huán)境中，作家、藝術家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任何影響作品問世的題材，躲避對于人性的深入探索，甚至于躲避崇高，最終走向庸俗和淺薄。我不認為目前充斥熒屏的所謂“紅色經典”是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顯示，它恰恰是文化產業(yè)大面積萎縮的證明——我們已經拿不出新的能夠打動人心靈的作品，只好頻繁地把目光轉向過去。重拍《抓壯丁》這樣的丑化舊社會的作品以及淺薄無聊的古裝劇的大肆泛濫,更顯示出創(chuàng)作者江郎才盡、目光短淺。造成這種種狀況的原因，不能不說和文化管理政策以及管理方式有關。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民族，如果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萎縮，經濟再強大也不能夠被稱之為強國，這也是專家學者呼吁加強“軟實力”建設的內涵所在。所以，我不認為“導致文化貿易逆差的原因首先是觀念落后”、“我國現在還沒有能夠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產品”是我國文化生產力不發(fā)達的原因，它恰恰是過度的意識形態(tài)管理的結果。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管理模式下，你只能無奈地面對“同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差距”的現實，你甚至不得不遭受“韓流”的襲擊；
你只能艷羨地看著“美國的文化產品遍布全世界”；
在國際文化市場上、網絡之中，你也就必然缺少對文化產品“進行創(chuàng)造、生產、推銷的企業(yè)或中介機構”，必然導致“政府在支持、推動文化產品或文化企業(yè)走向世界過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勵措施和環(huán)境營造方面還有待提高。”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文化部部長助理所說我們的文化產品貿易“進口和出口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目前這個差距可能會更大”的事實確實應當引起警覺。我們國家在強大，我們的襟懷應當寬廣一些，給文化產品創(chuàng)造者一定程度的自由，就像我們很成功地在經濟領域所做的那樣。文化產業(yè)一旦獲得這個條件，它的發(fā)展將不可限量，畢竟，我們有五千年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我們有無數蘊藏著杰出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藝術家，要相信他們能夠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做事情，我們的文化產業(yè)也會像美國那樣遍布全世界——盡管這樣，也需要很長很長時間，因為，文化不僅僅是文化。

　　（20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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