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國一直在快速發(fā)展，GDP多年來一直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政府財政收入去年增長30%以上，達到5萬多億，今年前半年就達到了3萬億以上，可以預期，又是一個快速增長的年份。但是，人們同時可以發(fā)現(xiàn)，由于經濟發(fā)展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各種類型的社會矛盾也空前尖銳，有的甚至已經以激烈的方式爆發(fā)。這說明，經濟發(fā)展并不能夠自然而然地導致社會和諧，反過來，不和諧的社會關系必然又會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這就迫使人們追問：為什么一定要追求發(fā)展？發(fā)展的終極目標及其價值是什么？當前條件下，如何才能實現(xiàn)這些目標？葛洪義教授試圖從法律的視角解讀上述問題。

　　發(fā)展中面臨矛盾不奇怪

　　中國經濟多年以來一直在持續(xù)快速增長，我們一直以超過7%的速度在增長，相當一部分地區(qū)，包括廣東地區(qū)，增長速度尤其快，近幾年的增長速度都達到了兩位數，也就是在加速增長。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的矛盾也在快速地積累。為什么生產力發(fā)展了，可是矛盾沒有解決？這就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我們必須要靠法治的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我認為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現(xiàn)在中國出現(xiàn)了一種以破壞法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現(xiàn)象。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工作思路，就是因為中國要發(fā)展。我們要用發(fā)展來消滅貧窮，這是我們的基本思路。但是發(fā)展還會引起許許多多的問題，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發(fā)展中的問題。有些問題原本是不存在的，比如說中國人過去講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個人是沒有利益的，不能有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是國家配給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個人利益，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個人、集體、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這樣的一種平均主義，這樣一種消滅利益差別的發(fā)展模式導致了倒退，所以就要改革，要促進發(fā)展，這樣就導致了利益分化，如果不改革，停留在舊的時代，這個問題就不存在，因為那個時候的人根本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現(xiàn)在人有自己的利益，每一個人都成為獨立的利益?zhèn)�體、主體，每一個群體都成為獨立的利益群體，由此出現(xiàn)了階級、階層，出現(xiàn)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梢�，發(fā)展是能夠產生新的矛盾的。

　　發(fā)展中面臨矛盾是不奇怪、不可怕的，問題是能不能解決矛盾。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發(fā)展沒有出路，但是如果要發(fā)展也不是說所有的問題都能夠解決。我們所面對的社會，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fā)展就必然會導致出現(xiàn)許多新類型的社會矛盾。

　　當我們的經濟在這樣如此迅速發(fā)展的時候，為什么我們的社會矛盾會很尖銳？它等于是說，發(fā)展和社會公正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是說發(fā)展問題解決了，社會公正問題就解決了。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發(fā)展是有了，但是公正方面我們遠遠還跟不上。

　　誰最容易受到不公正對待呢？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最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們說公正不公正，要么是權力問題，要么是資源配置問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最容易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總是一般的老百姓。只有當發(fā)展的成果能夠由公眾去參與分配，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才可能產生一種公平感。我不是說絕對的公正，因為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沒有絕對的公正，但是，必須要讓人有公正的感覺。

　　在人民群眾參與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使改革開放發(fā)展的成果轉化為老百姓所享有，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參與的過程，公正程度就受到了很大影響。但是參與的過程是什么呢？這個參與的過程就是政治問題了，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了。這就是我想講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發(fā)展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發(fā)展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有矛盾不奇怪，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能不能解決矛盾、怎么解決矛盾，這才是一種智慧。如果不發(fā)展，那就沒有財富，人民生活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但是有了財富，有的人的生活還是改變不了，怎么辦？這就需要把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以合理的方式分配出去，但是，一個好的財富分配的方式是什么呢？實際上，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國搞改革開放，廣東從上世紀70年代末首先放開了塘魚的價格。當時圍繞要不要放開價格，在公交車上都有人在議論、甚至吵架，因為放開了，價格就上漲了，老百姓就有意見了，但是沒有多久廣州的塘魚價格就是全國最低了，因為通過市場競爭，降低了價格。塘魚價格放開是一個經濟問題嗎？原來它們的價格是政府管的，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權力，現(xiàn)在是老百姓自己定價了，這就是放權。

　　社會矛盾的出現(xiàn)，只是一個事實，對事實談不上好或者壞，我們需要的是怎樣解決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出現(xiàn)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解決，我們不能長期回避。

　　民生問題是矛盾也是希望

　　民生問題是現(xiàn)在的矛盾焦點所在，但不是所有的對立都是敵對的，因為矛盾本身包含對立面的統(tǒng)一，如果沒有對立就不是矛盾了，對立的統(tǒng)一是發(fā)展所必須的，因此對立不是敵對，只是一個對立而已，重要的是要看到這個對立，學會駕御這個對立。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確定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加強民主、健全法制就是健全國家體制，讓國家機關發(fā)揮作用。國家機關能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這個國家的體制是不是正常地運轉，如果說一個國家機關，老不發(fā)揮作用，讓人民群眾發(fā)揮，就成問題了。例如，小偷把我家偷了，我去報案，派出所說你把小偷找到，我就抓，比如說偷自行車的，派出所讓你去把小偷找到；
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工商機關不是自己去查，而是教給百姓如何分辨；
官司打贏了，找不到被告人了，法院說我沒有辦法，你把被告人找到了我馬上去抓他。這在國外是了不得的事了，法院判了，你卻躲起來，這叫藐視法庭，藐視法庭就成了犯罪了，就不是一般的欠錢不還了，是刑事犯罪。但是，在我們國家就沒有這樣的制度，造成許多案件，法院判決之后無法執(zhí)行。

　　加強法治，從根本上解決民生與發(fā)展問題

　　有時我們覺得政府機關的貪腐現(xiàn)象，導致了這個社會嚴重分配不公，因此成為了黨和國家重點整治的對象，但是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在整治的過程中，我們要尤其防止以破壞法治和國家政權的方式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說你好像要解決老百姓的問題，好像是要懲罰貪官污吏，但是你所采用的方式是破壞法治的方式，而用這樣的一種方式解決民生問題，帶來的后果是相當嚴重的。比如說我們不斷提到的加強監(jiān)督，我對監(jiān)督工作是非常贊賞的，我認為監(jiān)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時我也認為監(jiān)督不可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必須建立現(xiàn)代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發(fā)揮各級國家政權和法律制度的作用，國家制度的運轉，如何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它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問題，這是必須解決的，這是政權建設的根本所在。如果政府的職能不轉變，把自己變成市場主體一方，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會越來越多，我們會把許許多多的矛盾都引到自己身上。

　　當然還要建立各種公民權利的保障機制，民生問題要得到保障，發(fā)展成果用公平的方式才能使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得到合理分配。公共選擇理論也提到這一點，任何老百姓的權利都不能指望別人主動保護你，必須要有一個自我保護機制，這就是法律治理，也就是說當老百姓發(fā)現(xiàn)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時，有這樣的一個便利渠道提出訴訟，用訴訟的方式解決。最近我們公布了反壟斷法，公布之后，我原來想哪一個大壟斷企業(yè)會當第一個被告，但是沒有想到國家質監(jiān)局當了被告，因為我們國家最大的壟斷是政府壟斷，是跟企業(yè)掛鉤，把東西歸到企業(yè)那里，企業(yè)就壟斷了，別人不找企業(yè)了，我就找政府，說政府為什么讓它壟斷這個經濟領域的權力。

　　過去我們遇到麻煩找領導，但是現(xiàn)在我們知道，沒有神仙、上帝，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弱者手里的東西只有一個，那就是法律。有很多人說不是啊，法律是對富人有利的，你千萬不要這么說，富人沒有法律也可以過得很好，窮人沒有法律就徹底完了。作為窮人來說，維護法律是自己最重要的事，千萬不要遇到事就以破壞法律來獲得一些好處，如果人人都這樣，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就被破壞了，那個時候受損害最大的就是人民群眾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說，物權法是把窮人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寶馬車一樣進行保護，我不敢茍同。沒有法律的時候，你碰一碰富人的寶馬車可能就被打死了，現(xiàn)在有法律了可能就被判兩年、賠點錢。法律對富人和窮人有不同的意義，一個公平的社會，如果我們假定法律就是對社會中強者和弱者關系的平衡，我們需要利用法律來保障公平分享改革成果，要高度重視法治建設，這是中國社會面臨的非常迫切的任務。

　　現(xiàn)場提問：如果沒有民主作為基礎的話，有再多的法治也是不完整的，怎么體現(xiàn)法律的完整性？法治解決問題是不是首先還是在于民主？謝謝。

　　葛洪義：你的問題涉及到民主、法治的關系，法治是不是要以民主為前提和條件的。我想法治多多少少都是與民主聯(lián)系在一起的，實際上民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靠話語去解決矛盾和分歧，比如說遇到問題了我要表達意見，爭取更多的人支持我的意見，這是一個民主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來說，法律和這個民主始終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有一個基本觀點，法律是一個話語體系，是講理的；
有人說不對，法律是暴力、是鎮(zhèn)壓，我說這是錯的，要鎮(zhèn)壓就不需要法律了，任何法律都是對鎮(zhèn)壓的一種約束，比如說：一個人壞得很，殺了他，這是一種模式；
還有就是用法律懲罰他，刑法的存在等于對這個人的行為進行了框定。

　　當我們說要不要用盜竊罪處理一些行為時，實際上是通過語言的方式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這就是民主制度一個最本質的地方，民主制度不是簡單說誰的票數多誰的意見就起決定作用，民主制度除了票決之外，還有重要一點，就是理性，也就是說，它必須有一個理性表達意見的渠道，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票決，是這個意義上的民主。如果我這樣說不錯的話，民主多多少少和法治、法律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只是到了現(xiàn)代，現(xiàn)代的法治和現(xiàn)代的民主聯(lián)系更加緊密了，出現(xiàn)了那樣一種我們現(xiàn)代民主基礎上的法治這種形式。

　　現(xiàn)場提問：要讓我們中國真正實現(xiàn)法治與民主，首先就必須讓我們中國人走出法盲，所以我覺得法律必須作為我們的必修課程，從小學、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讓他們了解和掌握它，這樣我們的法治和民主就能夠更快一些。葛老師如何評價我這一句話？謝謝。

　　葛洪義：我覺得你說得很對。我剛才也有一個意思沒有說得特別透，我完全同意你說的，你說的和我下面即將要說的是一致的，許多合理的規(guī)定在實際中是無法執(zhí)行的，我們的法律操作性還比較差。從這個方面來看中國法治面臨的問題很多。如果我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來看，就可以看到在我們國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人民群眾中已經蘊含了豐富的發(fā)展法治的力量，這個法治就使人民群眾增強了捍衛(wèi)自己合法權利的信心和決心，這些信心和決心就是法治發(fā)展的動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區(qū)別，變化很大，沒有這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這樣的。以民生為標準，我們積極地在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在黨和國家允許的范圍內推進它，我覺得中國的法治還是可以往前推進的，我們不能過于理想化，但是也不能過于悲觀，在這個過程中，上上下下都很重要。

　　葛洪義教授，現(xiàn)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理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法理學研究會會長、廣東省政協(xié)委員、廣州市人大代表、廣州市應急管理專家組副組長等。

相關熱詞搜索：法治 民生 解決 葛洪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