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合法性是奪取政權與實施統(tǒng)治的重要基礎,民國時期,國民黨曾竭力建構“孫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尋求奪取政權與統(tǒng)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義的象征符號,同時也包括儀式行為與話語等,它們是政治意義、價值觀念與社會情感的表現(xiàn)形式。國民黨塑造、建構孫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務于其政黨需求,這是一項繁復的工程,本文僅就國民黨對孫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孫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開考察,從孫中山定位的轉化看國民黨運用政治象征符號來尋求合法性的權力技術,以深化民國政治史的研究。

　　關鍵詞　合法性　國民黨　孫中山　政治象征

　　民國時期,國民黨曾竭力建構“孫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尋求奪取政權與統(tǒng)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義的象征符號,同時也包括儀式行為與話語等,它們是政治意義、價值觀念與社會情感的表現(xiàn)形式。國民黨塑造、建構孫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務于其政黨需求,這是一項繁復的工程。目前學者對孫中山逝世后的孫中山崇拜展開了初步研究,潘光哲從宣傳角度剖析“國父”形象的形成,李恭忠探討國民黨如何為“再造民國”推廣孫中山崇拜運動,筆者則從時間、儀式雙重維度研究總理紀念周對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輸。①筆者進一步認為,孫中山作為政治象征符號的建構對于國民黨而言,不僅僅出現(xiàn)于孫中山逝世之后,而早在其謀求奪取政權的合法性時已經(jīng)開始,并一直貫穿于整個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本文僅就國民黨對孫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孫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開考察,從孫中山定位的轉化看國民黨運用政治象征符號來尋求合法性的權力技術,以深化民國政治史的研究。

　　 一

　　社會的正常運作依賴于一套權威性的制度、機構和組織以及人們對權威及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認同。權威一方面來源于權力,另一方面來源于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運作的基礎,也是“對治權的認可⋯⋯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和必須的”②。一般而言,合法性是通過民眾自覺認同與政府說服民眾認同而獲得。在政治斗爭中,一個在野的政黨獲得合法性尤其重要,而當政權建立之后,它又面臨著如何使民眾自愿服從、統(tǒng)治長久有效的問題。因此,政權的合法性是權威建立的基礎。馬克斯·韋伯對此有透徹、精辟的分析,明確指出在國家統(tǒng)治形式中存在著非強制性成分,即“合法性”(legitimacy) 問題,他認為,在任何一種具有命令—服從關系的統(tǒng)治形式中,都存在最起碼的自愿服從成分,而這種自愿服從一般來源于理想與信仰,暴力統(tǒng)治同樣可以通過信仰體系獲得合法性。這種信仰體系就是說服人們服從統(tǒng)治的思想意識,它為統(tǒng)治的合法提供理論依據(jù)。韋伯通過考察人類社會政治發(fā)展史后指出,一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法則(即法律性) 、傳統(tǒng)法則與領袖個人具有的非凡魅力基礎之上。統(tǒng)治者一般根據(jù)上述三種理由為自己爭得合法性,而被統(tǒng)治者也同樣基于這三種理由來接受他們的統(tǒng)治。③韋伯的論述,對于我們理解革命黨及國民黨如何通過塑造、獨占孫中山政治象征來建立信仰體系,從而獲得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啟迪。

　　對于革命黨而言,民國建立不久即讓權于袁世凱,喪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法律性基礎,而革命黨又不可能獲得基于傳統(tǒng)法則的合法性,因為中國政治的傳統(tǒng)法則是君權神授,革命黨人推翻了以此原則為基礎的王朝統(tǒng)治模式,不能再因循傳統(tǒng)法則獲得合法性基礎,只能依靠個人權威獲得合法性資源。民國建立后,無論是黨內(nèi)還是民間,相對而言孫中山都孚有聲望,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黨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當然,孫中山成為權威性政治領袖,是革命黨整合黨內(nèi)各派力量的需要,也是民國初期中國社會出現(xiàn)權威真空后人們心理失衡的結果。

　　民國初期的中國處于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過渡的特殊時期,許多傳統(tǒng)觀念依舊束縛著人們,對權威的崇拜,使得領袖人物極易成為魅力型領導。時勢造英雄,孫中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雖然韋伯所言的魅力型政治一般是指政治領袖在位或在世時的統(tǒng)治,但是,中國的情形有所不同。民國建立以后,孫中山僅做了44 天臨時大總統(tǒng),并于1925 年初溘然病逝。這樣一位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奮斗一生的政治領袖,留給人們的精神遺產(chǎn)是巨大的。當時中國處于權威真空狀態(tài),這為孫中山成為權威性精神領袖奠定了基礎。所謂“權威真空”,是指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對傳統(tǒng)政治權威的崇拜與服從出現(xiàn)中斷,而新的政治權威尚未確立,從本質(zhì)而言,它是一種權威模式向另一種權威模式轉換過程中權威支配失衡的反映。民國建立后,中國政治并沒有走上正軌,中華民國只是一幅空招牌而已,社會秩序比革命前更為混亂。時人黃遠庸曾作過精辟論述:國人對于立憲與共和都曾充滿期待,“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仿佛“盛強可立致”。但“革命既成,立憲政體亦既確定,而種種敗象,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④嚴重的社會危機與社會敗象引發(fā)了廣泛的信仰危機,人們需要新的權威來代替舊權威,以彌補遽失皇帝所帶來的心理恐慌。

　　中國是一個傳統(tǒng)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與權威崇拜盛行的國度,極易形成個人崇拜風習,加之清末民初的特殊政治環(huán)境,孫中山自然成為受人景仰與崇拜的權威性人物。與此同時,孫中山“先知先覺”論的英雄史觀、“知難行易”的哲學觀及個人權威意識,進一步加速了“孫中山”政治象征形成的歷史進程。孫中山一生主要在中國度過,他無法完全超越中國專制思想土壤深厚的歷史語境,所以,從同盟會一直到他辭世,他與追隨者都在有意無意地塑造權威。由此“, 孫中山”成為一個政治象征符號。

　　在所有象征符號中,被神化的領袖人物最具滲透力和感染力,因為權威領袖往往最能表達社會情感、對未來的信念和價值觀,能夠讓人產(chǎn)生敬畏、認同、服膺與崇拜,人們會心甘情愿地將自己的未來交付與他。因而,政治象征人物具有凝聚、維系群體運作的能量,是社會群體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正如韋伯所言,人們“服從具有魅力素質(zhì)的領袖本人,在相信他的這種魅力的適用范圍內(nèi),由于個人信賴默示英雄主義和楷模榜樣而服從他”⑤ ,基于對領袖的信仰而產(chǎn)生的服從性最具持久力。不僅如此,政治象征符號與相關政治話語的重復使用,可以激發(fā)成員對組織的忠誠,也能夠感召、動員更多的社會成員,從而獲得民意與合法性。因此,創(chuàng)造與運用政治象征符號是政府或政黨經(jīng)常運用的權力技術,它能更為隱蔽而有效地強化其合法性。如果政治象征符號本來就已經(jīng)在社會成員中具有廣泛影響,那么,掌握這一政治象征的政府或政黨可以更為便捷地宣傳其政治合法性。正是出于這樣的政治社會化考量,革命黨及后來的國民黨在孫中山生前及逝世后開始了全面塑造孫中山政治象征的工程。

　　從興中會開始,革命黨人已經(jīng)開始宣傳、神化孫中山。1903 年,同盟會成員章士釗成為系統(tǒng)宣傳孫中山的始作俑者,他摘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中有關孫中山革命事跡的內(nèi)容⑥ ,將其譯編成《大革命家孫逸仙》,簡要介紹孫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義的歷史,章太炎題詩作序。章士釗將孫中山塑造為革命始祖“, 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之北辰”,“孫逸仙者,非一氏之私號,乃新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名詞也”,并用中國民間新領袖出現(xiàn)時神秘主義君權神授的做法,稱“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⑦該書出版后,影響甚遠“, 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⑧ ,由是掀起推崇景仰孫中山熱,該書固然對宣傳革命思想具有積極作用,但也開了崇拜孫中山之先河。此后,革命黨人紛紛表達對孫中山的景仰、崇拜之情。“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相(原文如此——筆者注) ,盤旋牢結于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以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fā)狂�！雹狳S宗仰稱自己對孫中山“仰瞻星斗十年久”,并在為孫中山的賦詩中將孫比作拿破侖與華盛頓,“拿華劍氣凌江漢”。⑩陳天華更贊譽孫中山為“中國英雄之英雄”號召人們“崇拜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1911 年,為宣揚孫中山的革命事跡, 革命黨人又出版由孫中山著述的《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將自己塑造成偉大的英雄。這個時期革命黨人的確需要建立統(tǒng)一的權威以整合黨內(nèi)并在社會上擴大革命的影響。

　　孫中山絕對權威得到確立是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孫中山總結二次革命失敗教訓,開始倡導絕對服從自己,甚至要求加入中華革命黨者,無論其在黨的歷史與資格如何深久,均須重寫誓約,加按指模,誓約規(guī)定“愿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一專制做法遭到黃興等人的反對,但陳其美等人不僅不反對,甚至勸黃興擁戴、服從孫中山,他說:“此后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亂其度數(shù);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后流派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征符號的建構不至于紛歧”,

　　因此“, 遵守誓約,服從命令”是“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 在陳其美等追隨者的擁戴下,孫中山在革命黨內(nèi)部獨一無二的權威建構基本完成。1919 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后,其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1923 年,國民黨擴大宣傳,出版《建國演說:孫大元帥建國演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促進黨內(nèi)對孫中山權威的認同。

　　為將孫中山影響擴大至全社會,國民黨還利用政治儀式進行宣傳。1921 年5 月5 日,孫中山就任廣州國民政府大總統(tǒng),國民黨精心組織隆重的就職典禮。廣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歡之中,“政界喜氣洋洋,今天政府各部一律放假,以示慶祝”。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車環(huán)市游行,“全城之人,空巷出現(xiàn),熱鬧異常,以致藤轎及人力車,競不可得。⋯⋯沿途所遇之人,無非急急趕往加入游行隊者。⋯⋯此項行列,實為對于孫中山之—種天然誠懇之貢獻;參加其間者,至少有7 萬人;各界各級,莫不有代表在內(nèi)” 。盛大的就職典禮與歡慶場面,進一步塑造并展示了孫中山的權威地位。

　　1922 年6 月陳炯明事件發(fā)生后,國民黨大力宣傳孫中山的大無畏精神,并將孫中山確立為正統(tǒng)。當年國民黨即出版蔣介石所著《孫大總統(tǒng)廣州蒙難記》,此書是蔣介石到粵后,聽孫中山自述后而著。

同時,國民黨部分重要成員也撰寫有關討袁及護法運動期間孫中山的傳記及著述,有李烈鈞的《孫大元帥戡亂記》等。這些著述充分反映出國民黨在孫中山生前已經(jīng)確立其為正統(tǒng)并予以神化。正因為如此,部分青年黨員早在孫中山生前就公開尊其為“國父”。

　　二

　　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逝世,社會各界反應強烈,對此,國民黨一方面積極利用葬禮塑造孫中山政治象征符號,另一方面則壟斷這一政治遺產(chǎn)。面對可能出現(xiàn)的規(guī)模巨大的哀悼活動,國民黨人慎重考慮孫中山葬禮的安排。最初,國民黨主張黨葬,因為“執(zhí)政府對于中山,實無頒榮典之權,如欲舉行國葬,則當由未來之正式政府舉行,否則當由民黨舉行黨葬”。但考慮到“國民方面悼念中山有功于民國,可用國民葬與黨葬同時舉行”。雖然北京政府頒布了孫中山國葬令,新聞界曾說“中山國葬,征得民黨同意”，然而,國民黨最后回避“國葬”,而決定由國民黨與北洋政府分別組織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并議定在南京陵墓修好之前在北京停梓。國民黨對孫中山葬禮的安排,固然是因為要將孫中山區(qū)別于其他能夠享用國葬的人士,突出其政治地位,但更深的用意在于掌握這一政治象征的獨占權。其實不僅國民黨中央這樣定位孫中山,一般黨員也同樣認為孫中山是國民黨獨占的精神領袖,少數(shù)黨員甚至認為孫中山家屬為其在協(xié)和舉行基督教葬儀“, 是對孫中山的玷污”,聲稱將搗毀教堂。為進一步獨占并強化“孫中山”符號的象征意義,國民黨全面提升孫中山的地位。

　　首先,從中央到各分支機構高度評價孫中山的貢獻。3 月12 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在通告中尊孫中山為導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導師”。14 日,北京治喪處代表李烈鈞稱孫中山為“世界之列寧”,稱頌他“為國馳驅(qū),垂數(shù)十年,改造建設⋯⋯孫公造福民國,事已不朽”。23 日,在京國民黨員1000 多人在中央公園公祭孫中山,祭文高度評價孫中山三民主義及其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指導,并表示全體黨員將“奉總理遺教以為則⋯⋯以此救國,以此救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民黨地方機構也是如此。北京市黨部致函各地國民黨人,建議積極宣傳孫中山一生的奮斗歷史,并喊口號:“中山雖死,中山主義永存�！� 天津市黨部稱孫中山是“畢生為擁護民眾利益而奮斗的國民革命領袖”,“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并沒有死,他的主義更不死”。胡漢民、譚延等留在廣東的國民黨要員,聯(lián)署發(fā)表宣言,稱孫中山為“國父”,并表示將繼承孫中山遺囑,完成其未竟之事業(yè)。孫中山完全成為該黨信仰與崇拜的中心。

　　其次,在政治宣傳與動員中強化孫中山符號的政治內(nèi)涵。一般而言,政黨均會利用政治象征進行社會動員,發(fā)揮其整合民心的功能,并在實踐中進一步強化象征符號的建構。孫中山逝世后,各級黨部利用追悼儀式大力宣傳孫中山與三民主義,動員民眾加入國民黨。在北京,由國民黨主持的公祭儀式長達10 天,各界前往參加,僅簽字留名者就達746123 人,機關、團體1254 個,實際參加人數(shù)應超過該數(shù)字。各地追悼儀式也以國民黨領導為主,汪精衛(wèi)、胡漢民等要員紛紛在各地追悼會上演講,并直言“中山的三五方略,須先鼓吹,遍布全國人心,主義才能實現(xiàn)”，道出了國民黨人舉辦如此規(guī)模宏大的追悼儀式的初衷。各地黨部在追悼會上發(fā)放、宣傳國民黨宣言等,如河南開封“追悼會籌備處印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建國方略》、《遺囑》、《中山先生事略》各數(shù)萬份,在會場散發(fā),并印傳單六七種,每種各二萬份”,于會前“沿街散布, 行人爭相拾取, 傳閱者頗多感動”。這些宣傳擴大了孫中山的影響,豐富并強化了政治象征內(nèi)涵。

　　孫中山逝世后,社會各黨派均予以高度關注與評價,國民黨為獨占這一政治遺產(chǎn),在宣傳中反復強調(diào)自己是孫中山唯一合法繼承者。湖南省黨部在全省各界追悼大會上發(fā)放10 萬份傳單,宣傳“孫中山?jīng)]有了,死者不可復生了。誰來領導國民革命? 誰來替國民革命打先鋒? 就只有國民黨”。國民黨是未來中國的合法領導者,只有加入國民黨,才是最合理的選擇,于是動員民眾:“本黨部敢以中山主義的敬禮歡迎你們加入國民黨,歡迎你們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來。”浙江嘉興縣黨部在追悼會現(xiàn)場設臨時辦事處,動員民眾加入國民黨,“自開會后志愿入黨者已有四五十人之多” 。顯然,國民黨將孫中山視為唯一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的政治領袖,國民黨則是唯一能夠占有這一政治象征的政黨,并進行了成功的社會政治動員。

　　再次,高度定位“總理遺囑”與“總理遺教”。孫中山逝世當月,國民黨在京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就召開全體會議,通過接受總理遺囑議案。n{5 月,國民黨召開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接受總理遺囑宣言》,正式“完全接受總理遺囑”“, 犧牲一切自由及權利,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斗”,同時進一步規(guī)定總理遺教是不可逾越的教條,“吾黨同志惟有全體一致奉行總理之遺教,不得有所特創(chuàng)”,孫中山的思想就此被凝固化、神圣化,不能容許有任何發(fā)展與改造。同時會議通過《關于接受遺囑之訓令》,規(guī)定“以后本黨的一切政治主張,都不得與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相違背” 。但孫中山的領袖地位還在不斷提升,1926 年1 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全國代表大會僅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并努力以履行之”案,會議還決定在“粵秀山頂建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 同時,在黨章中保留《第四章總理》“以為本黨永久之紀念”,并將紀念儀式及總理紀念周寫進黨章附注中,其目的是“永久紀念總理,且使同志皆受總理全民奮斗而犧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繼續(xù)努力,貫徹主義” 。對“總理遺囑”的隆重接受,不許創(chuàng)新以及將總理紀念儀式規(guī)定寫進黨章,這些都充分表明孫中山在國民黨內(nèi)已獲得至高無上的定位“, 孫中山”成為崇高的政治象征。南京政府成立后,國民黨進一步從法律上確立孫中山為全國人民精神領袖地位。1929 年3 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決議,規(guī)定“本黨黨員之努力,一以總理全部之遺教為準則。是故總理之全部教義,實為本黨根本大法”�？偫磉z教不僅是國民黨確立一切法令規(guī)章的唯一制定依據(jù),而且總理主要遺教是“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guī)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這一決議使孫中山的思想被絕對化和法律化,總理遺教不僅是國民黨內(nèi)應該遵循的準則,而且也是整個國家、全國人民應該奉行的圭臬,“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fā)展,皆統(tǒng)一于總理之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格守勿渝者也”。 與此同時,要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應根據(jù)總理教義,編制過去黨之一切法令規(guī)章,以成一貫系統(tǒng)”，并規(guī)定“關于黨的一切理論政綱之最高原則,應從總理遺教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之解釋,各級黨部及黨員個人,不得妄出己見”。孫中山精神領袖地位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國民黨從法理上對孫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構基本完成。

　　第四,確立孫中山為唯一革命導師。國民黨在神化孫中山的同時,淡化其他領導人對中華民國的貢獻。在辛亥革命過程中,黃興等承當了重要的領導角色。1915年,孫中山老友美國人林百克在其所寫《歐戰(zhàn)中我們在中國的機會》一書中,對孫、黃均予高度評價,甚至稱黃興為“中國的華盛頓”。在中華革命黨建立之前,孫中山在革命黨內(nèi)并未完全獲得導師地位,革命黨人始終由一個集體領導,尤其是黃興在國內(nèi)具有重要影響,民國初年他成為革命黨的實際領導者,據(jù)張繼回憶,“總理在臨時總統(tǒng)期內(nèi),諸事由克強作主�？偫砗廖锤谋緛砻婺俊Ｈ罕婇_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并未特置臺上坐位。而諸同志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tǒng)者”,當時有趨炎附勢者反而尊稱黃興(克強) 為“克老”。但是,隨著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強化其個人權威,黃興又極力反對,黃興的聲名逐漸被后來的國民黨有意淡化,孫中山被塑造、神化為唯一值得歌頌的“革命導師”與“國父”。中文“國父”一詞來源于1846 年的《海國四說》,書中稱華盛頓為美國“國父”。其實在美國歷史上,人們雖然對華盛頓極為崇拜,但同時對其他總統(tǒng)的貢獻同樣表現(xiàn)出敬意,“國父”不是單數(shù),而是復數(shù)。創(chuàng)刊于1876 年的《美國歷史雜志》將“國父們的傳記”視為美國歷史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美國人對華盛頓的崇拜始終是與杰弗遜、林肯等崇拜并存,國父是集合象征,首都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杰弗遜紀念堂與華盛頓紀念碑具有同樣隆尊的地位,在拉什莫爾山總統(tǒng)雕像中,林肯、杰弗遜、羅斯福與華盛頓一起共享榮耀。

　　“國父們”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各種著作與演講中。而在1949 年前的中國,孫中山成為唯一導師,黃興、宋教仁等人后來逐步被國民黨史家淡化,正如辛亥革命史研究專家章開沅先生所言,國民黨史書將孫中山作為“正統(tǒng)”,因而“在許多地方貶低或丑化了其他革命團體的領導人和骨干分子” 。國民黨的做法就是要突出孫中山政治象征符號的唯一性與權威性。

　　三

　　操縱政治象征來塑造其合法性權威是成功執(zhí)政者統(tǒng)治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國民黨而言,孫中山是三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創(chuàng)始人,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象征,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征符號的建構掌控這一權威,既為其提供統(tǒng)治的合法性,又有助于其統(tǒng)治的便捷。國民黨通過舉行總理紀念周、逝世日、誕辰日等一系列紀念儀式來展現(xiàn)其對孫中山政治象征的獨占權,規(guī)模最大的紀念儀式則是1929 年6 月1 日的奉安大典。為此,在將孫中山靈柩從北京遷到南京時,國民黨各級黨部沿途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與社會動員,南京城進行了全面改造以備迎梓,隆重的奉安儀式不僅將孫中山精神領袖地位推向巔峰,而且將這一政治象征全面展現(xiàn)給社會大眾。然而,國民黨不忘彰顯其對孫中山政治象征的獨占性,盡管動用國家公帑舉行奉安大典,但始終強調(diào)以黨的名義安葬孫中山,在中山陵赫然刻下“中國國民黨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的紀念碑�？箲�(zhàn)后,郭沫若謁陵看到這一碑文時感慨道:“從‘黨權高于一切’的觀念來著想的話,或許正是應該。僅作為一個中國的公民的我,我感覺著中山先生是應該膺受國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為‘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墓’,那不會更簡單而有力嗎?” 但是,國民黨不會考慮國民的感受,而是要突顯黨權高于一切以及國民黨對政治象征符號的獨占性。

　　正是由于要獨占這一政治象征資源,國民黨一直將孫中山定位為黨的“總理”,雖然在奉安大典中,國民黨官方文件和宣傳開始尊孫中山為“國父”,國民政府在《公祭總理文》中也稱孫中山為“民國之國父,人類之導師”。但是,國民黨并沒有正式從法律上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仍然將其定位為黨的總理。因此,在政府眾多的文件與廣泛舉行的政治典禮中,孫中山依然是“總理”。在奉安大典的宣傳中,國民黨也反復強調(diào)“總理”一詞:“總理是三民主義的創(chuàng)造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依總理遺教訓政!”“總理精神萬歲!”與此同時,突出孫中山作為精神象征的宣傳,“安葬總理要保障此重興民國之勝利,實現(xiàn)民族之獨立平等!”“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在以后的政治宣傳中也是如此。實際上,1925年5 月國民黨就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中規(guī)定,國民黨除由選舉產(chǎn)生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任執(zhí)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因此“, 總理”成為一個特定的稱號為孫中山獨有,即便后來蔣介石地位上升,他也不得不避諱“總理”,于1938 年3 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確立領袖制度”,設“總裁”“, 代行⋯⋯總理之職”。“總理”與“孫中山”一樣已經(jīng)是被國民黨神圣化的政治象征符號,并成為孫中山政治象征所有權僅屬于國民黨的重要標志。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一直獨自掌控著孫中山政治象征資源,直到抗戰(zhàn)后開始發(fā)生變化。象征符號具有多義性與含糊性特征,它會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生變化,即使其外在形式?jīng)]有變化,其內(nèi)涵也會略有轉變�？箲�(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認識到“孫中山”可以成為動員全民抗日的政治象征,因此,除強調(diào)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與國家建設、國民黨統(tǒng)治的關系之外,逐步將孫中山提升為全民族與國家的象征。1935 年,蔣介石稱孫中山精神是“中華民國之國魂”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要挽救危弱的國家,以建設新國家,必須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的指導原則”,蔣介石概括孫中山的一生就是為民族主義奮斗的一生,“以革命的手段,救國救民”。在《抗戰(zhàn)建國綱領》中,國民黨重申總理遺教的地位,“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zhàn)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 。國民參政會亦一致認為“中國民族,遵奉孫中山先生之遺教,相信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

　　正是基于在這一背景下,1940 年3 月,國民黨正式尊孫中山為“國父”:中央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中央以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chuàng)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以表尊崇。爰經(jīng)中央常務委員會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

　　國民黨在這時將孫中山從黨的“總理”轉化為“國父”,其寓意顯然是要將孫中山塑造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領袖,促使全體國民接受民族主義思想,從而喚起民眾,凝聚民心,團結御侮,共同抗日,而民間也是在抗戰(zhàn)時期與國民黨合作最為密切,連一貫批評國民黨獨裁、反對神化總理遺教、反對總理紀念周儀式的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也與政府合作,國民黨從根本上獲得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此時,汪偽政權也正欲利用孫中山大做文章,于1941年5 月頒布《尊崇中華民國致敬辦法》,正式尊稱孫中山為“國父”,規(guī)定在禮堂或集會場所永遠懸掛國父遺像,要背誦總理遺囑,并隆重舉行國父逝世與植樹誕辰紀念儀式,企圖利用孫中山政治象征為其非法統(tǒng)治謀求合法性。

　　孫中山作為政治象征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是一種象征資本,自然成為不同政治力量爭奪的對象。當然,汪偽政權枉費心機,“孫中山”作為政治象征資源只屬于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人民與政權。民眾自發(fā)認同國民黨宣傳的“國父”,而對于汪精衛(wèi)賣國及褻瀆“國父”行為則予以鞭撻。民眾模仿杭州岳王廟前秦檜夫婦下跪像,專門在孫中山塑像或烈士墓前修鑄漢奸汪精衛(wèi)、陳璧君夫婦的跪像,以表達對出賣民族利益者的憎恨。這樣的例子并非個案,抗戰(zhàn)時期,四川省南部縣民眾自發(fā)在中山公園孫中山紀念碑前增塑汪精衛(wèi)、陳璧君夫婦跪地石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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