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芳藻:王元化二三事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王元化先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聯(lián)合晚報》文藝副刊“夕拾”的主編。他曾笑著自嘲說:“我算什么記者,我不過是編編報屁股罷了!”
他既是我《聯(lián)合晚報》的同事,又是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時的領導。朋友們有的喚他“老王”,有的叫他“元化同志”,還有喊他“王部長”的,而我一直稱他“王先生”。這更因為1943年時,他還是我儲能中學的老師。那時,他叫王少華,是學校里最年輕的教師,只二十來歲吧,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有一天,聽說他的女朋友要到學校來看他,我們就偷偷地等在那兒張望,果然看到了張可。我們覺得她真美,沒有哪個電影女明星比得上她。
王先生教我們《文學概論》,他不但教理論,而且對當時一些名作家和文學名著,如對張愛玲作品和美國小說《飄》等,都加以評析,大大提高了我們的欣賞水平。他講一口好聽的北京話,而我們這個學校原本是寧波效實中學上海分校,學生都是寧波人,講一口硬梆梆的寧波話,我們很想學北京話,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二十四頭石獅子”幾個字,教我們讀,我們讀來讀去也讀不準,課堂上一片吱吱聲,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他還為我們導演過羅曼·羅蘭的話劇《愛與死的決斗》,對了幾次臺詞后,他忽然無影無蹤,不要說是導演,連學校也不來了。這是怎么回事呢?后來才知道,原來儲能中學是地下黨辦的,教師中有許多都是地下黨員,日本憲兵隊注意到了這所學校,有的教師已經被逮捕了,王先生只能立即離校。
我自以為對他比較熟悉的,孰知談起他從事新聞工作的這一段生活,他卻說,他當年是被迫進《聯(lián)合晚報》的。我對此竟一無所知。
王先生以前從來沒同我們談起過那一段不太愉快的往事。原來抗戰(zhàn)勝利后,他在上海地下文委宣傳組負責文藝工作時,因為在雜志上用函雨這個筆名發(fā)表了一篇題目叫《舅爺爺》的短篇小說,就遭到老文委書記的指責:“為什么寫童年時代的東西?為什么不為政治服務?”他與胡風的聯(lián)系更被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個別談話不夠,還發(fā)動黨員群眾整他?墒恰毒藸敔敗钒岩粋質樸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之間的感情寫得細致入微,是一篇優(yōu)秀小說,文章一發(fā)表,就受到幾位作家的注意,魏金枝撰文介紹,以群在《文哨》上加以推薦,師陀主持的蘇聯(lián)電臺文藝節(jié)目中也全文播送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馮亦代還在文章里對《舅爺爺》推崇備至。其實,這些作家當時他都認識的,但他們從來也不知道函雨原來就是王元化。至于與胡風聯(lián)系問題,更是沒來由的罪名。年少氣盛的王先生當然大不以為然,他據理力爭,而結果是靠邊站。既然在文藝圈落荒,不如去新聞界棲身,他是不得已才提出進《聯(lián)合晚報》工作的!斑@是我的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他講得很風趣。一開始我以為這只不過是一句反話,但細細玩味,覺得其中奧妙無窮,因為顯然講自己光彩,就意味著別人不光彩,而王先生是決不愿意去觸他那位老上級的心境的。幸虧事隔幾十年,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上級,連當年曾經領導過王先生這么一個事實也淡忘了。“年邁了,很容易忘記!蓖跸壬w諒地說,“所以,我現(xiàn)在也不寫回憶錄!
就這樣,他接替姚溱,擔任了“夕拾”的主編。初進報界,對編輯程序可說是一竅不通,姚溱不僅坐在他的身邊,幫著他編了一個星期,而且在知道他經濟困難后,把整個月的工資全都給了他。談起姚溱這位新來的文委書記對他的幫助,他充滿了感激之情。當時的報紙,副刊版面天天有,編輯是唱獨腳戲。缺稿是常有的事。一個時期里,姚溱天天問他版面情況,缺多少,姚溱就補多少,王先生說他真佩服姚溱有這樣的本領。
其實,他后來也有了這套本領了。我記得在《聯(lián)合晚報》不大的編輯室里,總編輯、總主筆、各版編輯、采訪主任、資料員、校對、會計……近二十來人濟濟一堂。長途電話叫喊聲、記者說話聲、報紙撕裂聲、算盤滴嗒聲……亂哄哄好不熱鬧。而王先生總是弓著背坐在那里,默默地寫著什么,“夕拾”上一篇篇鋒利的雜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確實,我后來也能缺多少補多少了!彼f,“《丑》就是我聽記者在講美國兵殺害三輪車夫臧大咬子案件中,檢察官怎樣威脅證人的事而馬上寫出來的,新聞工作使我能夠了解時代,可以直接對現(xiàn)實發(fā)言,很有意思。我很喜歡新聞工作!
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丑》出于誰的手筆。因為他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痛斥奴顏婢膝的檢察官是“走狗的走狗”,實在精彩。讀時沒有一個不拍手稱快的,大家都說這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紛紛猜測作者是誰,而王先生笑而不答。孰知過不了幾天,王先生不見了,“夕拾”主編一下又變成了馮亦代。我正心中納悶,又風聞《丑》惹下了禍事,這位檢察官惱羞成怒,刺探到《丑》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主編自己,決定對《聯(lián)合晚報》提出起訴。這場風波后來靠擺兩桌酒席請全體檢察官,由三個舞女作陪,才算不了了之。而王先生卻從此結束了報紙生涯。
王先生從事新聞工作是被迫的,研究《文心雕龍》當然更是被迫的了:被胡風問題牽連上了以后,他還有什么好日子過?只能當一輩子的運動對象、批判靶子了。連批判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文藝,也非要把他捆綁在一起不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干什么?洋的不行,今的更不行,他只好讓自己沉到故紙堆里去。
他之選擇《文心雕龍》,是因為對劉勰的這本名著,他既學過,也教過。我原以為他是在大學里學的,哪里知道,在大學里,他念的是經濟系!我頗有點吃驚,因為我知道他連出差的時候,也要把錢包丟給別人代管了事,他實在最不擅長經濟之道。原來他在大學念書不過是掛名而已,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黨的地下工作上。
他并不喜歡經濟,一直熱衷于文學,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就常常用方典、洛蝕文等筆名在報刊上發(fā)表文藝理論和短篇小說等,他當大學教授的父親見他喜愛文學,便專門請了清華大學汪鸞翔先生在家里教他《文心雕龍》,這使他對《文心雕龍》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王先生在研究劉勰的創(chuàng)作論時,不僅貫穿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而且采取了中西文學比較的方法,大大地開拓了研究的視野,也為《文心雕龍》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
1962年,我在文藝刊物上看到他關于《文心雕龍》的論文,真是又驚又喜。在那極左思潮當?shù)赖娜兆永,一個被打入黑籍的作家,竟能以他自己的名字在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簡直是一個奇跡。如果他的研究沒有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是決不會被刊出的,而同樣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一個賞識他的權威人物的支持,任何一個刊物的編輯也是不敢刊用的。果然,權威人物是有的,他就是周揚,是他認識到《<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價值,就把其中兩篇交下去發(fā)表了。這給了王先生極大的鼓勵。
我以為他在《<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第二版跋里所寫的“得到一些至今使我感念不已的默默支持”,大約就是指周揚了,而他卻又從抽屜里取出一封信來。那信寫道:“大作數(shù)篇均誦,所論甚有新見,頗佩,擬推薦此數(shù)文發(fā)表在全國性的雜志上……我信此書出版,其價值決不在黃季思《<文心雕龍>札記》之下也!毙藕笫鹈枪B虞,時間是1962年6月?梢姰敃r支持他的,不僅周揚一人,還有郭紹虞、夏衍、張光年等。而1962年,正是許多人見著他退避三舍的年代,這就是他對那些默默的支持,為什么始終感念不忘的原因了。
但《<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的書稿還是隨著作家的命運而歷盡坎坷!拔幕蟾锩敝械谋怀,稿件在倉庫里沉睡十年,險些化為塵土。到了“四人幫”粉碎,應該可以重見天日了吧?墒钱斔匦录右哉恚萌ピ谝患依碚摽锷习l(fā)表時,卻又連遭批判,有些責難更是上綱上線,穿靴戴帽,以勢壓人。究其原因,不過是以政治劃線的積習未除。當時他既然還沒有得到平反,自然在學術上也得不到公正評價了。
“你們不是好朋友嗎?”我很詫異,王先生提到的那些文藝理論家我都是認識的,而且在編纂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他和他們的親密無間的合作。
“是的,那是以后的事,胡風問題平反了,而他們的觀點也在變,這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平靜地說。
真是一點也沒想到,在他們這些好朋友之間,還曾有過那么一些不愉快的回憶。認識王先生65年,卻有著那么多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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