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曾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

　　人民公社體制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僅未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業(yè)生產率和農民生活水平，有時甚至連農民的溫飽也不能維持，就促使安徽的干部和農民群眾開始探索發(fā)展農業(yè)的新途徑。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安徽先后進行了“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即“責任田”）、“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即“包干到戶”或“大包干”）及“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和改革。

　　一、“責任田”的興衰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浮夸風”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浪費和減產使糧食嚴重短缺，造成了安徽農村數(shù)百萬人餓死的慘景。

　　為了扭轉困難局面，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領導安徽省委進行思索和研究。宿縣農民劉慶蘭父子上山開荒不僅自給有余，每年還給生產隊交很多糧食的事對曾希圣觸動很大。針對人民公社管理上的集中統(tǒng)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等嚴重缺陷，在調查研究、總結合作化和蘇聯(lián)東歐歷史經驗、試行和試點的基礎上，省委先推行“包產到組”，進而推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田間管理責任制（即“責任田”），實際操作中很多地方實行了“包產到戶”。

　　1961年3月，全省在春耕大忙前開始推廣“責任田”，立刻受到農民的熱烈響應，至10月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已達84.4%。當年全省糧食產量達到180多億斤，較之1960年增產50多億斤，除去種子和征購糧，農民人均可分口糧600多斤，吃不飽飯甚至餓死人的情況基本消除。1962年，全省糧油及副業(yè)繼續(xù)大幅增產。農民由衷地把“責任田”稱之為“救命田”。

　　“責任田”是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一大創(chuàng)造，但毛澤東的態(tài)度卻決定著“責任田”的命運。毛澤東雖也曾表示支持“責任田”的試驗和推廣，但他只是把“責任田”當作應對危機的一種權宜之計，從根本上說他認為“責任田”是私有化，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1961年9月，邯鄲座談會后，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tài)度發(fā)生根本變化，不久他要求曾希圣改變“責任田”，回到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責任田”被指責為“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曾希圣受到批判并被免去安徽省第一書記職務。不久，“責任田”被當作“單干風”再次受到批判。在“左”的錯誤思潮的強大壓力下，安徽的“責任田”逐步停止和取消。

　　“責任田”雖然夭折了，但卻在安徽的干部和農民心中播下了改革的種子，為后來安徽的農村改革埋下了伏筆。

　　二、推行“包產到戶”

　　“文革”中開展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批促大干”的“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嚴重阻礙了安徽農業(yè)的發(fā)展。“文革”結束了，但“農業(yè)學大寨”運動仍在進行。據(jù)1977年統(tǒng)計，全省農民人均收入只有66元，其中阜陽地區(qū)只有33元。全省28.7萬個生產隊只有不到10%的生產隊能夠維持溫飽。僅鳳陽縣每年外出要飯的人口達五六萬人。

　　1977年6月，曾在“文革”中以整頓鐵路秩序聞名的萬里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他首先深入農村了解情況，認為安徽農業(yè)的根本問題是人民公社體制和“農業(yè)學大寨”運動捆住了農民手腳，挫傷了農民積極性，安徽農業(yè)已處在崩潰的邊緣。在他主持下，當年11月省委制定《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決定（試行草案）》（簡稱“六條”），強調要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實行生產責任制、鼓勵農民種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業(yè)、放開集市貿易等。萬里同時還提出農村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

　　“六條”和半年后全國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點燃了安徽農民心中改革的火種。他們頂著壓力，探索和試行各種農業(yè)生產責任制。鳳陽縣馬湖公社前倪生產隊和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率先實行“包產到組、以產記工”的集體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全省許多地方也都紛紛仿效實行。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秋天因缺水，集體的土地種不下去，省委決定把土地借給農民“渡荒”，隨便他們種什么，收獲歸農民。肥西縣山南區(qū)在執(zhí)行過程中按照當年“責任田”的辦法，對全區(qū)十幾萬畝土地最早實行“包產到戶、聯(lián)產計酬”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省委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決定把山南公社作為推廣“包產到戶”的試點。與此同時，省內其他地方也自發(fā)出現(xiàn)了“包產到戶”的做法。在省委的支持下，山南公社的“包產到戶”迅速擴展到全縣，并在全省各地推行開。

　　三、創(chuàng)立并推廣“包干到戶”

　　在實行“包產到戶”的同時，安徽農民以巨大的生存智慧創(chuàng)造出有著深遠歷史意義的“包干到戶”。

　　早在1978年，鳳陽縣梨園公社小賈生產隊已開始實行“包干到組”，這一做法得到萬里同意后在全縣推廣。第二年，鳳陽縣的農業(yè)生產取得明顯成效，糧食總產達2.2億多公斤，比上年增長48%，油料總產達610萬多公斤，比上年增長160%。

　　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是個遠近聞名的“討飯隊”。1979年春的一個夜晚，全隊18戶戶主在一起開會，冒著風險決定實行后來風靡全國的“包干到戶”。小崗隊的“包干到戶”首先得到縣委書記陳庭元的理解和支持，后來萬里表示：“那就讓他們干三五年。”

　　小崗隊實行“包干到戶”的當年就創(chuàng)造了“奇跡”，糧食總產達6.6萬多公斤，是1966至1970年5年的總和；
油料總產達1.75萬公斤，是過去20年的總和；
交售給國家糧食1.25萬公斤，超額完成任務近8倍，結束了20多年未向國家交售一粒糧的歷史�！鞍�干到戶”使小崗隊從一個“討飯隊”一年就翻了身。

　　“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雖然提出在生產隊統(tǒng)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可以包工到組，聯(lián)產計酬，但同時又明確規(guī)定“不許包產到戶”。在翌年3月的國家農委座談會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以及會議《紀要》都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干，“是一種倒退”。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發(fā)表署名張浩的讀者來信及編者按，認為“包產到組”是一種違反黨的政策的“錯誤做法”，在安徽引起了一片恐慌。1980年3月，萬里調到中央工作，新的省委領導人對“包產（干）到戶”提出不同看法，連續(xù)召開會議想扭轉“包產（干）到戶”。一時間，安徽上下掀起一陣陣反對“包產（干）到戶”的聲浪。

　　萬里領導的省委和全省要求改革的廣大干部群眾面對舊的框框條條和各種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始終對實行“包產（干）到戶”不動搖。就在安徽農村改革承受巨大壓力、面臨夭折的時候，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力挽狂瀾，態(tài)度鮮明地指出：“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鄧小平的講話一舉改變安徽農村改革的困境，“包產（干）到戶”如決堤之水在全省蔓延開來。當年底，全省66%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干）到戶”，到1982年6月，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已達95%。

　　四、“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的區(qū)別

　　人們常常把“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統(tǒng)稱為“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而沒有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實質性區(qū)別。

　　“包產到戶”是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統(tǒng)一經營、核算和分配的框架內，實行分配與農戶承包的產量相聯(lián)系，使農民個人利益成為完成或超額完成集體農作物產量的內在動力。而“包干到戶”則是從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中分離出經營權、收益權、租讓權、抵押權等，通過長期甚至永久承包的方式轉讓給農戶，使農戶享有實際上的土地所有權，這當然就突破和否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架構�！鞍�干到戶”，農民承包的是土地而不是產量，也就不能再稱之為“聯(lián)產承包”，農戶只要完成上交給國家和集體的稅費，如何經營、產量多少都是農民自己的事。正因為如此，最近幾年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報告，就把“包干到戶”的正式名稱改為“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

　　如果說“包產到戶”與計劃經濟相聯(lián)系，只是從管理方法上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最后修補和完善，那么“包干到戶”就與市場經濟相聯(lián)系，是所有制關系的變革，成為建立產權明晰的新型專業(yè)合作組織，實現(xiàn)農業(yè)商品化、社會化、產業(yè)化的一個嶄新起點和開端。

　　五、實行農村稅費改革

　　“包干到戶”促進我國農業(yè)快速發(fā)展，農民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從1985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大幅下降，甚至出現(xiàn)了負增長，其直接原因是農民負擔過重。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農業(yè)增長的同時，國家要確保城市供應，農業(yè)自身要擴大再生產，農村機構和各項社會事業(yè)要擴充發(fā)展，方方面面形成了對農業(yè)剩余極為旺盛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很多部門、機構以各種名目向農民額外加稅、收費和攤派，給農民造成不堪承受的負擔，也阻礙了農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

　　減輕農民負擔是關系到保護農民利益和產權、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和鞏固農業(yè)基礎地位的重大問題。其實質是如何發(fā)展農村生產力、解決好農村生產力與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以及仍帶有計劃經濟痕跡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首先需要解決如何改革農村的稅費制度。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寫成《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等文章，提出將農業(yè)稅率定為7%，村提留改為附加稅賦，賦隨稅走，一道稅、一道清，取消鄉(xiāng)統(tǒng)籌，禁止稅賦以外一切亂收費的稅費改革思路。何開蔭的設想為后來的農村稅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1992年春，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精神的鼓舞下，安徽開始醞釀農村的進一步改革。渦陽縣新興鎮(zhèn)在全國率先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

　　1993年11月，太和縣委經過調查研究，在省、地領導人的支持下決定在全縣推行稅費改革�？h委在何開蔭的幫助下制定了改革方案，方案規(guī)定：從1994年起，全縣取消糧食定購任務，實行公糧制，農民繳納公糧后，不再交納任何稅費，有權拒絕一切不合理負擔。公糧按每畝地一年征收50公斤，一定3年不變。公糧由糧站統(tǒng)一征收，鄉(xiāng)鎮(zhèn)經管站統(tǒng)一結算，屬于稅的部分劃入國庫，屬于費的部分由經管站統(tǒng)一管理，實行村有鄉(xiāng)管、專款專用。太和縣的稅費改革使農民人均減負48%，增收120元，有力促進了全縣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和政府機構改革。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在全省和全國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太和縣也作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第一縣載入史冊。

　　姜春云、江澤民、朱镕基等中央領導人先后發(fā)表講話，明確支持安徽的農村稅費改革。在省委、省政府的統(tǒng)一部署下，安徽很多地方都按照稅費合一、財政結算、統(tǒng)收分管，取消稅外一切亂收費的原則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2000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頒發(fā)《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在安徽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按照“減輕、規(guī)范、穩(wěn)定”的總體要求，農村稅費改革在安徽全面推開。同時還進行了建立農民負擔監(jiān)督機制、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等配套改革。

　　在改革過程中，省委、省政府加強領導、做好宣傳、明確責任，及時了解情況、發(fā)現(xiàn)和糾正偏差，保證各項政策落到實處，使改革工作順利進行。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

　　2004年底，省委、省政府根據(jù)中央的要求，決定從2005年起，在全省范圍內全部免除農業(yè)稅，不僅進一步減輕了農民負擔，也為今后打破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實行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稅制和建立覆蓋城鄉(xiāng)的公共財政制度創(chuàng)造了條件。

　　農村稅費改革正如溫家寶同志所指出的，是建國50年來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編審）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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