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阿倫特作為《紐約人》雜志特派記者前往耶路撒冷，旁聽以色列人對納粹戰(zhàn)犯阿道爾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阿倫特對這次審判的評論性報道后來連載于《紐約人》，并匯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于1963年出版。阿倫特的報道一出，立刻引起輿論的廣泛關(guān)注，阿倫特的許多猶太朋友決意與她斷交，一些青年猶太學生強烈呼吁阿倫特發(fā)表公開聲明向猶太人道歉，部分猶太人甚至組成反誹謗協(xié)會，向人們散發(fā)駁斥阿倫特的材料，說阿倫特是猶太民族的背叛者。阿倫特的報道何以能激起如此凡響？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又能獲得哪些啟迪？讓我們來看看阿倫特筆下艾希曼的故事。

　　艾希曼是德國納粹時期的一名特工，在大規(guī)模屠殺猶太人的行動中扮演中心執(zhí)行者的角色。1945年紐倫堡對二戰(zhàn)主要戰(zhàn)犯的審判開始后，艾希曼雖然不是主要戰(zhàn)犯，但他的名字時常在審判中被提到，這引起他的警惕，遂決定逃亡，幾度改換姓名，隱藏真實身份，在奧地利、意大利等地呆過，最后到達阿根廷定居，做過各種奇怪的工作，如伐木工、銷售代表、洗衣工、垃圾場工人等等，都是報酬極低的工作。1952年夏，他與妻子及兒女住到一起，生活雖極度貧困卻也算美滿。不久，他在阿根廷找到了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工作，最初為機械工，后來成了工頭。在第四個兒子降生后，他與妻子重新辦理了結(jié)婚登記。1960年初，在被捕的前幾個月，艾希曼與他較大的兒子一起在Buenos Aires的郊外蓋了自己的房子，那里沒有電，也沒有水源。艾希曼的生活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流亡期間（1955年）他還接受過一次德國記者的采訪，他為準備接受采訪做了訪談筆記。該訪談后來在阿根廷的一家雜志發(fā)表。據(jù)阿倫特分析，艾希曼是有意逐步暴露自己的身份以擺脫內(nèi)心的不安。而事實上，直到四年后，以色列特工組織才獲悉艾希曼在阿根廷活著。

　　1960年5月11日晚6點半，艾希曼照例乘坐公共汽車從工作地點回家，一下車旋即被三個人簇擁著，不到一分鐘即將其塞進一輛已準備好的車里。艾希曼立即認識到這些人是專業(yè)特工，因為他們未用任何不必要的暴力措施，他毫發(fā)無損。當問及他是誰時，艾希曼立刻以德語回答：“Ich Bin Adolf Eichmann!”令人驚訝的是，他又補充道：“我知道我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彼�后來解釋這是由于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以色列總統(tǒng)Ben-Gurion下的搜捕令。他被要求寫一份愿意接受以色列法庭審判的聲明，聲明早已準備好，只需簽名即可，然而他堅持以自己的語言另寫了一份。艾希曼在被捕后的第十天被飛機接走。事實上，以色列人幸運地抓走了艾希曼，因為等艾希曼失蹤后其妻子報了案，然而未揭露其真實身份，所以警察部門未在各關(guān)口及機場專門堵查。

　　艾希曼說他早就知道這一天會到來，因為他的住處附近沒有電，也沒有水源，卻有人在那里投資建縫紉機廠，而他獲悉這些人乃是從北美來的猶太人時，便知來者不善。盡管他可以很快隱藏，但他還是想順其自然。在法庭上，他表示甘愿接受懲罰，一是因為他每念及往昔，內(nèi)心就備受良心的煎熬，不能寧靜；
另一個原因是，他有一次聽說德國青年陷于罪惡感之中，于是他感到“再也沒有權(quán)利隱藏起來”。他表示愿以被處絞刑來卸除這些無辜的德國年輕一代的心理負擔。

　　艾希曼審判的法律程序始自1961年4月11日，至翌年5月最終結(jié)案行刑，歷時既久。就他本人來說，他不滿法院判決，他企求正義的希望破滅；
法庭不信他的話，盡管他一直盡力講明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他不是一個憎恨猶太人的人，他也從未想去殺人。他的罪來自于他的服從，而服從是官僚的美德。他的美德被納粹領導人濫用了。但他不是統(tǒng)治集團的成員，他是一個受害者，只有領袖才應當受罰。

1961年12月15日死刑宣判后，艾希曼申請上訴。1962年5月29日，當最高法院最終維持原判后，艾希曼及其家人寫信乞求以色列總統(tǒng)的特赦，以求活命；
當天總統(tǒng)收到上千封為艾希曼說情的信。5月31日，總統(tǒng)表示拒絕特赦，兩個小時后隨即行刑，艾希曼未及吃最后一餐，即赴刑場。他的律師得知結(jié)果時不在以色列，但在最后時刻，律師還是請求德國最高法院的干預以保全艾希曼的性命，但毫無結(jié)果。

　　艾希曼慷慨赴死。他很榮耀地走向刑場，還要了一瓶酒。牧師要為他朗誦圣經(jīng)時，他表示不需要，因為他只有兩個多小時的生命了，沒有時間去浪費。當衛(wèi)兵捆住其腿腳時，他要求松一點以便能站直。當把頭套遞給他時，他說：我不需要這個東西！他在最后時刻發(fā)表激情演說，以納粹式的語氣說，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的生活。他激動地向刑場周圍的看客發(fā)表演說：“在不久的將來，先生們，我們又會重逢。這是所有的人的命運。德國萬歲！阿根廷萬歲！奧地利萬歲！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

　　艾希曼審判所涉及的法律爭議阿倫特在報道中都有討論，但更能引起人們興趣的問題是：區(qū)區(qū)艾希曼何以能犯下如此駭人聽聞的罪行？阿倫特在該書結(jié)尾以畫龍點睛之筆寫道，艾希曼審判告訴我們一個教訓：惡的平常（the banality of evil）。這一論斷“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惡的平�！边@一說法的背后勾畫出的是與常人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圖景。魔鬼似的納粹分子，在她筆下成了庶民。艾希曼的平常幾近庸碌，實是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之下的人的普遍特征。艾希曼不是傻瓜弱智，不是社會敗類，不是心機惡毒之人，而是一個尋常的人，他精于算計卻經(jīng)常出錯，作為一名小官僚而渴望晉升，拋開其所工作的內(nèi)容而論，他是個敬業(yè)、忠于職守、服從上級、忠于集體的人。他愛惜自己的生命，注重家庭和睦溫馨，注重在眾人前形象追求榮耀。一旦流亡，他也能適應艱難的生活環(huán)境。犯過之后，也有后悔之心。他是一個當局政權(quán)下的良民，一個合格的丈夫和父親，一個渴望晉升的普通官僚。而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他缺乏區(qū)分對錯的判斷力，缺乏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他滿口意識形態(tài)化的套話，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阿倫特認為，大屠殺所涉及的問題之深刻性，在于它不是傳統(tǒng)道德上的善與惡、正與邪、罪與無辜之間的對立，而是清濁合流、正邪不辨的平常人參與的史無前例的集體犯罪。阿倫特常說的一句話是：通往罪惡之路是在不經(jīng)意間造成的。阿倫特的結(jié)論是，正是人的平常最后造成了極權(quán)主義之極惡。艾希曼審判是對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審判，而不是對極惡之人的審判，對于公共世界的構(gòu)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不過，阿倫特的報道引起許多猶太人抗議并非單出于阿倫特關(guān)于平常人責任的反思，而是由于她的報道中揭露了猶太人歷史中陰暗的一面。依據(jù)艾希曼的供詞，他能夠如此順利地執(zhí)行大屠殺計劃，與各地猶太人社團領袖的配合是分不開的。這顯然大傷猶太人的面子。阿倫特歌頌公民勇于抗爭的勇氣，呼吁在殺人命令面前要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盲目執(zhí)行。猶太人情愿排著隊進毒氣室，卻少有認真的反抗，這也是猶太人由來已久的政治幼稚的表現(xiàn)。批評阿倫特的人則認為，阿倫特所倡導的英勇行動是唯美的、冒險的、不現(xiàn)實的，完全不顧當事人的處境。

　　還是阿倫特的老師卡爾·雅斯貝爾斯理解他的學生。雅斯貝爾斯盛贊阿倫特關(guān)于艾希曼審判的評論堪稱“獨立思考的典范”；
阿倫特在與雅斯貝爾斯的通信中也曾說：在黑暗時代，勇于承擔公共政治責任的人確實是少數(shù)，但少數(shù)也不能太少。否則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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