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zhàn)后期國民政府在中國走向政治大國進程中不乏主動作為。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不久，中國便開始考慮自身在戰(zhàn)后的地位問題，對于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確保四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優(yōu)勢地位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對于亞洲地區(qū)事務，中國積極干預，展現(xiàn)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國民政府的戰(zhàn)后對日處置計劃，力圖從長遠考慮，兼顧歷史與現(xiàn)實狀況�？箲�(zhàn)時期的中國外交，既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夠圓滿之處。

　　關鍵詞：戰(zhàn)時外交；
大國地位；
中美關系；
中英關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反法西斯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項目編號05J ZD00010）階段性成果之一。2005年12月，筆者應臺北中研院近史所之邀訪臺。本文的基本內容曾在近史所報告會上演講，此后又獲準可在近史所外刊物上發(fā)表。謹向臺北近史所同仁的幫助與寬容表示感謝。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國際關系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外交的重要變遷期，中國從世界政治舞臺的邊緣地帶來到中心。關于抗戰(zhàn)后期的中國外交，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尤其是中國一步步走向政治大國的進程，相關的史實敘述已經比較清楚。①[關于抗戰(zhàn)時期外交史事的著述甚豐，此處恕不一一列出。相關學術綜述請參見拙作：《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外關系研究述評》，《抗日戰(zhàn)爭研究》1999年第3期；
陳謙平：《近十年來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政府對外關系研究述評》，《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02年第2期；
楊青、王編：《近十年來抗日戰(zhàn)爭史研究述評選編（1995-200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但是，無論是在微觀研究還是宏觀研究上，仍有若干有待于深入的課題。即以中國走向大國的歷程而言，以往的研究比較強調中國軍民堅持抗戰(zhàn)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基礎，帶來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而對中國政府主動的有意識的外交努力則研究不夠。本文試圖考察中國政府在這一進程中的主動作為，探究抗戰(zhàn)時期中國大國意識的起源與發(fā)展，以及中國如何主動爭取大國地位，又怎樣以一個大國的思維來推進自己的外交。受限于相關史料的零碎，本文對某些問題的論述尚不能系統(tǒng)連貫，難以復原事件發(fā)展的全貌，一些論斷亦未必精當。筆者唯期拙文有拋磚之效，引來學界同仁更為深入的討論。

　　一、大國意識的起源

　　一般認為，四強地位的確立，以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簽署為標志。莫斯科宣言確認了美、英、蘇、中四國對戰(zhàn)時及戰(zhàn)后世界安全的重大責任。這一宣言發(fā)表后，國民政府的大國地位感有顯著躍進，"四強"一詞頻繁見諸中國的報刊。

　　然而，事實上四強一詞的出現(xiàn)以及大國意識的產生，比我們一般認為的要早得多。在1942年初26國聯(lián)合宣言發(fā)表后，四強一詞便出現(xiàn)了。26國宣言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簽署。在近代以來的國際活動中，中國基本上是在別國擬定的多邊國際條約上簽字，有時甚至不得不在有損自身利益的條約上簽字，而今以領銜國的身份簽署國際文件，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令中國朝野頗感自豪。

　　從目前所公開的史料來看，四強一詞的發(fā)明權似應歸諸美國。26國宣言簽署時，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對宋子文表示，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①[《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日，葉惠芬編：《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臺北："國史館"，2001年，第4-5頁]這應是中國最早聽到的四強之說。此時，中國雖已感到其國際地位與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較大提高，但還不敢自居四強之列，或者說尚未想到這么快就有四強之說。羅斯福驟然提出四強一詞，頗令蔣介石有些吃驚，有種盛名難副的惶恐，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②[《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日，美國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不久，蔣介石出任中國戰(zhàn)區(qū)的盟軍統(tǒng)帥，統(tǒng)一指揮中國、越南、泰國境內的盟軍作戰(zhàn)。蔣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錄中對宣言發(fā)表后的中國地位作了研判。據(jù)《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載，蔣自記曰："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fā)表后，中、美、英、俄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之后，越南、泰國亦劃入本戰(zhàn)區(qū)，于是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③[秦孝儀總編纂：《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冊，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年，第15頁]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蔣已被克制的欣喜外，還流露出他對國家地位突然極大提升的某種疑慮。

　　然而，這還不是蔣介石內心的準確表露，因為大事長編的編者對蔣介石日記作了加工，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諸蔣介石日記的原文，該段文字應為："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fā)表后，名義上且以美英俄華為中心，于是我國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之后，且越南、暹羅亦列入本戰(zhàn)區(qū)內，于是國家與個人之聲譽與地位，實為有史以來開空前惟一優(yōu)勝之局也，甚恐有名無實，盜虛名而受實禍，能不戒懼乎哉！"④[《蔣介石日記》，1942年元月反省錄，文中黑體字為筆者標出，以顯示與《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的區(qū)別]兩相比較，名義上以四國為中心，與四國已成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當差別。而甚恐有名無實的表述，則更進一步表現(xiàn)出蔣對這一地位能否名至實歸尚有相當疑問，擔心徒有虛名而受實禍，其不自信與疑懼程度則比前一表述更甚矣。

　　可以看出，當美國人提出四強一詞時，面對著這一不久前尚無法想象的尊崇地位，中國領導人表現(xiàn)出的是惶恐，擔心名不副實。

　　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們對四強一詞的接受。《中央日報》社論很快便采用了四強一詞，雖然我們尚不知道這是不約而同產生的社論作者自己的發(fā)明，還是美國人的說法已從國民政府核心層有意傳出，但社論反映出中國社會是認同并樂于接受這一說法的，在內心深處是愿意并盼望承擔起大國角色的。該社論稱："這的確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個世界之中，我們已是四強之一，中美英蘇不但是現(xiàn)在反侵略陣線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來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國歷史上，我們的國際地位從未有達到這樣高峰。"①[《華府偉大的決定》，《中央日報》1942年1月6日，第2版]

　　對于中國將要在世界舞臺上擁有與此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們有所期待，但同時也意識到，這還有待于中國更多的努力�！洞蠊珗蟆返囊黄�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識："自去年12月9日我們對日德意宣戰(zhàn)，今年元旦參加反侵略同盟，我們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臺，今后世界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的大大小小問題我們都得參加；
參加得力，我們可以一躍而為列強之一員，參加不力以至失當，將永遠做一個三四等國家。這一點，我們應該以極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②[《反侵略同盟與中國》，《大公報》1942年1月5日，第2版]

　　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試圖調解英印之間的沖突。這一出訪，本身是中國大國意識的產物，而它的成行又催生了社會上大國意識的發(fā)展。人們對中國的國際責任和國際影響力有了較多的議論。蔣介石在告印度國民書中，提出了希望英國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實權的要求�！洞蠊珗蟆繁氵@樣評論說："這話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蔣委員長有資格講此話，且講后必有效"，自信滿滿的心態(tài)躍然紙上。③[《委員長對印度之發(fā)言》，《大公報》（社評）1942年2月24日，第2版]

　　已經確定了對中國采取扶持方針的美國人，則在不斷地給中國以鼓勵。1942年2月13日，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華盛頓晉見羅斯福總統(tǒng)后對記者稱，"中國已成為同盟國四強之一，此非僅虛名而已，而為抗戰(zhàn)五年之代價，蔣委員長赴印之行，足以證明中國已處于世界一大強國之地位。"④[《拉鐵摩爾謁羅斯福報告中國堅持抗戰(zhàn)》，《大公報》1942年2月15日，第2版]

　　此后，四強一詞在各類報刊文章及講話中時有出現(xiàn)，但并未廣泛流行。這一方面是由于戰(zhàn)爭進程尚未發(fā)展到對戰(zhàn)后世界的規(guī)劃階段，人們貫注全力于戰(zhàn)爭，而四強的身份則更多的是在對戰(zhàn)后世界的安排中體現(xiàn)出來的；
同時還由于，盡管由于羅斯福的提議，中國名列26國宣言的領銜簽署國（這是四強一說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據(jù)），但無論是英國，還是蘇聯(lián)，并不認同四強之說。尤其是英國，丘吉爾總是想把中國排除在四強之外，只講三強，聲稱"英美蘇為解決戰(zhàn)后世界各大問題之重要國家"，故意將中國從四強中剔出。⑤[《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3月24日，《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特交檔案。對聯(lián)合國外交》014卷，臺北"國史館"藏：08A -01503]事實上，就連中國簽署莫斯科宣言一事也曾頗費周折。

　　這一時期，國民政府領導人對四強一詞的使用頻率不高，且頗為克制。如蔣介石在1942年10月向國民參政會報告一年來的外交時，便使用了四強一詞，但皆非自我高調肯定，而是以別人推許之詞出現(xiàn)。蔣在報告中陳述，"今年一月，我們在華府訂立盟約的時候，我們是最先簽字四國之中的一個國家，且被推重為世界四強之一，這在精神上與道義立場上說，我們中國當然是受之無愧的，但要知道：這是同盟國對于我們民族善意的期許，尤其是美國對我國特別的誠摯輔助，我們國家實際的力量與進步，實在還夠不上，這一點我們應該要有自知之明？？勿以為人家以四強之一推許我國，我們就莫名其妙了。"⑥[《最近一年來外交財政經濟軍事報告》，1942年10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先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9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第347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英美等國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等重大事件的發(fā)生，中國的國際地位日見提高，其大國地位感也與日俱增。1943年10月，中國與美、英、蘇一起簽署莫斯科宣言，參與了四大國對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世界的安排，這使中國的大國身份有了更為明確的文本依據(jù)。

　　宣言簽署后，中國代表、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在致蔣介石等人電中表示："我國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與英、美、蘇三強平等，而居于領導世界政治之地位，對于擊潰敵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關系。"①「《傅秉常致蔣介石、宋子文電》，1943年10月31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第3編《戰(zhàn)時外交》（以下簡稱《戰(zhàn)時外交》）第3冊，臺北，1981年，第812頁」傅秉常之言并非其獨創(chuàng)，而是源于美國的肯定。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Hull）此前曾對傅秉常說："此宣言已將中國提高與美、英、蘇同處于領導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國前途關系極大。"②「《傅秉常致蔣介石電》，1943年11月1日，《戰(zhàn)時外交》第3冊，第813頁」蔣介石顯然贊成這一判斷，他在復電中對此表示了肯定："我國外交地位得由四國協(xié)定之簽字而鞏固，是即吾兄之成功，與黨國歷史同其悠久而遠大矣。"③「《蔣介石致傅秉常電》，1943年11月4日，《戰(zhàn)時外交》第3冊，第815-816頁」可以認為，國民政府的大國意識至此已經牢固確立。

　　中國輿論亦對四國宣言的發(fā)表高度重視，認為這是確認四強的標志。有論者指出："事實上，中國成為當前及戰(zhàn)后世界機構中四大支柱之一，是由于中國本身幾年來英勇作戰(zhàn)的結果。

　　法律上，中國之被認為四大強國之一，已經由莫斯科宣言，而完全確立。"④「汪叔棣：《空前的國際盛事》，《東方雜志》第20號，1943年12月，第3頁」此后，人們在談論中國成為四強之一時已不再羞澀和保留。1944年6月蔣介石致羅斯福的一封電報，非常鮮明地反映出國民政府此時的自我定位。蔣在表示中國將參加籌建聯(lián)合國的會議時稱："蓋東方人民如無代表，則此會議將對于世界之一半人類失去其意義也。"這里，中國已當仁不讓地以整個東方國家的代表自居。⑤「《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6月2日，《戰(zhàn)時外交》第3冊，第828頁」

　　二、爭取大國地位的構想與努力

　　以往對抗戰(zhàn)后期中國國際地位變化的研究中，人們比較注意美國的作用。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在中國成為大國的過程中確實給予了支持；
二是戰(zhàn)后國際組織中的大國特別地位，即四強、世界警察等構想基本上都是美國提出并大力加以推動的。人們對中國政府所作的貢獻則注意不夠。實際上，國民政府一直在有意識地朝著大國方向努力。在美國提出戰(zhàn)后構想的同時，中國也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對于建立戰(zhàn)后國際組織、確保四大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都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與美英等國形成同盟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民政府很快意識到自己的戰(zhàn)略價值，中國與美英之間不再是單方面的援助和受援關系，而是互相支持與配合的同盟互利關系。因此，中國注意在盟國的合作中維護自己的主權。在與英美的交涉中，蔣介石顯示出幾分未曾有過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shù)拢↗ohn Magruder ）將軍會見蔣介石，稱其得羅斯福電，將由他本人指揮美國來華空軍。蔣立即表示，在中國領土上，任何軍隊都應歸中國統(tǒng)帥部指揮。遭此拒絕后，馬格魯?shù)聻榫徍蜌夥�，表示此事待其電詢華盛頓方面的意圖后再作定奪。蔣進而表示，即使華盛頓之意與此相同，他亦不贊成。不久，羅斯福邀請蔣介石出任中國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該戰(zhàn)區(qū)內的所有盟國軍隊，皆歸統(tǒng)帥指揮。馬格魯?shù)乱嗑痛饲爸�事向蔣介石表示了道歉。⑥「《困勉記》第69卷，第10頁，臺北"國史館"藏」

　　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一直謀求實現(xiàn)的目標。1928年國民政府統(tǒng)一全國后幾年間所發(fā)起的"革命外交"，雖有所進展，但其進程被九一八事變所打斷，事功未竟。不平等條約是橫于中國與其他盟國間的一道鴻溝，它使中國在法理上便低他國一等，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盟國陣線形成后，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的完全主權地位，從而掃清爭取大國地位道路上的障礙，便自然提上了議事日程。1942年1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出了這一問題，"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與交涉之時機，已可開始否？"①「《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1日」

　　國民政府有關建立戰(zhàn)后國際組織問題的考慮，也比我們過去所認為的要早得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較廣泛，絕不只是單純地呼應美國提出的構想，而是有著自己的主動思考。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中國就開始關注戰(zhàn)后和會及建立國際組織的問題。人們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巴黎和會的情況，那時中國雖作為戰(zhàn)勝國參加和會，卻失望而歸�！洞蠊珗蟆返囊黄�社評指出，現(xiàn)代國際史上屢次證實的一個教訓是，"取得戰(zhàn)場勝利易，取得和議勝利難".尤其是第二、三等的勝利國，很容易在和平會議上遭遇失望，上次歐戰(zhàn)后的中國與意大利就是例子，"這次我們萬不容不有些遠慮".社評建議盟國間建立一個戰(zhàn)后世界安全機構計劃委員會，統(tǒng)籌具體辦法；
建議中國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之下，設立"戰(zhàn)后國際安全設計處"，延攬人才，制定中國提案。②「《反侵略同盟與中國》，《大公報》1942年1月5日，第2版」

　　人們開始提出關于未來國際組織的若干設想。1942年7月4日，內設于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國際問題討論會提出了《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該草案初步提出了戰(zhàn)時作出重大貢獻的四大國在戰(zhàn)后理將發(fā)揮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約成立后，應由中、英、美、蘇及其他盟國共同擔任和約之執(zhí)行及戰(zhàn)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蘇為反侵略之主要國家，既因共同奮斗而再造和平，對于戰(zhàn)后執(zhí)行和約，保障和平，匪但理所當然，且抑責無旁貸".③「《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要點》，1943年7月4日，《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第71頁」

　　除了強調中、美、英、蘇四大國的特殊地位外，該草案還從另一方面設計了確保中國進入理事會的制度，提出了以人口因素決定理事會成員的設想。該草案提出，"理事會由人口最多之八會員國及其他七會員國之代表組織之。前項人口最多之八會員國，由大會以出席會員國過半數(shù)指定之，其他七會員國由大會以出席會員國過半數(shù)選舉之。"該草案認為，過去國際聯(lián)盟組織欠缺，權力過小，不能發(fā)揮效用。理事會往往行動遲緩，貽誤事機。因此，該草案準備對理事會的活動方式加以改革，"將理事會改為常設，各代表長川駐會，以便隨時應付事機。④「《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要點分解》，1943年7月4日《，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第75頁」

　　人口眾多是中國最特殊的資源，以人口為重要依據(jù)的設想，得到很多人的呼應。有的還設計了具體的方案。如王云五提出的方案便主張，應按會員國的人口比例確定在國際組織的代表人數(shù)。但為防止出現(xiàn)人口過多之國所占代表人數(shù)過多，人口過少之國不能派遣代表的情況，王云五的方案提出了適當比例原則，擬規(guī)定人口一千萬以內者，每國一名；
一萬萬以內者，除一千萬照上述辦法外，余數(shù)每三千萬一名；
在兩萬萬以內者，除一萬萬照以上辦法外，余數(shù)五千萬一名，在三萬萬以內者，除兩萬萬照上述辦法外，余數(shù)每七千萬一名；
超過三萬萬者，余數(shù)每萬萬人一名。這樣計算，人口再少的國家都有一名代表出席，人口一億者可出四名，兩億者可六名，三億者七名，四億者八名。討論問題采取多數(shù)決定制，次要問題過半數(shù)，重要問題則需四分之三者贊成方為通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教訓，王云五還提出，新的國際組織可以接納戰(zhàn)敗國的新政府參加。⑤「王云五：《戰(zhàn)后國際和平問題》，《東方雜志》第39卷第4號，1943年4月，第6-7頁」

　　關于新的國際組織的權力，鑒于過去國聯(lián)的軟弱無力狀況，各國都出現(xiàn)了建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的呼聲。在相關國家的討論中，有主張成立邦聯(lián)或世界政府者。美國有人提出的方案便主張各國空軍國際化，將各國空軍隸屬于國際組織，供國際警察使用。對此，國內的討論也頗為熱烈，且一般都主張新的國際組織應擁有更大的權力。有人提出，空軍國際化仍不夠，"當更進一步，使海軍之主力亦隸屬于國際組織。"因為沒有�？哲姷呐浜希�陸軍便不能從事侵略性的進攻。各國應將大部分軍機及巨型軍艦、潛艇等移交國際組織，并規(guī)定以后除國際組織外，不準加造。那么，誰來統(tǒng)率使用國際武力呢？人們提出，"美、英、中、蘇四國此次既為正義而戰(zhàn)，戰(zhàn)后為維持世界和平，于不得已有實施國際警察權之必要時，自必能始終維持正義，故以統(tǒng)率及使用此項國際軍用機軍艦之責委諸四國國籍之人民，實際上本無可慮".但是，為昭大信及公允起見，對于向守中立的國籍人民應盡可能多予任用。①「王云五：《戰(zhàn)后國際和平問題》，《東方雜志》第39卷第4號，第7頁」

　　朝野各方都參加了這一討論，總的傾向是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權威的新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中、美、英、蘇具有特殊地位。中國國民外交協(xié)會所擬《戰(zhàn)后世界和平書》認為，未來國際組織的形式，不外四種：聯(lián)合會、邦聯(lián)、聯(lián)邦、世界國家。世界國家太過理想，難以一蹴而成，鑒于過去聯(lián)合會的失敗，新組織必然介于邦聯(lián)與聯(lián)邦之間，即盡量加強聯(lián)合會，擴大其職權，嚴密其組織，以便能切實執(zhí)行制裁。②「見《中央日報》1944年7月7日，第13版」人們認為，四大國應在戰(zhàn)后發(fā)揮領導作用："全世界幾年血戰(zhàn)的結果，毫無疑義的，已經證實了世界上最有力的四個國家為中國，英國，美國，與蘇聯(lián)。

　　負擔起正義陣線的先鋒，為掃蕩暴力主義盡了最大使命的這四個國家，在戰(zhàn)后，一定也要形成新勢力的中心，為建設新世界體系而發(fā)揮最大的作用？？戰(zhàn)后新世界的建立過程中，在世界組織最高機構方面，一定要以中、美、英、蘇四國為領導力量。"③「汪叔棣：《戰(zhàn)后世界機構論》，《東方雜志》第39卷第13號，1943年9月，第4頁」作為曾經有過被壓迫經歷的國家，人們當然堅持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的一般原則，但同時，又注意強調大國的特殊責任，主張"在未來國際和平機構中大小會員國一律平等原則之下，承認大國特別的權利與責任".④「杜光塤：《論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東方雜志》第39卷第14號，1943年9月，第19頁」

　　1944年7月，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王世杰向蔣介石報呈該室參事周鯁生所擬的《國聯(lián)約章草案》，草案綜合了此前討論所提出的若干設想，并使之更為合理化，更具可操作性。草案強調："每一會員國在大會中只有一投票權，其代表人數(shù)得視其在國際事務上之重要性定為一人至五人".各會員國的代表名額由大會根據(jù)該國的領土面積、人口、資源及其他政治文化因素決定之，"理事會由美、英、蘇、中及大會選出之其他五會員國之代表組成之".⑤「《王世杰呈蔣介石新國聯(lián)約章草案》，1944年7月13日，《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第133頁」這一方案賦予四大國毋庸置疑的理事國地位。

　　在籌建聯(lián)合國的過程中，中國將自己視為東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爭取戰(zhàn)后國際關系朝著平等與正義的方向發(fā)展，初步展現(xiàn)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⑥「關于中國對籌建聯(lián)合國的貢獻，學界已有不少研究。近年來比較著力的研究，可參見金光耀：《國民政府與聯(lián)合國的創(chuàng)建》，《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同時，在一些對中國國家利益并非十分緊要的問題上，則采取了追隨美國的方針。

　　在國際事務中追隨美國，是國民政府在登上國際舞臺后便已確定的外交方針。1942年6月，蔣介石在致宋子文電中明確指出：中國對國際政策，唯美國馬首是瞻，凡美國不參加的事，中國亦不愿單獨參加，凡美國參加之事，中國亦必須共同參加。①「《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6月22日，《戰(zhàn)時外交》第1冊，第156頁」

　　對于中國參與國際討論時應把握的分寸，顧維鈞曾有如下建議："三大國自以為出大半力量，抗戰(zhàn)勝利后不免各圖操縱，彼此疑嫉，不但英美間，即英蘇與美蘇間難免有各自為謀，主張不一之點。我國地位雖列為四強之一，似宜慎重發(fā)言，減少提倡為得計？？我宜避免提出與任何一國正面沖突之主張，而以居中調和折中，俾可增加我參與此次會議之貢獻為上策。"②「《顧維鈞致蔣介石電》，1944年8月6日，《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第166頁」事實上，在此后討論爭議當事國是否具有投票權（對四大國來說，即對涉及自身的沖突事件是否具有否決權）問題上，在是否建立國際空軍、國際警察等問題上，中國均顧及美方立場，修正了自己的政策，改而主張爭議當事國不參加投票，也不再堅持建立國際空軍和國際警察。

　　三、地區(qū)大國的角色展現(xiàn)

　　作為一個大國，不只是要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要對國境以外的事務展現(xiàn)其關懷，發(fā)揮其影響。這也是抗戰(zhàn)后期的外交與以往的顯著區(qū)別之一。以往的外交，從根本上來說是被動性的、應付式的�？箲�(zhàn)后期，中國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

　　國民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實力與影響力是有限的。因此，雖然名列世界四強，參與國際事務，但實際上還是把中國比較明確地定位在亞洲地區(qū)大國上。開羅會議前，軍事委員會參事室所擬的一份會議對策提出，對于專涉歐洲問題，中國是爭取發(fā)言權，還是不積極過問，殊值考慮。該文件認為，"我如參與一般歐洲問題之討論，力求多所干預，縱能如愿，亦未必利大于害".因為在對一般歐洲問題討論時，中國事實上不能不與美國保持一致，這樣便會與蘇聯(lián)對立，從而對中國殊多不利。該文件回顧說，1939年國聯(lián)討論蘇芬戰(zhàn)爭時，中國曾處于極端困難狀況，此一事實永宜注意。但該文件認為，有一類問題中國必須積極參與，即關于德國投降問題的決定，因為這一問題可能影響未來日本投降問題的解決。鑒此，參事室提出的對策是："1.對于一切專涉歐洲之問題，我政府可不要求參加，亦不必表示意見。2.對于德國投降問題，我政府應予注意，務期對德條件不致與我政府所預定之對日條件，有甚大之出入。"③「王世杰：《關于四國會議問題節(jié)略》，1943年11月11日，《中華民國與聯(lián)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第47-48頁」

　　對于亞洲地區(qū)事務，中國積極干預，顯示了一個大國的姿態(tài)，其主要舉措包括扶助朝鮮獨立運動；
扶助越南獨立運動；
遠征軍出征緬甸；
介入英印事務等。有關對朝鮮、越南獨立運動的支持以及中國軍隊兩次入緬作戰(zhàn)，學界已有大量的個案研究，這些研究充分展現(xiàn)出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大國責任感，本文無需贅述。比較起來，如果說對朝、越、緬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尚有歷史因素影響的話，那么，考察中國對英印事務的介入，可能對探討大國意識的發(fā)展更有意義，因為印度在歷史上與中國并無宗藩關系。1942年2月，蔣介石一行訪問印度，勸說英印雙方在戰(zhàn)爭大局下作出妥協(xié)。這一出訪本身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走出國門，并參與他國事務的調解。

　　蔣介石一行經緬甸飛印。蔣在出行途中的一則日記，顯示了他此行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大國責任感。蔣在日記中寫道："初次經緬抵印，所經之地，皆為我舊日之國土，披閱緬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恥，又念唐明建國之大東亞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負此重任，以報我列代祖先恢復我民族光榮史也".①「《蔣介石日記》，本周反省錄，1942年2月7日」

　　在十余天的訪問中，蔣介石與印英當局、國民大會黨及有關各方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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