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一、選題的緣起和意義

　　政治學研究的重心下移到處于社會底層和邊緣地帶的農村的同時，也是國家在其強勢話語下對廣大的農村社會進行有計劃改造的過程。在國家與農村的共同需要面前，政治學者得以在農村拓荒耕耘。隨著研究的興起并不斷走向深入，“三農”問題日益在國家政治中凸顯出了它的重要位置。因此，政治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農村政治學研究，而村治研究又成為農村政治學研究的主流。學術通過與國家政策的高度互動，從而深刻改變了以國家為主導的鄉(xiāng)村治理格局。這一研究本身促進了中國學術的成長并型塑了一定的學術品格，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積累起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資源，從而有利于突破西方的話語霸權并獲得一定的自主性。

　　因此，無論在宏觀的國家話語面前，還是從政治學研究以及中國學術界中的地位來講，村治研究都應被寄予更多的關注。我們不僅要理清這一研究的興起、發(fā)展與轉向的宏觀脈絡，還要探究它發(fā)生這一系列變化的背景、原因及其深層次邏輯。2006年7月，在與我的導師劉義強老師討論碩士論文的選題時，他說，在目前學術發(fā)生轉型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過去所做的研究(如村治研究)進行梳理，從而以“反思著的主體”身份審視這二十多年的學術歷程，凸顯出其發(fā)展變化的邏輯與規(guī)律。而在目前，對村治研究進行系統(tǒng)地梳理和反思，無論從現(xiàn)實層面還是從學術本身來講，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從筆者自身來講，我進入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以來，深受“華師風格”的影響和熏陶，積累了一定的知識資源，而我也試圖摸清村治研究歷程究竟是如何發(fā)生、發(fā)展和變化的，從而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礎。于是，在審慎考慮并與導師、學友討論之后，我決定將對這一學術歷程的考量納入碩士論文的選題范圍。

　　以上所述己部分地凸顯出本文的研究意義。通過對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村治研究做一全面的回顧和梳理，不僅可以使我們對改變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格局的治理模式有一個總體了解和宏觀把握，而且還可能以此建立起一種框架(或看待問題的方式)，以便為各種角度的爭論和各種思路的分歧提供一個可供廣泛討論與參照的平臺，從而建構一個共同參與的學術話題。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20周年之際，對村治研究的發(fā)生發(fā)展進行系統(tǒng)地梳理，既可以回顧歷史，檢索過去，也可以展望未來，預測趨勢，具有其應有的現(xiàn)實意義。

　　二、研究現(xiàn)狀及其不足

　　與村治研究相比，村治研究的研究較為滯后且缺乏系統(tǒng)性。這些研究主要是對村治研究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的反思，且多是針對某一方面的具體問題(內容、方法或研究思路)而進行的�，F(xiàn)就主要觀點作簡要梳理。

　　柯丹青 (Daniel Kelliher)曾對中國國內關于村民自治的爭論進行過專門闡述，認為村民自治研究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是1980年代農村基層組織的崩潰和治理體制的缺失。在文章中，他對村民自治倡導者和反對者的觀點和理由進行了梳理，并對中國走向民主之路進行了樂觀的預期：“歷史上的民主總是偶然出現(xiàn)的東西。在大多數(shù)場合，當一個威權政府下放一點權力給民眾的時候，民主才會來臨，盡管統(tǒng)治者放權放得很勉強、很不情愿，而且往往當作權宜之計。然后，無心插柳柳成陰。這種應急的純粹工具性變革轉變成一種權力之后，掌權者再也收不回去了。”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漸在該領域積累起豐富的理論資源和實踐經(jīng)驗。1998年，徐勇等一批學者在廬山召開的“村治研究與實驗”研討會達成了“廬山共識”，其后發(fā)表的《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為該研究提供了方法與途徑。這些共識包括：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平和的心態(tài)、深刻的片面、分步的策略。這些共識無疑推動了村治研究的深入。其后，針對農村研究的方法問題，徐勇教授集中考察了經(jīng)驗性研究的局限：只見“社會”，不見“國家”；
只見“樹葉”，不見“森林”；
只見“描述”，不見“解釋”；
只見“傳統(tǒng)”，不見“走向”。為此需要超越經(jīng)驗，轉換視角，特別是引入國家的視角。這種視角的轉換也許在其《“回歸國家”與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一文中更清晰地體現(xiàn)了出來。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他從多個層面深入探討了“國家”是如何進入鄉(xiāng)村社會的。

　　與此同時，村治研究的取向也開始發(fā)生轉型。全志輝認為19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研究的取向有明顯的分野：研究目的上出現(xiàn)政策研究與學理研究之分，研究方法上出現(xiàn)宏觀研究和個案研究之別。它們大都可以進行不同的組合：宏觀政策研究中的爭論焦點是如何評價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和發(fā)展前景；
個案基礎上的政策研究的宗旨主要是回答有關村民自治的民主性等問題的同時，著眼于對村民自治各項制度的理解和改進；
個案學理研究則是試圖作出對村民自治實踐普遍性的解釋。他還提出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鄉(xiāng)村社會對村民自治的反應，村民自治發(fā)展的區(qū)域比較研究，村民自治與中國現(xiàn)代化關系研究。

　　村治研究在現(xiàn)實中遭遇的極大困境，促使眾多學者對其展開深入而又不乏學術性的爭論，并對村治研究本身進行整體性反思。爭論的開端是應星在《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l期發(fā)表了《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為例》一文。文中提出了幾個極為尖銳的問題：村莊政治的主題究竟是村民自治，還是村莊治理?鄉(xiāng)村研究究竟是需要“野性的思維”，還是需要“社會學的想像力”?田野調查究竟是要更廣泛的，還是要更深入的?文中認為，“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上，還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鄉(xiāng)土派的研究都存在著一些可商榷之處。”而如果要“捕捉到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在轉型期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和微妙狀態(tài)，從而可望走出一條真正的理論創(chuàng)新之路”，“只有同時依靠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精深閱讀和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實踐邏輯的敏銳洞察，也即依靠理論素養(yǎng)和經(jīng)驗直覺的相互滋養(yǎng)”。全志輝隨即對應星的批評作出了回應。他認為“村民自治是否觸及村莊治理的實際目標并不重要，甚至選舉是不是村莊政治的基礎和核心環(huán)節(jié)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這一事件的研究是否能夠發(fā)現(xiàn)村莊政治的核心和隱秘”，“從村民自治中能否發(fā)現(xiàn)村莊治理的內在機制”。他認為時事問題也可以成為學術問題的來源。在時事問題學術化的時候，不一定非要遵循既有的主流研究。他還對以“村莊社會關聯(lián)”進入村莊和學術傳統(tǒng)問題進行了探討，并以多個案比較方法的“映照”來回應應文的批評。吳毅等人在《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中在回顧了“鄉(xiāng)土派”研究的學術進路之后，從“研究視角與研究框架”、“‘反西方’與‘反理論’問題”對應文的批評進行了反駁，并闡述了當下中國農村研究的基本理論主張。

　　以上各種爭論都是村治研究者站在自身的角度來闡述觀點的，難免帶有較濃的價值關懷和為自身研究論辯的色彩。這無疑會影響學者觀點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在學術發(fā)生轉型的背景下，人們對村治研究歷程的審視，逐步站到了一個旁觀者的立場，試圖從中探討它的運行軌跡。

　　《農村政治研究：緣自何方，前路何在》、《模糊的邊界與多元的視角》、《二十年農村政治研究的演進與轉向—兼論一段公共學術運動的興起與終結》幾篇文章以“農村政治研究”為論述對象，分析了其發(fā)生、發(fā)展和“終結”的歷史，并從方法論的角度闡述了“多元交匯中的分析視野”，如“國家與社會”、“國家政權建設”理論、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而農村政治學研究的進路是多元的，包括政治學進路的農村研究、人類學進路的農村研究、理論進路的農村研究與問題進路的農村研究，但它卻沒有一個明確的邊界和固定的取向，這些特點促成了研究的多角度進入和多層次爭議與分歧。對村治研究的路徑轉換進行較為系統(tǒng)闡述的是呂德文的《村治研究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狀》一文，雖然論述對象為“華中村治研究”，但卻能夠反映出研究進路的基本面貌。文章對村治研究的傳統(tǒng)、轉向、現(xiàn)狀、趨勢進行了闡述，使人們對這一理路的變化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然而無法否認，這些研究都是針對某一特定層面展開論證的結果，且論述者都同屬于一個學術群體并擁有近似的學術背景，因而其針對這一歷程的觀點、理路有著眾多的相似性并將其模式化，因而難以全面而真實地反映村治研究這一學術歷程。

　　在對村治研究進行正面梳理的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對這種研究進行了批駁或提出了質疑。這種批駁或質疑的起點和因由，則是他們對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實踐形式的懷疑。沈延生對村民自治從冷到熱的歷史進行了回顧，對村民自治的實際績效進行了評估，并從政治改革系統(tǒng)思維的角度、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權建設和政治發(fā)展的關系進行探討，進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現(xiàn)代化的“制度創(chuàng)新”嗎?他希望村民自治倡導者“不要太癡迷于創(chuàng)造‘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jīng)驗范式，并對由西方國家經(jīng)驗中產生的西方民主理論構成挑戰(zhàn)’，應當盡快拋棄‘群眾性自治’的理論怪胎，在與國家社會接軌的基礎上展開對中國特色地方自治和社區(qū)自治的探索”。另外，在《村政的興衰與重建》、《對村民自治的期望與批評》中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還有學者對村民自治研究的熱潮進行了“冷想”，有的學者提出了“‘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嗎”、“中國鄉(xiāng)村民主政治能走多遠”的疑問，對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研究提出了質疑。這些批駁與質疑無疑促進了村治研究者作為一個群體的深刻反思。

　　這種梳理雖然相當不完備，但結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研究多是對村治研究的觀點闡述、方法論探究和學術歷程的梳理，我們從中很難窺視這一歷程的運行機理和發(fā)展邏輯。在眾多的文章中，出于某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原因，研究者缺乏一種意識，即將村治研究這一學術歷程置于特定的時空場域中，從而導致其對村治研究的背景缺乏交代。在本文中，筆者試圖探討這段置身于國家與學術兩種場域中的話語史，從而展現(xiàn)村治研究的生命和歷程。

　　筆者作為一個初涉該領域的研究者，雖然選擇該課題會面臨許多困難，但這也使筆者得以以“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地反思這段歷史，從而得出較為客觀的結論。而如果在對該研究發(fā)展脈絡的闡述中展現(xiàn)村治研究的路徑和轉向，在具體的歷史平臺中型塑和勾勒出其本身的軌跡，從而將其作為一個學術事件呈現(xiàn)出它發(fā)展的因由，則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挑戰(zhàn)。筆者正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嘗試著進行這項工作。

　　三、基本思路、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文擬對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的村治研究作一回顧和檢視。村治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化和發(fā)展，其內涵和外延也隨之發(fā)生變化。筆者試圖在變化著的歷史中展現(xiàn)學術研究所遵循的路徑與轉向。根據(jù)村治研究所關注的主題、取向及其背后以國家話語為主導而發(fā)生的深層次變化，筆者將這一學術歷程分為兩個大的時間段：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國家話語影響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二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走向學術主位的鄉(xiāng)村治理研究，即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所主要闡述的內容。

　　在第二章中，筆者主要考察國家的強勢話語是如何滲入(或影響)村治研究的發(fā)展歷程的，以及學術本身為何和如何不自覺地傾向于迎合國家的訴求，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學術本身所呈現(xiàn)出的困境以及學術所應追求的指歸為如何，等等。本文認為，在政治學從殿堂走向田野的過程中，這種并非起于自覺的學術重心下沉很快在國家層面催生了“民主”的話題，導致了研究重心雖下沉到底層農村社會，但研究者的天下關懷仍在“廟堂”的上下錯置的局面。這直接導致了村治研究中對現(xiàn)實的強烈關懷、政策研究取向、對治理問題的忽視，以及所遭遇到的鄉(xiāng)村社會中的“民主”困境。另外，村莊視野的限度也促使研究者在對村莊進行“深描”時進行橫向上的拓展和縱向上的提升。

　　在第三章中，村治研究逐步轉向了以價值中立和非意識形態(tài)化描述為基礎的學理研究，研究重心才開始了真正的下沉。研究者將視野下沉到底層農村社會，試圖挖掘出村民自治的社會基礎、鄉(xiāng)土社會的性質和真實面貌的同時，其觀察視角也逐步轉向了以“國家”為外部視角來透視鄉(xiāng)村社會整體面貌和運作過程的內外兼顧的方法論角度，從而避免雖“身在此山中”卻“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認知困境。其表現(xiàn)為以徐勇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主張“回歸國家”，將“國家”看作一種分析路徑或視角，并以此觀察農村。

　　除了第二、三章作為本文的主體部分外，第一章為導論部分，主要交代選題的緣起和意義、研究現(xiàn)狀和不足、文章的基本思路、架構和研究方法。另外，對作為一種概念體系的“村治”進行界定，以厘清思路，避免混淆。

　　第四章為“村治研究的多重話語權分析”，提出村治研究應“還原學術本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認為，村治研究不僅要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爭取話語權，而且還要在多學科的交匯和融通以及中西方學術的交流和對話中爭取話語權，從而凸顯出其學科本位。

　　第五章為結語部分，主要探討并總結“國家話語中的村治”與“村治話語中的‘國家’”的相互關系及演進邏輯，并把這段歷程作為一段學術史來看待，從而引申出“我們需要一部怎樣的學術史”的討論。論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l)規(guī)范分析方法：本文以研究作品的文本為主線，主要對已公開出版的書籍和己公開發(fā)表的論文(包括電子文本)進行學術性梳理。在對眾多的材料進行分析和整理的過程中，理出自己的思路，闡明個人的觀點。(2)比較分析方法：在對該研究歷程中各研究者對村治的分析和界定以及他們之間的差異進行闡述時，采用了比較分析方法。(3)縱向的歷時維度和橫向的共時維度相結合。本文一方面是對學術發(fā)展史的回顧，著重探討村治研究的發(fā)生、發(fā)展、轉向的學術歷程，包括其發(fā)生變化的背景、原因、影響、意義等，再現(xiàn)二十多年來這一學術發(fā)展的宏觀畫卷；
另一方面，是對村治研究的成果(各種作品)綜述，以圖再現(xiàn)這一學術歷程中異彩紛呈的觀點與爭鳴。筆者試圖將這兩部分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以求在對學術發(fā)展的回顧中融入研究者鮮明的個人觀點與主張，并在對這一學術爭鳴的考量中展現(xiàn)二十多年來村治研究的歷史。

　　四、作為一種概念體系的“村治”

　　“村治”不是一個單一概念，而是一種概念體系，但在不同的時期，它所指向的重點又有所不同。通過它的指向的差異，我們可以窺視這一研究所偏向的主題。因此，筆者關注這一概念體系時，也在村治研究的具體場景中探討它的指向的變化及其影響，而不僅僅是它的指向本身。

　　“村治”最初被定義為“村民自治”。它是在國家與社會有一定程度分離的理論前提下，由社會擁有一定的自治空間并掌握一定的自治資源，實現(xiàn)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并在運作中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它是在研究者不得不放棄“宏大敘事”而轉向微觀實證的一種“不自覺”的移情和替代。當這種“不自覺”逐漸提升至“自覺”的行為時，就導致了學術研究的整體轉型。同時，它也是在學術界深刻反思高度集權的公社體制后，更加理性地探討國家與社會關系理想模式的結果。因此，在該時期內，村治研究主要體現(xiàn)為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同時也對村莊的其他治理問題(稱為“村莊治理”或“村級治理”)進行研究。

　　但是，這種單個村的研究視野使村治研究無論在主題上還是方法論上都受到諸多限制。這促使研究者從單個的“村莊”走出，擴展至“鄉(xiāng)村”(包括村莊、鄉(xiāng)鎮(zhèn)、縣域以至更大范圍的區(qū)域比較研究)，由對“自治”問題的關注轉向了更為寬泛和現(xiàn)實可行的“治理”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學者不斷拓展與村民自治相關的其他村莊政治和社會管理過程的研究，再加上國際學術界“治理”概念的引入，“村治”遂被界定為“鄉(xiāng)村治理”。目前，這一進程正在被逐步深化和發(fā)展，并且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趨勢。

　　這個脈絡是我們從事本項研究的基礎，但我們單從這一脈絡難以看到這一進程的更為宏大和深刻的背景、邏輯與規(guī)律。因此，筆者對這一歷程的闡述，始終遵循兩點：第一，學術研究是一個從“不自覺”到“高度自覺”的演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它不斷積累并傳承了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的理論與實踐資源。第二，學術研究是在不斷消弧理論與現(xiàn)實差異的基礎上向前發(fā)展的。在村治研究中，學者觀點、方法、視角之間的差異映射出了現(xiàn)實中的矛盾與張力。這種張力使學術在其積累與傳承中獲得更多的能量。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發(fā)展。

　　這兩條脈絡相互交織和互動，從而發(fā)展出“國家主位”與“學術主位”的村治研究，并與村治研究中的“國家主位”與“農村主位”相區(qū)別。前一個“國家主位”的基本依據(jù)是，，村民自治是國家主導下的誘致型制度變遷。這是本文研究的起點和作出結論的前提。在“國家主位”下，國家話語極大地影響了村治研究這一學術歷程，使它在依循學術本身的理性還是反映國家的政治訴求這兩種選擇面前處于尷尬的困境。大多數(shù)學者選擇了后者。“學術主位”則強調村治研究應遵循學術自身發(fā)展的邏輯，保證其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從而在遵循“價值中立”和非意識形態(tài)化描述的基礎上對所關注的問題作出學理性的解答。這種解答是立足于現(xiàn)實而又超脫于現(xiàn)實之外的，因為，“一旦人在科學研究中摻入了關于個人價值的判斷，對事實的完整理解便將蕩然無存�！�

　　村治研究中的“國家主位”與“農村主位”則是考察農村問題的兩種不同視角。在“國家主位”中，作者站在國家的角度，將目光投向國家之下的農村社會，即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這種視角雖然可以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進行宏觀把握和整體了解，但卻難免帶有一種高層政治情結，也容易在具體研究中忽視農村社會本身的性質和內在差異，無法對其進行具體的了解和微觀考察。而“農村主位”則是作者進行觀察和作出判斷時立基于農村，通過對村莊的細微觀察透視更多隱藏的文本和社會真實。但這有可能在分析村莊內部的具體問題時，忽視了更大范圍的變量和宏觀因素，導致了國家的“蒸發(fā)”或“不在場”。

　　在本文中，筆者也有一種期待，即通過對村治研究歷程及相關問題的闡述，來揭示學術在面臨國家話語和學術理性兩種選擇時，是如何對自身的價值進行定位的，從而在自身增量的積累和知識的傳承中，以及在由“不自覺”向“最終高度自覺”的轉換中，構建起符合中國現(xiàn)實的學術話題。

　　第二章 價值與限度：“國家主位”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政治學研究重心轉移到農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歷史機緣的結果，但其后的發(fā)展歷程卻明顯地體現(xiàn)出國家對鄉(xiāng)村社會進行大規(guī)模和有計劃改造的痕跡。故而，這一時期的農村政治學主要體現(xiàn)為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并且，由于它是在“國家主位”的影響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學術研究本身的發(fā)展軌跡和邏輯。這主要表現(xiàn)為，村民自治研究雖然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但其中卻充滿了矛盾和張力，如政治學的研究視野雖然下沉，但研究者仍沒有放棄宏大的關懷；
基于治理危機而產生的村民自治研究卻在半路導向了對民主的價值關懷；
“村莊”的視野也存在許多限度，使得研究者在現(xiàn)實考察和作出結論時面臨諸多困境。在本章中，筆者將探討產生這些矛盾和張力的深層次原因，并闡明國家話語是如何影響村治研究的發(fā)展歷程的。

　　一、從殿堂走向田野

　　自從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恢復后，在較長的時間內，學者們從事的主要是一種泛政治化的經(jīng)院式研究。這種研究一方面關注高層政治，是一種在國家大話語下的“宏大敘事” (grandnarrat1ve)，這往往使研究者帶有濃厚的高層政治情結，以居高臨下的視角俯視社會，難以對農村正在發(fā)生的事件進行深入透徹的觀察；
另一方面，這些研究帶有較強的價值色彩，缺乏學理性。在民主與理性主義的大旗下，研究者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以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fā)展為己任。一時間，政治學得到了迅猛的發(fā)展，在新恢復的法學、社會學等學科中處于領先地位。這種狀況成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新起點，也成為學術轉型的潛在基礎。

　　這是一個激情澎湃的年代，在一切都需要重新選擇和認識的背景下，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取向是直指政治結構的上層。他們提出并闡述了政治發(fā)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概念，諸如主權與治權、權力與權威、政治參與和政治秩序、決策民主與政治制度化、政治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公共權力與公共利益等。。

　　這是政學兩界的“蜜月”時期。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兒十年里，許多社會學科被作為“資產階級偽科學”予以取消，而代之以完全官方化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在國家話語一統(tǒng)天下的年代，一些學者無法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情景中從事正常的學術研究，他們只不過是在官方規(guī)定的框架內進行意識形態(tài)化的表達。即使在一些幸存的學科如文學等領域，也滲入了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革命話語，成為為政治性的現(xiàn)實需要而“證言”的學科。這樣，學術界被牢牢控制在政界手中。對個人自由、尊嚴、正義感的忽視和壓制在環(huán)境解禁后急劇地爆發(fā)出來。在泛政治化的革命年代，人們以無比的激情去迎接各種政治運動，這種激情與躁動因其特有的慣性又延續(xù)到政治學恢復后的學術研究中。在集體化時期，學者們不得不服從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架構，從而為國家建構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框架而證言。政治學恢復后，學者們仍然沒有放棄理想主義的追求，只不過它己轉向另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即從國家主導話語下的烏托邦架構轉向學者個人自發(fā)的(無意識的)烏托邦架構。這種轉變的前提是學術研究的解禁，并且在1980年代初期，國家的政策尚處于徘徊時期，因而學術界可以發(fā)出更大的聲音，從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使學者們認為自己可以自由地、負責任地表達自己認為合理的社會正義，從而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fā)展符合人類的需要和共同目的。這種宏大的關懷幾乎使政治學者處于一種“目空一切”的狀態(tài)，即在對高層政治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價值關懷的狀況下，根本無法將處于社會底層和邊緣地帶的農村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

　　從學術轉型的常規(guī)角度來講，從最高層的國家政治到最底層的村莊政治，之間應該有許多中間環(huán)節(jié)，以應對因急劇轉型所帶來的斷裂和陣痛。然而，在政治學研究重心下沉的過程中，卻徑直下沉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村莊(至少是形式上的)，而沒有采取層層下沉的路徑。這也許有悖于人們常規(guī)的思維形式，但通過仔細考量就會發(fā)現(xiàn)，在當時的歷史場景下，學者既然想尋求非國家政治的領域，那么，他們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地遠離國家，遠離高層政治，最好是尋找一種類似于獨立于國家政治之外的領域。此時，鄉(xiāng)鎮(zhèn)、縣等作為國家權力觸角的延伸，執(zhí)行著國家職能，體現(xiàn)著國家意志，因而與國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其“政治”性比較明顯。相反，中國農村自傳統(tǒng)社會以來，就作為一種長期游離于國家之外的獨立實體，以其與農民的生活理性相一致的方式而緩慢地、平穩(wěn)地運作，這種“無政治”的村莊必然成為重心下沉中的政治學者首先關注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政治學興起的時間里，許多研究者曾親身經(jīng)歷過五六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下鄉(xiāng)”的風潮。他們在農村呆過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在這里度過了他們的童年、青年或中年時光，因此相對而言，他們對農村的社會現(xiàn)實有更深刻的感觸，故而，他們可能更多地為農村、為農民“立言”。但事實相反，這片極需開墾的處女地受到了極大的忽視，而只是在政治學恢復后的十多年之后他們才不得不再次回到農村，關注農村，解讀農村。自然，這次回歸帶有一定的學術不自覺，但也難以否認這次回歸所蘊涵的更大程度上的學術自覺意識。那么，學術研究的軌跡為何會呈現(xiàn)出如此清晰的時空偏差，以至于當研究者重新回到農村時，竟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

　　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是歷史事件得以展開的具體場域。在學術場域中，時間與空間并不總是對接的，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呈現(xiàn)出一種時空錯置。它在時間上表現(xiàn)為超前或滯后，而在空間上表現(xiàn)為可以延展或收縮。這種錯置在村治研究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當后來成為村治研究者的人為響應“知識青年下鄉(xiāng)，改造農村社會”的號召而來到農村時，他們難以以“當?shù)厝恕钡纳矸菖c當?shù)氐纳�活、文化相契合。而且，知識青年實際上是被“下放”到農村的，它不是對其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一種激勵措施，而是在國家主導一切的情境下的一種懲罰。這必然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時空反差和對照，使他們對城市的生活無比留戀和向往，并不斷尋找機會重新回到城市去。事實上，后來這些人多數(shù)回到了城市，在經(jīng)歷過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農村生活后，又重新過起了城市生活。此時，農村不僅為學術界所忽視，亦未引起國家領導人的足夠關注。在國家優(yōu)先發(fā)展工業(yè)的政策背景下，學者與領導者的這種“城市主位”也就意味著“國家主位”，這使得研究者更多地關注高層政治的運作和發(fā)展。剛剛離開農村的學者對農村產生了距離和陌生感，而更多地關注與國家目標相一致的話題。

　　但是，知識青年的下放也為學者后來研究農村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積累和知識資源，更重要的是，農村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和發(fā)展困境開始引起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歷史的發(fā)展變化將使他們重新回到農村去。自然，這不僅是作為生命個體的“半個農村人”的回歸，而且還帶有學術的回歸與轉型。1989年的事件使政治學從充滿啟蒙理想的半空重重地跌落到現(xiàn)實的地面。這種登高之時的極度喜悅與重重跌落時的悲凄也許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變得冷靜和現(xiàn)實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他們不得不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在研究主題上偏離“國家”和高層政治，而在現(xiàn)實的土壤中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從而使政治學學科再度獲得新生。因此，在面對選擇時，他們有兩條道路：一是與國際學術接軌。以這種取向為研究指歸的學者在這一時期致力于學科乃至學術的重建。他們通過移譯西方的經(jīng)典著作，介紹西方的政治思想、學術概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并試圖將它們與中國的現(xiàn)實相關聯(lián)，從而在外形和內核兩個方面影響和再造冷寂之后的中國學術。二是回歸田野，關注現(xiàn)實。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一些學者開始思考，“能否找到非國家領域的政治，也就是說，政治學研究能不能不首先關注國家政治?這種對國家政治的回避在當時可能是為鄉(xiāng)村政治研究建立研究合法性的一個基礎。”改革開放后，一些地區(qū)允許國外研究者進入內地開展調查，他們的學術方法無疑對改變中國以往注經(jīng)和布道式的經(jīng)院研究帶來了啟發(fā)。西方學者以“他者”的眼光對中國社會的精細觀察使國內學者深受觸動。于是，他們也試圖在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中獲得學術啟發(fā)，這使他們從書本轉向經(jīng)驗和實證。

　　對許多學者來講，第二種選擇無疑是最迫切和最現(xiàn)實的。因為，農村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講并不陌生。這正如一個闊別多年的旅人回到故鄉(xiāng)，重新拾起昨日遺失的夢想。這樣，他們可以在對村莊進行研究時，利用已掌握的資源，對其進行精細觀察和深度描述。雖然這些研究者還帶著理想甚至幻想，但他們已能夠走出“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的注經(jīng)式、教條式研究，進行一種“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反思性轉換”。

　　當政治學者來到農村時，他們發(fā)現(xiàn)早有學者在這里辛勤耕耘，在濃濃的鄉(xiāng)土氣息中充滿了濃厚的學術氣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者早在 1980年代就在田野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多數(shù)研究者以村莊為研究對象，以一種微觀的、歷時的和過程的視角討論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系。一些人類學者就試圖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尋找鄉(xiāng)村社會與民間文化的草根性，從而實現(xiàn)以地方敘事涵蓋國家敘事。如，黃樹民在“林村”通過參與觀察，搜集該村的歷史、風俗、內部摩擦、宗教信仰和當時現(xiàn)狀等種種資料，展現(xiàn)了一個村莊的社會歷史變遷。王銘銘在對福建南部溪村社區(qū)歷史的敘述與分析中，揭示了“社區(qū)文化的記憶”與“國家發(fā)明歷史”的復雜權力結構關系，審視了國家力量向農村社會滲透以及民間力量的能動性，從生活世界和民眾的視角來認識和解釋國家的形象與本質。這使得政治學者從事田野研究擁有知識和方法上的積累，從而使其得以方便地進入農村政治領域，避免了在學術轉型中因學科知識的疏漏而導致的尷尬困境。

　　其一，在此之前，他們對理論的深入解讀以及與此同時進行的對西方著作的移譯使他們有機會在獲取田野調查的經(jīng)驗性觀察材料時帶有某種意識自覺。雖然這些來自于農村社會的經(jīng)驗也有可能“成為論證某種先在理論政治正確性的材料，從而造成對‘經(jīng)驗’本身的切割與拼裝，違背田野研究的內在要求”，但這無疑可以使研究者獲得某種學理支撐。

　　其二，以費孝通先生為代表的學者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引入了馬林諾夫斯基所倡導的社區(qū)研究方法，而人類學者更是見長于以“他者的目光”去觀察和感受對自己形成強烈沖擊的異域世界，做出相對超脫的學理性思考與解釋。費孝通的《江村經(jīng)濟》的出版，則把對野蠻、簡單的異域世界的研究轉向了對文明、復雜的本土社會的研究。它可以通過在對微觀、底層和細節(jié)的體驗和感悟中挖掘出中國經(jīng)驗的真實性和可能性貢獻。

　　其三，1980年代初，當眾多學者把目光集中于對高層政治的宏大敘事中時，以張厚安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學研究者，對改革前的社會科學研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應該改變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的注經(jīng)式研究，研究的方法應隨著社會的變革而變化；
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且中國的改革也是從農村開始的，政治學研究如果只是單純地關注國家上層的意識形態(tài)及宏觀制度構造方面，難以解釋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政治學的目光應該從國家的上層轉向農村基層。這些早期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對農村基層政權的研究上，其成果體現(xiàn)為《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一書。這些研究一開始就帶有后來的村治研究的某些特質，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陣地，如華中師范大學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1990年成立了“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而且，他們擁有了相對固定的學術陣地，并且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研究群體，如張厚安、王克安、徐勇、項繼權等人，先后把自己的研究視野限定在農村政治領域。自然，這段時期的村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農村基層政權的研究，這其中包括對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村治理機制的探索。這使他們在遭遇“歷史的變數(shù)”后自然而然地走進農村，從而避免了學術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斷裂與陣痛，也為199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由此可以看出，走進農村成為研究者最為現(xiàn)實的選擇，而且必然會下沉到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而且在當時，農村政治受到海內外學者和體制內人士的關注。因此，在高層政治被國家話語所壟斷的狀況下，如果對當代中國現(xiàn)實政治還能有所冀望的話，那便是農村政治了。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村出現(xiàn)的嚴重的治理危機促使政治學者探討新的治理方式，從而使村民自治研究重新獲得體制性資源，不僅獲得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資助，而且?guī)缀鯉�動了整個政治學研究的重新崛起，以至于有學者稱中國政治研究在這個時候幾近進入一個言必稱鄉(xiāng)村民主的“草根時代”。

　　因而，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似乎完全屬于某種巧合，但一切卻又似乎注定如此。于是，對農村政治的關注幾乎同1980年代對高層政治的關注一樣成為一個公共學術話題，這當中難免帶有轉型期學術的不自覺傾向。這直接導致了此后一段時期內的研究取向：學者們雖然將目光轉向了田野與基層，但他們仍然抱有宏大的關懷，從而使此時的研究帶有政策性的取向。

　　二、重心下沉中的宏大關懷

　　政治學的研究視野雖然從高層政治轉向了農村政治，并且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村治研究成為農村政治學的主流，但是，研究者并未放棄宏大的關懷與抱負。這主要體現(xiàn)在該時期的村治研究與官方的政策相結合，并服務于改革的實踐。在張厚安等早期研究者看來，農村政治研究應該堅持“三個面向，理論務農”，即農村政治學研究應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這種研究顯然己超出了純粹的學理性研究，而強調現(xiàn)實的關懷。他們不僅得到政府的項目和資金的支持，而且還直接參與決策部門的政策實踐，并參加與之相關的社會試驗。也正是這種現(xiàn)實關懷，使他們擺脫了注經(jīng)、布道式的經(jīng)院哲學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開創(chuàng)了實證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為以后的村治研究者所廣泛采用，并成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最顯著特點。

　　因而，學者的努力使政治學擺脫了對高層政治的宏大敘事，而轉向了更為現(xiàn)實的微觀實證。這一轉變本身有學術自身的積累與借鑒的原因，也因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它“恰逢其時”，而村民自治研究更成為歷史的寵兒，受到國家政策研究者的眷顧和青睞，并使它在極短的時間內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話題。村民自治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公共研究領域，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因此在這段時期，涉及到政治學的，就不能不談到農村問題，就不能不談到村民自治研究。與此同時，農村的改革引發(fā)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它在日益迅速地改變農村面貌的同時，也因在傳統(tǒng)資源占優(yōu)勢的農村過快地引入現(xiàn)代性因素而使農村面臨著更為深刻的體制性問題。這使得“三農”問題日益呈現(xiàn)在國家決策者與學者面前。另外，在經(jīng)歷了建國后幾十年經(jīng)濟的不平衡發(fā)展后，決策者有意識地實行了兼顧農村的較為平衡的發(fā)展戰(zhàn)略，如在1982年，中央頒布了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在這種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對資源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的歷史背景下，一些學者也隱約地意識到，對農村問題的關注也許會成為未來政治學研究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們進行了初步的基礎性研究，如對農村基層政權問題的關注，雖然此時的研究還帶有某種不自覺意識。

　　但在這個社會處于大變革的時期，國家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國家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決策偏好在由“城市主位”向“城市一農村兼顧”轉變的過程中，無意中向社會透露了國家政策發(fā)展的新動向。這使學術本身可能進行自覺不自覺的學術重心轉移。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學者被從高層政治的研究陣地中驅逐出來，這顯示了學術本身在國家的強勢話語面前的脆弱。因此，此后的農村政治研究也試圖在國家的蔭庇下尋求發(fā)展，或至少采取“價值中立”的態(tài)度，從而遠離意識形態(tài)化的闡述。事實上，在以后的村民自治研究中，多數(shù)學者采取(或兼顧)了前種路徑，他們與政府部門合作，申請項目和基金，政府也為研究提供了許多便利。這樣，在政學兩界經(jīng)歷短暫的分裂后，又迅速地實現(xiàn)了再次合作。這種狀況對村治研究的路徑與格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其一，正如政治學剛恢復后在學術界的“火熱”一樣，短時期內，農村政治領域也出現(xiàn)了村民自治研究熱。對于學術本身來講，其發(fā)展應遵循自身的軌跡與理性。一般而言，在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產生過程中，它所需的理論與現(xiàn)實資源的積累都是平穩(wěn)而緩慢的。因為，現(xiàn)實中的矛盾長期與其他社會問題互相糾葛，并不斷產生內耗而浪費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因而，即使一種研究視域己初步顯現(xiàn)出它的理論或實踐價值，它也只能在現(xiàn)有的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逐漸獲得橫向擴展和縱向抬升的能量。但是，當大量的外部資源注入時，如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植，這種狀況就會得到根本改變。因而，國家倡導下的村民自治研究在特定的時間內成為主流的研究取向。但當作為一種實踐方式的村民自治在以后的現(xiàn)實中遭遇困境，決策者對它的期望開始降低而導致大批資源被抽走時，對它的研究就會迅速降溫。而遵循自身邏輯發(fā)展起來的學術，極少出現(xiàn)驟升驟降的現(xiàn)象，它會在現(xiàn)實的土壤中獲得更穩(wěn)定持久的生命力。村民自治因受到格外眷顧而成為“歷史機緣所促成的一個‘意外’的結果”，這也為它在鄉(xiāng)土社會中遭遇困境埋下了伏筆。

　　其二，學術與政策的緊密結合使村治研究超出了學理性研究的范圍，而更多地遵循政策性的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重心的下沉在基層鄉(xiāng)村開辟了“為民主尋根”的村民自治研究領域。但這種研究的一個顯著局限是，它在價值取向上仍然抱有強烈的“廟堂”情懷。因此，政治學視野的轉變并不必然意味著研究者素有情懷的轉變，而只是對無能為力的宏大敘事的一種移情和替代。這種移情和替代并不在于它對村莊的個案研究本身，而是試圖“以一個小村莊為載體分析經(jīng)國大事在村莊的反應與運作”。因此，這是一種在微觀個案敘事基礎上的對“國家”的包容與折射，從而更方便地以地方敘事涵蓋國家敘事。因此，正是這種微觀視野上的宏大關懷決定了它的研究價值及其限度。從其價值角度看，村民自治成為后來更為復雜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起點和試驗，因此，這種研究雖然多以一個村莊為個案，但卻又不局限于單個村莊。隨著研究的深入，它很快就溢出村莊的范圍，并成為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和公共學術領域。從其限度來看，這些研究雖然是對村莊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但其實際的關懷卻在村莊之外。過于強烈的宏大關懷實質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所關注的對象，即對農村社會本身的認識，或者說這種認識缺乏“農村主位”。

　　其三，無可否認，在研究者走進農村之前，他們對中國政治狀況的一般化解讀己使他們的研究深深地打上了以經(jīng)驗性的材料去驗證某種先在的政治理論的烙印，從而使這種研究帶有某種新的泛意識形態(tài)色彩(非貶義的)。同時，由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整體水平的落后，在村治研究者進入農村進行田野調查時，他們不得不移譯國外的著作并借助西方的概念、理論、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并使之與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相關聯(lián)。這種方法雖然使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理論深度”，但卻引起了更大的質疑并直接威脅到這種研究的潛在價值，即國內學者的努力在相當程度上只不過是用中國的經(jīng)驗去驗證西方的理論，因而在西方學術話語的霸權下難以獲得自主性。由此，這種實證研究被質疑為“偽實證”或“證實”。這一時期的村治研究表面上看是個案的和村莊的，但實際上卻又是非個案和非村莊的。村莊視野的限度使研究者很快走到村莊之外，并在不斷向上攀升的過程中尋求研究路徑的轉換。它與人類學以單個村莊為個案的研究視角不同，并且在農村政治領域，這種方法似乎被濫用了。

　　實際上，村治研究者本身對村民自治的價值也進行了定位，并形成了幾種不同的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突破口說、中國特色民主說、形式訓練說、示范效應說、社會基礎說等。但他們對村民自治所寄予的價值，則因其所持的宏大關懷而在現(xiàn)實中大打折扣。這使得研究者雖“身在農村”，卻“心懷天下”。1980年代后期之前，學術界極少有人對村民自治研究寄予關注，而僅在幾年后，它就成為政治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并且迅速地溢出政治學領域，成為一個跨學科的備受追捧的公共學術領域，這與它的天下關懷有著極大的關聯(lián)。這也決定了村莊研究并非它的最終目的，而是將村民自治看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起點和突破口。當它在村莊研究中獲得一定的影響和資源后，學者們就不再滿足于它的“草根民主”性，而是更加關注村莊選舉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狀況，以及如何向村莊以上的更高層級躍進。這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結果：

　　其一，雖然村民自治產生于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后的農村治理危機，但這種宏大的關懷實際上很難使研究者真正深入到農村社會去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治理本身的問題，并尋找解釋和解決之道。在一定意義上講，他們忽視了對“治理”本身的關注，而轉向了另一個更為宏大的層次，即探討民主問題。在“為民主尋根”的倡導下，研究者通過歷史的考察，以市場化和現(xiàn)代化為背景，來把握和描述鄉(xiāng)村政治發(fā)展的根源及演變歷程，從而發(fā)現(xiàn)人們關于村民自治爭論的實質是民主制度在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是否具有生成資源的問題�！懊裰鳌笔且粋�宏觀和價值色彩較濃的話題，它恰恰與研究者的宏大關懷相互適應和對照，滿足了他們向高層政治提升的愿望。對“民主”的關注使他們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問題本身，而尋求以對另一個問題的闡述為滿足。

　　其二，宏大的關懷使研究者的目的并不在村莊本身，而在于通過以村莊為基點、以鄉(xiāng)鎮(zhèn)和縣為其延伸的地方敘事來涵蓋國家敘事，即通過對村莊的描述來仰望“國家”。這樣，他們就不會滿足于村莊的狹小視野，而是不斷地越出村莊的界限，催生出鄉(xiāng)鎮(zhèn)體制改革、鄉(xiāng)鎮(zhèn)直選、縣域治理等研究領域。這樣，村民自治研究就不斷從其運作的公共邏輯中獲得向上抬升的能量，從而非常自然地走出一條“村莊一鄉(xiāng)鎮(zhèn)一縣域”的研究路徑。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筆者將著重探討產生這兩種結果的背景、原因及學術本身所依循的邏輯，并梳理該領域的相關理論成果。

　　三、“民主”的困境：與“治理”的對照

　　農村政治學研究的興起，除了因“歷史的機緣”等外部原因外，也難以否認農村社會內部存在著現(xiàn)實需求。在村治研究中，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治理工具和民主路徑，其受關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時間上也呈現(xiàn)出某種偏差。為了比較其中的不同，筆者試圖依循農村政治在其初期呈現(xiàn)出的面貌進行某種“應然”的分析，然后回歸現(xiàn)實，與“實然”進行對照，從而凸現(xiàn)出某種悖論或差異，并尋找產生這些差異的深層次原因。

　　如果說1980年代的研究者都沉浸在對高層政治的宏大敘事中，從而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的話，這種說法也未必完全符合現(xiàn)實。因為在這一時期，一些學者已經(jīng)開始了對農村基層政治的研究，如以張厚安為代表的學者對農村基層政權的研究，并對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的農村管理制度進行了探索；
辛秋水等人也在1980年代后期對村民自治展開實地調查、實驗和研究，直接為199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熱埋下了伏筆。自然，這種研究帶有某種不自覺意識，也帶有某種自覺意識。之為“不自覺”，從當時的研究者本身的角度來看，他們也許沒有明顯地意識到農村政治學會在不久之后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更未意識到他們已經(jīng)開啟了一條不同于高層政治研究的道路，即把視野放在不為人們關注和“無政治”的農村，從而使政治學研究由“國家主位”轉變?yōu)椤稗r村主位”。之為“自覺”，我們看到，他們之所以較早對農村保持關注，是基于對中國國情尤其是農村社會現(xiàn)狀的準確把握。在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20年的研究歷程進行回顧時，張厚安教授就對當時的國情作出了客觀的判斷和分析：“我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這種國情決定了農村、農業(yè)和農民問題是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而且，‘三農’問題將伴隨整個現(xiàn)代化的全過程。實際上，我們的改革正是從農村開始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如此關注農村的時代背景。”

　　當我們將視野放回到 1980年代初時，我們亦不難發(fā)現(xiàn)進行農村政治研究的必要。人民公社解體后，原先在強大的國家權力統(tǒng)制下的社會秩序出現(xiàn)了嚴重紊亂：基層政權崩潰，村莊權力被濫用，農村行政的合法性基礎遭受破壞。公社時期由國家掌管和控制一切的狀況發(fā)生了改變，但在當時“社會國家化”的狀況下，社會的基礎性力量極為弱小，這就使中國的政治結構處于一種極度危險的態(tài)勢：“當外部性國家治理鄉(xiāng)村的體制一旦發(fā)生變化，鄉(xiāng)村內部沒有相應的組織來承接和應對大量農村內部公共事務，進行自我整合，由此就會陷于‘治理真空’”，社會將處于嚴重無序狀態(tài)。農村治理機制的缺失促使一部分研究者開始探討新的治理體制，以將農村社會秩序納入組織化和體制化的運作軌道。因此可以說，1980年代初研究者的進入是符合農村的現(xiàn)實需要的。雖然關注該問題的學者較少，且研究處于起始階段，但可以看出，這種研究更多地是在國家缺位的背景下展開的，與后來村民自治研究受政府的特別眷顧相比，它更多地是從學者本身的理性角度出發(fā)作出判斷的。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關注另一個問題，即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村社會對民主的需求是否己經(jīng)到了足以催生村民自治的程度，從而使學者對民主的關注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取向?否則，它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在國家改造農村的大話語面前贏得了主導地位?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村治研究的路徑及其選擇。

　　與公社時期對個人的自由、尊嚴和正義感的忽視和壓制相反，改革開放后，農村普遍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jīng)營權，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人們也在擺脫以往的束縛和壓力下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主動性。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農民獲得了一定實惠，并積累起了一定的資源。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的政治訴求開始增長。正是在此基礎上，村民自治的“核心價值在于為農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制度性平臺”。但有一個疑問是，這種訴求的增長能在多大程度上催生基層民主?

　　對在農村發(fā)展基層民主，學者們所持的觀點各異。支持者將基層民主視為民主之“根”，高舉“為民主尋根”“草根民主”的旗幟，將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新的突破點。當一些研究者通過對村莊選舉的觀察，認識到作為外置性的村民自治與鄉(xiāng)土社會本身的隔膜之后，他們又不得不降低對民主的價值期望，轉而將基層民主看作是一扇“政治學眺望鄉(xiāng)村的窗口”。徐勇教授亦認為，在中國，民主是舶來品，是外部傳遞的一種價值理念，而不是內生的游戲規(guī)則和程序。這無疑是研究者在經(jīng)歷“村民自治在鄉(xiāng)土社會的遭遇”后作出的更冷靜和更現(xiàn)實的思考。

　　另有一些學者對把村民自治看作民主政治的起點持懷疑態(tài)度。如黨國印認為，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可以有“自治”，但不會有“民主自治”，真正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不存在對民主政治的需求；
對民主政治的需求產生于鄉(xiāng)村社會的結構轉型時期；
中國推行鄉(xiāng)村民主自治制度標志著一場新的“鄉(xiāng)村動員”己經(jīng)開始，其政治發(fā)展的后果尚難以預料。中國近年來的“村級民主”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具有國家民主理念的外部精英推動的，當這種現(xiàn)代民主理念被植入傳統(tǒng)色彩濃厚的鄉(xiāng)村社會時，它的遭遇就可想而知。實際上，即使在村民自治實行得比較好的地方，“富人治村”、“能人治村”甚至“惡人治村”都極為常見。一種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目前普遍的村治秩序之所以能夠維持，原因不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文本的到位，而恰恰可能在于它的不到位，因為它的到位將難免會引發(fā)復雜鄉(xiāng)村關系中的矛盾，影響國家目標的達成。隨而言之，這種觀點認為，民主政治系統(tǒng)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某些個體或群體的某種程度的冷漠和回避。這些邊緣人口的存在可能是民主水平低的表現(xiàn)，但在很多情況下恰恰是民主有效發(fā)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這些都是學者站在自身角度，通過理論分析或實證觀察而作出的判斷。但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即站在國家的角度，我們將看到在農村引入民主的重要意義。國內外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權斗爭需要，使中央高層把在農村引入民主看作捍衛(wèi)和提高中國國際形象的資產。于是在民政部等相關部門和領導的推動下，村民自治逐漸獲得了體制地位、社會利益和經(jīng)濟支持。在一定意義上講，國家比鄉(xiāng)村更需要“民主”。但民主理念與鄉(xiāng)土社會的隔膜又不得不使國家對民主的啟動持一種謹慎態(tài)度。這導致經(jīng)過激烈的爭論后于1987年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并經(jīng)過長達11年后才正式頒布實施。這在中國立法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實際上，在國家與學術場域導入民主話語，除了現(xiàn)實的需要外，也是從文革出來的老輩領導者對文革苦難記憶的一種反思，并推動其弘揚人民民主。鄧小平同志曾對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展開深刻批評和剖析。而對此時的學術界來講，政治學經(jīng)過幾十年的中斷后，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民主話語也是最迫切的要求。這樣，民主便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中獲得體制性的生存資源。但是，國家層面上的民主與學術所追求的民主呈現(xiàn)出了現(xiàn)實架構與理論闡述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因而在后來，當學者試圖將包裝好的民主理念“嵌入”到國家民主制度的現(xiàn)實運作中時，這種矛盾就開始暴露出來。并且，時隔越久，矛盾就會暴露得越充分。

　　我們看到，在國家話語的浸染下，村治研究者不自覺地偏離了原來對治理問題的關注，也使得他們在重心下沉的過程中，難以舍棄其素有的高層情結和廟堂情懷。1980年代末以后，村民自治制度經(jīng)歷了短暫的質疑后受到高層領導者的青睞，許多研究者也以自己的研究回應了這種政治架構，如“鄉(xiāng)政村治”由一個理論主張變成了一個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無疑，此時的村民自治研究已無法依循它原初的軌跡繼續(xù)發(fā)展，而是不自覺地轉換并偏離了原來的主題。但這種轉換是那么地自然，以致于我們在回顧這段歷程時，似乎覺察不出什么斷裂的痕跡。事實上，1990年代中期以后，村民自治明顯地負有“民主”的責任。這使村民自治研究獲得了極大的發(fā)展機遇，不僅成為農村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而且使農村政治研究進入“草根民主”研究階段。同時，人們也對村民自治寄予了極大的期望。這種責任與期望已經(jīng)超出了它作為一種理論架構所能承受的限度，使它無法承擔起現(xiàn)實政治的重托。

　　這樣，1980年代就己開始關注農村的一些研究基地就明顯地處于領先地位，如華中地區(qū)的村治研究，雖然這種研究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差距。而這種研究也由張厚安等人開辟的農村政治研究進入到以徐勇為代表的“草根民主”研究階段。從徐勇個人的經(jīng)歷來看，可以看出他是自覺地選擇進入農村政治研究的。1991年，他發(fā)表了《重心下沉：90年代學術新趨向》一文，敏銳地提出，“學術研究思維視野的重心下沉，由80年代關注國家大勢的宏觀層面轉向廣闊實在的社會基層面”，表明他有意識地從關注高層政治轉向關注農村社會。另外，《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xiāng)村比較》一書的出版，表明他己把鄉(xiāng)村政治納入研究領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本書“試圖從社會底層的角度解釋中國為什么國家上層多變而社會停滯的‘歷史之謎’。提出將政治體系一分為二：上層國家和基層社會”。他的研究為政治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從而對農村政治進行精細化解讀，提供了分析路徑和理論視角。但也可以看出，學術重心的下沉只表明研究視域的變化，并不表明研究者情懷的轉變。這主要體現(xiàn)在徐勇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與運作》獲得首屆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獎。本書脫稿之際，正值《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全國范圍的大規(guī)模村委會選舉也正逐步展開。高層領導對村民自治這一制度框架寄予了厚望，正如彭真所言：“八億農民實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真正當家作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歷史上從沒有過。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什么時候有過村民自治?沒有�！闭�因為如此，與其說本書是學術重心下沉的表現(xiàn)，不如說它更反映出高層政治對民主的訴求。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并不在于農村問題本身，而在于表達其對學術重心上升的企求。

　　因此，當國家表現(xiàn)出對民主的政治訴求時，在依循學術自身的理性還是迎合國家的意志這兩種選擇面前，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后者。這種驚人的一致似乎在昭示國家的強勢話語對學術研究的路徑所具有的深刻含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也表明，一旦村治研究者踏上了“民主”這輛快車，他們便在該領域失去了相當多的話語權，因為操縱列車的不是研究者自己，而是高層決策者。當研究者還在激烈爭論鄉(xiāng)土社會是否具有引入民主理念的資源時，國家對它的表述己經(jīng)在不知不覺中降溫了。在研究者那里，“民主”是一種理念或路徑，而在國家那里，它更多的是一種政策話語(工具?)。當“民主”己經(jīng)發(fā)揮了它應有的作用時，它就可能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而國家也不得不尋找另一個新的理念來替代它。這使得國家可以在反反復復的策略與技巧中進行著政策的闡釋和架構，而學術卻不能如此。否則，它就失去了“學術”本身的意義。學術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便應在摒棄外來干擾的基礎上尋求自身的理性與自主性。村治研究也是如此。當民主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而現(xiàn)實也與高層決策者的期望相違背時，他們不得不降低對民主以及對村民自治的期待。于是，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一學術發(fā)生發(fā)展的歷程，從而發(fā)現(xiàn)他們對治理問題的忽視和遮蓋。此后，“治理”便被重新從塵封已久的農村社會中挖掘出來，村治研究才回到了問題本身，學術重心才開始了真正的下沉。

　　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研究者忽視對治理的關注而轉向民主問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的，由此我們也不必追問這種演進的路徑是基于“理論建構的邏輯還是現(xiàn)實產生的邏輯”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民主當作一種可欲之基礎，對于學術來講，只做一種理論上的闡述或倡導，其實際可行性則交由政策實踐去解決。這樣，村民自治是否會成為送民主下鄉(xiāng)、對農民進行民主宣傳和教育、打造中國民主政治的根基，進而成為自下而上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也不是研究者對民主的一廂情愿所能實現(xiàn)的。而且，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治理工具，也許會在較短時期內改變農村社會的治理現(xiàn)狀；
而作為一種民主路徑，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至今也不過二十年的時間，研究者就迫不及待地去考察村民自治的運行效果，則未免顯得太心急了。亦無法否認，在最初的時間里，在價值理念追求和政治任務光環(huán)籠罩下的村民自治研究，都將其理論和現(xiàn)實架構置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宏觀背景當中，并賦予民主過高的價值期望。⑧由于它無法透過農村諸種問題之上的“一層油”，也就無法精細地考察這層油之下的潛流和細微機制，從而也就難以產生更深層次的學術反思和自覺。

　　四、村莊視野的限度

　　我們重新回到“重心下沉中的宏大關懷”一節(jié)提出的最后一個問題，即研究者雖然以村莊為個案進行研究，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村莊本身，而是試圖通過以村莊為基點，以鄉(xiāng)鎮(zhèn)、縣為其延伸的地方敘事來涵蓋國家敘事，通過對村莊的描述來仰望“國家”。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者所素有的情懷外，以單個村莊為研究視野的限度也是促使研究路徑發(fā)生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村莊研究采取底層社會的視角，通過對個案村的精細解讀(無論是橫向的還是縱向的)，試圖了解和把握村莊的總體狀況。顯然，當研究者埋頭于田野工作時，他不得不過一段“村莊人”的生活，從而至少是暫時地擺脫了他原來的身份。但是，當他對收集的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析時，他又不得不從“村莊”中走出，恢復其作為學者的身份。在農村政治研究中，眾多學者采取了“小口進，大口出”的對鄉(xiāng)村社會的解讀方法，即當研究者來到農村時，他不是試圖從總體上了解村莊的全貌，而是選擇村莊生活的一小部分(哪怕是一個極為細小的片斷，甚至不具一般共性的碎片)，并對其進行“深描”。至此，我們仍可把他的研究看作是“村莊”的，雖然我們可以對他調查的精細和可信程度提出各種質疑，但我們卻無法否認他掌握的材料對解讀村莊政治的意義。但是，作者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村莊本身，而是在以村莊為基點的政治結構中不斷提升它的意義，從而衍生出“結論”的“普適性”。于是，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極為棘手的難題：如果作者只是局限于村莊本身作出結論，那么這種結論可能沒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因為中國的各個村莊不同，我們無法把在一個村莊看到的現(xiàn)象套用到另一個村莊中去。但是，如果我們提升村莊研究的“結論”的意義(如在目前的眾多研究中，許多針對村莊研究的結論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升到了“國家”的高度)，那么，它的限度何在?

　　這樣，村莊研究就陷入一個兩難窘境中：要么不作出結論；
要么不管作出什么樣的結論，批評者都會以“個案研究的普適性”為靶子提出質疑。這種質疑被如此頻繁地提到研究者面前，以至于它不再使研究者像初次聽到時那樣恐慌，或者將之置之不理，或者對自己研究結論的范圍進行界定。但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是每個從事村莊研究的學者都必須正視的問題。

　　那么，我們如何“恰如其分”地作出一個合適的結論呢(即使在對“結論”的陷阱有了清晰認識的情況下，我們也無法保證能夠做到這一點，而只是應然意義上的)?是進行“更廣泛的”田野調查，還是進行“更深入的”田野調查呢?以中國的村莊之多、差別之大而言，即使做幾百個、上千個村莊調查，也仍無法斷言由此而作出的結論就適用于其他村莊。那么，是否只有進行“更深入的”調查，我們才能更加接近農村真實呢?有的學者認為，“要體現(xiàn)村莊政治的豐富性，并不在于所研究的村莊類型的豐富性，而是在于提出問題的敏銳性、田野調查的深入性、敘事展開的繁復性與理論分析的復雜性上。無論是作一個個案，還是作多個案比較，都應該在敘事中體現(xiàn)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復雜的關系，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只有這樣，才不會犯用先導的概念來剪裁生活世界的錯誤，才不會把那些偶然的、隨機的甚或‘錯誤的’事件簡單地排斥在敘事之外”。“深入的調查”要在精細捕捉村莊生活的點滴和碎片的基礎上，推演出它們發(fā)生發(fā)展的運作邏輯。有時，看似簡單的“事件”背后蘊涵的可能是極為復雜的關系，但是，我們卻不可把簡單的東西復雜化，并認為這才是深入的調查。實際上，任何事件的發(fā)生(盡管它看上去可能是“偶然的”和“隨機的”)都與村莊的其他事件有所關聯(lián)，因此對它的考察也必須放在村莊社會的整體面貌中。否則，村莊研究越深入，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越片面和極端。

　　進一步講，任何個案研究都只是產生于特定情景和條件中的“地方性知識”。只有將自己完全置于作者為我們所精心編織的各種場景和情節(jié)性的“敘事”中，在對這些故事的理解中，我們才能體悟出作品的真諦，并從中獲得學術的啟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現(xiàn)實卻又是無比復雜的。因此，當人們面對現(xiàn)實時，就不得不承認人類思維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表現(xiàn)在人們的思維“受到己有的邏輯框架、理論預設、意識形態(tài)判斷的影響甚至決定”，從而不能自由地理解現(xiàn)實。即使人們通過對現(xiàn)實的解讀而提煉出了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事實上它可能仍離現(xiàn)實很遠。于是，一種窘境就產生了：無論研究者怎樣努力，總是無限地接近事實卻不能等同于事實本身。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如何企求能夠真實地認識農村社會并尋求具有“普適性”的解釋呢?對村莊的觀察畢竟不能像鏡面觀物那樣堅持事物原像的透明性反映，而是在其中已經(jīng)滲入了研究者個人對經(jīng)驗材料的特殊理解與處理，那么，恢復或完全真實地反映村莊的現(xiàn)實已不可能，這樣，研究者所做的可能只是通過理解性的傳遞和表達(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或多或少偏離了村莊本身)，從而更加貼近經(jīng)驗的母體本身，而少一些粗暴的切割和拼裝。正如韋伯所言，“在人文科學領域，具有普世意義和一般意義的知識，就其本身而言，是從來都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的”。

　　村治研究者顯然早已明確意識到這一點。與其繼續(xù)討論這個己“無意義”的話題，不如采取某種折衷的策略，即“村治研究也就不去追求完全真實的現(xiàn)實，也就并不期望通過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套邏輯體系(或概念體系)來不偏不倚地反映出現(xiàn)實世界，而是希望通過我們村治研究形成的概念體系，做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有色眼鏡具有‘深刻的片面’特征的有色眼鏡�！薄八�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都戴有有色眼鏡，村治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都戴有有色眼鏡，而在于不能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鏡”。這就使得村治研究擺脫了“個案研究的普適性”的糾纏，從而致力于對村莊“片面”的“深刻”解讀。

　　實際上，除了這種對村莊的真實表示“無能為力”的表述之外，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有意識地擴大了他們所關注的視野，即從村莊中走出，擴展到鄉(xiāng)鎮(zhèn)、縣等領域，并確立了以縣為微觀分析單位的研究視野。他們的理由是：其一，正如馬克·布萊切等人所言：“從歷史上看，縣在中國一直是最穩(wěn)定、變動最小的次省級行政單位。進一步說，它是沒有被改變過的最低層次的國家組織，是中國政府的基礎。”因此，縣是“基層最完備的國家體現(xiàn)物”，“是整個制度穩(wěn)定存在的基礎構件”。自近代以來，隨著地方自治概念和制度的引入，縣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并被視為現(xiàn)代政治的基礎。其二，從農村政治學的研究需要看，縣與微觀社區(qū)組織的聯(lián)系緊密，從某種程度上講，縣在整個政治體制中扮演著承啟的角色，“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整個體制的運行和變遷，透過它也可以看到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構建和成長的過程”。而從研究農村的角度看，縣與農村的關系緊密，有利于認識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農村變遷。其三，從學術發(fā)展的需要看，村莊研究的困境也需要研究視野的提升。這顯然是針對“個案的普適性”而作出的反應。他們有意識地擴展村莊研究的范圍，不斷從“村莊”中走出來，其研究主題、視角、關懷都開始發(fā)生變化。這種趨向在1990年代中后期表現(xiàn)為村治研究的整體轉型。

　　事實上，一些以村莊為表述對象的研究，如《岳村政治》，我們從作者的描述中很難弄清楚“村莊”的界限�！坝信�評者針對作者講述《岳村》而岳村在本書中所占較少篇幅為例，發(fā)出疑問：岳村在哪里?在于建嶸的書中，我們看到他所研究的對象—岳村邊界模糊，為了因應研究需求，岳村的范圍、內容都在不斷變化延伸�！睂嶋H上，村莊視野的限度也使得作者不得不把視野多次從對“岳村”的表述中抽離出來，采取在區(qū)級與縣級空間展開論述的方法。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的雄心和抱負“顯然不在實體的岳村上”，作者“以縣級政治空間展開論述的方法選擇，實際上已經(jīng)使得從社會的角度研究鄉(xiāng)村政治的理念發(fā)生了偏移，正在‘回歸國家’，將國家和政治從被以前回避的地方拉出來”。而在《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一書中，作者卻采取了村一鄉(xiāng)一縣的研究路徑，兩者的區(qū)別在于作者所采取的視角不同，一種是自上而下的視角，一種是自下而上的視角。這兩種視角深刻地影響著對農村社會本身的認識。但兩書卻有一個共同點，即雖然都以村莊為表述對象，但卻都以對更廣闊空間的解讀和對更深層次的關注為其研究目的。在這種解讀和關注中，村治研究也不露痕跡地發(fā)生了轉向，即他們己經(jīng)不再局限于對“村莊”的研究，而是走向了“鄉(xiāng)村”，他們也不再寄望于對民主的追求，而是轉向了對“治理”問題的關注。村治研究也由此從村民自治研究進展到鄉(xiāng)村治理研究階段。

　　第三章 村治研究的轉向：走向“學術主位”的鄉(xiāng)村治理研究

　　研究者從“村莊”走出的同時，其素有的情懷和研究主題都發(fā)生了變化。他們越來越放棄高層情懷，而著眼于問題本身，從而由1980年代國家話語主導下的“民主”問題轉向深入探討農村社會本身。雖然國家仍然對學者們的偏好和選擇發(fā)揮著重大影響，但他們己經(jīng)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定位，并試圖在盡可能遵循“價值中立”的原則下，對農村社會進行細致觀察。正如村治研究者自身所言，“我們試圖以鄉(xiāng)村治理為平臺和主線，通過閱讀和理解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的治理變化及特質，研究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農村實施的過程、機制和結果來理解農村，由此為中國農村及中國整體的現(xiàn)代化提出我們的理論說明和實踐方案。”從村治研究者的自身定位可以看出，他們己不再將“村治”界定為“村民自治”，而是“鄉(xiāng)村治理”通過對農村社會的觀察和理解去認識真實，正是村治研究者的追求。雖然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進行分析和思考，并為之提出相關的理論闡釋和政策建議，但他們越來越從政策性研究取向的限度中擺脫出來，而轉歸學術研究的學理性。

　　自然，這種轉向是建立在以往對現(xiàn)實的關注和對實證研究方法的倚重的基礎上的。因而，這種轉向更有學術傳承的意義。但是，村治研究者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在面對1990年代以來村民自治和鄉(xiāng)村治理等新的研究視域，以及在關注重大政治問題與研究的學理性追求方面，呈現(xiàn)出一定的張力。由此，鄉(xiāng)村治理研究在對以往研究作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同時，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研究旨趣。本文所關注的，是兩種既相互融動又呈現(xiàn)差異的研究取向：一部分研究者將研究視野深入到農村社會的最底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探討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的性質、民主的社會基礎、農村政策基礎等，即采取“底層社會”的視角，從農村內部來研究農村社會；
另一些研究者仍將其重心放在農村社會，但其研究視角卻是自外而內，即探討自近代以來，國家是如何進入到鄉(xiāng)村社會的，在其表述上，以各種“下鄉(xiāng)”為標志，如“政黨下鄉(xiāng)”、“行政下鄉(xiāng)”、“民主下鄉(xiāng)”、“財政下鄉(xiāng)”等等。

　　一、研究重心的真正下沉：“底層社會”的視角

　　研究重心的真正下沉及研究論域的重構發(fā)生在1990年代中后期。此時，村治研究者通過對農村社會的觀察及對村民自治在農村社會運作的演繹和闡釋，己經(jīng)初步形成了某種共識，從而積累了一定的理論資源。張厚安教授對其所在學術團隊的研究進行歸納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理論務農”的主張。在政學兩界高度互動的情勢下，研究者也試圖將他們的理論和研究返歸實踐，由此開始了持續(xù)兩年之久(1996一1998年)的“黃梅實驗”。這次實驗的目的，是力圖將其關于村民自治的理論和知識運用于實際，以實踐張厚安教授的“理論務農”和“理論支農”的主張。這個實驗，更突出地表現(xiàn)出村治研究者的民主情懷，表明村民自治的著眼點不在于認識中國農村社會，而是回歸了對高層政治的關懷�；蛘哒f，雖然1980年代政治學研究的重心不自覺地轉向了底層農村社會，但是，當村民自治的國家話語色彩日益濃厚時，研究者在該領域的論述就不得不依附于國家的高層話語。村民自治受到高層政治的青睞，使得村治研究者憑借其對村民自治的把握而在眾多的研究領域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從而使政學兩界又呈現(xiàn)出高度互動的狀況，這種狀況與1980年代政學兩界的關系如出一轍。

　　客觀來講，這次實驗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遠未達到它的預期目標。在今天看來，它存在一些不切實際之處。它最大的成功或許不在于它驗證了某種理論或主張，而是給予每位經(jīng)歷過這場實驗的人以深刻的啟發(fā)，促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認識農村社會的真實。一部分研究者通過這場實驗，認識到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外生性制度與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隔膜以及研究者對農村知識的欠缺。他們正是因此意識的萌生而開始有意識地擺脫了那種泛意識形態(tài)的農村政治研究，從而在以往不自覺的學術重心下沉中，開始自覺地告別國家大話語下的農村政治學，而致力于從鄉(xiāng)村內部來觀察和理解鄉(xiāng)村，讓農民自己說話，從對鄉(xiāng)村的閱讀和理解中來提煉學理性知識。在這種學術重心的最終下沉中，研究者逐步轉向了對村莊政治的理解和闡釋。

　　這是村治研究者作為一個群體進行整體性反思和轉移的開始。而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及隨后展開的全國大規(guī)模村委會選舉，則為他們實際進入農村基層進行實地選舉觀察和體驗農村政治的運作，從而檢驗他們的理論或主張，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和更多的機會。眾多的村治研究者參與了這次村委會選舉的觀察，通過在不同的地區(qū)選定不同的村莊進行駐村觀察，并對一些村莊進行多次回訪，他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了村民自治在農村社會的運行機理及其遭遇。

　　在對選舉進行深入觀察的過程中，他們認識到了選舉與村莊之間的差異和隔膜。“選舉之于村莊和村莊之于選舉就相當于兩個獨立之物的相互碰撞和遭遇。一方面，選舉之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農村無異于一枚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它所激起的波瀾勢必攪動原有的村莊日常政治邏輯，從而依選舉事件的展開而激活和扯帶出日常鄉(xiāng)村生活中長期層累的種種關系和矛盾網(wǎng)絡，讓人們有幸清晰地觀察到在平淡無奇的鄉(xiāng)村生活中所難以集中展現(xiàn)出來的戲劇性鄉(xiāng)村政治場景，并依此路徑去進一步探討村莊政治的隱秘機制以及其背后呈現(xiàn)出來的流動的社會關系。而另一方面，選舉制度之進入村莊場域也同樣面臨著另外一種情景的遭遇，它使觀察者不僅有機會體驗新制度進入所必然要發(fā)生的理論與經(jīng)驗的互融問題，而且也能體驗同一制度在不同鄉(xiāng)村場域中的各種演繹歷程，以及由此所再生產的既不同于原有鄉(xiāng)村政治游戲規(guī)則也不同于選舉規(guī)程的新鄉(xiāng)村政治機制�！�

　　這種反思是基于選舉觀察而得出的結論性認識，這種認識對他們研究視野的轉移和研究論域的重構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正是這種雙向遭遇使他們認識到，“村民自治的理念和結構作為一種建構之物在體現(xiàn)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之時卻可能無法容納村莊內生發(fā)展的復雜需求，從而在衍生出連接宏觀政治的需求機制時卻可能對微觀的村莊發(fā)展形成兩張皮�！币虼�，經(jīng)歷選舉觀察的研究者，難免不去思考這種困境產生的可能原因，并尋找其解決的路徑，即在對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的祛民主化想像中進入到對鄉(xiāng)村社會本身的理解當中，尋找村民自治在村莊社會內部發(fā)生發(fā)展的根據(jù)；
或者更深入地探討村委會選舉在村莊運作的機理和遵循的邏輯，即它以什么樣的方式展開，為何以這樣的方式而不以其他方式展開。由此，村委會選舉成為村治研究者對農村進行深度觀察，并由此進入一個更為寬廣的研究領域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2001年在湖北荊門召開的“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性質學術研討會”是他們將其認識付諸實踐的一次嘗試。他們主張由對農村政治性焦點事件的關注轉向對儀式化的鄉(xiāng)村日常生活情態(tài)的理解，從而“閱讀和理解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在此前后，他們開始將村民自治簡稱“村治”，從而賦予其以“鄉(xiāng)村治理”的新意。這種指稱的變化己意味著研究視域調整的自覺，不僅表明他們在視野拓展的同時延續(xù)其對“村治”理念進行再解讀的想法，而且表明他們在堅持民主視角的同時開始引入治理的視角。他們通過對全國不同地域的村莊進行深入調研，理解當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狀況及其區(qū)域性差異，從而理解村民自治進入不同農村社會的過程、機制及其結果。其后，諸如農民負擔、農村組織、鄉(xiāng)村財政、稅費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都被納入研究視野。

　　在這種轉向中，一些學者試圖對村莊社會變遷進行深度理解，如于建嶸的《岳村政治》和吳毅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就是這類代表作。他們利用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手法，分別描述了岳村和雙村在20世紀一百年中的村莊政治變遷，成為“20世紀末研究村莊政治的雙子星座”。但這兩部書的更深層意義也許并不在于它們在足夠長的歷史場域中勾勒出村莊政治的變化圖像，而在于它們己體現(xiàn)出從村莊內部對社會變遷進行解讀的努力。在以“底層社會”為視角的研究取向中，多數(shù)研究者遵循的是吉爾茨所倡導的“深描”的人類學取向，其研究旨趣在于闡釋影響與支配中國鄉(xiāng)村政治及其社會運行深層機制的“地方性知識”，重新發(fā)現(xiàn)和認識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經(jīng)驗，并力圖以這種經(jīng)驗來豐富和重構中國基層政治的圖像，最終為學理性操作提供較為可靠的經(jīng)驗平臺。這種研究所采取的立場，是以內部視角來取代外部視角，主張理解和“深描”優(yōu)先于政策性思考。他們開始理解作為民主路徑的村民自治與作為治理工具的村民自治的差異，并強調“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農民”、“從鄉(xiāng)村研究鄉(xiāng)村”。

　　這種視角的置換和轉移，是重心下沉中的政治學自覺地尋求作為學術進路上的理念與現(xiàn)實中鄉(xiāng)土社會的內生邏輯相契合的結果。這樣，無論研究者的現(xiàn)實關懷，還是學術進路，都已深入到農村內部去尋求并發(fā)現(xiàn)其內含的隱秘機制，從而更加接近社會事實本身。然而，這種對于村莊事件與過程的過于細碎化的解讀，是否能在整體上給人一種完整的圖像，從而展現(xiàn)其原本的村莊政治邏輯，則可能是研究者在當時無暇顧及的問題。因而，所有村莊片斷的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村莊本身。這樣，當研究者致力于對村莊內部機制進行深入挖掘的同時，也需要從“村莊”中走出來，去觀察和透視置身于更大場景中的外生變量，從而還村莊一個更加真實的整體。

　　二、村治研究的學理性拓展：立基于“底層社會”的視角提升

　　隨著村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來越認識到經(jīng)驗研究的方法論限度�！皬恼�體上看，農村研究的學理水平還相當?shù)�，與其顯赫的學術地位極不相稱”，因此主張“回到原點，關注變遷”，即回歸“事實原點”和“學理原點”。在此之前，村治研究主要是政策取向的研究，因缺少學理性而陷入低水平重復的陷阱中。村治研究者顯然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尋求轉變。全志輝認為，學理性研究的起步是以《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村民自治研究”專欄的三篇文章為標志。這些作品并非只是為理論而理論，而是建立在對個案的深入觀察和感悟基礎上的，并試圖對村民自治作出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解釋。雖然這項研究剛剛起步，其結論具有論斷性，且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但是，他們卻關注著一個共同的話題，即民主是如何進入鄉(xiāng)村社會的(“民主下鄉(xiāng)”)，并在后來成為徐勇教授所極力倡導的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時，民主雖然仍為學者所關注，但它己從以往宏大政治層面的論證回落到現(xiàn)實的社會層面，即著眼于鄉(xiāng)村社會本身。在此之前，他們對農村問題的關注，仍然懷有某種宏大抱負，在努力從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宏大論證中“發(fā)掘”出農村底層社會的同時，仍具有某種高層追求和政治理想寄托。他們對在農村社會引入民主理念并轉化為一種治理機制懷有良好的期待，并在“為民主尋根”的口號下，探討和爭論鄉(xiāng)村社會是否具有民主制度的生成資源問題。但從以上三篇文章中我們看到，他們開始更加理性地思考鄉(xiāng)村社會在村治過程中所展現(xiàn)的運作邏輯。作為一個具有學術傳承傳統(tǒng)的群體，他們憑借其強大的實力在足夠大的空間內整合其學術資源，使他們繼續(xù)在國內相關研究中處于領跑地位。在他們達成的“共識”中，他們的研究領域也有了拓展，“村治即鄉(xiāng)村治理”，可見他們己在更廣闊的領域內尋求更多的生存資源和學術話語權。盡管他們開始把研究重心轉向學理性研究，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宗旨以及長期的學術積淀，仍然可以使他們在學理性追求的同時獲得足夠大的社會影響力。

　　在這種對“底層社會”關注的同時，村治研究者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也慢慢抬升。他們感覺到，過于注重對村莊經(jīng)驗性材料的描述，可能會造成經(jīng)驗性材料的切割和拼裝，而且會面臨村莊研究的“普適性”的質疑。而在村莊調查的實踐中，也確實存在一種狀況，即過于注重村莊描述的繁瑣碎片，缺少對這些材料的整體性概括和理論提升。這種狀況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學術的積累、傳承和對話，其研究成果也難免不被指責為“走馬觀花又一村，一村一個新理論”。而且，農村研究的“顯學”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農村問題成為“熱點”而造成，還遠未成為具有深厚學理性支撐的“顯學”。但憑借近幾年對村莊的感悟和認識，他們已有足夠的實力進行學理上的提升。這使他們開始關注無意中被忽略了的“國家”。這種視角的轉換是針對當前中國農村研究方法論問題的認識而作出的。這種經(jīng)驗性研究存在諸多局限，如只見“社會”，不見“國家”；
只見“樹葉”，不見“森林”；
只見“描述”，不見“解釋”；
只見“傳統(tǒng)”，不見“走向”。另一方面，作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講，社會不是自發(fā)產生的，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國家建構出來的。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治理與轉型及公民社會的生長和發(fā)育起了很大的型塑作用。因此，在研究農村社會時，對“國家”的關注始終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回歸國家”。但這種國家形態(tài)只能是“現(xiàn)代國家”，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儒學復興”。而且，這種國家的回歸是一種分析路徑的回歸，而不是回歸傳統(tǒng)的政治實踐。由此，這種“國家”的回歸亦不是由“社會中心論”轉向“國家中心論”。這里的“國家”是一種路徑或視角，抑或是一種實體的置換。對村治研究來講，國家的視角與村莊的視角是對等而不可缺少的。當我們從村莊內部對農村社會進行觀察和透視后，再轉而引入“國家”的視角，這樣，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村莊政治圖像。因而，視角的轉換最終導致的是研究實體的置換。

　　學術與政治往往是學者最難以處理的問題。在國家話語的影響下，研究者往往在學術過程中不自覺地導致了角色錯位，即無法厘清學者眼中的“國家”與決策者眼中的“國家”的區(qū)別，也無法區(qū)分學者與行動者之間的身份。“回歸國家”不在于回歸高層政治關懷，相反，是為了實現(xiàn)政治學研究重心的真正下沉，從而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農村社會。村莊內部視角的局限使研究者在對村莊進行精細化解讀和深度描述時，又必須從更寬廣的層面上來反觀和透視鄉(xiāng)村。

　　所有這些認識都在實踐中得到了反映�！稏|南學術》2006年第4期的四篇文章已初步顯示了這種努力。在這些文章中，闡明了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內涵，如民族一國家與民主一國家的非均衡性(徐勇，2006)，民族一國家、民主一國家與民生一國家的三維視角(葉本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6)，或者采集某個“現(xiàn)實樣本”，從中抽象出現(xiàn)代國家構建的基本構件(賀東航，2006)，等等。所有這些，奠定了國家視角的基本分析框架，這樣就可以使他們在探討具體問題時有個確切的把握。圍繞著這些，他們開始探討政黨、行政、民主、財政等是如何下沉到鄉(xiāng)村社會的。這顯然是針對現(xiàn)實而作出的集體反思并由此帶來學術的相應轉移，具有明顯的自覺意識。

　　三、共識與張力：學術理性的追尋

　　無論是從鄉(xiāng)村研究鄉(xiāng)村，還是在繼續(xù)關注農村的同時轉換分析視角，都是基于一個基本事實：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有8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這是研究者繼續(xù)從事村治研究的原點。2002年，“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公開發(fā)表后，研究者期望，所有的社會科學(至少是村治研究)都應“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鏡”，從而在與西方社會科學的“有色眼鏡”進行競爭時有意識地進行屏蔽，在彰顯出學術體系的本土化的同時，能夠更容易地“看清村治的本來面目”，從而“真正理解中國農村現(xiàn)實”。但在這一“共識”中，他們又承認，“這副有色眼鏡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在于它看到的現(xiàn)實更為清晰，而在于它可以看到當前越來越具有優(yōu)勢地位的來自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有色眼鏡所看不到的一些東西，并可以在此基礎上與其競爭�！睆倪@一近乎矛盾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我們在追求本土化的學術體系，從而在拋棄(并非盡拋)西方社會科學的“有色眼鏡”時，可能會看到其他“有色眼鏡”所看不到的一些東西，從而更加真實地認識農村社會的本來面目。但實際上，我們如何并鑄造一副怎樣的更適合我們的“有色眼鏡”，卻是一個極為棘手的難題。不得不承認，在村治研究過程中，我們從某種路徑、視角深入到對村莊的表述中時，我們可能不會同時兼顧其他路徑和視角，從而無意中屏蔽了從其他層面認識農村社會的機會。因為，當我們走上一條道路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同時走另一條道路，一個人最多也只能同時走一條路。在研究實踐中，當我們從某個視角深入進去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同時對其他視角關注太多。這樣，當我們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鏡”(事實上這不可能做到)時，我們會不會在對“片面”的表述中走向極端，從而不僅不可能認識農村社會的真實，反而造成了對現(xiàn)實的誤讀?在研究中，過于多樣化的路徑在展現(xiàn)農村豐富的政治、社會生態(tài)時，也可能浪費我們有限的學術資源。但是，學術如果有意識地屏蔽多樣化的路徑和視角，片面地尋求某種程度的一致，那么，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同質化和模式化的村莊，不僅不能對社會現(xiàn)實進行真實解讀，反而還有可能阻滯學術本身。因而在村治研究中，我們不僅不能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鏡”，而且還要戴上“多副有色眼鏡”。這自然是針對整個學術界的眾多學術群體(而這個群體中又包含不同的個人)而言的。就單個的研究者而言，他可能只可以戴上一副“有色眼鏡”，從而致力于某一層面的村莊研究，而其他研究者可以戴上不同的“有色眼鏡”，致力于其他層面的村莊研究。這樣，雖然憑一個人或一個學術團隊之力難以認識農村“完全真實的現(xiàn)實”，但當多個群體多層面進入村莊時，我們就可能認識到“近乎完全真實的現(xiàn)實”。正因為如此，每個學術團隊的研究可能都是“片面”的，他們可能試圖在同一領域爭奪學術話語權。但我們卻不可以拒斥其他路徑或標準。一旦拒斥其他，就等于拒斥學術本身。

　　公開宣言發(fā)表后，這些研究者并未沿著所指出的路徑步步推進，而是在研究視域、方法和取向上形成多樣化。因此，宣言的發(fā)表并未起到整合內部學術資源的作用，反而促進了內部張力的公開化，如高層政治關懷與底層社會研究之間的張力，政策研究與學理研究之間的張力，學科本位和問題本位之間的張力，甚至經(jīng)驗研究內部到底是要注重個案研究的深度還是廣度等這些細小的張力都顯現(xiàn)出來。而實際上，這些張力往往為人們所忽視，從而導致人們對這一群體的研究狀況存在誤判。

　　當學術有了越來越多的意識自覺，研究者就會逐漸拋棄原先的價值偏向和高層關懷，從而回落到廣闊而真切的農村社會現(xiàn)實層面。因此，在研究重心下沉過程中，他們逐漸擺脫了對高層政治的訴求，而立足于對底層社會的觀察和思考。自然，村治研究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領域，國家也會憑借其強大的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剝奪和抽離研究者的學術話語權。因此，徐勇、項繼權等人提出“回到原點，關注變遷”的理論主張，強調我們的研究應回歸學理研究。這些努力表明，研究者已意識到學術與國家話語保持一定距離的必要性。同時，追求學理研究必然是一個長期的和漸進的過程。因為，“理論務農”的主張使村治研究仍保留一定程度的政策研究色彩，而追求學理性是村治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因而，我們的問題也許不是要在政策研究與學理研究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如何恰當處理兩者的關系和擺正兩者的位置。因為，政策研究畢竟已經(jīng)使村治研究獲得了相當多的學術資源和影響力。只要研究者頭腦中留有某種意識自覺，政策研究與學理研究之間的張力就難以成為村治研究的障礙，相反可能成為一種推動力。

　　有學者認為，“作為一種著意開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從開始來看，也并非始于一種學科主流的有意而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由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機緣所促成的一個‘意外’的結果，這種‘意外’反映了一種學科的集體被動與困境�！边@使得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不是政治學學科秉性的自然體現(xiàn)，而是出于一種歷史無奈。這導致1990年代的村民自治研究成為多學科介入的公共話題，而且，它相當程度上不是一種政治學研究，而是一種高舉民主與理性的“政治”研究。這種狀況容易使農村研究屏蔽它本來所要關注的問題。在村治研究過程中，由于學科水平的低下，因而不得不從其他學科和國外學術界借用一些概念、理論和分析范式。這使村治研究陷入一種兩難困境：如果不借用這些概念、理論和分析范式，那么它就難以對經(jīng)驗性材料進行有效提升，從而陷入“樸素經(jīng)驗主義”的困境；
如果借用了，又容易使村治研究陷入“多重話語權”的爭執(zhí)當中，難以提升其學術品位。對于這種困境而言，其關鍵是在對農村問題保持關注的前提下，如何擺正學科所處的位置。在當前“回歸國家”的學術熱點中，從其邏輯演繹來看，其立足點仍是底層社會，其目的仍是為了認識農村，關鍵是如何認識農村。

　　當村治研究者就相關問題形成“共識”的同時，其內部及學科之間的張力就一直存在�！疤镆暗撵`感”其關注點在于獲得農村真實可靠的材料，在“田野”中形成問題意識。而“野性的思維”則要求利用“積累的調查資源和己有的知識存量，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假設”。這種觀點不是要在“鄉(xiāng)村研究究竟是需要‘野性的思維’，還是‘社會學的想像力’”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要“打破陳規(guī)，打破約束，真正在來自田野靈感的推動下，大膽假設，認真求證，由此來嘗試理解和解釋當前村治中的種種現(xiàn)象，為村治研究提供概念工具和方法視角，從而為村治實踐提供豐富多樣的富于生命力的學術平臺”。學術“規(guī)范”一方面使得研究者依循一定的路徑和標準，從而在建構共同的學術話題時具有一定的指歸；
但另一方面，這種“規(guī)范”也意味著在做研究尤其是在做田野調查時，人們的思維和靈感往往會受既有的框架、范式的束縛，難以在“田野”中形成問題意識并獲得學術靈感，從而陷入一種“偽實證”的陷阱當中。因此，村治研究不是不要“規(guī)范”，而是要打破“規(guī)范性的”條條框框，突破西方社會科學己經(jīng)形成的帶有霸權色彩的學術教條的限制。

　　從田野工作本身來講，它能否發(fā)現(xiàn)農村“裸露的”或“隱藏的”事實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人類學學者眼里，“田野”意味著遠離“都市”，深入“荒野”。從文化的意義上來理解，“田野”意味著遠離研究者所生活的都市而深入到陌生的“異域”尋求對他者的文化理解，以“他者的目光”看待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同類事物，從而體驗一種他者文化的差異并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樣，在研究的起始階段，就已造成了家鄉(xiāng)與田野二者之間的時空分離。因而，這種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田野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信息交流與理解的困難。當研究者進入特定的“場域”面對被研究者時，雙方就己經(jīng)在各自建構的想像體系中被賦予了一定的位置，而這一切都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經(jīng)歷與社會文化所強加的身份和傳統(tǒng)，因而言述絕對意義上的科學又是不可能的。這種限度本身就使得研究者無法獲得完全真實的村莊材料。

　　在此基礎上，村治研究者開始承認現(xiàn)實的復雜性和思維的脆弱性。這使他們不再追求“完全真實的現(xiàn)實”，“而是希望通過我們村治研究形成的概念體系，做成一個不同于其它有色眼鏡的具有‘深刻的片面’特征的有色眼鏡”。這種論斷是在對“西方話語霸權”保持高度警惕的情況下作出的。我們且將“話語權”的爭論擱置一邊不管，那么，我們在不讓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預設壟斷了對中國現(xiàn)實的解釋的同時，是否會忘記了我們對村治研究的目的是認識雖然不全是但至少是大部分的農村真實呢(或者一些研究者所主張的，“80%農村的80%現(xiàn)象”)?我們無法否認，一旦我們選定一個村莊的“片面”深入進去，我們就可能做出一個既“深刻”又“片面”的結論。我們進入得越深，就越容易將研究拘囿于某個村莊片斷，從而拋棄了對與這一片斷互相關聯(lián)的其他因素和變數(shù)的解讀。這樣，我們在認識這一村莊片斷的真實的同時，又扭曲了作為整體的村莊的真實。那么，是什么導致了初衷與事實的背離呢?顯然是分析視角或路徑的問題。徐勇教授顯然已經(jīng)意識到，當我們扎入到村莊的同時，我們又必須從村莊中走出來。否則，就無需“回歸國家”了。

　　四、“不識廬山真面目”?—內外視角的差異

　　按照曹錦清的解釋，“外”即“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范疇”，“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xiàn)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與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tǒng)”，“由外向內看”就是“通過‘譯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過程”。作者認為應該“有一個‘從外向內看’到‘從內向外看’的認識轉移”。曹錦清先生內-外關系的論證是置于比較宏大的視野基礎上的，這種方法論認識可能有助于我們在對西方的經(jīng)驗、概念和范式的借用中保持一定的警覺。但筆者認為，除了這種宏觀的理解外，還有一種較為微觀的內一外關系：“內”即從村莊內部來考察一個村莊的生長、運作和變化邏輯，而“外”則是指與村莊相對應的國家，即展現(xiàn)國家的權力如何在村莊場域中進行演繹和運作。這種微觀的內一外關系，也許可以使我們更全面和深入地認識農村社會的真實面貌。筆者以為，在農村研究中，應“立足于內，著眼于外”，即在對村莊進行觀察時，主要以內部的視角獲取經(jīng)驗性材料，這包括利用人類學的方法對村莊進行深描，而在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時，則又應看到國家的存在。

　　無論是“底層社會”的視角，還是“回歸國家”的視角，其目的仍然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認識農村社會的真實。通過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tài)進行細化剖析和重新組合，從而深入地挖掘出村莊內部所隱含的一般性規(guī)律和運作邏輯，成為學者從事更深入研究的基礎(一些學者還主張進行跨區(qū)域的比較研究)。如一些學者從2003年起，逐步分區(qū)域、分專題展開調研，研究專題涉及鄉(xiāng)村水利、農村調解、農村醫(yī)療、農村老年人保障、鄉(xiāng)鎮(zhèn)體制等諸多領域，試圖以此來理解“80%農村的80%現(xiàn)象”。但是，即使在對現(xiàn)實的復雜性和思維的脆弱性有了較為清晰認識的前提下，這一目標無疑也是一種難以實現(xiàn)的抱負。而徐勇等人則開始了“全國百村十年調查”。這項大規(guī)模的調查在現(xiàn)實樣本的選擇上考慮到了地域上的廣泛性，并在期限的安排上能在足夠長的時間場域中考察村莊的運作及其效果。這樣，在這些村莊中，我們看到的也許就不僅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靜態(tài)化和儀式化的運作情態(tài)等內部表象，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與這些運作情態(tài)相關聯(lián)的其他變數(shù)以及外部原因，從而在展現(xiàn)村莊為何以這樣的方式而不以其他方式運作的同時，窺視外部力量對村莊的滲入及其影響，如國家權力在村莊的運作，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以農村為主位的。既然內外視角的立足點都是對農村現(xiàn)實的考察，那么，其主要差異就不在于要不要“國家”，而在于如何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接近農村社會的本來面目。因而，對“國家”的關注顯然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這種內外視角的切換是對現(xiàn)實與理論上的困境的反思。在對村莊政治進行演繹的過程中，研究者難以拋棄其原有的偏見與理論預設，這樣，田野調查也就成了驗證某種先在之理的裝飾品，“實證”淪為“證實”。在研究者進入村莊之前，村莊可能是客觀存在的原初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當村莊社會內部的完整結構被切割后，無疑是將一塊完整的布料撕碎了給別人看。這樣，作者所描述的村莊，己經(jīng)不是現(xiàn)實中存在的真實的村莊了，而成為經(jīng)過切割、拼裝而人為建構出來的村莊。這種村莊早己偏離了原先的生活邏輯，而遵循著學者依據(jù)某種先在之理建構出來的“邏輯”。于是，村莊作為一個整體的面貌就被掩蓋以致越來越模糊。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學術化的語言難以與村民的日常生活語言相互契合，因而，在村民眼里一切純屬自然和雜亂無章的東西，經(jīng)過學者思維的過濾，便成了有規(guī)律的依循某種“邏輯”的既定之物。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對村莊真實的刻意追求為何導致了這種偏離或誤讀呢?僅僅是因為現(xiàn)實的復雜性和思維的脆弱性嗎?這種解說顯然難以獲得足夠的學理支撐。為什么我們不能認識“廬山真面目”呢?“只緣身在此山中”。

　　如前所述，一直以來，眾多學者都把“國家”看作凌駕于村莊之上的政治實體。因此，當提到國家與村莊的關系時，一直將之歸于“上下”的視角。即使轉換視角，把“國家”看作一種分析路徑時，也難以擺脫慣性思維的巢臼。當我們立足于“底層社會”，去體察被研究對象內部活的歷史、活的事件和活的生活時，我們可能滿足于對“情景化了”的村莊進行一般性的描述中，無形中忽略了“小社區(qū)”的“小歷史”是如何與“大社區(qū)”(國家)的宏觀歷史變遷相融會貫通的。這樣，當“國家”作為一種分析視角時，它就己成為一種觀察和看待問題的方式，或者是一種分析路徑。因此，“國家”應成為相對于“村莊”的外部視角。我們一直以來在這方面存在誤判，也許是我們的習慣性思維使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觀察村莊時沒有將“國家”與“村莊”置于平等的地位。實際上，這種誤判已經(jīng)影響了我們對農村社會真實的認識。在主張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農民、從鄉(xiāng)村研究鄉(xiāng)村的取向下，我們不妨把“國家”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觸摸的神秘東西。否則，“社會實在縱然如神抵般矗立山頂”，我們可能也真的“視而不見”了�！皣�家”是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是由一個個差別迥異的真實的村莊構成的。在農民的眼中，“國家”的涵義是廣泛的，它不僅包括遠離村民日常生活的中央政府，而且包括其具體的微觀形態(tài)。如一個鄉(xiāng)鎮(zhèn)政府，由于它在某種程度上執(zhí)行著國家意志，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縮小了的存在。那么，進行村治研究時，我們在對村莊政治進行演繹的同時，就難免不從更寬廣意義上的“國家”視角來窺視村莊的全貌。如同一個人進入了一片森林，他可以對其中的每一株樹木，甚至每一片樹葉上的紋理脈絡進行仔細端詳。這種深層次的細化和剝離可能使我們認識到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東西，但也存在將完整的東西切割而后又拼裝起來的危險，從而導致對村莊的機械性和片面化的解讀。因此，當我們把“國家”從近幾年被忽視的學術理路中拉出來時，它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整體”的涵義，即我們在對“國家”的關注中，把一些碎片化的研究在與村莊本來面目相對照的基礎上重新組合，從而還原人們一個完整的村莊實體。

　　當我們致力于說明“樹木何以成為樹木，而水滴又何以成為水滴”時，我們可能不得不以歷時的、過程的視角審視我們所描述的事物所置身的“情景”，而這些“情景”又置身于特定的時空場域。這樣，時間上的延續(xù)和空間上的擴展，使我們很難將目光限定于一個狹隘的觀察視界中，而不得不在縱深擴展和橫向平移的大背景下記述村莊的政治。

　　既然如此，那么，“回歸國家”的學術取向不僅不是對高層政治的回歸，反而是為了學術重心的真正下沉。實際上，徐勇等人的研究仍然是立基于農村的。因而，在對村莊進行觀察和演繹時，必須同時引入內外的視角(微觀意義上的)，否則，我們雖然“身在此山中”，但實際上卻己經(jīng)“不識廬山真面目”了。

　　五、理論與經(jīng)驗之間

　　中國政治學發(fā)展所遇到的最大困擾，在相當程度上也許不是經(jīng)驗性材料的匱乏，而是新的理念、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的欠缺。無法否認，我們可以在對“田野”的關注中尋找創(chuàng)新的靈感。但在理論與經(jīng)驗之間，無論我們偏向哪一端，都不是學術本身所欲求的。研究者到鄉(xiāng)鎮(zhèn)、縣的資料室、圖書館進行材料的摘抄、拍攝、縮印，雖然也可稱得上是進行了“田野調查”(事實上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進入村莊簡陋的房屋，在與村民的交談中捕捉有價值的信息，從而真正把握和體認現(xiàn)實的村莊生活形態(tài)，那么，我們就很難說我們己進入了“現(xiàn)場”。事實上，在資料室和圖書館的材料收集工作，是最簡單和初始的，它并不代表田野調查本身。這樣，在“田野調查”的標榜下，我們實際上已墜入“封閉書齋”的陷阱中。

　　人的第一感覺告訴我們，理論的生命要比材料的生命更加長久。然而，以往留下的村莊材料為今天研究者所提供的便利，足以證明經(jīng)驗性材料的珍貴。但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目前眾多學者所做的研究中，數(shù)十年后，仍為后代學者所使用的可能只是材料，而相應的理論可能早己過時而被拋棄。這似乎與我們的理解相矛盾。我們不得不對此進行冷靜思考，即我們所做的是何種理論，竟至不能彌久?目前，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是由國家主導的，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帶有強制性的。因此，政治、經(jīng)濟、社會等領域發(fā)生的每一點變化，都無不帶有鮮明的國家印跡。而學術本身的偏好，也難以不在國家的影響下進行選擇和取舍。國家進行統(tǒng)治和治理的方式和策略是靈活多變的，因而目前學術界所關注的主題也是“靈活多變”的。而作為完整意義上的學術，應遵循自身的理性而獲得發(fā)展，而不能被國家的意志和政策所左右。真正的學術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除非是“偽學術”。因此在目前，盡管學術難以擺脫國家的影響，但亦應有意識地尋求自我定位，厘清學術與國家的界限。這樣，在價值中立和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描述中，我們的理論才會有彌久的生命力。

　　有句話說，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實踐之樹”之所以“常青”在于，在同一個理論模式下，我們可以搜集到成千上萬的經(jīng)驗性材料，從而在一個學者有限的生命歷程中，足以打發(fā)寂寞的學術時光�！袄碚摗敝�所以是“灰色”的，在于一個學者窮盡其才智和生命，也難以在其所在的領域有所斬獲。因而，在目前充滿功利性和躁動性的學術環(huán)境中，低水平的重復研究幾乎充滿了我們的閱讀視界。這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整體水平很低”的主要瓶頸。然而，無論我們的學者所做的只是對西方理論的解讀性的闡釋，還是我們的知識體系中雄處存在夾生和斷層，畢竟不能成為我們不去追求類似于西方式的理論研究的恰當?shù)睦碛伞Ｎ覀冃枰�一種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關懷。學理研究的追求己初步顯示出這種努力。

　　事實上，在理論和經(jīng)驗之間進行平衡和取舍不一定立見成效(真正的學術也不可能做到如此)。西方的學術積累，是在長期艱苦的求證中獲得的。他們發(fā)表一篇文章或出版一部著作，可能己坐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冷板凳。這種獨有的學術風格可能正是我們所缺乏的。因此，當我們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學術本身都要尋求本土化學術的話語權時，我們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際上，理論與經(jīng)驗之間的平衡和取舍，其目的也許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某種觀念的轉變。當觀念已經(jīng)成為學者們所普遍遵循的準則時，中國學術的狀況可能就會有大的改觀。

　　第四章 村治研究的多重話語權：還原學術本身

　　隨著政治學研究重心的下沉，農村政治學成為一門“顯學”；
在農村政治學中，村治研究又成為一種主流的研究取向。但由于政治學學科底蘊的薄弱，其本身尚不足以涵蓋整個中國的農村研究，因此不得不引入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視角，形成多學科的交匯和融通；
甚至不得不引入西方的概念、理論和分析范式，并在中西方學科的交流和借鑒中進行學術的溝通和對話。通過這樣一種層層遞進、逐步放大的視野，村治研究不僅要在政治學研究中尋求自身的價值與定位，而且還要在多學科的融匯以及與西方學術的對話中尋求話語權。這樣，村治研究就要尋求“多重話語權”。

　　一、政治學視域中的話語權

　　在政治學視域中，村治研究在底層社會重建新的學術話語體系時，表現(xiàn)出了對高層政治的疏離。早在新文化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作為西方的流派之一被引入中國，由黨的領導人予以闡釋并運用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從而成為正統(tǒng)的價值理念。但是，在提倡“價值中立”的學術語境下，學者們從事學術研究，不得不擺正一種心態(tài)，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西方的其他各種思想流派一樣，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從而使得這一理論在中國得到更好地發(fā)展。但在相當多的話語權被國家壟斷的狀況下以及高層政治的敏感性，一些學者逐漸退出了這塊學術陣地，轉向了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并把實證方法引入政治學研究中，在政治學領域開墾了農村政治學這塊沃土，而村治研究則成為其主流。在經(jīng)過近二十年的研究之后，我們不僅對西方的經(jīng)典理論有了較好的領會和把握，而且，雖然我們的經(jīng)驗材料尚不能完全涵蓋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事實上這一目標也無法做到)，至少，我們已經(jīng)掌握了相當多的事實和材料，更加清楚地認識了中國社會。因而，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知識創(chuàng)新和理論儲備。

　　在政治學領域，國家對學術的不斷侵入和擠占使得正在尋求自身理性并重塑自身學術品格的村治研究者不得不在偏離正統(tǒng)學術話語的邊緣地區(qū)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在“學以求真”的理念指引下，我們對事物的研究或許只能立足于它本來的面目。但在當前政策研究仍有助于我們獲得更多的學術資源和學術空間的情勢下，“學以經(jīng)世”的理念可能還會指導現(xiàn)實的研究。但它造成了學術本身的依附性，并導致了學術中的混亂和膚淺。這使學者不得不與政策研究保持一定距離。因而，一些學者強調應糾正這種“通經(jīng)致用”的文風，樹立“為學術而學術”的信念。

　　在國家對現(xiàn)代化建設資源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的情勢下，“村治”不僅成為眾多研究者展現(xiàn)其學術生命和價值的話題，而且也成為國家越來越關注的治理領域。在“城市支持農村，工業(yè)反哺農業(yè)”的政策指引下，強大的工業(yè)文明在國家強勢話語的配合下，必然會不斷地蠶食費孝通先生所言的“鄉(xiāng)土社會”的傳統(tǒng)文明，從而日新月異地改變著農村社會的面貌。農村社會的治理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國家規(guī)劃和主導的。在這一框架下，研究者對“村治”的關注非但不能拋棄“國家”，而且還要在對“國家”的闡述中展現(xiàn)學術發(fā)展的軌跡。因而，國家在不斷擠壓村治研究存續(xù)與活動空間的同時，部分研究者正在“回歸國家”，這無疑是國家與學術之間進行互動與博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進入與反蝕、建構與解構、擴張與消解、吸附與融入等既對立又融通的各種關系。當國家的強勢話語逐漸退潮時，學術才會在更廣闊的空間內顯示自己的價值與韌性。

　　二、多學科交匯中的話語權

　　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以至又與村治研究結緣，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歷史無奈，它是在幾乎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和知識儲備的情況下開始其倉促而又不自覺的研究重心下沉的。于是，在學術處于徘徊和迷茫的年代，一批研究者在艱苦的探求中，在高層政治領域失去了相當多的話語權的同時，又另外開辟了新的領域，再次拾起重建中國學術品格的信心。這是他們向多學科敞開胸襟，大膽引用借鑒、求實論證的基礎。由于其學科底蘊尚不足以支撐和涵蓋整個中國的農村研究，也難以對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日益復雜多變的農村進行精細化解讀，因而，如果不在理論、方法、視角等各個層面有所提升，那么，它就難以獲得持久不竭的動力，不但不能在多重困境中持續(xù)引領風潮，而且可能在多學科的介入中泯滅了學科本身的秉性。

　　在政治學學者進入農村之前，社會學、人類學學者早已在這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人類學在進入中國之后，經(jīng)歷了對復雜的異質性文明社區(qū)和本土文化的研究之后，形成了以村莊為基礎的村落研究傳統(tǒng)；
而且，它也變得“現(xiàn)實”起來，開始“為農民生活和農村發(fā)展尋找出路”或“志在富民”。這使他們對中國現(xiàn)實有了更多的擔待和關注。這樣，在他們的視野逐漸抬升的過程中，就與重心下沉但仍抱有宏大關懷的政治學學者不期而遇，并在學術理念上相互“契合”了。這更使得政治學者在進入村莊之后，吸納人類學深厚的學術積淀，借助其田野觀察的體驗方式，以一種“他者”的目光對村莊進行全景式“深描”，在對農民日常生活與村莊瑣碎事件進行演繹的基礎上抽象出村莊運作的基本邏輯，從而表達著具體的村莊和抽象的學術。這樣，研究者在立足于政治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引入多學科的方法、視角，對村莊政治進行歸納和演繹，從而使該時期的村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被“人類學化”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政治學研究如何在多學科的溝通、交流和對話中凸顯自己的地位，自然也就成為眾多學者所刻意追求的話題。由于人類學視角對農村社會細微變遷的有效把握，并能作出相對超脫的學理分析和思考，因此，政治學者在進入村莊時，多以一個細小的片斷來考察正在變化中的村莊現(xiàn)實，或者作為研究者進入一個陌生社會的突破口或視角，在對這一“片斷”進行精細觀察和深度描述的基礎上，達到“以小見大”的效果。從村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微觀的社區(qū)研究有助于擺脫或匡正既有的規(guī)范性認識。如果僅局限于宏大的理論論證或微觀的量化分析，難免會套用既有的理論或信念。但如果在獲取經(jīng)驗性材料并對其進行抽象和理論提升時融入多學科的視角，那么，我們就既可以避免陷入對繁瑣復雜的材料進行循環(huán)論證的陷阱，又可以避免將研究變成用村莊材料驗證某種先在之理的“證實”。實際上，在融多學科的視角進行村莊研究時，“小口進，大口出”的方法成為現(xiàn)實可行的有效方法�！靶】谶M”即進入村莊時，選取某個村莊片斷對其進行深入觀察，其目的是，使一個對村莊來講相對陌生的學者能夠進得了村莊，即在以“他者的目光”對村莊進行細致觀察的同時，又以一個“當?shù)厝恕钡淖藨B(tài)諳習村民的風俗習性、生活變化等等，從而不致于被村民視為局外人而拒斥在外。如果村莊都難以進入，更談不上獲取豐富而又真實的材料進行村莊研究了。“大口出”即對村莊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進行抽象時，在與村莊保持一定距離的基礎上，采用政治學的一般理論進行演繹和求證。通過這種過程而得出的結論可能已經(jīng)超出了一個村莊的范圍，但只要是依據(jù)真實豐富的材料而得出的，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這樣，政治學進路與人類學進路的村莊研究就會有機統(tǒng)合在一起。

　　顯然，政治學者在進行村莊研究時帶有較強的學科意識，強調自己對村莊的“深描”及其作品是政治學性質的，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只是研究者進入村莊獲取材料，并對其進行整理和分析的工具。他們對村莊的表述更多地是借用政治學的一般理論(可能兼容其他學科的知識)去感受、體驗和理解其所觸摸到的對象，從而表達出其特殊性、復雜性和多樣性的事實。這樣，作品文本的“政治學”表象使得村莊研究具有了“政治學”的內容。這種方式使研究者在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借用中，建構起自己的學科話語。

　　三、西方“學術霜權”中的話語權

　　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恢復以來，學者一直在做兩項工作：一，引介西方的概念、觀點、研究方法、理論框架和分析范式；
二，利用西方的經(jīng)典理論對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進行解讀，并試圖創(chuàng)建本土化的學術體系。但是，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無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案臼。村治研究也是如此。它在難以獲得足夠的學理支撐的狀況下，不得不借用西方化了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引導中國學術發(fā)展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形成了諸多規(guī)范認識危機。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現(xiàn)代化是一場濫筋于西方的歷史運動。它憑借經(jīng)濟和科技等物質手段的強勢力量，在其自西向東擴張的過程中，也滲入了以現(xiàn)代意識為外衣的意識形態(tài)權力和話語霸權。這在學術上導致的一個后果是，西方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無論是對其本身還是對非西方社會、政治、歷史的研究)，都預設了一個基本前提，即非西方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必然同樣會重復西方國家所走過的現(xiàn)代化道路，并以西方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形態(tài)為方向和最終指歸。如此便抹殺了文明的多樣性，以西方的文明史去擠壓東方文明史的生存空間，變非西方社會為“無歷史”的民族，從而將西方的經(jīng)驗及演進歷程嵌入到東方社會的歷史發(fā)展中。這樣，中國學術界不僅在面對國家而且在面對西方理論時也遭遇到整體失語的尷尬困境。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學術界逐漸萌生出學術資源本土化的意識自覺，這同時也是學界對以現(xiàn)代性為外衣的西方知識和既有的中國研究中存在的規(guī)范認識危機的警覺，意味著創(chuàng)建以“中國經(jīng)驗”為本位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框架與解釋模式的努力。

　　村治研究者對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預設會壟斷對中國現(xiàn)實的解釋顯然抱有極大的警惕。在其達成的“共識”中，就已闡明了這種擔憂�！爱斍爸袊�整個社會科學界深受并且越來越受到西方學術話語的支配”，因此，“要在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精華的同時，刻意注意突破西方社會科學對村治研究的局限，不受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限制，更不受西方社會科學已經(jīng)形成的帶有霸權色彩的學術教條的限制，而大膽提出關于村治的新見解”。反觀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相對于西方的整體失語，我們不得不思考在當前中國學術生態(tài)下立基于本土的學術研究可能遭遇的生存困境。在村治研究中，一些概念與范式，如國家一社會、國家政權建設、制度主義等，最初都是從西方引入進來的，并構筑起反映中國政治圖景的眾多文本。另外，研究者所普遍采用的實證研究方法，也始于費孝通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己開始踐行的社區(qū)研究方法，而這又是其導師—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極力倡導的。這樣，西方學術話語在經(jīng)濟、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配合下，不斷擠壓著中國社會科學獨立思考的空間。雖然西方社會科學并非鐵板一塊，但其前提預設及其理論體系是完整的，而它又以“公理”的形式表達出來，不斷侵奪著對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異質性文明的本土話語的解釋權力。

　　這樣，研究者將主要精力立足于農村，進行“大膽假設，認真求證”的同時，就難免不在對微觀、底層和細節(jié)的體驗和感悟中“浸淫”著歐風美雨的理念和話語，從而對是否真正能挖掘出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形成一張無形的“大網(wǎng)”。這張“網(wǎng)”隨著西方學術的引入，可能會影響著本土化的解釋，并且隨著越來越多的“海歸派”走上大學講壇，這張具有篩選功能的過濾之網(wǎng)在盡可能多地(有時候甚至良莠不辨地)吸納西方知識，從而束縛著人們的思維及理念的同時，卻又十分輕易地將那些立基于本土的研究本能地淘汰出局。這樣，本土研究不僅因為其自身的不成熟，而且也可能因為知識的話語權過濾而被逐出理論殿堂和閱讀視界。這樣，西方學術研究的話語、規(guī)范及評判機制在越來越多地拓展著西方學術話語空間的同時，又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學術本身的生存壓力，甚至使本土研究成為不入學術規(guī)范與傳統(tǒng)法眼的“存在之無”。

　　在對西方的話語霸權保持高度警惕的前提下，村治研究者在對西方的理論和經(jīng)驗的借用中提倡學術的“對話”。但強調本土經(jīng)驗的研究者所倡導的對話學術，都是在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感召下，一些研究者推崇“中國經(jīng)驗”，試圖在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中尋找西方的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從而凸顯某種悖論或沖突，并對西方理論進行批判或修正。但問題是，這些“中國經(jīng)驗”以及各種“獨特現(xiàn)象”之所以能夠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實際上仍是以西方的理論為原本“發(fā)現(xiàn)”了中國經(jīng)驗的獨特性。這種對“獨特性”的強調，實際上已經(jīng)預設了歷史發(fā)展中存在某種“普適性”發(fā)展模式的前提。如果繼續(xù)追問這種“普適性”的所指，我們可能再次墮入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而且，我們可能由于刻意顯示“中國經(jīng)驗”而與西方理論反其道而行之，我們的研究也就成為為得出結論而得出結論的學術教條。

　　在目前的村治研究中，一些學者偏重于理解和解釋，另一些學者偏重于實踐和行動。在形成這種張力的基礎上，又形成共同的話語場域。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又不得不以該話語場域所標注的主導詞語為框架，引入其他學科的知識，并以此話語構成與其他學科和學術群體(包括國外的)進行溝通、交流和對話的平臺。這樣一來，韋伯也好，�？乱埠茫�都只是工具性話語，而非中心霸權性話語。當我們建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形成某種話語屏障時，我們也就有了自己的話語空間，但它也不同程度地阻止了對其他話語的選擇和吸收。在學術研究中，我們不得不有自己的主導話語從而彰顯出自身的價值和社會生命，但在越來越強調學術的溝通、交流和對話的氛圍下，我們需要一種勇氣，從而能夠敞開胸襟，大膽地借鑒、吸納和篩選其他的知識，使我們的研究走得更遠。

　　第五章 結語：作為學術史的村治研究

　　本文通過對二十年來的村治研究進行回顧和檢視，并將其置于國家與學術兩種歷史場域中，勾勒出學術在面對國家時所展現(xiàn)的基本軌跡和邏輯。村治研究作為一段特殊的事件與過程，將其提升至學術史的高度來理解，有助于我們從以往的研究中提煉出有益于今天的學術發(fā)展的認識。

　　一、國家話語中的村治與村治話語中的“國家”

　　在村治研究發(fā)展過程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塑造了其基本的發(fā)展軌跡；
村治研究也時時以國家為視角或最終關懷，二者呈現(xiàn)出一條互動的路徑。在該過程中，國家不斷滲透、嵌入到村治研究中，并以其強勢話語影響著學術研究的主題和方向。在同一領域的話語權爭奪中，國家以其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使學術不得不對它呈現(xiàn)出一種謙恭的服從姿態(tài)，并在實際研究中時時體現(xiàn)出對國家的接近與依賴。因而，研究重心下沉之初，這種對“國家”的疏離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學者為了尋求學科發(fā)展的安身立命之地，不得不導向于對非國家政治領域的村莊政治的關注，在其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互動中，以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和視角解讀著中國底層鄉(xiāng)村社會的運作邏輯。但村莊研究所凸顯出的種種困境，又使研究者不得不求助于“國家”這個視角，從而展現(xiàn)國家權力在鄉(xiāng)村的演繹和運作。這樣，政治學對“國家”的訴求與國家對農村的關注，使得國家與學術幾乎同時在農村遭遇，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又結合在了一起。

　　村民自治無論是在國家的設計層面上，還是在農村的實踐層面上，都催生了對民主的需求。盡管這種需求的程度及實現(xiàn)的可能性遭到許多學者的激烈批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既使政治學者在農村站穩(wěn)了腳跟，并催生了眾多對中國社會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話題，又使得學者在不斷地與國家的交流與互動中，反思著學術自身發(fā)展的出路，并為尋求符合學術自身理性的道路而努力。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形態(tài)的強權話語在學術中所留下的深深烙印，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對社會所具有的強大型塑作用。

　　無論是村民自治、鄉(xiāng)村治理抑或其他治理形態(tài)，都是對全能主義國家形態(tài)的一種解構。村民自治的成長也是在“行政放權”和“社會發(fā)育”的前提下進行的。從學術的角度而言，不僅研究主題，而且連同學術本身也滲透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博弈關系。在長達二十年的學術歷程中，村治研究所呈現(xiàn)的變化軌跡中無不充滿國家對學術的型塑與滲透以及學術對國家的接近與疏離等多層次的復雜關系。本文展現(xiàn)的歷程正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在學術上的體現(xiàn)。

　　二、我們需要一部怎樣的學術史

　　當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迷霧散去之后，學術才會露出本來的面目。但這種面目不是自然而然地顯露，而是需要素心人進行細致的梳理，合理的解釋，同情的了解，溫情的敬意。在國家管理體制有所松動的狀況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學術發(fā)展特點的學術自主性活動開始擁有相對獨立的運作空間。因此，如何建立既體現(xiàn)學術思想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學術運作方式和交流方式，就擺在了我們面前。因而，我們關注他人研究了什么，或許不是我們關注學術史的一個主要原因。它不是一個新的學科對象，而是我們通過學術史的回顧和思考，檢視我們今天實際的學術境況是什么。通過對以往成功范例的把握，我們對當前深層次的學術現(xiàn)實有個清晰的認識。

　　學術史的發(fā)展，是一個持續(xù)性的傳承和積累的發(fā)展過程，即所謂的“薪火相傳”。這意味著除延續(xù)前輩的知識主題和學術思路外，至少還意味著保持前輩學者身上所具有的深層活力因素。而活力性因素的保持意味著創(chuàng)造行為的可能，它絕不是在學科內封閉地熟悉各種學術理路和方法便可能達致的結果，而是需要把這些理路，方法重新置于原研究者所處的具體時代場景中加以反復體會、思考才可能真正獲致。每一種創(chuàng)造性成果都有不能體現(xiàn)到文字中的其他因素。在這些場景的體認中，總有讓我們轉生的因素，體會其何以能“生”，我們就進到了學術史一個很深的層面，即在努力理解學術和自我之后，進到理解一個人何以會有洞見和發(fā)現(xiàn)的層面。

　　新的學術思路的建立，或是由于學術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了一些確定不移的知識現(xiàn)象，但用現(xiàn)有的學術思路己不能加以解釋，從而要求產生新的解釋概念和闡釋框架；
或由于知識、思想、生存境遇的變化，導致對學術的重新期待和要求。在今天這樣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后一種原因無疑是大多數(shù)新的學術理路建立的主要原因。一種學術理路要在學術研究中得到落實，往往需要理論與現(xiàn)實的反復互動與溝通，并對原有的知識資源加以重組。變化了學術研究，又會對學術運作方式提出相應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學術承擔者的生存感受和生存方式。

　　表面看來，學術史的梳理遠遠不如系統(tǒng)的理論著作那樣更能獲致某種收獲感。理論著作更能刺激思維，從而幫助學者快速形成自己富于涵括力和沖擊力的表達方式和高屋建領的審視。但是，進行理論研究時極易形成的高度和氣派感覺極可能構成一個隔絕我們和思想、學術自由交流的陷阱。整天面對確證性的知識也極易對實證性知識產生一個夸大其作用的幻覺。這樣，學術史的梳理便成了絕好的驅散人們過于沉酒于理論或知識而不免有所幻覺的解毒劑，同時以其為中介，產生出如何把理論、觀念與知識復雜關聯(lián)起來的實感和理解，并用這些感受和體會為參照進行新的感受，從而慢慢地確立與對學術、知識、思想等方式的感受和思考，更多更直接地有助于把自我重塑為一個自覺的、更可能勝任的研究主體。

　　學會從學術史中受用，學會省思這種受用，一部分人有意識地去做，在擁有使人具有“生”的活力基礎上做到“薪火相傳”。在“薪火相傳”的同時，他們不斷參照從前輩身上體會到的其所以獲得活力的原由，并借助這些感覺重新置自己于時代的現(xiàn)實困境、知識困境、思想困境、精神生命困境中，以更有力、更有效地反思我們自己應該如何調整和重構自己的研究，以和這些困境建立起復雜有效的針對、關聯(lián)關系。這樣，會大大增加在我們身上出現(xiàn)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幾率。

　　學術史作為一個體驗前輩學者真實的生命歷程及置身于更寬廣場景中的活動主體生存方式的一個載體，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在一部學術史中，至少應體現(xiàn)出三方面的要素：其一，思考著的主體。學者應成為學術史的主體。盡管國家的強權話語不斷影響和塑造著學者思考所及的范圍和深度，但學者應有更多的意識自覺，在擺正國家與學術兩者之間關系的同時，恰當?shù)亟缍ㄗ陨碜鳛樗伎颊吲c行動者的位置。如果把兩者混淆起來，就可育跪及判斷的有效性。其二，流動的思想。這種思想不僅體現(xiàn)為自己的學科定位即所謂的秉性，而且，要打破學科的界限，不僅向其他學科借鑒概念、理論、方法和范式，而且還可以以自身的理念去影響其他學科，從而在相互的融通和交互中，建構起真正的學術話題。其三，變化的場域。特定的時空是學術事件所展開的具體場域，包括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時間在不斷流轉，場景也在不斷變化，那么，就應在變化的歷史中把握學術本身發(fā)展的脈絡。因而，這部學術史應該是一部“活”的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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