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 辭：

　　每當見到夏夜的流螢，我就會想起命若浮塵的天下蒼生。

在無邊無際的暗夜中掙扎時，爬行時，那漂浮著的，閃爍著的，有時驟然像龍卷風似的伸向蒼穹的億萬顆光點，就是我曾經(jīng)尋路的燈光……

　　一

　　每當中央首長視察都江堰，或者陪同外賓前來參觀時，都是會提前一兩天清場的。記得1956年春夏之交，我負責測繪“魚嘴電站”壩址樞紐大比例尺地形圖時，我們10余人是駐扎在離堆上的伏龍觀，日子過得還舒心。某日，公安前來告知，你們明天中午不能回來吃飯和午休，炊事員也暫時離開。

　　“為啥？——” 我問。

　　“沒有必要告訴你。你也沒有必要問�！� 他答，臉上結(jié)了一層冰。

　　次日下午收工后才知道，是周總理陪同捷克總理西羅基來過。接著一發(fā)不可收拾——朱德、董必武、陳毅、郭沫若……腳跟腳，沒個完。我們覺得受不了，就干脆搬出了伏龍觀，住進了農(nóng)家大院子。

　　1956年的前一年即1955年——我之所以要這樣蹩腳行文乃是我格外格外地、特別特別地懷念1956年，那年20歲的我，熱血澎湃的我，愛做夢的我，無知的我，純潔的我，19歲時也被“肅反”傷害過的我——心中尚無太大芥蒂，除了還記得毛澤東罵了搞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高官“像小腳女人走路”之外，那年尚未特別提倡“階級斗爭”，氛圍不算特別陰森。1956年開了“八大”就更是不同了，我還牢牢記得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的兩句話：“驕傲使人落后，虛心使人進步�！辈环︻I(lǐng)袖襟懷，加之此“大”主題是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社會氛圍變得異常輕松，就像敲著碟兒的四川清音和成都小吃。但，不知咋的，我們住在古堰心臟部位卻還是覺得有些不自在，似乎我們都是刺殺中央首長的潛在兇手。

　　1957年“反右”之后情形更是大不相同了，很像川戲變臉，對“階級敵人”的防范意識和手段活像閻羅吐火，嚴厲而恐怖，不過，由于有了十分明確的指向目標，除了地、富、反、壞、右，還有工人和農(nóng)民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和“爛言分子”，把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子女集中看管起來就行了，也并不特別麻煩，只是工作量稍大。

　　但，為了1958年3月21日這個日子，都江堰一帶的清場還是特別不同特別緊張的，提前了好幾天，除了估計某中央大首長可能步行途經(jīng)線路上的茶館、飯館、面館的堂倌都由男女公安便衣臨時頂替之外，上述七種分子和他們的家人天天都被分點集中看管著，像在搞“演習”。21日上午10時許，毛澤東的大駕終于光臨了。下車后，他在二王廟右側(cè)山嘴上站的時間并不久，主要講了兩句話：

　　“李冰在兩千多年前都能在這里修個都江堰, 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不能在這里修個水電站呢？”

　　尾隨他的封疆大吏，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及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省長李大章等等，對他講的這兩句話不僅僅是躬身諾諾一下就完了, 也不是只在圣上指點江山的這個地方修個 “幸福亭” 就算了。次日，全國各大報紙皆在頭版頭條用一號黑體通欄標題著重推出了這兩句話并輔以巨幅照片，即是說，全國“水電大躍進”的號角就此吹響了。但這并不是本文將要著重記述的東西。沒幾日就建成的“幸福亭”才與本文的主人公直接相關(guān)。

　　二

　　與“幸福亭”的投影位置相對稱，在二王廟左側(cè)古木濃蔭下的一處破敗的道觀里，一位六旬出頭的老嫗終于松了一口氣。自從她的兒子周土生——省水利廳的勤雜工——當了“壞分子”后，生活無著的翻身老乞丐又開始默默地重操她的舊業(yè)了。在前些天的專政對象及其家屬的集中“演習”中，公安和“治�！睂λ�還是區(qū)別對待的，只是不準她出門討飯，或者拾破爛。幸好她還有幾個老南瓜，熬個三、五天的問題還不大�！巴忻�主席的福”，毛主席講完那兩句話后，很快就走了，屁股后頭冒了一溜煙，山上、河邊的沖鋒槍也撤了，牽的狗也走了，翻身老乞丐當天下午又可出門去討飯了。

　　老乞丐的兒子周土生曾是全廳風云人物, 之所以當上了“壞分子”，乃與那年頭通常定義的男女違規(guī)交配絕然無涉，何況這個土生娃還是夜間捉奸拿雙的行家里手兼積極分子。全廳“一號騷貨”廖芳曾被他多次捉拿過。每當他將一雙雙一絲不掛的男女踢到戶外示眾時，他總是樂得無比開心的。他特別喜歡用武林飛腿橫空抽掃對方的屁股墩子，特別是廖芳的屁股墩子，又肥又大，踢得很過癮。這個嘴皮厚厚的楞頭小子與我是“老跟”（同年生）。1949年前，他跟著居孀的母親討口度日, 腳桿上還留下了幾處狗咬的傷疤，這在1949年后就自然成了無價之寶，盡管一字不識，他仍被破例招到省水利廳當了勤雜工，后來還送到工農(nóng)速成班去重點培養(yǎng)過。無奈這小子不是那快料，見書就喊腦殼痛，這也就罷了。只不過，他小腦袋瓜里已被人們捧成的“國寶意識”卻怎么也都是罷不了的。每次升工資他都會把全廳上下鬧得翻喳喳的，這也可以罷了。但他在酒后老愛叫嚷“老子周土生還在水利廳受壓迫，不如在舊社會討口！”等等就委實叫長官們受不了啦。若他僅僅罵罵某個球廳長什么的也都還是算不了個什么球。畢竟苦大仇深嘛, 根子實在太紅太紅了, 金健好長時間也都拿他奈何不得。這下可好啦，有了反右機遇并派生了諸多可供挑選的帽子后，那就方便極啦，僅其中“一貫無理取鬧”這條就可完全對號了，足夠了，不必再套“爛言分子”啦。

　　自從土生娃頭上有了帽子后, 當然再也不敢過份放肆了（沒叫他同其他“壞、爛、反分子”與“黨內(nèi)右派”一道到西昌冕寧麻瘋區(qū)去“務農(nóng)改造”，還是一個不小的優(yōu)待）。不過，由于存在決定意識，在紫坪鋪工地上，當人人天天晚上都在排隊深挖自已的“反動根源”時, 這個“國寶”級的人物只需講句忘本就夠了（掌握會場的極端陰險的“蔡師爺”也不會讓他深挖多講，免得他又“深挖”出他娘兒倆在地主老財家討得的大魚大肉，叫人哭笑不得）。日子稍久，當這種紅與黑的對比一經(jīng)潛移默化后，他又漸漸產(chǎn)生了新的優(yōu)越感, 且以昔日的“戰(zhàn)旗報”記者——咬人瘋狗伊能為師, 不時把“陳煙灰”和“古憨包”咬得狼狽不堪, 只是水平不如其師而己。由于文化水平畢竟太低，這個楞頭青當然還是難以勝于藍的。所以，對付這個小癩皮，只稍扔去一根骨頭就夠了。留美博士許傳經(jīng)和孫錦教授等人之所以未被他隨任亂咬, 都是因為他向他們 “借” 過錢，而且不止一兩次。

　　總而言之一句話，人們莫不把這個土生娃視若鬼神而遠之避之且防之，甚至包括某些非右派的“革命群眾”在內(nèi)。

　　三

　　當摻了肥田粉的導流明渠終于過水后，由咱們水利廳單獨拼湊的“下放干部工程隊” 就慢慢解體了（部份右派也回到了工作崗位），最后剩下來的二十余名右派（包括“壞分子”周土生），就分配到了各工區(qū)的民工連隊。我和陳虎翔、羅文光、周土生分到了沙石骨料大隊下屬的茅亭采沙隊。從今往后，就只有靠我們自已在厄運中向著未知的彼岸泅渡了，我當時最關(guān)心的還是我的三位同舟者，但愿我們的諾亞方舟不致沉沒，盡管碰上了周土生，覺得也都還是無所謂的，權(quán)衡比較，我還是更加厭惡“一小撮”聚集的斗獸場——暴政下的叢林法則令我終身難忘，人性中的惡竟在共同蒙受的苦難中被加倍放大了，其最為悲哀的例證是：凡是1959、1960兩次“國慶”沐恩摘帽者，他們嘴角上幾乎都沾有同類的鮮血——那絕頂丑惡的一幕令我至今發(fā)怵，為之羞恥�，F(xiàn)不贅。還說我們四個人。

　　大胡子陳虎翔是位非常聰明而倔強的人,他僅比我大兩三歲, 但一臉的胳腮胡子即使刮得精光, 也叫他的印象年齡比實際年齡大得多。他善思且有毅力。即使在非人的明渠苦戰(zhàn)中, 他也同彭怡林共同完成了好幾項張榜課題中的技術(shù)革新, 并受到了高音喇叭和光榮榜的多次表揚，很為右派爭了光。如果他倆的業(yè)績可移植到某個工人師付身上, 則肯定是國家級的勞動模范。

　　大麻子羅文光則麻到了麻的極限, 恰如兒歌唱的石榴皮子翻個面, 加之高度近視, 迎面看人總要呲開嘴巴，令麻面變得更加丑陋，演反派不必化裝。此公四旬出頭, 原任官渠堰管理處處長, 工作認真, 也很能干, 古文和口才都不錯（不久之后讀了他悼念亡妻的詩詞，簡直堪稱婉約派中的姣姣者）。他膝下有5女, 個個出落得花般美麗（堪稱造化的奇跡），最大的在上大學, 最小的還在上幼兒園；
同等丑陋的愛妻則無職業(yè)。目下全家老小僅靠他不及40元的生活費過日子。難怪他的大麻臉老像河灘上的麻礫石，冷冰冰的。

　　怎么辦？如今周土生同我們上了一條“賊船”又該咋個辦？經(jīng)暗中商議, 決定由我找周土生先談談。據(jù)說他怕我，怕我這個“頭名狀元”兼“盜馬賊”般的赫赫聲威。此屬一物降一物。生命鏈條之間的制約關(guān)系往往就是這么怪怪的。我們?nèi)�人都笑了，但羅大麻子的笑臉卻叫人不敢多看一眼。

　　四

　　周土生的確怕我，與他溝通并不難。不過，這同兩個新近增加的客觀原因也有一定關(guān)系：一是這里的黨支部把我們?nèi)�名右派視為“人民�?nèi)部矛盾”，周土生一人才屬“敵我矛盾”，由保衛(wèi)科向他訓話，而我們?nèi)�人則由書記含笑坐談，這個變化令土生娃的“國寶”意識驟然崩潰了，幾乎像條落水狗；
二是石匠彭班長對我這個重慶小老鄉(xiāng)特別好，加之我的外表也能給人以好感，人們多以“乖小伙”相稱（我今生偷來的初戀也是在這個背景條件下發(fā)生的，屬另話。）

　　由于我從來不會對人落井下石，明里暗里都很同情周土生，不多久，我們還漸漸成了朋友，尤其到他家作客之后, 更是給我留下了無比悲愴的至今難以忘懷的一段特殊記憶。

　　在濃蔭深處的破敗古剎中, 我終于見到了周土生的母親。老人衣衫爛縷, 神情麻木。自周土生當上“壞份子”后，她全靠拾輟破爛維持生計（因為人人都是吃的定量，每月由19斤、21斤、33斤……43斤不等，按工種配給，到機關(guān)食堂的泔水缸里也撈不到一粒飯渣和菜渣了）。在已經(jīng)無情卷來的大饑餓中,她活像即將倒斃在雪地上的那位祥林嫂。但老人腦子還很清醒，其善良厚道的天性更是令我震驚，她硬要土生娃趕緊取下去年秋天存放在柜子頂上的那個老南瓜, 我則死死抓住周土生的手腕子不放, 但老人卻拚命地掰開我的手, 弄得氣喘噓噓的，而且生氣了。面對老人這份難卻的盛情和慷慨，我不禁熱淚長流。我深知這個僅存的老南瓜對于臨近鬼門關(guān)的老人意味著什么。

　　當我端起一大斗碗熱氣騰騰的白水南瓜時, 老人在喃喃自語中發(fā)出的喟嘆更是令我撕心裂肺了：

　　“喲喂咦, 毛主席來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曉得咋個弄拾起的喲，弄得沒飯吃了咦……哎，喲喂噫, 討口也找不到塌塌討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喲喂噫……”

　　沒料到這位翻身老乞丐的臨終終喟嘆竟如此輕易地挑明了一個深奧的哲理，由大哲人康德好不容易才冥想出來的悖論竟讓她一語道破了，“好是好” 的贊美和“弄得沒飯吃了” 的“造孽”，可算撩開了“天堂路”上的真諦，與那個金發(fā)男孩一眼看透皇帝的新衣乃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翻身老乞丐的人生絕唱。在饑餓與蒙昧之中，又恰在“幸福亭” 下的都江堰頭，老人向著歷無饑饉的川西大壩子發(fā)出的這一聲嘆息，我以為應當刻在玉壘關(guān)上，因為它就是歷史，至少是蕓蕓眾生對歷史的一個見證。

　　五

　　由于翻身老乞丐這聲喟嘆的底蘊過份深刻，對我啟迪極大，遂令我在1959年走得更加沉重。這年應當是打開中國當代史的一把主要鑰匙。想要救救蒼生的國魂已被絞殺在廬山中了。

　　1959年，中國著實陷入了無可解脫的悖論之中，從翻身老乞丐的“喲喂噫”到毛澤東的“以虛代實”，中國也著實陷入了無可解脫的滑稽中，從櫥窗中的空煙盒到紫坪鋪導流明渠渠體中的肥田粉。

　　 1959年的汛期就要來了，這對毛澤東“精神變物質(zhì)”和肥田粉的實踐將是一個十分嚴峻而有趣的考驗。我腦際里對導流明渠中的肥田粉老是揮之不去，盡管我們的“諾亞方舟”已經(jīng)停泊在茅亭階地上了——此處是未來的水庫淹沒區(qū)。

　　 自彭大將軍等人成了右傾并被罷官之后, 中國各地農(nóng)村的死人速度就向鬼城豐都發(fā)起競賽了, 類同前不久的“衛(wèi)星” 攀比, 死亡已經(jīng)形成了巨大的慣性矩，靜悄悄地在“天堂路”上延伸著，已經(jīng)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立即遏止它了。情急之下，報紙和廣播天天都只有重復著連篇累牘的頌辭與謊言了，讓世界聽到的仍是天堂之音：中國不僅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
中國的人民公社社員不僅吃得飽而且吃得愈來愈好。這是一個古國閉關(guān)的妙處，否則就難以成全毛的一系列極其光輝的戰(zhàn)略思想, 諸如關(guān)門打狗，打得得心應手。

　　在這場國門緊閉的死亡大潮中, 歷來視喪葬為紅白喜事的川西農(nóng)村早就聽不到尖厲而熱鬧的葬禮進行曲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茅亭壩子的死亡速度是十分驚人的，情急之下，我也被臨時抽調(diào)到了抬尸隊。最為令我沮喪的莫過于領(lǐng)頭人每次都叫我抬后杠。這無疑與我的身份有關(guān)。若是抬埋新亡人，到也沒啥, 氣味并不大；
若抬腐敗者且又逆風爬坡的話，那就真是要了我的命啦！他媽的，你們干脆把我殺了吧，行不？——我鬧過好幾次。

　　我敢斷言，人類軀體的腐臭乃遠遠超過了異類的腐臭，例如我曾經(jīng)聞過的豬狗腐尸，哪怕它們已經(jīng)發(fā)緑而且叮滿了紅頭蒼蠅，也未曾令我如此難受過。這也許與同類相惜的心理有關(guān)吧，反正我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已被徹底攪亂了, 惡心極了, 吃啥都要吐, 盡管吃的都是難得的補助餐, 間或還有小小幾片肉。對此，美如仙子的林玉芳暗中為我焦急不已。幸虧她想方設法幫我搞到了幾兩老白干。每次事畢之后，偷偷喝上幾口也總算可以免強壓住腸胃的躁動了。但我還是想盡量討好領(lǐng)頭人，決定用白酒作交換, 請他讓我抬前扛。一時間，如何爭取抬前扛竟成了我的最大的人生奢望了。因為，中國農(nóng)民如此之多，誰知還要抬到哪一天，埋到哪一天呢？經(jīng)不斷討好之后，我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了, 可以抬前扛了。林玉芳暗中為我欣喜不已。

　　按時間計算，從茅亭伊始，我是斷斷續(xù)續(xù)地抬到了青城大橋附近一處新的砂源點為止，即“一點雪”把我救活后，終于有幸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為止�！拔母铩敝�，紅衛(wèi)兵查抄出來的此次成都平原上的“非正常下降人口”是36萬，而此類統(tǒng)計資料的一般縮水比例是30～50% 。經(jīng)反復回憶，我本人直接參與抬埋的餓蜉尸體近50人——我當時無心哭他們，此刻為之補祭吧。

　　這也算是工農(nóng)聯(lián)盟的一種體現(xiàn)吧, 餓死的莊稼人一律由附近的工礦企業(yè)幫助安埋。茅亭的鬼魂算是有幸了, 他們要比無人收尸的地方好得多。在尚未形成批量死亡的死人初期, 我們采沙隊還是會找些舊木板為死去的農(nóng)民兄弟釘個匣子什么的，俟至死得多了，且又死得同步的話, 那就只好因陋就簡了, 各得一張篾席就算很不錯了。

　　由于我失調(diào)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呼吸系統(tǒng)和消化系統(tǒng)已經(jīng)獲得了初步控制, 加之習慣成自然, 再加之靈肉與情感乃至思維能力盡皆凍結(jié), 在天天如是的收尸、抬尸和埋尸的過程中, 我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了, 盡管家家戶戶的茅草屋子都是如此驚人的臟臭和黑暗，盡管一夕尚存的良民都是腫得如此地可怕而可憐，盡管他們發(fā)亮發(fā)黃發(fā)腫的面龐都是如此地木訥，木訥得叫人不知該哭不該哭。直到“國慶”十周年的當夜, 高音喇叭傳出天安門前變成 “火樹銀花不夜天”的時候，我才終于哭出聲了，那是因為周土生向我哭訴他的母親已經(jīng)死了，在“幸福亭”下餓死了，這不禁令我咔嚓想起了翻身老乞丐的臨終喟嘆，和那一斗碗白水老南瓜，覺得老人的慷慨贈予更像一個人血饅頭，在都江堰頭獻給了“十年大慶”。

　　可憐的老乞丐, 她對來世未曾有過一絲夢想。善良的老媽媽, 她在“翻身解放”的名義下并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但是，這個孤苦的魂靈卻在長夜中留下了一個值得記住的警世悖論。由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碗白水老南瓜，所以才是久久沒有忘記這個悖論的。何況，這個性質(zhì)的悖論已經(jīng)造出一個比紅光公社“畝產(chǎn)五萬斤的高產(chǎn)衛(wèi)星”更加偉大的奇跡了，而且也是在“幸福亭”下：今年國慶一定要發(fā)電。此外還有一具佝僂行走的“木乃伊”——那年頭不可或缺的替罪羊。

　　六

　　魚嘴電站的牛皮徹底吹破后，我們四人陸續(xù)分手了。

　　到了1962年初春，像風暴中的一葉葉扁舟，全國沒摘帽的右派，凡是沒在苦海中沉沒的，沒餓死的，都被分別召到了一個個荒涼的港灣。我們這幫子被逐出水利廳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也陸續(xù)匯集到早就下馬的紫坪鋪水電工程局了，而且受到了令人瞠目的禮遇和優(yōu)待，其中最叫革命群眾們眼紅不已的一條是：原每月43斤勞動口糧定量標準不變。

　　在1958年初春被“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隊監(jiān)督勞動改造” 的40余名右派中，除極端陰險的蔡師爺和瘋狗伊能等七、八名“摘帽右派”另有安排外，以及“煙灰”陳啟明和“憨包”古宗城己被抓去勞教之外，該來的都來了（自然未包括“壞份子”周土生，他早已下落不明了）。剛見面時，大伙都恍有隔世之感。此外，由工程局自身產(chǎn)出的尚未摘帽的幾名右派（其中有“雙槍老太婆”的女婿、《華瑩風暴》作者林向北）也同我們匯聚在一堂。關(guān)于我們這批人員的名份，對外統(tǒng)稱 “政治學習班”或簡稱“學習班”，由一位黨委副書記兼任名譽班長。

　　至于工人、農(nóng)民、和城鎮(zhèn)居民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爛言分子”及“壞分子”們，這些命若浮塵的蒼生們，不僅當年無人過問他們的生死，即使如今也無人提起他們，仿佛他們的冤屈不是冤屈，他們的生命不是生命。在毛時代，周土生他們曾經(jīng)是被供奉在政治神壇上的，屬“革命群眾”中的“革命核心”，一旦需要殺一儆百時，總會有人從這種神壇上落下來的，被推上祭壇后的結(jié)局么，可比有文化有技術(shù)的大小右派更加不幸了。關(guān)于咱水利廳的這三種“分子”——被金健副廳長封贈給我的“反黨小集團”的諸多“嘍羅”們——我絞盡腦汁也記不全了，現(xiàn)謹向全部餓死在西昌冕寧麻瘋區(qū)的無辜生靈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哀悼。

　　每當見到夏夜的流螢，我就會想起這些命若浮塵的天下蒼生的，腦際里流動著一張張年輕而英俊的面龐，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測量工人和地質(zhì)勘探工人，其中只有一個年紀稍大，他是測工，名叫劉懨非，此人屐歷非同凡響，他在參加中國遠征軍之前，已是聞名鄉(xiāng)里安寧河流域一帶的青年拳師，身體棒極了，五大三粗且又身手敏捷，在笫一次赴緬遠征中，他是隨杜長官（杜聿明將軍）左右的警衛(wèi)連，兵敗野人山后，他屬10萬大軍中的少數(shù)幸存者，之所以沒餓死，一是體棒，二是捕蛇能力特強，三是敢于連血生食而且受得了。他的食量大極了，敞開肚皮，一頓可吃肉餡大包子三、四十個。他的食相很能刺激食欲，觀之者覺得是個享受。他回到故鄉(xiāng)的麻瘋區(qū)被“監(jiān)改”后，可肯定是最先餓死在“天堂路”上的，除非哪里又有很多大蛇大蟒——可惜這條漢子，還有最后在滇緬戰(zhàn)場上把日軍打得聞風喪膽的中國遠征軍，首次在國際戰(zhàn)場上為我煒煒華夏展示大國之魂的中國遠征軍，其彪炳于人類史冊上的赫赫戰(zhàn)功，竟在毛時代，竟在“成王敗寇”的中國定律中徹底消失了，連同這支抗日鐵流所剩不多的英雄士兵（其罪名是“反動軍警”）——讓我們記住這個劉懨非吧，歷史應當有點良知。

　　懷著一種極其復雜的心情，我曾長期打聽過周土生的下落。當徹底絕望之后，就很快產(chǎn)生了一個直覺：他是不是同我的“死亡”相類似，只是沒有我的運氣好，碰上另一個“一點雪” ？——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就信了這個直覺。

　　那就安息吧，周土生，安息吧，命如泥塵的蒼生們，“十年大慶”后，新中國已經(jīng)從你們身邊過去50年了。歷史應當恢復對你們的記憶。我是永遠記得你們的。在留下的記憶中，排序的頭條仍舊是周土生母親的那聲嘆息，和嘆息中的“悖論”：

　　“喲喂咦, 毛主席來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曉得咋個弄拾起的喲，弄得沒飯吃了咦……哎，喲喂噫, 討口也找不到塌塌討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喲喂噫……”

　　這是“十年大慶”留下的夜歌和悲歌。但愿世世代代的生者記住老奶奶的這一聲嘆息。只有記住了，那幕不堪回首的絕塵悲劇才不致在“二次文革”的鼓噪聲中再度重演了。

　　年少時，在無邊無際的暗夜中掙扎時，爬行時，那漂浮著的，閃爍著的，有時驟然像龍卷風似的伸向蒼穹的億萬顆光點，就是我曾經(jīng)尋路的燈光…… 此刻，我仿佛又看見開山石匠彭師傅他們向我迎面走來了 ……

　　60年，已經(jīng)60年了，新中國！我衷心祝愿明天更美好，民主與法治的陽光普照大地。

　　200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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