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關于卡夫卡的“另類閱讀”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對于50年代出生的我們這代人來說,從小讀的外國小說大都是《青年近衛(wèi)軍》、《古麗婭的道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一類,及至年齡稍大,想方設法甚至大冒風險所能讀到的也就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巴爾扎克、狄更斯……對所謂“現(xiàn)代派”幾乎毫無所知。直到改革開放伊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現(xiàn)代派”才一點點地在“污染”聲聲的批判中介紹進來。雖然我們此時已經“長大成人”,但仍趨新若鶩,讀“現(xiàn)代派”一時在大學生,起碼是文科學生中成為風氣。
但要真正讀懂“現(xiàn)代派”并不容易,所以當時最受歡迎的甚至還不是那些作品本身--當然,這些作品本身當時極少全譯--而是為數(shù)不多的這方面評析文章和著作。這類文章和著作,成為我們能夠了解、理解、接受“現(xiàn)代派”的導讀,但在使我們獲益良多的同時,又使我們的閱讀不免會有一種為人所“導”的先入之見。所以當時在讀卡夫卡的時候,我總是一門心思從中尋找各種“導讀”反復闡明的“異化”“變形”一類頗為抽象的概念,以證明自己確實“讀懂了”。
如今,在二十年多后用“自己的眼睛”重讀卡夫卡時,才發(fā)現(xiàn)原來竟有那么多的天才之見為我們昔日所忽略。其實,卡夫卡不僅很抽象很玄虛很超脫很“形上”,而且很現(xiàn)實很社會很政治很“形下”。僅《卡夫卡短篇小說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中選錄的幾篇短篇小說對社會、政治、人性顯示出來的深刻洞見就令人震驚不已,尤其是某些巫師般準確的“預見性”,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文革”寓言
讀罷《萬里長城建造時》和《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這兩篇小說,不能不使人感到這就是關于中國“文革”的寓言。
《萬里長城建造時》寫于1917年,以著名的中國萬里長城的修建為背景。這篇八千多字的小說并沒有故事情節(jié),通篇只是“我”,一位剛滿二十的平民百姓被征修長城后關于“我們”(中國)的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感想。未讀這篇小說,人們自然會懷疑這位生活在遙遠的布拉格、在八十年前(1924)就早早去世的猶太血統(tǒng)德語作家,對中國究竟能有多少了解呢?然而讀罷這篇小說,卡夫卡的許多描述、猜測和“預見”之準確、深刻,不能不令人悚然心驚。
小說寫道,修長城是來自皇帝的命令,為什么及如何修,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所根本不知道的。而且“我們”“實際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領導的命令以后才認識了自己本身的,并且發(fā)現(xiàn),沒有上級的領導,無論是學校教的知識還是人類的理智,對于偉大整體中我們所占有的小小的職務是不夠用的。在上司的辦公室里--它在何處,誰在那里,我問過的人中,過去和現(xiàn)在都沒有人知道--在這個辦公室里,人類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轉動,而一切人類的目標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轉動。但透過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輝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畫的那些計劃之上。”(第275 頁)--這似乎是預示了中國“文革”的經典話語: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一句頂一萬句緊跟偉大領袖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支援世界革命實現(xiàn)全球一片紅……再讀下去,對“文革”場景,卡夫卡甚至還有具體描寫:某些“高級官吏,由于一場美好的晨夢的激發(fā)而心血來潮,匆匆召集一次會議,又草草作出決議,當晚就叫人擊鼓將居民從床上催起,去執(zhí)行那些決議,哪怕是僅僅為了搞一次張燈結彩,以歡慶一位昨天對主子們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燈一滅,就立刻把他們鞭趕到黑暗的角落里去。”(第277 頁)--現(xiàn)在四十歲以上的人們不知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三天兩頭不論愿意不愿意夜半三更都必須從被窩中爬出張燈結彩敲鑼打鼓慶祝偉大領袖發(fā)表最新最高指示貫徹最新最高指示不過夜否則就是吃不了兜著走的態(tài)度問題立場問題……
而且,1924年3月,卡夫卡寫的一篇名字非常怪誕的小說, 《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更令人拍案叫絕。據(jù)說這是他的最后一個作品,因為三個月后他就溘然去逝。為什么他在死前要寫這樣一篇如此古怪荒誕的小說?是不是他在冥冥之中預感到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確是一則關于一個靠文藝起家、野心勃勃的女人與一個“繁殖力非常強”,即人口眾多的民族間彼此控制與反控制的寓言。
“我們的女歌手”名叫約瑟芬,“我們”整個民族都被她的歌聲迷住,都覺得她的歌聲不同凡響,只有她才有這種奇妙的歌聲,她的歌聲使“我們”擺脫日,嵤碌臒⿶蓝_到一種高尚的境界……總之,“別個誰都沒有這種能耐”。但“我”和少數(shù)人終于發(fā)現(xiàn),她的歌聲其實并無特別之處,甚至只不過是在吹口哨。而吹口哨是“我們民族”固有的藝術本領和特征,約瑟芬其實也并不比別人吹得好。一次有人非常委婉地向她指出這一點,但她卻認為這太過份了,“她當時露出的那樣狂妄自大的冷笑,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第342頁)在她唱歌的時候, 總是圍滿了入迷的聽眾,“象耗子一般悄然無聲,仿佛我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至少由于我們自己吹口哨而無法得到的寧靜平和,我們沉默著。”(第342 頁)曾有一個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在約瑟芬唱歌的時候也天真地吹起了口哨,聲音竟與約瑟芬的完全一樣,但卻遭到其他人的齊聲譴責,再也不敢出聲了。約瑟芬非常會利用這種“與她的歌唱的純潔性相對立的種種干擾”作斗爭,“這有助于喚醒大眾,雖然不能教會他們理解,卻也能使他們學會肅然起敬”。(第343 頁)大規(guī)模的群眾集會更是她煽起狂熱崇拜的有效手段,甚至少數(shù)對她不感興趣者在這種集會中也發(fā)現(xiàn),“我們很快也就淹沒在大眾的熱情里了,他們身子挨著身子,暖乎乎地擠在一起,屏息諦聽!币坏┠炒伟l(fā)現(xiàn)聽眾不多,“她自然會大發(fā)脾氣了,使勁跺腳,破口大罵,完全不象個少女,她甚至還咬牙。”而“大家非但絲毫不遏制她的過份要求,反而極力迎合她;
派信差去召集聽眾”,“在周圍各條路上布置了崗哨,向來者示意,讓他們加快步子”,“直到最后湊齊了相當數(shù)量的聽眾!保ǖ344頁)
這位約瑟芬總以這個民族的保護人自居,認為藝術的作用無比重要,以為“她的歌聲能把我們從政治的或經濟的的逆境里解救出來,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 唱即使不能除災,那至少也能給我們力量去承受不幸!保ǖ346頁)結果, 她就靠文藝便“輕而易舉”地就“裝扮成這個民族的救星”,控制了這個民族。“約瑟芬?guī)缀跏遣皇芊晒苁,她可以為所欲為,即使讓全民族遭殃,她也會得到寬恕的!保ǖ?52頁)偶有對她表示不滿者,她的諂媚者便群起而攻之, 以示堅決捍衛(wèi)。為什么約瑟芬能輕易將這個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中呢?卡夫卡的回答是:“這恐怕主要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有關”,“我們這個族類繁殖力非常強,每一代都不計其數(shù)”,一撥兒童還沒長大新一撥兒童又源源而來,使我們這個民族充滿不成熟的孩 子氣,“約瑟芬向來從我們民族的這股孩子氣中得到好處,占了便宜”。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眾多又互相排擠,甚至在兒童時期就互相爭斗,結果是“我們的民族不僅有孩子氣,它在某種程度上還未老先衰”,沒有經過激情盎然的青春期便進入暮氣沉沉的成年,這樣反而使我們內心深處對激情與亢奮有種迫切的需要。約瑟芬又裝腔作勢地以她的歌聲迎合、煽動了這種“激情”。(第349、350頁)
盡管權傾一時,但這個野心勃勃的“女歌手”仍不滿足,“總是神經質地感到 不快”,提出的要求越來越過份,使這個民族無法滿足她的要求,結果她反而怨恨這個如此善待她的民族。“在她的心目中,她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她的權力是怎樣得來的,那又有什么關系呢!”(第356頁)終于, 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她的真面目,對她越來越反感。于是,這個權勢欲極強的女戲子與這個像耗子一樣沉默、有耗子那樣極強的繁殖力的民族之間開始了一種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雖然她使出渾身解數(shù),但最終還是被這個民族徹底拋棄。
其實,是她“自動破壞了她征服民心而到手的權力。真不知她怎么會獲得這種 權力的,其實她很少了解民心!倍霸谖覀冞@個民族的永恒的歷史中,她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這個民族終將彌補這個損失!保ǖ358、359頁)
當時誰能想到卡夫卡的這則“臨終預言”會如此靈驗!這不就是四十多年后,江清和我們全民族關系的寫照么?這位“女歌手”的脾氣特性、所作所為、突然權傾一時又終被這個民族拋棄的經歷與江青何其相似乃爾。更令人稱絕的是,卡夫卡還反復強調“我們這個族類繁殖力非常強”(世界上人口繁衍最多的不就是我們這個族類嗎?。捎谌丝诒姸喽鴱男【土晳T內斗,正是這個民族竟曾被這樣一個 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原因,“主要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有關”!
卡夫卡甚至預感到我們這個民族對苦難的易于淡忘,善將歷史中沉重苦澀的殷紅褪成輕淡甜膩的粉紅,所以在《萬里長城建造時》的結尾,他有意增加了這樣一個不無突兀卻意味深長的情節(jié):有一次,一位乞丐來到“我們”中間講述我們民族過去的苦難,結果,這個打攪了我們的甜蜜生活因此不合時宜、使人掃興、令人厭煩的乞丐被“我們”推趕出了房間。因為“古老的事情早已聽到過,昔日的傷痛早已消弭。記得在我看來雖然乞丐的話無可辯駁地說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卻笑著 直搖頭,什么也不愿聽!保ǖ282頁)--時下, 不是有人認為“文革”記憶妨礙了現(xiàn)在的幸福生活所以要竭力淡化“文革”記憶、有意強化民族的健忘癥么?不是有人一方面對國人說現(xiàn)在對文革的記憶已是“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沒有任何意義,一方面為了迎合西方“學院左派”的玫瑰色“文革想像”而把“文革”塑造成“盛大的節(jié)日”么?
人權與主權的沖突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紀之交的時刻,人權與主權的關系驟然尖銳,成為一個讓政治家頭痛、讓學術界激烈爭論的全球性問題。然而,早在20世紀初年,幾乎無人意識到這一潛在問題時,卡夫卡就洞察到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寫于1914年的《在流放地》這篇小說,不僅表現(xiàn)了人權與主權激烈沖突,而且卡夫卡還異常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和態(tài)度。
一位“旅行家”來到“流放地”觀看一位軍官對犯人的行刑時,與這位軍官就司法程序問題進行了激烈辯論,結果令人大出意外,這位軍官最終不僅釋放了犯人,而且自己突然走上為處決犯人而精心設計的機器自我處決。--這便是卡夫卡的小說《在流放地》的故事梗概。
“這是一架不尋常的機器”,小說一開始就是這位軍官對這種殺人機器的夸耀 ,而后便以不小的篇幅,從各種角度、以各種方法對這架機器殺人的殘酷、復雜和精密作了細致描述和表現(xiàn)。這架機器為流放地的老司令官一人設計,從下往上分為“床”、“耙子”和“設計師”三個部分,犯人在這架機器上要經過這三部分共十二個小時的各種殘酷折磨然后才被處死,這些不同的酷刑按設計好的程序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一道緊接一道順序進行,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更絕的是,一個外行的旁觀者根本分不清各種刑罰之間的區(qū)別。而且,整個流放地的機構都是精心設計 的,正如這位軍官得意洋洋所說:“流放地的機構已經十全十美,即使繼任者腦子里有一千套計劃也會發(fā)現(xiàn),至少在好多年里,他連一個小地方也無法改變!保ǖ140頁)因為他知道,流放地的新司令官多少有改變舊制之意, 委托這位異國的“旅行家”實地考察、匯報。
卡夫卡可能沒有想到,就在他寫完這篇小說二十余年后,這種“精心設計”的殺人機器和“十全十美”的集中營就真的出現(xiàn)。成批成批屠殺猶太人的殺人工廠、焚尸爐、奧斯維辛、索比堡、古拉格……殺人、流放的確達到了高度的組織化、機器化和程序化。
但這篇小說篇幅更多、更為精彩、也更令人深思的,還是旅行家與軍官之間的 觀念沖突和辯論。
無論這位軍官如何喋喋不休,受流放地新任司令官邀請的“旅行家”對這架機器不僅毫無興趣,而且愈加反感。他感興趣的是司法程序問題,是對犯人的審判、處決是否公正。他發(fā)現(xiàn)犯人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審判就被判決,流放地司令官的命令就是一切,于是向軍官問道:“他難道既是軍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師、化學師和制圖師?”軍官馬上回答:“他的確是的”。這樣,犯人便沒有任何辯護的機會。旅行家認為這太不公平,一再向軍官提出要給犯人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對 此,軍官發(fā)表了一通長篇大論,從方方面面論述了讓犯人自我辯護的種種弊病和現(xiàn)行“審判”的好處,“這一切都很簡單。要是我先把這個人叫來審問,事情就要亂得不可開交。他就會說謊,倘若我揭穿他的謊話,他就會撒更多的謊來圓謊,就這樣沒完沒了。”(第145頁)經過一番爭辯,旅行家感到左右為難,“私自盤算道:明白地干涉別人的事總是兇多吉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即非流放地的官員,又不是統(tǒng)轄這個地方的國家的公民。要是他公開譴責這種死刑,甚至真的設法阻止,人家可以對他說:你是外國人,請少管閑事!边@里,卡夫卡明確提出了人權與主權的關系。
在雙方交鋒中,軍官表示了對老司令官的無比推崇和對新司令官要改變舊制的強烈不滿:“新上任的那位當然露出想干涉我的判決的意思,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把他頂了回去,今后一定還頂?shù)米!保ǖ?44 頁)這番話使受新司令官邀請而來的旅行家不禁更有躍躍欲試干涉此事之心,“審判程序的不公正和處決的不人道是明擺著的。也沒有人能說他在這件事里有什么個人的利害關系,他與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他甚至也根本不同情這人!保ǖ151 頁)因此他認為自己似乎應該對新司令官施加影響,促其下決心改變舊制。
這位軍官仿佛看透了旅行家的心思,依舊滔滔不絕,極力想通過說服旅行家來使新司令官改變主意,堅持舊制。他承認,現(xiàn)在幾乎無人贊同舊制,只有他是“唯一的擁護者”和“老司令官傳統(tǒng)唯一的信徒”,所以今天只有旅行家一人來傍觀行刑,而過去卻是人山人海,群情高昂,“我們是多么心醉神迷地觀察受刑的人臉上的變化呀,我們的臉頰又是如何地沐浴在終于出現(xiàn)但又馬上消逝的正義的光輝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時代啊,我的同志!”(第154頁)說到動情之處, 他幾乎忘了是在和誰說話。這種變化的原因當然是老司令官的去世和新司令官要變法。此時,軍官幾乎是在哀求旅行家:“今天是您來到島上的第二天,您根本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做法,您一向受到歐洲的思想方法的拘囿,也許您一般地在原則上反對死刑,對這種殺人機器更是不以為然……您見識過也知道尊重各個民族的種種奇風異俗,因此不會象在自己國內那樣,用激烈的方式反對我們的做法!保ǖ155 頁)他不僅要求旅行家不明確表示反對,甚希望旅行家連“在我們國家里審判程序不是這樣的”或“我們從中世紀以來就不用酷刑了”這類話都不要說,因為這仍會給新司令官以變革的借口,“他的話準是這樣的:‘一位有名的西方旅行家,他是派出來考察世界各國刑事審判程序的,他剛才說我們執(zhí)行法律的傳統(tǒng)做法是不人道的。出諸這樣一位人物的這樣的意見使我再也無法支持過去的做法了!保ǖ156頁)不過,他向旅行家說道:“我并不是要您說謊,我絕無此意;
您只需敷衍了事地答上兩句,例如:‘是的,我看過行刑了,’或者是:‘是的,人家對我說過了。’這就行了,不用再多……”(第158頁)卡夫卡意味深長地借這位濫殺無辜、 草菅人命的軍官之口點明了“旅行家”身份:他是西方人,是“派出來考察世界各國刑 事審判程序的”;
而且,他的話極有份量,會使新司令官感到“再也無法支持過去的做法了”而執(zhí)意改革。揆諸今日之世界,卡夫卡近百年前的洞見確實入木三分,令人咋舌。
更令人深思的是,卡夫卡不僅預言了人權與主權的沖突,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和態(tài)度。在小說結尾,經過反復激烈辯論后,旅行家始終堅持一定要向新司令官表明自己的看法。眼見事情已無法改變,這位軍官沉默片刻后便將犯人釋放,卻又一件件脫光了自己的衣裳,走上這架殺人機器,自己殘酷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以身殉“道”?是不愿見到變化?還是害怕以后會受到懲罰?……對此,卡夫卡 惜墨如金,未著只字,要讀者自己來猜測、想像、體味。小說中的這位軍官是踐踏人權、不講法治的象征,卡夫卡以他的死亡作為小說的結尾當非偶然,而是有意隱喻這種體制的必然覆滅。
這種人權重于主權的觀點,來源于卡夫卡對國家和人民關系的看法。在小說《往事一頁》中,他甘冒觸犯眾怒之險,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這篇小說寫于1917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仍在激烈進行,千千萬萬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為國家浴血奮戰(zhàn),為“救亡”而英勇犧牲,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更是氣焰萬丈。對此,卡夫卡 非常不以為然,決心用小說來消解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以一篇全文還不到兩千字的小說消解千百萬人著魔般亢奮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無疑連杯水車薪都不如,但這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不僅表明了一個作家應有的理性,更表現(xiàn)了作家應有的良知和勇氣。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雖然非常簡單,卻能使人久久回味。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小小的鞋匠,修鞋鋪就開在皇宮面前的廣場上。一天清晨開門一看,發(fā)現(xiàn)全城不知何時已被來自遠方的游牧民族占領。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從平民開始,鞋匠、肉販等都備受騷擾。這時,“我”來到皇宮門口,看到皇帝站 在一扇窗后!捌匠,他可從不到宮內靠廣場的房間來,而總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園中”,這次卻垂頭喪氣地站在靠廣場的窗后,眼睜睜地看著宮前發(fā)生的事情。(第229頁)
最終,不堪種種磨難之苦的平頭百姓們聚在一起互相問道:“我們要承受這樣的負擔和磨難到什么時候呢?皇上的宮殿把游牧人吸引來,他卻沒辦法把他們趕出去。宮門始終閉著;
往常耀武揚威地出出進進的衛(wèi)隊,眼下全呆在裝了鐵柵的窗戶后面。拯救祖國的事結果全得由我們工匠和商人來干,這樣的重任我們卻擔當不起哩;
須知,我們也從未夸過口,說自己有這種能耐。事情純屬誤會;
而我們呢,卻將毀于這個誤會!保ǖ229頁)
卡夫卡這篇小說起碼從某一角度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在“天下”“興”的時候,皇帝們總是“貪天之功據(jù)為己有”,從不認為“匹夫有責”、“與有榮焉”,自然也就不許匹夫有參政議政、“參與”國家大事的權利;
但每當“天下”將“亡”的時候,皇帝們總是疾呼“匹夫有責”,仿佛事之所以致此人人都要承擔一份罪責,匹夫自然就有承擔“救亡”重擔的責任與義務。
話當然還要說回來,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 有一份權利的“天下”,那么自然應擔起“救亡”之責;
不過如果“天下”為某“一姓”之私物,當皇帝大呼“匹夫有責”時,鞋匠、肉販……等所有平民百姓確應冷靜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責”。很可能,“拯救祖國”“這樣的重任我們卻擔當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謂語重心長。
《在流放地》和《往事一頁》表明,在卡夫卡的觀念中,個人權利是高于、重于國家的基本權利。同時他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對個人權利觀念的強調主要是從西方的歷史經驗、傳統(tǒng)中發(fā)展而來,但在全球性歷史發(fā)展中將成為一種擴散開來 的普世性觀念,將與其他一些傳統(tǒng)發(fā)生沖突。就此而言,或可根據(jù)已成學界時尚的“后殖民”理論說他是“西方中心論”者。但任何一種理念都產生于具體、特殊的“語境”之中,所以每種理念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倘因此認為任何理念都沒有普世性,那所謂交流、交往將沒有意義,不同文明之間根本無法溝通,終將爭戰(zhàn)不休。事實上,正是在不同文明、觀念的交往、碰撞甚至沖突中,某些符合最基本人性的價值觀和理念終將逐漸演化成普遍性價值觀和理念,成為全人類的基本信念和共識。
“饑餓藝術家”的雙重隱喻
在寫于1922年的《饑餓藝術家》中,卡夫卡塑造了一個以“表演饑餓”為生的藝術家。這位以展覽自瘧為生的藝術家不啻是現(xiàn)在十分走紅的“行為藝術”的先驅,自瘧能成為藝術在當時確難想像,所以不能不深嘆卡氏的想像力之豐富、對未來的洞察力之深刻。當然,卡氏塑造的這位藝術家的故作姿態(tài)固然令人噴飯,但最后他確因“饑餓”而亡,倒還不失真誠。而這種真誠,恰恰又是今日另一類“饑餓藝術家”們所根本沒有的。
小說的開始寫道:“近幾十年來,人們對饑餓表演的興趣大為淡薄了。從前自 行舉辦這類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當可觀的,今天則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種時代!保ǖ285頁)在那個時代,這位“饑餓藝術家”風靡全城, 以致人們要通宵達旦排隊買票來觀看表演。表演以每四十天為一場,這期間,藝術家在一個地鋪干草的鐵籠中除偶喝點水外一直粒米不進,任人觀看,觸摸其嶙嶙瘦骨。他時而向人點頭,回答各種提問,時而對誰也不理會,只是呆呆地望著前方出神,完全陷入沉思。為了消除對他“偷吃”的疑慮,公眾還推選出了看守人員,每三人一班,日夜值班。其實這完全是多余的,“他的藝術的榮譽感禁止他吃東西”。他最感幸福 的是天亮以后,由他出錢讓人買來豐盛的早餐,讓那些通宵值班的壯漢們狼吞虎咽一番,而他卻根本不為所動,這樣反襯出他的能耐。每四十天期滿時,他仍拒絕進食,結果經理和他人不得不強迫給他進食。這時他總是忿忿地想,為什么在他的饑餓表演正要達到最出色的程度時打斷他呢?只要讓他繼續(xù)表演下去,他不僅能成為空前偉大的饑餓藝術家--這一步看來他已經實現(xiàn)了--而且還要自我超越,達到常人難以理解的高峰,“為什么要剝奪他達到這一境界的榮譽呢?”“他自己尚且 還能繼續(xù)餓下去,為什么他們卻不愿忍耐著看下去呢?”(第289頁)就這樣, 雖然他度過了名揚四海,光彩照人的歲月,但“他的心情通常是陰郁的,而且有增無已,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認真體察他的心情。”對一些好心人的安慰和憐憫,“他就會--尤其是在經過了一個時期的饑餓表演之后--用暴怒來回答,那簡直象只野獸似的猛烈地搖撼著柵欄,真是可怕之極。”(第290、291頁)
時代的變化更加無情,人們對“饑餓表演”突然失去了興趣。但這位藝術家對這種表演已經“愛得發(fā)狂,豈肯放棄”,便宣稱“只要準許他獨行其是(人們馬上 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他要真正做到讓世界為之震驚,其程度非往日所能比擬。饑餓藝術家一激動,竟忘掉了時代氣氛,他的這番言辭顯然不合時宜,在行的人聽了只好一笑置之。”(第293頁)他的驚世之舉是無限期絕食, 開始時還真有些人看,而且“在他周圍吵嚷得震天價響, 并且不斷形成新的派別互相謾罵”。
(第294頁)但使他傷心的是沒有一派是真正理解他的, 至多不過是想看看熱鬧而已。不久連熱鬧也無人看,這位藝術家完全被人遺忘。在他餓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才被人發(fā)現(xiàn),但為時已晚。他最后的話是:“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 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并象你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保ǖ296頁)
當時的讀者很難想到這會是關于幾十年后開始流行的“行為藝術”的隱喻。現(xiàn)在,一些行為藝術家正是以卡氏所描繪的自瘧而成為成功藝術家的。有人在盛夏將腐臭不堪的浸泡死魚爛蝦的臟水涂在自己身上,然后讓蒼蠅蚊子爬滿全身;
有人將導管插入血管,讓血液一滴滴流下,只到體重因此減少多少克;
還有人將自己在一個可供人參觀的房間里關了一年……從中都可以看到“饑餓藝術家”的影子,有的甚至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但這篇小說還有更深一層隱喻。
多年前我讀這篇小說時,“饑餓藝術家”那種“故作姿態(tài)”雖令人哭笑不得,但總感這只是卡夫卡一貫的“夸張”“荒誕”,并未在意。如今閱歷加深,誠感這并非全是卡氏之“妄想”,可說別有深意。生活中確有另一種“饑餓藝術家”,但他們卻沒有卡夫卡筆下“饑餓藝術家”那種至為難得的真誠。他們故作姿態(tài)向世人展示“饑餓”,實際卻比多數(shù)人吃得多吃得好;
一邊作“圣斗士”狀痛詆“市場”和“流行”而懷念自己倚仗權勢曾經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那個時代”,一邊又老謀深算地利用“這個時代”的市場一本本炮制“流行”而名利雙收;
看別人用洋家電等就怒斥為“賣國”“漢奸”,其實自己早就想方設法一趟趟過?缪髵曜懔送鈳庞帚@山打洞把子女送往國外……能博取“饑餓”之名卻又并不真正“忍饑挨餓”--如此精明的“人生策略”,是天才如卡夫卡者當年也沒有想到的。
有人說過,一個天才的如椽巨筆往往超越自己的時代和社會?ǚ蚩ǖ淖髌反_如一面能超越時空的深遂魔鏡,映照出人性、社會最久遠、最復雜、最幽暗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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