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軍：民主化理論：綜述、評論與發(fā)展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受當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響，近四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對于民主化的前提、條件或原因的研究成為西方政治學界最熱門的話題。[1]研究各種民主化理論對于中國來說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明確關鍵概念“民主”、“民主化”的含義是必要的�！艾F代民主政治是一種管理體制，其中統治者在公共領域中的行為要對公眾負責，公民通過他們選舉出的代表們的競爭與合作來間接地行動。”[2]當代的民主化研究一般不解釋古典民主。在大衛(wèi)．波特（David Potter）等人看來，民主化是指這樣一種政治變革過程，即“由較少負責任的政府到較多負責任的政府；
由較少競爭(或干脆沒有競爭)的選舉到較為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
由嚴厲限制人權和政治權利到較好地保障這些權利；
由市民社會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沒有)自治團體到享有較充分自治和數量較多的自治團體”。[3]
波特認為，對民主化的解釋主要回答：民主的產生原因或條件是什么？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走上民主的道路而有的國家卻不能？中外學者提出了多姿多彩的假說，我們首先綜述這些理論假說，然后對它們做一些評論，接著介紹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中所蘊含的一種新解釋框架的雛形，最后闡述本文對于民主化的解釋。
一、已有的民主化解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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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主的產生原因或條件是十分重大的研究課題，從古到今，它已經使無數政治學家為之競折腰。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盧梭、托克維爾都曾經認真研究過這一課題，并提出了至今仍然值得重視的見解。[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認為財富的分配狀況、社會階級(富人、窮人和中間階級)的相對力量是不同政體的原因，窮人的統治導致民主。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認為對(財富分配的相對)平等、節(jié)儉的熱愛有利于民主。他還強調地理和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他的主要假說是，寒冷的氣候有利于自由，而炙熱和潮濕的氣候導致專制政府和奴役。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認為，在一個十分小的國家才有可能實現民主。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重視民主與平等的關聯，同時，他也強調適合的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
�。ǘ┮阅撤N客觀的、決定性的變量解釋民主化的四種理論
一是現代化解釋，以李普塞特為代表，這一途徑強調一系列社會和經濟條件，它們或者是與現存的自由主義民主相關聯的，或者是為成功的民主化所必需的。李普塞特論點是：民主關系到經濟發(fā)展的狀況；
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6]這一論點直接稟承亞里士多德。
二是結構解釋，以巴林頓．摩爾（Moore，Barrington）及其1966年出版的《民主和獨裁的社會起源》為代表，強調有利于民主化的權力結構的變遷。摩爾的結論是，民主發(fā)展的主要條件有五個。第一，建立某種均勢，避免王權或者土地貴族畸輕畸重的局面出現。第二，向適宜形式的農業(yè)商品經濟過渡。第三，削弱土地貴族。第四，防止建立針對工農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第五，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發(fā)生一場通向現今時代的聲勢浩大的運動。[7]
三是進化論解釋。這一類解釋的代表人物芬蘭學者塔圖．溫漢南（Tatu Vanhanen）引進達爾文的進化論原則來解釋政治和政治結構的演進，認為達爾文自然選擇的進化理論能夠提供一種解釋原則。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任何物種都有很強的繁殖能力，而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個固定量，因此，為生存而進行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就是人類這一物種競取稀缺資源的特有方式，人們奪取權力的目的是為了利用權力獲得生存資源。在權力分配狀況與資源分配狀況的關系方面，資源分配的獨立性更強，更加具有自變量的性質，而權力分配更加依賴于資源分配，是一個因變量。作為權力之根源的生存資源的集中導致獨裁獨裁的政治結構，而同樣資源的廣泛分配帶來權力的分享和民主的可能性。[8]他具體提出兩個假說：第一，經濟、智力和其他權力資源在人口不同部分間的分配，是民主化變量的基本因素；
第二，在權力資源廣泛分配，任何集團不再能夠壓制其競爭者或維持其霸權的條件下，民主才會產生。他的假說使我們想起卡爾．A．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結論，后者把民主與多中心社會聯系起來，而東方獨裁主義起源于國家對生產的戰(zhàn)略手段——特別是可耕地和水利灌溉機構——的高度集中。[9]
溫漢南認為，他的民主化假說能夠為一些其他假說提供理論解釋。[10]例如，它能解釋經濟發(fā)展與民主化的關系、教育與民主化的關系等等：經濟發(fā)展或者教育發(fā)展之所以能夠促進民主化，是因為它們促進了資源的更加廣泛的分配。隱藏在經濟發(fā)展或教育發(fā)展與民主化之間的正向關系的背后的因素仍然是資源分配與民主化之間的關系。
不過，溫漢南最終仍回到了現代化取向上來。[11]在他看來，從根本上說，技術的發(fā)明和發(fā)展是民主化潮流的主要驅動力。因為它導致經濟和技術資源在更大范圍的分配，從而推動了民主。所以，只要技術不斷發(fā)展，民主化過程就會繼續(xù)下去。
四是我國學者李景鵬教授的解釋（歷史唯物主義解釋）。
馬克思恩格斯重視對經濟基礎的分析，相比之下較少研究上層建筑；
而在研究政治上層建筑時，主要精力則放在國體上，相比之下較少研究政體。所以，他們的理論中沒有對作為政體形式的民主的產生條件或原因的具體闡述。但是，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卻能指導我們的研究方向。我國政治學家李景鵬教授“到經濟領域中去尋找”約束政府權威、促進民主產生的力量，對民主的產生條件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他是在分析民主與市場經濟的微妙關系時提出這一解釋的。民主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曾經受到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的關注，他發(fā)現，世界上實行市場取向的國家并非都是多頭政治即民主的國家，但是民主國家卻一定是市場取向的國家。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與民主相聯系。李景鵬教授進一步指出，只有自由市場取向的國家才能建立多頭民主制度，因為只有這樣的市場制度才能生長出制約權威的力量，才能生長出民主的最核心的價值即自由。[12]
為什么自由市場經濟有利于民主的產生呢？第一，市場是造成約束政府權威的各種規(guī)則的主要力量。第二，市場交換環(huán)境使人產生一種內在的要求，即對自由的渴求，而民主的歷史主要來源于對自由的追求[13]。市場交易是一種自愿的互惠行為，這種行為是以參加交易的個人能夠自由地處置人們自身以及歸自己所有的財富和物品為前提的。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事實正是孕育社會和政治自由的最深刻的根源。所以說，政治自由是從貿易自由中生長出來的一種必然的政治要求，而作為自由的根本保障體系的憲法實際上是從市場中生長出來的契約精神的升華。正是這些支撐了民主制度的存在和發(fā)展。
（三）以某種主觀的、非決定性的變量解釋民主化的兩種理論
一是轉型解釋，以羅斯托、奧唐內爾（O’Donnell，Guillermo）及其同事、林茨（Juan Linz）等為代表，強調政治過程、精英的首創(chuàng)性與選擇。轉型研究把焦點集中于以社會沖突為特征的歷史政治過程，集中于政治精英的選擇，即權威主義營壘中的強硬派和溫和派、反對派陣營中的機會主義者、溫和派和激進派所扮演的角色。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動成為最重要的解釋性變項。在發(fā)表于1970年的一篇論文中，羅斯托宣稱，民主的產生有四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第一，必須存在著民族認同。第二，必須經過嚴重的斗爭。第三，必須有意識地采用民主的規(guī)則。第四，政治家和選民必須習慣于這些規(guī)則。[14]
二是以政治文化作為主要解釋變量的文化解釋。J．彭洛克（J. Roland Pennock）認為，政治文化因素是產生民主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條件。[15]R．蓋茨梯爾（Raymond D. Gastil）拋棄對民主的社會經濟解釋，認為民主化主要靠民主觀念的擴散。在他看來，適宜的經濟條件對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幫助的，但是對民主擴散的更長過程來說，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結論是，在特定國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傳播的相對效果的產物”[16]。
（四）以多種因素的綜合來解釋民主化的理論（綜合解釋）
以上六種解釋都是用某一個（類）單一的因素來解釋民主化，然而八、九十年代以來，更多的學者傾向于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的作用，包括經濟發(fā)展、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市民社會的發(fā)育、政治精英的戰(zhàn)略、政治文化、種族關系、政治制度和政黨體制、殖民地遺產、外來影響、國際關系等，來解釋民主的產生。為了簡便，我們把這第七種解釋稱為綜合解釋。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是綜合多種因素的作用來解釋民主化的代表，他認為，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時而異，企圖尋找一個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變項，并設定這一自變項也許在解釋所有民主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幾乎是注定不會成功的，如果不是同義反復的話。[17]他認為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導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英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環(huán)境、西方同盟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勝利和主要大陸帝國的相應解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盟國在第二次大戰(zhàn)中的勝利和這些民主國家在戰(zhàn)后所進行的非殖民化導致的。導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個因素是：合法性問題、經濟發(fā)展、天主教內部的變革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教會針對威權主義而采取的行動、外國政府或機構（梵蒂岡、歐洲共同體、美國和八十年代末的蘇聯等）的行動、示范效應或滾雪球。
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也提出了一個綜合的解釋，他列舉了對一個國家能否實現民主關系重大的五個條件：
民主的關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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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民主的條件：
�、墁F代的市場經濟和社會；
⑤弱小的亞文化多元主義。[18]
二、對當代的民主化解釋的分類、比較和評論[19]
（一）以解釋模式為標準
屬于科學模式的民主化解釋有：現代化解釋、結構解釋、進化論解釋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等。屬于釋義模式的民主化解釋有：轉型解釋、政治文化解釋。民主化的綜合解釋綜合運用了科學模式和釋義模式，這是顯而易見的。各種民主化解釋的優(yōu)點與缺點根源于其各自的解釋模式所固有的優(yōu)點與缺點，請見第二章的相關論述。
八、九十年代以來，綜合運用科學模式和釋義模式的綜合解釋被提出，并且占據了優(yōu)勢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其原因在于人們認識到了單純的、甚至絕對化的科學模式和釋義模式的缺陷。綜合解釋吸收了各種其他各種解釋的研究成果，試圖集民主化理論之大成。它深入考查廣泛的歷史事實，對各波民主化的歸納性的看法也更加符合事實；
相比之下，單純的現代化解釋、結構解釋、進化論解釋、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和單純的轉型解釋、政治文化解釋就都顯得有些偏頗和片面，總會遇到難以解釋的民主化事實。
然而，綜合解釋違背了理論建構的要求�？茖W理論追求普遍性的結論，它必須“是全稱陳述”[20]。除了“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這類否定普遍性解釋的全稱陳述之外，亨廷頓得不出其他全稱陳述。然而，正如亨廷頓5年后在其另一名著[21]中所說的那樣：[22]
如果我們想要認真地對世界進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動，某種簡化現實的圖畫、某種理論、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產物，就只有“一團亂七八糟的混亂”。
綜合解釋所缺乏的就是“某種簡化現實的圖畫、某種理論、概念、模式和范式”，其結果就是“一團亂七八糟的混亂”。
（二）以研究戰(zhàn)略為標準
1、對兩種研究戰(zhàn)略的闡述
澤沃斯基（Przeworski，Adam）認為，解釋民主化的戰(zhàn)略（strategies of research）有兩類：宏觀取向和微觀取向。[23]
宏觀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尋客觀條件，例如經濟和社會（如社會結構）條件，使用決定論的語言，摩爾的《民主和獨裁的社會起源》是其代表。微觀取向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東西（如經濟、社會條件），集中于政治行為者及其戰(zhàn)略，強調利益和洞察力，把問題看成是關于（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的）可能性和選擇的問題，羅斯托、林茨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普利漢姆（Pridham，(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Geoffrey）對于研究途徑的分類也和澤沃斯基相類似。[24]
2、以研究戰(zhàn)略為標準對已有的民主化解釋的分類、比較和評論
屬于科學模式的民主化解釋全部屬于宏觀取向：現代化解釋、結構解釋、進化論解釋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等；
屬于釋義模式的民主化解釋也大都屬于宏觀取向：例如政治文化解釋；
連民主化的綜合解釋也基本上采取宏觀取向。只有轉型解釋是微觀取向。
澤沃斯基認為，兩種研究戰(zhàn)略都難以讓人滿意。對于宏觀取向的研究，澤沃斯基有兩點批評，一是客觀條件最多只是對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可能發(fā)生的事件構成了約束，它不可能決定這種歷史情境的結果。二是這種研究戰(zhàn)略還存在著認識論上的缺陷：局限于實際發(fā)生的事件的理論不是理論，而是描述。微觀取向的研究把政治轉型看成是在種種可能性中作出的選擇的結果，它正確地把客觀條件只是作為一種約束，然而它遠遠沒有成功地斷言它們是哪些約束條件。但是，如果必須在兩種戰(zhàn)略中選擇一種的話，澤沃斯基將選擇微觀取向的研究戰(zhàn)略，這僅僅是因為它的實用性。澤沃斯基對于兩種取向、特別是宏觀取向的批評是中肯的。
結合澤沃斯基的批評，我們的任務是，提供一種民主化解釋，它能將宏觀取向與微觀取向兩種研究戰(zhàn)略的優(yōu)點結合起來，以微觀取向為基礎，同時又能指出作為約束條件的種種客觀條件；
或者說，它能夠為宏觀歷史提供微觀基礎。
為宏觀解釋建立微觀基礎是當代社會科學的一個大趨勢。當代西方經濟學試圖為宏觀經濟學建立微觀基礎，把微觀與宏觀兩個板塊的經濟學結合起來。[25]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 North）也將制度變遷的宏觀歷史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整合起來，并獲得成功。[26]政治學的發(fā)展也有這一趨勢，鄒讜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27]就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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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的民主化理論中，明顯地以歸納法為主要發(fā)現和論證方法的有：現代化解釋、結構解釋、綜合解釋等三種；
明顯地以“假說—演繹”法為主的有：進化論解釋、歷史唯物主義解釋。
三、一種具有更多綜合優(yōu)勢的民主化解釋框架雛形？
綜上所述，如果一種解釋框架能夠在解釋模式方面吸收科學模式和釋義模式的優(yōu)點，避免兩種模式的缺點，采用理性選擇模式；
在研究戰(zhàn)略上能夠吸收宏觀取向和微觀取向的優(yōu)點，為宏觀理論找到微觀基礎；
并且，在邏輯方法上能夠采用“假說—演繹”法，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種具有更多綜合優(yōu)勢的民主化解釋框架。這樣一種明顯符合上述三種要求的新框架的雛形已經出現了，它被包含在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中。[28]
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 North）所提供的制度變遷理論是一個一般制度變遷理論，他還缺乏一個關于政體演變方式的更加復雜的分析[29]。但是，由于“制度”包含政治制度[30]，其理論因此蘊含著發(fā)展出一個政治制度變遷理論的可能性。我們只需要將諾斯的一般制度變遷模型與政治相結合，就能夠得到一個政治制度變遷模型，在此一般政治制度變遷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出從民主走向獨裁、或者從獨裁走向民主的變遷模型。制度變遷既可能向更加有效[31]的方向發(fā)展，也可能變來變去仍然被鎖定在無效的狀態(tài)。我們可以推測，一個獨裁的政治制度在降低政治交換的不確定性程度、促進政治組織及其企業(yè)家之間的政治交換上會比民主制度更加低效，因此從獨裁向民主的變遷是一種積極意義上的政治制度變遷，是政治制度變遷中的最值得我們重視的變遷。而促進這一進步的變遷的原因或條件也就是民主化的原因或條件�？上�，諾斯自己沒有就此做進一步的分析，這里，我們只能是將他的基本框架做一粗步介紹，以供民主化研究者在其基礎上發(fā)展精辟的民主化解釋。
讓我們從諾斯的一般制度變遷理論出發(fā)。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不確定性，促進某些組織之間的政治交換或者經濟交換。推動制度變遷的主體是組織及其企業(yè)家，他們的目的被假設為：使由社會制度結構賦予的機會所確定的財富、收入或其他目標最大化。[32]但是，和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人的完全理性假定不同，諾斯指出這些主體的最大化選擇是受其不可能完全正確的主觀認識模型的影響的，簡單地說，主體只擁有不完全理性，假使所有主體都真的擁有完全理性，那么無效的制度將不會繼續(xù)存在。
分析變遷的模型可以從制度均衡——行為者的談判力量及構成交換總體的一系列合約談判給定時，沒有一個行為者會發(fā)現將資源用于再建立協約是有利可圖的——開始。變遷源于相對價格的變化、偏好或嗜好的變化或者制度的實施的變化，這三種變化導致一方或雙方認為改變協議或合約會更有利，于是他們重新談判，進行一項“交易”，建立新的規(guī)則。
相對價格變化的例子有：要素價格比率的變化（如土地與勞動、勞動與資本的比率的變化）、信息成本的變化、技術的變化等等。某些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外生的，但是大多數是內生的，是由企業(yè)家的努力導致的。企業(yè)家的學習過程（主觀認識模型的改變過程）就是通過①、改變衡量與實施成本；
②、改變談判與合約的成本與收益來改變相對價格。
相對價格的變化是變遷的主要根源，偏好或嗜好變化是另一個變遷之源。偏好或嗜好的范圍也包括思想、觀念，如對奴隸制度的憎惡。偏好或嗜好為什么發(fā)生變化呢？諾斯說他還不很清楚，已經知道的是其中至少有這么一個原因，即相對價格的變化。例如，在19世紀美國的大選中，單個選民能夠以相對低的成本表達他們對奴隸制的憎惡，而奴隸所有者又可得到一個非常高的補償價格，這就導致了奴隸制被廢除的制度變遷。制度通過降低我們向信念支付的價格，使得觀念、教義以及意識形態(tài)成為制度變遷的重要來源。實施的變遷也會為有組織的企業(yè)家提供新的獲利機會，這又會改變制度變遷的方向。美國19世紀的土地法歷史就是有關這一點的一個特別的例子。將諾斯的一般制度變遷模型圖示如下：
圖1：諾斯的一般制度變遷模型（略）
四、本文的民主化解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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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區(qū)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原生民主化指的是沒有受到外界的民主國家的影響，自發(fā)地產生的民主化，例如英國的民主化歷程。次生民主化則相反，指的是受到外界已經存在的民主國家的影響而發(fā)生的民主化，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化都屬于次生民主化。之所以要區(qū)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是因為民主化一旦在某一個國家自發(fā)地發(fā)生了，而且民主鞏固了，如果信息技術水平達到一定程度，那么僅僅是這一原生民主化國家的存在，就會對后來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過程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而原生民主化就沒有得到這種促進作用的幫助。
不過，不論是原生民主化，還是次生民主化，只要是民主化，就一定有共同的原因。對所有民主化的共同解釋如下。由于處于被統治地位的某一部分人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降低，他們成功地發(fā)起反抗（革命）。革命之后若建立非民主政治，另外的某一部分人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仍然比較低，他們又可以成功地發(fā)起反抗�？傊�，這個社會處于這樣的一種狀況中：人數足夠多的某一部分被統治者與革命家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總是比較低，這使得任何人的獨裁統治都無法得逞。在“萬般無奈”之下，一種由這些政治交易費用比較低的人們共同統治的政體就建立和鞏固起來。至于那些政治交易費用比較高的人們，則仍然會處于被統治、沒有權力、受到掠奪的狀態(tài)。民主權力是靠自己爭取來的，一般來說，沒有什么救世主會把它贈送給無力爭奪它的人。
�。ǘ┥贁倒竦拿裰鳛槭裁磿鸩綌U展為多數公民的民主
原生民主化國家的民主一般不會是全體社會成員都有權享受的，但是，民主一旦誕生，它就必然地逐步向下擴展，或者說，越來越多的處于被統治、沒有權力、受到掠奪的狀態(tài)的子民會獲得民主權利。其中原因是這樣：社會中那些與獲得了民主權力的少數公民最經常接觸的子民會最先產生民主要求，他們看到了民主權力的好處。而且，也看到擁有該權力的公民在能力、知識等各方面和自己并沒有多大的差別；
于是，這些子民會產生這樣的意識：那些公民能夠享受民主，為什么我們不能？只有少數人擁有民主權力的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不可能是根本上反民主的意識形態(tài)，例如，該意識形態(tài)不可能論證說，某個人或某個家族從神那里獲得了獨裁權力，它最多只能說，某群人因為由某種標準（如財產、種族等等）來劃分的社會地位優(yōu)越或進步，所以有權享受民主權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經擁有民主權力的公民或其代表比較容易選擇和平手段、或者說談判方法或交易方法來解決內部的、甚至與外部團體之間的政治爭端，因為暴力鎮(zhèn)壓的手段帶來的好處平均分配給全部擁有民主權力的公民，每個公民能夠得到的好處就大大減小了。這就大大地降低了子民們發(fā)起和平地要求民主權力的運動的成本：即使失敗了，一般也沒有生命危險。
在民主逐步向下擴展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一部分子民在議會外和平地要求得到民主權力，一部分代表某些已經擁有民主權力的公民的議員在議會內予以響應，提出給予該部分子民民主權力的議案，這些議員所屬的黨很可能在此刻屬于議會內的少數黨，他們盤算著，這些子民一旦獲得民主權力，很可能會感激地投票支持該黨，從而增大了該黨成為執(zhí)政黨的機會，符合該黨成員的短期利益；
雖然擴大選民范圍不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但是，在某些特別的時刻，只要他們對短期利益的偏好強于對自身長遠利益的偏好，他們是會“飲鴆止渴”的。議會內的多數黨一般不愿意擴大選民范圍，因為這有可能使該黨變成議會內的少數黨，失去執(zhí)政地位。但是，如果議會外的子民人數多到一定程度，其抗議力量大到一定程度，繼續(xù)抵制擴大選民范圍的成本就會增加到一定程度，并終于達到某一點，在這一點上，贊同擴大選民范圍，將抗議著的子民吸收為選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尤其是，新選民其實也可能會感激多數黨的支持而投票給原多數黨。絕大部分選民都是理性經濟人，他們只是根據各政黨能夠為他們帶來的利益和稅負的多少來決定如何投票，所以，新增加選民之后，這些選民到底會投誰的票，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各黨都可以公平地競取。
符合上述情況的事實很多，例如古代羅馬獲得公民權的人數逐步增加的過程，英國民主的逐步擴大的過程等等。
（三）解釋次生的民主化
科學技術不斷地前進著，特別是原生的民主政治因為比較好地保障了知識產權而大大地刺激了科技進步�？萍歼M步降低了“國際”交流的成本，使得國家間的交流成為可能，人類的視野擴大，人類世界越來接近成為一個“地球村”。現代科學（如天文學、生物學等等）、原生的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榮都沖擊著非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前者沖擊著意識形態(tài)中的自然科學部分，后者沖擊著意識形態(tài)中的社會科學部分。例如，如前所述，借助于信息傳播技術，天文學增加了人們對天體運動規(guī)律的認識，有助于破除對于天上神仙的迷信思想；
生物學增加了人們對于人類自身的進化發(fā)展規(guī)律，有助于破除上帝造人之類的思想。同時，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榮豐富了人們對于政治規(guī)律的認識，有助于破除對于非民主政治的認同。結果是子民的不確定性程度不斷降低。
隨之而來的是一部分子民與某些政治企業(yè)家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不斷降低，終于使這個社會處于這樣的一種狀況中：人數足夠多的某一部分被統治者與革命家之間的政治交易費用總是比較低，這使得任何人的獨裁統治都無法得逞。在“萬般無奈”之下，一種由這些政治交易費用比較低的人們共同統治的政體就建立和逐步鞏固起來。自然科學技術加上對于民主政治的一定程度的正確理念或認識，使得現代的獨裁大國的政治交易費用狀況和古代的“小國寡民”的政治交易費用狀況變得相同了，這就是表面看來無比復雜的第一、二、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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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仍然有許多國家的政體是各種形態(tài)的獨裁政體，它們都會轉型為民主政體嗎？如果在這些國家中，關于民主政治的知識的擴展、傳播速度趕得上自然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速度，如果自然科學技術沒有被獨裁者用來增加子民的不確定性，或者，雖然它被這樣使用，但是，自然科學技術對于非民主政治的負面影響還是遠遠大于正面影響，子民總的不確定性程度還是不斷降低，那么，這些國家都會發(fā)生次生的民主化轉型。
注釋：
[1]叢日云：《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頁。這也是近年來中國政治學者的一個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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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40. 中文譯文見菲利普．施米特、特麗．林恩．卡爾：《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載于《民主與民主化》，劉軍寧編，李柏光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2頁，譯文漏譯了“indirectly”，似乎也不夠暢達，因此筆者依據英文原文作了一點修改。
[3]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 （eds.）(1997). Democratization，Polity Press. P.6.
[4]參見沈友軍：《當代西方學者關于民主產生條件的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5]塔圖．溫漢南(Tatu Vanhanen)總結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見Tatu Vanhanen，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 states，1980~88，pp.36-47.Taylor & Francis New York Ins. 1990.
[6]西摩．馬�。钇杖兀⊿eymour Martin Lipset）：《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其中第二章“經濟發(fā)展與民主”和第十四章中的“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
[7]〔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獨裁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7年，第348-9頁。
[8]Tatu Vanhanen，Prospects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172 countrie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p.22-3.
[9]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10]Tatu Vanhanen，Prospects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172 countrie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25.
[11]叢日云：《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頁。
[12]李景鵬：《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理論研究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5-8頁。
[13]〔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政治．經濟制度》，三聯書店（上海），1992年，第236頁。
[14]Rustow，Dankwart A.（1970）.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April，p.350-61.
[15]J. Roland Pennock，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257.
[16]Raymond D. Gastil，“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democra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8（2），1985，pp.161-79.
[17]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46頁。
[18]羅伯特．達爾：《論民主》，李柏光、林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5頁。
[19]參見沈友軍：《民主化解釋：向一種新框架發(fā)展》，《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20]〔英〕波普爾：《科學發(fā)現的邏輯》，查汝強、邱仁宗譯，沈陽出版社，1999年，第41頁。譯者將作者譯為波珀，似乎欠妥，我將它改為波普爾。
[21]亨廷頓出版《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是1991年，這里所說的另一名著是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2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9頁。
[23]Przeworski，Adam，“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see O’Donnell，Guillermo.，Schmitter，Philippe C.，and Whitehead，Laurence.(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Pridham，Geoffrey. (ed.)，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rn
Europe，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Dartmouth，1995，“Introduction”.
[24]Pridham，Geoffrey. (ed.)，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rn
Europe，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Dartmouth，1995，“Introduction”.
[25]〔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高鴻業(yè)等校，姚開建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參見高鴻業(yè)為其寫的《譯者序》。
[26]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27]《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一書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28]對于這一理論的系統批評見林崗、張宇主編：《馬克思主義與制度分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
[29]道格拉斯．C．諾斯：《對政治和經濟的歷史發(fā)展的交易成本分析》，載于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編：《新制度經濟學》，孫經緯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6頁。
[30]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64頁。
[31]在多數情況下，諾斯是從經濟績效的視角談“有效”或“無效”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在討論政治制度的“有效”或“無效”，有效（或無效）的政治制度在有效（或無效）性體現在降低政治交換的不確定性程度，促進政治組織及其企業(yè)家之間的政治交換上。
[32]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100頁。
[33]參見我的博士論文《非民主政治的經濟學解釋—對人類另一類政體的研究》，該論文完成于2002年5月，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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