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位于中部地區(qū)，既臨長江，又有高山大湖，自古兵家必爭之地。其在經濟與文化最繁華時則在宋朝，如果沒記錯，《宋詞三百首》里三分之一的詞人便是出自江西。但在宋以后，江西榮光漸失，又只剩下幾處赫赫有名的戰(zhàn)場。在九江的抗洪大堤上，有一段浮雕長墻，上面除了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余下多半是對所謂的“可歌可泣”的戰(zhàn)亂的頌揚。從三國到岳飛，從陳友諒和朱元璋大戰(zhàn)鄱陽湖十八年到太平天國殺人無數自九江東進，以及發(fā)生在二十世紀的無數戰(zhàn)爭……

　　歷史何其勢利與愚蠢！它只記住了那些叱咤風云、顛覆天下的人與物，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風流往事，卻忘記了有無數平凡的人們，在大江大河的兩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歡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說，我所記錄的村莊毫無規(guī)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據了解村莊歷史的老人們說，村子最興旺時也有七八十戶人家，只因戰(zhàn)亂的緣故，不但沒有發(fā)展起來，反而衰落下去。當然，除了戰(zhàn)亂，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樣是村莊未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原因。

　　比如說初生嬰兒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戶人家接連夭折了兩個男孩。第一個孩子出生沒多久便死于高燒；
第二個則是因為母親干重體力活引發(fā)早產而死�？蓱z這些孩子，只是推開了塵世的門扉，還沒來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幾聲便沒影了。

　　也許是因為貧窮落后，抑或視人命若草芥的年代還未消退的緣故，村里的農民和那個時代一樣，對自己生養(yǎng)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視。一個生在鄉(xiāng)村的孩子若要活下來，不僅要經受“野蠻生長”，同時要能征服“野蠻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時期，許多農民一年忙到頭，到年底一算賬還會欠了生產隊一屁股債。所以，每家每戶都忙著賺工分，即使是身懷六甲的婦女，在即將分娩時，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婦將孩子像種子一樣播在地里也不足為奇。

　　除了上述生育悲劇外，有些孩子則是長到幾歲后夭折。一是死于偶發(fā)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現在看來都是小�。�
后者，眾所周知，在江南鄉(xiāng)下到處是水溝與池塘，而孩子們也基本上是像雞、狗一樣放養(yǎng)。試想，一個懵里懵懂的小孩，剛學會走路沒一兩年，便不知深淺地走到水邊，并且失足，怎能不引發(fā)悲��？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兩個小男孩掉進水里淹死。其中一個死在冬天。當時全村人都在找這個孩子，最后發(fā)現他浮在水塘里，撈上來時渾身已經發(fā)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親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沒有讓這個孩子暖和過來。

　　在當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見，只不過有的孩子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落水后及時被人發(fā)現�；叵脒^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會談起自己當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從水中撈起，或自己曾經救過誰。一切說來平淡，其實都是生死一線。

　　也許是想到人世間無所不在的平�？嚯y，再加上種種戰(zhàn)亂與混亂，每當我看到一些闖過了糟糕的二十世紀的老人時，總免不了暗自贊嘆他們的生命力。就像贊嘆余華的小說《活著》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說結尾的福貴。

　　如上所述，造成嬰兒死亡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家里生產。很多年前，我曾聽到隔壁一位生頭胎的婦女從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聲之慘，可謂撕心裂肺。那樣的時候，你真能感受到農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滅”的了。萬幸的是，母子平安。如今這個孩子早已長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里看見了他。他剛從江浙一帶打工回來，一副時髦青年的打扮，時常徘徊在鄰家姑娘的門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著《月光下的鳳尾竹》了。

　　而如果兩人能喜結良緣，我們他們一定不會重溫上輩人的生育噩夢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尤其是近十年來，村子漸漸告別了過去的“野蠻生育”。一些婦女在臨產前都早早住進了醫(yī)院。當孩子有病時，為人父母者會叫來出租車，扶著搖籃將孩子直接送到鎮(zhèn)上或者縣醫(yī)院。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xiāng)土中國》一書里為鄉(xiāng)下人的“愚”喊冤：農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閃汽車，于是便有司機朝農民吐唾沫，罵他們“笨蛋”。費先生不平，說這不能說明鄉(xiāng)下人“愚”。鄉(xiāng)下人不知如何給汽車讓道，就像城里人跑到鄉(xiāng)下看到苞谷贊嘆“麥子長得這么高啊”一樣，一切不過是個知識問題，而不是智力問題，與“愚不愚”并無關系，更無關一個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這種傲慢其實也是源于某種無知。假如他們對鄉(xiāng)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對歷經九磨十難的生命多一些敬畏與同情，感同身受，或許他會轉怒為笑。

　　與此同時，在中國城鄉(xiāng)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長在鄉(xiāng)下的孩子總會讓我想起古希臘時期的斯巴達。相傳斯巴達孩子在出生后要過兩道關：一是由專門的長老對嬰兒進行檢查，如果認為以后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戰(zhàn)士，才允許父母養(yǎng)育，否則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棄嬰場”。二是由母親用烈酒給嬰兒洗身，若有昏迷、抽風或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過了兩道關，嬰兒才能活下去，并在六至七歲時被送到國家的“兒童營”過集體生活，成長為國家的戰(zhàn)士。

　　親愛的讀者，在此我并不是說我所知道的農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達式的紀律與殘酷，而是要贊嘆他們在“自生自滅”的荒廢之地開出了倔強的生命之花，贊嘆他們竟然超越逆境長成了“斯巴達戰(zhàn)士”。

　　至于我所說的“二元分治”，其對農村生活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未消失。盡管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長，但是種種區(qū)隔是顯而易見的。

　　為更好了解這一點，有必要讀一讀下面兩條新聞：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報》發(fā)表的《北京農村婦幼保健扎扎實實孕產婦嬰兒死亡率達發(fā)達國家水平》。報道說，“北京市農村婦幼保健工作近幾年來突飛猛進，10個遠郊區(qū)縣孕產婦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萬下降到2001年的8.45/10萬，嬰兒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這兩項指標已達發(fā)達國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壽發(fā)表在《南風窗》上的《黃崗嬰兒高死亡率調查》：“2001年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黃崗村的嬰兒死亡率高達60.53%，而該比率在發(fā)達國家平均為5‰，中國2001年為16.95‰。也就是說，黎平縣的嬰兒死亡率是發(fā)達國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國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據稱，有對黃崗夫婦在20年間雖然生了12個孩子，但最終活下來的只有兩個。黃崗嬰兒死亡率為何如此之高？對于這個問題，官方和民間各有說法，有些甚至有些對立，比如官方說農民不注重營養(yǎng)，而農民則說沒錢買肉。由于交通不便，衛(wèi)生條件差，而且奶粉和藥品多有過期，在當地一個常見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來醫(yī)生，扎上一針，就不行了。

　　應該說，相較于中國廣袤的版圖而言，“達到發(fā)達國家水平”的北京農村與慘狀連連的貴州黃崗更像是發(fā)展中的中國社會的兩個極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過這兩個極端的例子，一個真實傾斜的中國同樣清晰可見。2005年，《華爾街日報》發(fā)表《中國農村依然需要“赤腳醫(yī)生”》一文談道，“進入九十年代，醫(yī)療成本迅猛增長，而農村收入卻難以跟上。對醫(yī)療成本的擔憂已成為很多中國人緊衣縮食的重要原因；
人們在看病前必須預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親戚朋友借錢治病。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最近對190個國家進行的醫(yī)療衛(wèi)生公平性評價中，中國被排到了倒數第四位�！绷硪粍t來自衛(wèi)生部的官方資料同樣印證了這種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國農村地區(qū)嬰兒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實，這種身份決定財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農村籍的孕婦也難免不死在醫(yī)院里。2007年，農婦李麗云之死顯然不能簡單歸咎于她的丈夫拒絕簽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貧窮讓這位孕婦一次次錯過了孕檢機會。

　　屈原有嘆：“長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碧�陽底下，萬物生長�？吹桨l(fā)生在黃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村莊的過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種種“計劃不生育”，你該“哀民‘生’之多艱”了。

相關熱詞搜索：之多 生育 故事 熊培云 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