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些政治家也是文學家。秦朝有一位大作家，叫李斯。他曾以不朽的名篇《諫逐客書》享譽天下，當然，也并非獨樹一幟。李斯歷敘秦穆公以來都以客致富強而成就霸業(yè)，以見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其實，這就昭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雖說李斯入秦為大名鼎鼎的呂不韋舍人，但是秦王最后采納了他意見，取消了逐客令，不久，官為廷尉。秦統(tǒng)一六國之后，李斯任宰相，又以“小篆”為標準，整理文字，對我國文字的統(tǒng)一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再說曹操，他有一句名言，叫“外定武力，內興文學”。他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濃縮到了“八字方針”。于是，他以政治家的胸懷開創(chuàng)了建安文學的新局面，而他也是歷史是的大文豪。其代表作《短行歌》，有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又有“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之詠嘆。最令吾輩折服的是，他以遼闊雄壯的滄海水景表達了政治家的開闊之胸的名句：“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三行，若在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曹操詩的本色折射出他的政治風貌。
　　不過，歷史上也有科學家兼文學家的人物，比如東漢的張衡。他對人類的突出貢獻是，既創(chuàng)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轉動的“渾天儀”，與測定地震的“地動儀”，又創(chuàng)作了以《二京賦》為代表的漢賦。這種現象是極少見的。
　　文學不是政治，也不能依附于政治，然而，文學與政治又具有某種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已證實了這一點。從作家搖身一變成為官員，或從官員變戲法地突然成了作家，從來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令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如此。東歐與拉美都有作家成為總統(tǒng)的例子。
　　李煜是我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詞人代表。他是南唐的最后一個皇帝，二十五歲從政繼承王位，在當了十五年的帝王之后，宋師南下，終于國破了，家也亡了，“肉袒出降，被送至汴京，成為被軟禁的階下囚”。李煜工于書畫，妙于音樂，在文學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華，一首《虞美人》傳誦至今，老少皆知，就說明了這點�！暗駲谟衿鰬�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比绻麤]有為帝這王的切身經歷，他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人生感嘆的。頓挫生姿，汪洋恣肆，促節(jié)曼聲，可見他的文學功力了。
　　生命的歷程，亦即一種文化的歷程，只是或積極，或消極。生命應給文化以溫暖，文化又回頭給生命以滋潤。據說，這首詩寫畢之后，李煜于他的生日七月七日晚，在開封的寓所宴飲奏樂，叫歌妓演唱，聲逼朝廷。后來，宋太宗知道了這事，認為他有故國之思的嫌疑，便令秦王趙廷美賜他牽機藥，將李煜毒死了。
　　應該說，李煜有他腐敗的一面，在帝位時尋歡作樂；淪為階下囚，仍沉戀舊歡，不思悔過。落得下樣的下場，也是必然，不值得對他憐憫。正由此，李煜一生的歷史內涵與文化內容，要大于他生命的幾何意義。歷史的劇烈演變，似乎為一代帝王的誕生創(chuàng)造了某種必不可少的歷史環(huán)境，了不一代詞人的成就鋪墊了某種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石。
　　并非歌頌李煜。李煜不值得歌頌。
　　深究歷史的人，才可能認真而嚴謹地對待自己，與自己的人生。我以為，無論讀史書的初衷如何美好，倘不深究過目的史料，都可能于人生沒多大營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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