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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教授

發(fā)布時間:2017-02-0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歷史的教授篇一:凍國棟教授簡介

職稱:教 授

所屬二級學科:中國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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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歷

1979.9~1983.7,武漢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1983.9~1986.7,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87.9~1991.7,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在職),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1986.7~1991.5,武漢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兼任唐長孺教授學術助手工作

1991.6~1993.5,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副教授

1993.6~今, 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

1993.9~1994.9,日本國德島大學綜合科學部客座研究員

1995.6~今, 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博士生指導教師

2005.1~今,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珞珈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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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長

中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石刻墓志資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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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外學術機構任職情況: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屆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2003~今)

全國博士后管委會第六屆專家組成員(2007~今)

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200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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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的重要科研項目(2003-2008)

晉唐時期農民問題與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綜合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4~2008年,6.5萬元

漢唐間地方行政組織與鄉(xiāng)里社會研究(獨立承擔),教育部“跨世紀優(yōu)秀人才”(人文社科)資助項目,后轉為教育部社科基金規(guī)劃項目,1999~2005年,10萬元

“點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之“北朝四史”修訂(主持人之一),國家“點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工作委員會,2007~2011年,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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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論著

《唐代人口問題研究》(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40萬字

《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獨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44.5萬字

《中國人口史·隋唐五代時期》(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77.2萬字;中國文庫(史學類)2005年再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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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論文: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唐代前期的工匠》,《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隋唐時期的人口政策與家族法——以析戶、合貫(戶)為中心》,《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讀敦煌所出唐寫本〈二十五人圖〉論漢唐間社會觀念的某些變遷》,《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墓志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偽號”行用與吏民心態(tài)——附說“偽號”的模仿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0輯,2003年版

《唐宋歷史變遷中的“四民分業(yè)”問題——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職業(yè)結構》,《暨南史學》第3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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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情況:

《中國人口史》(1~6卷,合著),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2006年;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07年

《唐代人口問題研究》(獨著),湖北省首屆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省級(著作類)三等獎,1995年

《中國人口史·隋唐五代時期》(獨著),湖北省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2004年

《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獨著),武漢大學第十一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著作)一等獎,2007年

此外,參著《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一、二編)曾獲原國家教委首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集體獎),1995年;參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曾獲原國家教委“第三屆全國普通高校優(yōu)秀教材”二等獎,1995年

歷史的教授篇二:《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你》

[轉]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你:為什么共產主義是一個很糟糕的空想

(2013-06-20 03:06:50)轉載▼

以下摘自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俄國史專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產主義實錄》一書。

(下面的加粗文字也屬于原文,我只是為了減少大家的閱讀時間而自作主張的把部分我認為的關鍵點加粗了,如果您只想瀏覽大意,那么只需閱讀加粗文字即可)

“馬克思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幻想!

現(xiàn)在,我們可以來回答在本書《序言》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了:“共產主義的失敗,究竟是由于人為的錯誤,還是由于這一運動本身所帶來的難以克服的弱點?” 歷史事實昭然若揭:共產主義的失敗,原因在后者。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主義好而只是做錯了,而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一場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取得政權之日起,世界各地發(fā)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來建立新社會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錢、武器來支援這些革命,并為之出謀劃策。實際上,這些革命都失敗了。而最后,共產主義在俄國也垮臺了。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只在少數(shù)幾個國家——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中殘存了下來。即使在這些國家里,共產主義也在日益消蝕下去:共產黨人只是不惜對資本主義作出巨大讓步,才得以把政權撐持下來。我們回溯這段令人沮喪的歷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認為:或者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錯了,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錯了,或兩者全都錯了。

讓我們就從蘇聯(lián)解體說起吧:蘇聯(lián)原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動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動力。自從1991年蘇聯(lián)解體以來,出版了許多研究報告,對這一驚心動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或者說是由于蘇聯(lián)經濟停滯不前,或者說是由于蘇聯(lián)公民接觸外國訊息太多了,或者說是由于蘇聯(lián)在阿富汗用兵的失敗,或者說是由于蘇聯(lián)在軍備競賽中負擔太重,無力應付,如此等等。蘇聯(lián)國內異議蜂起,政府無法制止;而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運動,弄得蘇聯(lián)領導人心力交瘁。蘇聯(lián)原以為:在越南那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中失利后,美國將厭倦再搞冷戰(zhàn),退回到孤立狀態(tài)中去。但是,里根總統(tǒng)卻奮力整軍經武,向共產主義挑戰(zhàn),這就使蘇聯(lián)政府更加為之沮喪。毫無疑問,以上所說的每一項,都曾在蘇聯(lián)解體中扮演過作用。不過,如果蘇聯(lián)是一個健全的機體,這些因素也不能就顛覆一個龐然大物的蘇聯(lián)帝國。正國為蘇聯(lián)這個機體已經是百病叢生,所以這些因素就發(fā)生作用了。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使其毀滅的種子,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一套虛假的歷史哲學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

馬克思主義有一項基本論點:認為它所竭力要廢除的那個私有財產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歷史現(xiàn)象 (即介于原始共產主義與高度發(fā)展的共產主義之間的一段插曲)。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所有的史料證據(jù)都表明:自古以來直至近世,為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掉為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于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yè)和資本,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財產制決不是一個過渡性的現(xiàn)象,

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因此,也就是堅不可摧的。

還有一個同樣嚴重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可以無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會中為社會服務,實現(xiàn)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即使共產主義政權為達到此項目的而施行的高壓政策能夠收效,這種效果至多也只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就像那些馴獸師所知道的那樣,獸類經過精心設計的馴練,可以玩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但只要離開了馴練,不要多久,它們就會把所學到的東西忘記得干干凈凈,恢復其原來的動物本性。再者,后天所獲得的性格是不能遺傳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會給世界帶來許多非共產主義的生活態(tài)度,其中最強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謀生之道。共產主義不能改變人的本性,這就注定它最后必將失敗。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轉變?yōu)榉ㄎ魉裹h揆以后,還對共產主義抱有某種同情。他在1920年曾斷言道:

“列寧是個藝術家。其他的藝術家是用花崗石或金屬作為素材來工作的,而列寧這個藝術家是把人作為素材來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崗石還堅硬,而且也不像鐵那樣可以任意加工熔鑄。所以,至今也沒有能拿出一項杰作來,列寧這個藝術家是失敗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他是無法完成的。”

實際情況如此,這就迫使共產主義政府要用暴力作為進行統(tǒng)治的常用手段。要強迫人們把他們私有的東西交出來,并且要他們放棄個人利益來服從國家的需要,這就要求公務機關須享有無限的權力。列寧給 “無產階級專政” 所下的定義,正是如此。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guī)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歷史經驗表明,這樣的一種政權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經強行于俄國及其附庸國,強行于中國、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然而,它的代價是慘重的,那還不僅是無數(shù)人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而且是這些政權所為之奮斗的那個目標,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為這種以武力鎮(zhèn)壓為基礎的政治體制進行辯護時,列寧總是說這種政治體制是暫時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務,這種以鎮(zhèn)壓為務的國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顧這一事實:“國家” 是個集體的總稱,它是由眾多具體的個人集合起來的。這些個別的人,不論其歷史使命為何,總也要關心其切身利益的。盡管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說法,國家僅僅是為其主人翁服務的,它本身沒有什么利害關系,但實際上,那些掌管國家事務的人,很快就形成一個新階級。那個宣稱要開創(chuàng)一個新時代的“作為先鋒隊的黨”,也就根本變質了。

國家 (或者更正確地說,共產黨) 除了要安置這個新階級以外,別無選擇,因為它是要倚靠這個新階級來鞏固其政權的。在共產主義統(tǒng)治下的國家,官僚機構總是飛速增長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國家把包括經濟在內的國民生活各部門都拿了過來,它需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這些事。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總愛把官僚機構的膨脹當做替罪羊,卻沒有哪個共產主義國家能離開這套官僚機構而還可以撐持下去。在蘇聯(lián),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頭幾年內,政府就給它的領導干部提供種種特殊的優(yōu)惠。日積月累,那些領導干部就形成“高干”,一個可以世襲下去的特權階層。這就是說,那個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沒有了。于是,為了要推行財產權的平等,卻必須先規(guī)定出權利的不平等,將之制度化。這就造成共產主義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產主義

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國家控有一切生產資源的國度里,也都有這種矛盾。

是的,那些共產主義國家曾不時采取一些措施,想來消除這種官僚體制對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列寧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辦法,而在斯大林統(tǒng)治時期,這種清洗就演變?yōu)榇笠?guī)模的屠殺。毛澤東則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想以此來摧毀那盤根錯節(jié)的黨領導干部的特權。這些措施,沒有一項是成功的。到最后,還是那些高級干部勝利了,因為缺了他們,政府就寸步難行,什么事也辦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來實行共產主義,也總是失敗的。正如阿蘭德當政時期的智利所顯示的那樣:要在一個有相當多的新聞自由、有獨立的司法機關、有民選立法機關的國家里觸動私有財產,那是不會成功的。因為這里不像那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無情地鎮(zhèn)壓反對黨。在這里,反對黨有機會把反政府的力量組織起來,一等到人多勢眾,力量壯大,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那個革命政權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陣線滿懷信心,以為民眾會擁護他們,讓民眾投票表決,結果民眾就投票把他們轟下臺了。

共產主義國家中衍生出來的那一套官僚機構,也造成經濟上的種種失敗。這些失敗,或者是促使共產主義國家垮臺,或者是迫使它們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一切內容,只保留一個共產主義的空名。把那些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是要把那些生產資料的管理權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什么物質刺激足以使他們能有效地去經營那些生產資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結果就是生產不斷下降。再者,那種集中管理所帶來的墨守成規(guī)的刻板性,使共產主義經濟很難受到技術革新之賜。這就說明為什么蘇聯(lián)雖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卻錯過了某些當代最重要的科技發(fā)明所帶來的變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夠敏捷地察覺到經濟的變動,并作出反應。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勵人們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進。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誰若是完成了生產指標,結果他的生產指標就會立即加碼。

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處處失敗,在農業(yè)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為慘重。幾乎所有那些受共產黨人統(tǒng)治的國家,都是以農業(yè)為經濟基礎的。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yè)集體化,這就一定要打亂世代相傳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嚴重的饑荒。蘇聯(lián),中國,柬埔寨,埃塞俄比亞,北朝鮮,都曾發(fā)生過這樣的大饑荒。在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死于這種人為的饑饉。在共產黨人統(tǒng)治下的北朝鮮,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還有一大部份兒童因為營養(yǎng)不良而罹致體質上的殘疾。在北朝鮮,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計就有二百萬人死于饑餓。北朝鮮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鮮的嬰兒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鮮男性的平均壽齡是48.9歲,南朝鮮男性的平均壽齡是70.4歲。北朝鮮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 $ 900,而南朝鮮國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產總值是$13,700。

共產主義沒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沒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產主義的內在矛盾還遠不止于此,它沒有自由。馬克思原是說,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還會有廣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產資源都收歸國有,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國家的雇傭人員─—換句話說,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變成政府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就沒有任何有效的保障來限制國家的權力。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在財

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權利才有保障。因為,財產權構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壘,可用來抵御國家的干涉。國家承認其臣民對他們的財物有所有權 (并表示要尊重這種所有權), 這就等于承認國家的權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財產權是個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來強制執(zhí)行的,這也就是莊嚴承諾,國家是受法律約束的。這就說明:共產主義所為之奮斗的那個目標,廢除財產私有制,必不可免地會使人們喪失自由,喪失其法律的依據(jù)。把生產資源收歸國有,遠不是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樣,說是可以把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相反,它把人們變成統(tǒng)治者的奴隸。而且,由于物資經常短缺,人們就變得愈來愈重視物質了。

關于那些企圖在各自國家范圍內實行共產主義的情況,已經說得不少了。想在國際上搞共產主義活動,情況亦復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們堅持必須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1848年發(fā)表的《共產黨宣言》,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 的口號。后來,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也都采用這一口號,總以為工人們的團結是超越國界的。

事實證明,這種團結是虛構的空話。不管人們對其所屬階級的情誼如何,無論何時何地,人們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總是更為強烈的。每當人們遇到外國挑釁時,階級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領會了這一教訓。當時,那些參加第二國際的各國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都違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諾,轉過去支持各自的“資產階級”政府,投票贊成參戰(zhàn)了。1920年,列寧又一次領會了這一教訓:當蘇俄紅軍侵入波蘭,說是要把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從被剝削的苦難中解放出來時,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卻同仇敵愾,群起保衛(wèi)他們的國家,抵御紅軍的入侵。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這樣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謂階級社會里才會發(fā)生。甚至那些由共產黨人掌權的國家,表面上像是沒有階級之分,總是不甘心老受蘇聯(lián)的控制,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從這種控制中掙脫出來。這樣的事,首先發(fā)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卻是發(fā)生在中國的那場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原是把蘇聯(lián)當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還不到十年,就認為他們有權去實行并傳布他們自己的那一套馬克思主義,而且為了堅持此項主張,幾幾乎要與蘇聯(lián)開戰(zhàn)。紅色高棉則走得更遠,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堅決認為它那一套共產主義完全不同于俄國的共產主義,也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共產主義。甚至當蘇聯(lián)勢力鼎盛之際,那些搞“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士也同樣要求多元化 (即主張“多中心主義”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中這些離心離德的勢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使那些別國的共產黨保持弱勢,并因此必須完全倚靠蘇聯(lián)。因為,一旦那些別國的共產黨發(fā)展壯大起來,它們就會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獨立。于是,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便處于進退兩難的窘境:或者是讓那些別國的共產黨孤立下去,勢單力弱,做蘇聯(lián)的馴服工具,但對蘇聯(lián)又沒有多大用處;或者是聽憑那些別國的共產黨日益強大,舉足重輕,這又會使它們掙脫蘇聯(lián)的羈絆,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團結。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些本質的缺點,有許多共產黨人是明白的,于是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然而,某些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卻認為共產主義的失敗并不是因為主義本身錯了,而是因為推行這種主義的手段還不夠毒辣無情。這就證明了哲學家桑塔耶納 (Santayana) 對“狂熱者”一詞所下的定義是對的:人們如果忘乎所以,就會以加倍的瘋狂來行事。他們會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濫殺無辜。共產主義制度下發(fā)生了一次甚過一次的血流成

河的大屠殺,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和波爾布特,愈演愈烈。

總而言之,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而且注定了要失敗,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為了強迫達成這種平等,又必須建立起一套享有種種特權的暴力機構,這就使平等之旨蕩然無存。第二,無論何時何地,那種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誼,當其與階級屬性發(fā)生沖突時,總是會戰(zhàn)而勝之的。那種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誼,會把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么共產主義容易和“法西斯主義”打成一片的緣故。因為認清了這一事實,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個繼承蘇聯(lián)共產黨的俄羅斯聯(lián)邦共產黨,就放棄了那個號召世界各國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的口號。

那位德國—意大利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邁可斯 (Robert Michels), 預見到這些歷史發(fā)展的進程,曾正確地預言道:“社會主義者可能會掌握政權, 但社會主義卻決不能成功!

這里還有一層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結構有關的。列寧所設計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那一套政權結構,使共產主義的理想無從實現(xiàn)。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即將在世界范圍內完全崩潰,所以他就按照軍事體制來組織他的政府。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體制,以及那些模仿蘇聯(lián)體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把政治體制軍事化了,使之服從中央的

歷史的教授

統(tǒng)一指揮。這一套政權結構,能調動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脅其統(tǒng)治的暴力挑釁并向外擴張其勢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對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決問題的挑戰(zhàn)時,就顯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軟弱無力了。那個預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沒有發(fā)生,于是蘇聯(lián)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就僵化了。確實,它是僵化了,當其遭到內部困難的威脅時,諸如民眾的冷漠,消極怠工等等,它都無能為力。民眾的冷漠和消極怠工,致使經濟不斷下降,而軍事力量亦隨之低落。這些困難,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決。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會使整個共產主義體制為之動搖。這個高度集中的機構,各部門均聽命于中央,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戈爾巴喬夫要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一開頭,體制內就出現(xiàn)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從這一事件看來,共產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這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體制不可能進行調節(jié)以適應變動中的環(huán)境。共產主義體制這種固有的墨守成規(guī)的刻板性,導致了它的傾覆。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一項爭論不休的話題,那就是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別是那個標榜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意識,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所締造的共產主義政體,都是由思想意識推動的。因此,他們就把蘇聯(lián)以及毛澤東統(tǒng)治下的中國稱做“主義政體”,即受思想意識統(tǒng)治的政體。

當然,這一點是確實的:如果沒有馬克思所設想的那一套理論以及那些關于“黃金時代”的神話傳說,如果不是列寧首先把這套理論付諸實施,那么就不會有什么共產主義運動了。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去尋章摘句。不過,我們承認這一點,并不等于承認共產主義政體就是一種“主義政體”。那是因為:各種思想,不論其為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一旦付諸實施,就形成一種權力,而這些思想就迅即成為這種權力的工具了。例如:資本主義經濟是把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國富論》奉為經典的。但就沒有人真正認為:在過去的二百多年中,資本家都是受亞當·斯密的影響,由其所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指引著,或

歷史的教授篇三:歷史系老教授的超強語錄

歷史系老教授的超強語錄

1.恩格斯,一頭勤奮的豬!

2.我從來不聽那些流行音樂的,上次沒辦法,陪我女兒去看了一次,聽了(在黑板上寫了F4)這四個白癡的歌,(搖頭),什么玩意兒!

3.那時候(89年)我住18樓,無聊的很,也就看看書,看書看得也很無聊了,就只好出南門外數(shù)過往的車輛和人頭,那時,我真想有條狗來咬我,那我還可以踢他一腳阿!

4.這個人民群眾,不但被有形的枷鎖壓迫,而且還受到無形的枷鎖壓迫。每天早上8點,你必須上班,所以7點鐘就必須起床;晚點起行不行呢?不行。所以,人民群眾就不得不按統(tǒng)治階級規(guī)定的各種規(guī)則來生活,他們,是很不滿、很無聊的!你別以為人民群眾沒有理想,那個,黃土高原之上,倚在墻邊,白發(fā)蒼蒼,行將入土的老漢,他也是有夢想的,只要你給他一個機會,他就會顯示出來。斗地主?去!——他想當?shù)刂鳎。?/p>

5.列寧這個“革命就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jié)日”,厲害阿。這個人民群眾,是很庸俗的。你要告訴他革命能夠實現(xiàn)什么偉大目標,他們不懂的,但是,你要告訴他,革命,就

是一場節(jié)日,那好啊,人民群眾就想過節(jié),他們能不高興嗎?所以關鍵是,你要把革命搞得像一場節(jié)日一樣。

6.人大代表就是三千活寶。每次開人大會,我看報紙時最想看的就是報紙的花絮,都是人大代表對各級領導的關懷表示感謝。我甚至都懷疑這些記者是不是反動分子,故意暴露我們人大代表的弱智。

7.在英國搞政治,是用英鎊、便士計算的;在法國搞政治,是用人頭計算的。

8.列寧的思想就是,目的證明手段正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啊,所以我采取各種手段實行這個高尚的目標都是對的。歷史的列車要前進,路上的小草怎么辦呢?那就碾吧!

9.無聊才讀書!

10.重復一萬遍真理比不上發(fā)明一條謬誤。

11.這個余糧收集制HD阿,什么叫余糧?凡是沒有吃到肚子里的都叫余糧。我這個農民家里,確實還有點糧食啊,但這是我過冬用的;你收了,我冬天吃什么?我們說,這個稅率多搞都不怕,你收80%,我還有20%啊,但我就最怕余錢收集制了,什么叫余錢?對吧。

12.這個列寧,意志很堅定阿,但思想沒什么,政治智慧也一般。他的對手,都是些白癡;當然,贏白癡也不容易,但要贏非白癡那就更不容易。我們偉大領袖,那跟蔣委員長可是棋逢對手啊。當年錢穆見蔣委員長,說:“真命天子!”馮友蘭見蔣委員長,說:“天人也!”所以說,中國革命殘酷性,那是別的沒得比的。

13.這個思考的最好環(huán)境,就是在床上;睡得睡眼惺忪、糊里糊涂時,思考問題,最好了。

14.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本來這次偷不成,應該是琢磨怎么用更少的米來偷這只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本來這次砸了自己的腳,就要想下次怎么樣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

15.人嘛,通常都是在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才會理智,比如說買件衣服,你能夠花上一整天的功夫,從價錢到款式到顏色,什么都能比較個半天,結果最后還沒買。可是在那些決定性的事情上,卻往往不理智,頭腦一熱,決定就下來了。當年我決定留北京,為什么呢?書太多了。至于戀愛,那就更簡單了,一見鐘情!

16.這個錢就是好啊,你說比爾蓋茨這家伙,賺了1000億還不夠,還要賺,你說,給他1000億頭牛他要嗎?那個他不要。

17.美國的辛普森案,要讓列寧來裁決,容易得很啊。那用得著搜集什么證據(jù),只要問,你年收入多少?800萬美元。好,那就夠了,資產階級,拉出去斃了,哪用得著那么麻煩。

18.這個口號啊,很重要。我們現(xiàn)在一提口號,就很不屑,說:“不要跟我喊什么口號。”但人民群眾就需要口號。比如做廣告,我發(fā)現(xiàn),越好的廣告,越是胡扯,沒有任何內容像什么“維維豆奶,歡樂開懷”,什么內容都沒有。面包,歡樂開懷;中華香煙,歡樂開懷。但你要說維維豆奶,含多少豆,含多少奶,喝了有什么效果,不說這半個鐘頭的廣告負擔不起,就算負擔得起,也沒人想看。人民群眾就是需要:維維豆奶,歡樂開懷。

19.個人獨處時候的思想,跟處于群體時候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個人獨處的時候,認為日光燈是白的,但處于群體的時候,就可以認為是黑的。法國革命時候的激進分子,很多都是老實的裁縫、面包師,他可以7月13號烤面包,14號就去攻巴士底獄;攻下之后,把人家人頭一砍,長矛戳起來示眾;15號,又回去烤面包。

20.這口號,雖然很無聊,很不現(xiàn)實,但你還得喊啊。***宣言說: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但是全世界無產者能聯(lián)合起來嗎?中國和越南的無產者,中國和蘇聯(lián)的無產者,

都鬧得厲害啊。不要說全世界,你就北京市的無產者,都不可能聯(lián)合起來。但是你不能說“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不起來”啊。

21.西方有香水這玩意,因為他們不洗澡。這個路易十四,一生洗過三次澡,你不擦香水,臭阿!

22.同學們,中國人是很聰明的啊,你們知道中國對世界的最大的貢獻是什么嗎?首先是,喝熱水,就是乞丐也知道架個小鍋子把水燒熱了再喝,而歐洲人他們笨啊,不知道啊,隨便找一條小河,就很豪爽的捧起來喝了,第二大貢獻就是發(fā)明了筷子,而歐洲人呢?他們只好用手抓,你們說,這要是吃中國的火鍋什么的……有的歐洲人為了吃飯時候快一點,天天把手伸到熱水中去練習啊……中國人雖然很聰明,但是,不知為什么,蓋房子的時候卻不打地基,所以中國的房子蓋不高,不過這也有一點好,歐洲人的房子蓋的很高,有四五層樓高,可是,你們想一想,抽水馬桶是什么時候才發(fā)明的啊,那么你讓住四層,五層的人怎么上廁所呢?那就只好把馬桶從窗戶里面倒出來了啊!巴黎的大街上臭氣熏天,富蘭克林第一次去巴黎,生生被熏暈過去了!做為巴黎的文明市民,有一條是:在倒馬桶前,先大喊三聲,確定沒有人了再倒,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這么文明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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