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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歷史

發(fā)布時間:2017-02-06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錢穆歷史篇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書札記

錢穆作品《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書札記

文/歷史141班 劉光炎

作為歷史學專業(yè)的學生,錢穆的作品是不可不接觸的。錢穆先生說臺灣的學者,在思想上,并不像當代大陸的很多歷史學家受到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所以我覺得他的觀念相對于我們長期以來認識的歷史要新穎且客觀,讀后獲益良多。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是錢穆先生的數次講演話語的合輯,分別重點講述了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五個朝代:漢、唐、宋、明、清。其中也牽涉到其他時代的一些制度上的聯系,而且在書中經常將各代的制度進行對比,不說孰優(yōu)孰劣一目了然,但總能讓讀者能去聯系地了解歷史,優(yōu)劣何嘗又不是在讀者心中呢?

書中又從政府的組織制度、考試和選舉制度、賦稅(經濟)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四個方面來敘述了五個朝代。回想我們所學過的歷史,各朝各代的政治,無非也就是這些。

錢穆先生在前言中也敘述了認識歷史的幾點原則,在此摘述一下:

首先,要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此“人事”非如今所說的“人事”,我個人理解為:人對政治和制度的操縱。)

第二,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

第三,制度雖像勒定為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某一制度之創(chuàng)立,決不是憑空忽然地創(chuàng)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項制度創(chuàng)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漸漸地在創(chuàng)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決不是無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變,早在此項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項制度的后影,漸漸地在變質。

第四,某一項制度之逐漸創(chuàng)始而臻于成熟,在當時必有種種人事需要,逐漸在醞釀,有必有種種用意,來創(chuàng)設此制度。這些,在當時也未必盡為人所知,一到后世,則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創(chuàng)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則是斷無可疑的。

第五,任何一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弊而判定。而所謂利弊,則指其在當時所發(fā)生的實際影響而覺出。因此要講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各方意見之反映。這些意見,才是評判該項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憑據與真意見。此種意見,我將稱之曰?歷史意見?!覀兇丝讨匾曔@些歷史意見,其意正如我們之重視我們自己的時代意見般。

第六,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擴

錢穆歷史

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

第七,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項目,我們若不深切認識到某一國家某一民族全部歷史之文化意義,我們很難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項目來討論其意義與效用。

這七點可謂透徹,回想自己往昔讀歷史,是陷入了怎樣的膚淺與誤區(qū)?錢穆先生書中思想深刻而繁厚,我只寫予我深刻感受的幾方面。

錢穆先生在文中一直強調:“從秦到清,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

這就與我們中小學階段所了解的歷史大相徑庭了。

在高中時就知道不同學派對“封建時代”這一歷史區(qū)間劃定不同,但教科書一直說秦朝統一后是一個統一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而錢穆先生讓我知道的,秦漢不僅不封建,而且也說不上是專制。

皇帝的存在和皇位世襲是歷史的選擇,而錢穆先生在書中說:“可見漢代的一切實際事權,照法理,該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备咧袝r,總是說皇帝要加強君主專制,當時在想,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了,說什么就是什么,不早就至高無上了嗎?為什么一直加強集權幾千年?一直說的相權與皇權的矛盾又是怎樣的?

其實從一開始,皇權就是被相權所掣肘的。在明清之前,“我們縱有說它是專制,也不能不認為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的!

“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個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

明朝廢除了宰相,在書中,我又得以解惑:內閣首輔不近乎于宰相嗎? 錢穆先生直接在書中評價了張居正——“權臣”,他的一篇關于討論張居正的書信(《答徐君書》)也被附于書后。

?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

制度之后,又是多少人事的心酸呢?

讀這本書的第二大感慨便是制度和時代的變遷。

在說到九品中正制時,錢穆先生說:“但到后來,因施行的時間、空間關系都不同了,而還是照樣沿用,遂出了大毛病!

說到漢代察舉制:“但就漢代察舉制之原始用意言,實在不好說是一種壞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變壞了。這不止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是;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來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遠好下去,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xù)努力,永久改進。”

了解的多了,方知“腐朽”為何物。像西周分封制、漢刺史州牧制、北魏均田制、隋唐科舉制府兵制——很多事情在創(chuàng)始之初初衷何嘗不好呢?我認為,中國古代的治亂與分合與這一因素有莫大關聯:很多統治者在制度創(chuàng)始之初確實能起中興之效,然而中國古代總是有因循守舊和崇古之風,后代墨守成規(guī)、沿襲舊制,不思改變,終于腐朽被推下歷史舞臺——哪里又知時代在變,人事更在變!

這,或許就是當今時代改革的意義所在。

在討論明代政治制度時,錢穆先生特地講了“明清兩代之胥吏”。

明清的胥吏,不為官員所重視,然而卻將文書重任付之彼手,弊端則顯露出來——一群被歧視的人卻能觸及制度及權力核心的東西,若他們居心不良,報復

社會,危害可想而知。

前面說了,制度必與人事所牽連。很多制度的弊端,最易在政治的低層曝露。如王安石變法,初衷很好的制度在下層弄得怨聲載道,又如十多年前的計劃生育的實施,“大力開展計劃生育教育”變成了“干部進村捉豬趕羊”的惡行??我在高中時曾和一個挑水工閑談,沒多少文化的他輕嘆一口氣說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基層的實施有問題??”

無論單看歷史還是論及其他,我們都不應該忽視那些細節(jié)微末的人和事。自下而上去看事情,會發(fā)現很多自上而下看不到的地方。

錢穆先生在論述清代時,說到一個概念:“部族政權”。

“所謂‘部族政權’者,便是把政權掌握在某一個部族手里;這便是中國歷史上的異族政權了。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能掌握整個政權的!

一個部族掌握一個政權,制度上霸道又自私,極端又專制。而中國其他的朝代,大多是“士人政權”,以士人也就是讀書人為主體,其制度顯得規(guī)范、理性。

文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個階層,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政治由他們穿針引線般,生生不息、經久不衰地延續(xù)下來。

我可以認為,中國民族綿長的延續(xù)性也正是由于“士人政權”的構成和“文人政治”的存在。

誰說,百無一用是書生?

參考書目: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新校本)》/錢穆著/九州出版社,2012.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16日夜

錢穆歷史篇二:錢穆先生開示(四)了解歷史需要把握兩個方面

了解歷史需要把握兩個方面,一個是歷史材料,二是歷史智識。歷史材料就是古代的歷史事實,是前人記錄下來的。僅知道這些還不夠,還要有歷史智識,見古而知今。要知道貫穿其中的歷史精神。

三個派別各有所偏。傳統派、科學派停留在歷史材料層面,革新派是從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出發(fā),不顧歷史材料,把歷史作為宣傳自己主張的材料,沒有客觀基礎。

對三家的批評,總得來說是建立在自己的歷史觀的基礎上的。第一要立足于歷史材料,第二要了解歷史材料中包含的精神即中國文化(歷史智識),這是指導我們的基本觀點。不要從自己主觀的角度出發(fā)去看問題,首先要了解歷史材料,但也不能只停留于此,而是要想辦法努力去了解歷史中所包含的精神和意義,這樣才能真正對歷史和文化有真切的認識,才有可能形成溫情和敬意。

按照革新派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評論歷史,危害性比較大。

認為革新派很可惡,也不能一概而論。一種人本身不是真正研究歷史的,純粹為了自己的政治觀點,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另一種人,也是多數人,存在認識上的偏差。這和整個近代以來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系,在那個階段,中國人,甚至是多數人,對自己的落后和所處的受列強侵略、瓜分、掠奪的現狀,有急迫的改變愿望,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要尋找出路,因此將此種種歸咎于歷史。他們從出發(fā)點上還是想挽救中華于危亡,但是路子走錯了。

上古的歷史有很多,但因為材料不足,有這樣一種臆想歷史的思潮也不奇怪。還是從學術上的差別來看比較客觀。

錢穆歷史篇三:淺談錢穆《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在歷史教學中的現實意義

淺談錢穆《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在歷史教學中的現實意義

[摘要]當前初中歷史學科教學的方法問題已經很完善了。教學手段的技術性、技巧性,體現出了當代深層教學的理念。但新課改標準下的歷史教學是圍繞“知識與技能層面的。這不由得讓筆者想到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寫過的《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一文,其中很多觀點在今天的教學中仍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學歷史 現實意義 錢穆

當前初中歷史學科教學的方法問題已經很完善了。教學手段的技術性、技巧性,體現出了當代深層教學的理念。但新課改標準下的歷史教學是圍繞“知識與技能層面的。他強調的是: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這不由得讓筆者想到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寫過的《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一文,其中很多觀點在今天的教學中仍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下面是筆者在多年教學中,就此問題總結出的幾點認識。

一、中國自秦代以來兩千多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

這個問題一直圍繞著很多教授初級中學歷史學科的老師。其實這正像錢穆先生所說的這只是一歷史性的敘述,卻能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從秦始皇開始實行中央集權統治的兩千年,只能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而不能說是君主專制。如果從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說,只有明太祖廢止宰相以下的明朝、清朝兩代近六百年,尚有些君主專制的痕跡,可稱不上是黑暗統治。這一點從當時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刑罰的處決、賦稅的征收都有傳統客觀的規(guī)定。豈非一兩個帝王能輕易動搖的。這樣的政體,我們有什么理由斷言人家是君主專制呢。

仔細分析便會明白,形成這種認識的主要緣由是清朝末年才有的。起源于18世紀法國人孟德斯鳩的論斷。他只知道或者說認為國體有君主但沒有國會沒有憲法,便認定是君主專制。他哪里知道中國的政體,有尚書吏部之科舉與吏部,這就奠定了政府組織的基礎,不必需要國會而政權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如唐六典,大體為宋代以來所主要依照,極精密完整的政權分配。它使整個政府機關有所依循,不必依憲法政權自有限節(jié)。更何況在明代以前,宰相是行政領袖,皇帝的各種昭告命令,非經宰相副署是沒有效用的。這一點很像法國、美國,總統制與內閣之間的關系。

可問題是現在我們有很多的歷史教育工作者仍然一口咬定說兩千年來中國只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政體,自己持這種淺薄荒謬的見解也就罷了,還堂而皇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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