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考究天皇裕仁的《終戰(zhàn)詔書》，我們發(fā)現(xiàn)，中日“歷史包袱”的糾葛原來是一場不可名狀的歷史和政治差異的誤會。 　　 　　關于65年前結束的那場戰(zhàn)爭的種種論爭從未停止過。
　　筆者一位日本好友s君出生于政治世家，和戰(zhàn)后數(shù)位日本首相皆有親戚關聯(lián)，本身又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君子，他以禮貌的態(tài)度辯稱，“戰(zhàn)爭是因為一班拙劣的軍人當政，造成了那種災難性的后果。如果是由真正優(yōu)秀的日本人來執(zhí)政領軍的話，悲劇本來是不會發(fā)生的�！�
　　對于大多數(shù)戰(zhàn)后出生的日本人而言，他們都和S君持相同觀點。那么，日本人的這種情結到底來自于哪里呢?
　　
　　謎一樣的“終戰(zhàn)詔”
　　
　　不無悲壯意味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來自“8?15”之日最核心的文件――“大東亞戰(zhàn)爭終結之詔書”。更準確地說，這是一份“終戰(zhàn)日密碼”，65年來，日本關于二戰(zhàn)歷史問題的全部論爭，都是圍繞它展開。而終戰(zhàn)詔書在言語、邏輯和敘述方式上，又與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戰(zhàn)爭之際頒布的“對美英開戰(zhàn)之大詔”緊密相連，結為一體。
　　終戰(zhàn)詔以“茲告爾等臣民”的訓誡語氣始，以“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的嚴峻訓示終，通篇的敘述僅存在于天皇和臣民兩個主體間，卻一字沒有提及“戰(zhàn)敗”一事。
　　在此之前3年多，當“開戰(zhàn)大詔”經廣播布告于全國時，它的基調亦是自贊自戀的。更荒唐的是，開戰(zhàn)詔斷言中日問題已經解決，則自終戰(zhàn)詔頒布之日起，圍繞戰(zhàn)爭問題所作的一切辯論都應局限于1941年到1945年的太平洋戰(zhàn)爭，而此前半個世紀中日本割占臺灣、侵略東北、屠城南京之類暴行，就成了“對世界和平做貢獻”的“善行”，可以匿而不書。日后將一直糾結不清、有理卻難辯的釣魚島等島嶼和領海問題，也在這一刻埋下了全部伏筆――真是“孤臣孽子，操心危矣”!
　　天皇對國民的責任，至此已悉數(shù)撇清。國民對此的“回饋”，則是由戰(zhàn)敗后第一屆內閣總理東久邇宮稔彥王，在1945年8月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誘導性地提出來的。
　　東久邇宮的字面表述是：“軍官民、全體國民都應該徹底地反省并懺悔，全國人民總懺悔是我國進行重建的第一步。”舉出的例子卻是什么“作戰(zhàn)力量迅速毀壞”、“不適合我國國情的統(tǒng)治體制”以及“國民道德的低下”，言下之意，懺悔的原因是沒有努力把仗打好，才造成終戰(zhàn)詔當中“戰(zhàn)局并未好轉”的惡果。
　　比起詔書中洋洋灑灑的體恤之意，這段誘導性講話已露出了圖窮匕見的嘴臉：天皇的寬大隱忍乃是因為他宅心仁厚，爾等自己還是應當沉痛反思、總結教訓，以便在日后繼續(xù)報效朝廷、甘做牛馬走。
　　終戰(zhàn)詔及其一系列附屬文書的最險惡之處，就在于人為建構了一個完全封閉的責任體系。在此之中，天皇既深明大義又忍辱負重，而在終戰(zhàn)詔里一度被體恤的“陸海將兵”、“百官有司”、“一億眾庶”，則應當為自己作戰(zhàn)不力、統(tǒng)治不當、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的困境，報以真誠的懺悔。
　　至于海外各國的反應、被日本所侵略國家和地區(qū)人民的感受，在此并不重要。是“敗戰(zhàn)責任”而不是“戰(zhàn)爭責任”構成這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一億總懺悔”的靈魂，而這名實不符的“懺悔”卻在日后60多年里屢屢被日本政客利用，作為“日本人民真誠謝罪”的一個佐證。
　　
　　“國體護持”的幽靈
　　
　　“終戰(zhàn)詔密碼”和“一億總懺悔”的直接產物，便是自東京審判起流毒至今的“軍部神話”。
　　這個以S君口中“一班拙劣的軍人當政”、善良的天皇與愚昧的國民皆為其左右作為基本邏輯，以天皇處心積慮、國民心領神會、軍人心甘情愿、觀察者(亦可稱為默許和指使者)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部聽之任之的“協(xié)作”共同炮制的故事，所要掩蓋的正是終戰(zhàn)詔中隱藏于種種文飾下的實在目標――“維護國體”。
　　對自明治維新到1945年8月15日為止的日本而言，“國體”絕非空洞的概念詞匯。它是以“萬世一系之天皇”神話為先導，以天皇家世代相傳的“三種神器”為正當性象征，以一身兼有宗教的“現(xiàn)人神”和世俗的政治一軍事主導者雙重身位的天皇本人作為最重要核心與最終寄托的一整套政教合一體系。
　　它絕非習慣上所認為的“封建殘余”或者屬于中世紀的陳腐存在，而是一架借助先進高效的宣傳工具、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我們熟悉的“特高課”)與以《治安維持法》為中心的法律體系層疊而成的現(xiàn)代國家機器。
　　甚至連天皇親自宣讀終戰(zhàn)詔的“玉音放送”，都帶有濃厚的算計痕跡――當幾十年來不聞其身、不見其人的臣民突然從廣播中聽到“現(xiàn)人神”尖細單調的嗓音時，難道不會產生由衷的恐懼和愧疚之情?而這正是“一億總懺悔”和“國體護持”賴以存在的心理基礎。
　　“國體護持”的關鍵，在于如何掩蓋天皇具有雙重身位的事實，將天皇作為最高統(tǒng)帥和開戰(zhàn)決策者的身位隱藏起來，使裕仁成為“一億總懺悔”唯一的受眾而非參與者。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昭和天皇及其“忠臣”們得到了負責戰(zhàn)后日本占領以及整個政治一經濟系統(tǒng)重建的麥克阿瑟及其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部的默許。
　　后者出于提前萌發(fā)的冷戰(zhàn)思維，特別是“防止共產化”的強烈情緒，急需保留作為既有體制最重要支撐物的天皇本人。就這樣，在日美雙方的合謀下，“軍部責任觀”這一扭曲的解釋在東京審判中粉墨登場，以“忠臣”自居的東條英機等人在主事者的授意下，以大義凜然的悲情姿態(tài)成為替死者和“烈士”。
　　曾經節(jié)衣縮食支持侵略戰(zhàn)爭的“廣大日本人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種可以替自己免責的解釋，然后回過頭來繼續(xù)對那位“萬世一系之天皇”進行其“一億總懺悔”――都解脫了!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耿耿于懷的憲法第9條“放棄軍隊和戰(zhàn)爭權”，與困擾戰(zhàn)后日本半個多世紀的沖繩問題以及美國駐軍問題，首先是作為昭和天皇“護持國體”的“投名狀”交給美方的。
　　作為再造日本的指導者，麥克阿瑟當然不會允許兩位一體、人神合一的天皇制繼續(xù)存在下去，但他成功地利用了裕仁對“國體護持”的執(zhí)念，以日本放棄軍隊、租讓沖繩以及頒布《人間宣言》為條件，放棄了對天皇以及日本國民戰(zhàn)爭責任的追溯，使日本成為無法脫離美國單獨存在的小跟班。
　　在“國體”的法律和機構肌體已被拆除、天皇宣言自己回到“人間”之后，“皇祖考、皇考”的幽靈以及依然飄蕩在人世。而他們的“魂兮歸來”，就系于表面上僅是歷史問題、實則有著巨大政治象征意義的靖國神社參拜。
　　參拜靖國神社，絕不是什么簡單的“悼念戰(zhàn)死者”活動。它既是對終戰(zhàn)詔人為割裂太平洋戰(zhàn)爭與日本此前的侵略史、造成從1874年入侵臺灣到1937年至1941年侵華戰(zhàn)爭中的斃命者“魂無所歸”局面的一種補救，亦是以實體形式“護持”昔日“國體”的重要手段。
　　天皇在喪失作為最高統(tǒng)帥和政治統(tǒng) 馭者的“人間”身位之后，依舊是至高無上的宗教權威與陣亡者的最高祭司。戰(zhàn)死者為“國體”捐軀，其犯下的罪行在神格化之后已經不復存在；而祭祀活動本身又足以喚起生者對死者以及“國體”的愧疚，喚起對原本是戰(zhàn)爭責任者的天皇的“總懺悔”。祭司與死者“合謀”，生者心照不宣地加以配合，回到“人間”的天皇在祭祀之中又暫時恢復“現(xiàn)人神”的身位，提醒著生者自己的不容置疑。
　　這就難怪，戰(zhàn)后的日本宗教界人士要死死咬住國家神道乃是“祭祀”而非“宗教”。當旁人眼中的神道僅是作為單純的祭祀儀式保留下來時，它與“國體護持”的暗中勾連卻被掩蓋了。65年過去，這種神秘莫測的儀式發(fā)生的唯一變化，僅僅是主祭者從“現(xiàn)人神”的天皇變成了作為俗世政權領袖和最高決策者的首相而已。
　　
　　矛盾的話語空間：檢證未終了
　　
　　“國體護持”的成功，在今日造成了如此荒唐的景象：以“愛國分子”自居的日本極右翼，一方面將矛頭直指憲法第9條，妄圖崛起為擁有常備軍與宣戰(zhàn)權的“正常國家”，另一方面卻不敢也不愿放棄美日安保，時時以日美關系的特殊性質為倚靠。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自居之人，本質上卻是壓抑日本獨立主權和國家性格、反民族主義的魁首，正如同當年日本口口聲聲鼓吹的“東亞共榮”，實質上卻是一派魚肉鄉(xiāng)里、唯我獨尊的大騙局一樣。
　　也正是因為這筆過于“豐厚”的歷史遺產，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日本政治家始終無法實在地確定一個清楚明白的對外方針，無法以誠實一貫的態(tài)度面對世人。倘若他們徹底“向右轉”、意欲全盤否認日本對外侵略的責任，則勢必觸及“對美開戰(zhàn)責任”的紅線，將昭和天皇苦心掩蓋起來的罪責全盤挖出，并直接影響日美特殊關系，造成現(xiàn)有體制的整個崩潰；倘若他們大膽到全部應下“罪在朕躬”的歷史責任，則又無從解釋圍繞著“國體護持”、由全體國民積極參與并最終完成的“戰(zhàn)敗責任神話”。
　　靖國神社中的牌位，死去的天皇的魂靈，生者對祖輩所犯罪行的掩飾和逃避，“國體護持”之手段與實質的沖突……歷史與現(xiàn)實的因素夾雜在一起，遠未因時間的流逝而稍有削弱。
　　筆者截稿時，聽聞新任日本首相營直人可能模仿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的講話，于2010年“八一五”之際發(fā)表對中、韓兩國的“謝罪談話”，表達反省和道歉之意。這位首相出生于戰(zhàn)后的i946年，未曾親聞“玉音放送”，大約也和身為80后的S君一樣，愿意將戰(zhàn)爭反省視為純粹的“歷史問題”。然而，當“歷史問題”屢屢成為日本國內外政治斗爭的焦點，可以一次又一次影響得票率、外貿數(shù)據和防務開始時，它真的僅是“歷史”嗎?在65年前的8月15日以“終戰(zhàn)詔”方式宣告封存的這場戰(zhàn)爭，真的已然徹底終結了嗎?
　　沒有，絕對沒有。
　　至少還有那么一個日本人，以自己的整個人生充當了這“八一五”之日的注腳1944年12月，畢業(yè)于“間諜搖籃”陸軍中野學校的小野田寬郎少尉奉命到菲律賓盧邦島開展游擊戰(zhàn)。他不愿也無法相信日本已經戰(zhàn)敗，孤獨地指揮著幾名同伴，為一個不存在的“帝國”又堅守了近30年。
　　當小野田在1974年3月接到過去的上司送來的投降令、走出叢林向警察繳械時，他已經是一個52歲的老人了。這位“最后的鬼子兵”今天依然健在，然而已經無法適應戰(zhàn)后的日本社會，只能移居到南美，不時發(fā)表一些“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言論。
　　在小野田寬郎的時間維度里，一切都還停留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個位置。順著他的視線望去，我們恍惚又看到了默念“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的昭和天皇，慷慨陳說“軍部領導責任”的東條英機，乃至身著祭服參拜靖國神社的歷任首相。這些人的眼神空洞而冷漠，面無表情地在錯亂的時空里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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