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南科大”的誕生，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際遇。 　　人與人的際遇，人與時間的際遇，人與地點的際遇，人與理念的際遇。如果遇不到對的人，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和對的理念，也許，南科大仍然還在虛幻中。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朱清時，如果不是深圳，如果不是王榮，如果沒有教育部的默許，如果深圳沒有遇到朱清時，如果朱清時沒有遇到深圳，也許，“南科大”在中國還只是空中樓閣。
　　而現在，這一切，都因教育部、深圳和朱清時而改變。
　　
　　“深圳夢想”與“南科奇跡”
　　
　　素有中國改革橋頭堡之稱的深圳，一直懷揣著“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
　　17年前，深圳提出建設深圳大學，當年5月份即獲得批準，9月份正式成立并開學，這種奇跡被認為是一種“深圳速度”。
　　1984年1月，鄧小平視察深圳，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指著南山后海灣一片空地對他說，“我們將在這里建深圳大學校園，今年秋就可以上課�！编囆∑交鼐┖蟾�人說，這就是“深圳速度”。
　　老深圳人談到“深圳速度”時仍然對當年鄧小平的這句話記憶猶新。
　　然而近10年來，全國各地經濟發(fā)展迅速，深圳特區(qū)對人才的吸引力優(yōu)勢不再，政府高層危機感日益加深，跨越式高等教育的需求愈發(fā)迫切。
　　在這種情況下，深圳迫切地需要對人才培養(yǎng)機制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而“南科大”的創(chuàng)意即由此而來。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決定籌建南方科技大學，目標是參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學，計劃經過若干年努力，辦成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初步設想，無論是研究軌道還是教學軌道上的師資，50%以上都由海外引進。希望培養(yǎng)大量的科技創(chuàng)新型人才，為深圳提供強大的動力。
　　據深圳市副市長閆小培介紹，當時深圳市政府對南科大是這樣設計的：在辦學體制機制上，盡可能減少行政干預；辦學經費方面，主要由政府投資，再吸納民間資金，成立基金會統(tǒng)一管理和運作；辦學方式上，各學院可與國外知名大學合辦，讓南科大可以“一下子在一個國際的平臺上成長”；人才選聘上，將提供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先全球選聘校長，再由校長出面，招學術帶頭人。
　　在當年的工作報告中，深圳市政府即明確地為“南科大”樹立了一個榜樣――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是一所真正意義上“一出生就風華正茂”的大學。辦學僅20年，已在各類排行榜上躋身亞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將其“速成”的秘訣總結為兩個詞：錢和制度。這所大學創(chuàng)辦資金近20億美元，白花花的銀子配以現代化的大學管理制度，最終令教授和學生趨之若鶩。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設史，香港科技大學也絕對是個“傳奇”。
　　1991年才由香港斥資近20億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學，僅僅十幾年，就已經在世界大學排名榜上躋身百強，一些專業(yè)甚至處于世界一流。
　　而這所學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們普遍認為，一是辦學理念國際化，半數以上師資來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钡霓k學方式。
　　建一個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學，幾乎是這個特區(qū)不假思索的抉擇。
　　同樣懷揣夢想的，還有中國高等教育。
　　中國高校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壯大發(fā)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隱痛。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即為典型。
　　2005年，錢學森院士這樣感慨：“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而在進行這樣思考和實踐的，朱清時就是其中之一。
　　
　　朱清時遭遇深圳
　　
　　除了想在經濟改革上邁出一步之外，深圳還想在教育改革上跨步前進。但是，這必須要有一個合適的人選。在中國教育體制的利劍之下，誰愿意來充當這個破冰者呢？
　　或許，大多數人只能說，但不敢做，而朱清時既敢說、又敢做。歷史使命便落在了朱清時身上。
　　但一開始，朱清時并不是南科大的唯一人選。當時，深圳方面邀請了教育界專家、學者、官員組成校長評審委員組。2008年，南科大校長選拔工作開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關注。2008年，這是一場動用了獵頭公司的全球遴選，和“教授家中坐，校長天上來”的傳統(tǒng)體制比起來，意義不言而喻。
　　根據南科大的定位，確立校長選拔標準――這個人必須同時是科學家、管理學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選人經過幾輪篩選，變成了一份10人名單。
　　不過，獵頭公司并非遴選過程的全部，也無決定性作用。一位參與組織遴選工作的負責人說，準確步驟是：由獵頭公司和同行專家同時篩選推薦名單，擇優(yōu)形成10人名單后，交由遴選委員會投票決定。委員會主任，是市委組織部部長王穗明。“遴選委員會不是市委常委會，更不是科長處長組成的，里面專家學者的比例超過70%。”這位負責人說。
　　這說明，南科大校長的遴選，既遵循了嚴格的組織程序，又體現了專家特色。
　　2009年，朱清時被南方科大校長全球遴選委員會相中。
　　這似乎是理想與現實“接軌”的最佳選擇。之所以選擇朱清時，深圳方面的說法是，朱清時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長期間，他曾以堅決抵制擴招、無視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等贏得聲譽；同時，他是一名中共黨員，“政治上靠得住”。
　　事實上，深圳市的這種評判，本身即體現了一種包容性。而朱清時本人也懂得利用這種身份推行改革。
　　上任不久，朱清時即提出兼任校長和黨委書記。這樣，就不會違背高等教育法規(guī)定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盡管呼聲最高，朱清時一開始并不心動。擔任中國科大校長10年，他勞心勞力，疾呼改革，頻頻在平面媒體和電視亮相，痛陳中國教育之困局，卻并不被理解。
　　但香港科大創(chuàng)校校長吳家瑋勸朱清時：“你來吧，這可能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業(yè)。”這句話打動了朱清時。
　　吳家瑋告訴朱清時，深圳這次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建一所類似香港科大這樣的大學。為了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可謂不惜一切代價――聘請最好的校長、最強的教授，一切唯求學術上的強大。行政方面，只要是合理的需要，都給你開綠燈。
　　盡管有著蜜月，然而，更多的還是在碰撞中磨合。
　　朱清時舉了一次行政樓修繕的經歷為例。深圳政府將原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劃給南科大作啟動校區(qū)。驗收時有人報告，教學樓樓頂漏水。朱清時想也沒想，就吩咐明天找人來修。
　　這么一件簡單的事情，卻拖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動靜。朱清時急了，下屬的解釋更讓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規(guī)章制度，這件事先得找人評估，評估之后招標，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標，中標之后定合同，報深圳市財委申請經費。
　　朱清時說，“一個月的時候，投標還沒搞呢，哪談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領導，這種事情都要花這么長時間，我還怎么建學校啊？”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決定“網開一面”：給南方科大每年一千萬元機動經費，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決定將這筆經費用到需要的地方。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深圳形成了一套嚴謹的行政化管理體系，甚至，他連買一臺辦公電腦都很費事，需要兩個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時表示，這套體系防止行政出錯，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有效的。但對于南科大這樣的新生事物，要買的東西太多了，沒有自由支配的經費，寸步難行；而且很繁復，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去行政化”試水
　　
　　籌建中的南科大，一開始就顯現出了朱清時“去行政化”的試驗性。
　　在長達三年零六個月的籌建、南下履職一年零一個月之后，2009年10月14日，正在北京會議中心參加院士研討會的朱清時，向教育部領導匯報了辦學進展。
　　同年10月20日，教育部召開專門會議，批準南科大籌備建設。雖然會上已經批準南科大籌設，但是還沒有正式下發(fā)文件。由于下發(fā)文件需要多道程序，距離正式下發(fā)文件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2010年年9月，南科大開始面向全球招聘高級人才。擬聘的高級人才崗位包括領軍教授、講座教授、教授（或研究員）、副教授、高級工程師和高級管理人員6類，朱清時還帶隊到日本和美國等地招賢納才。
　　但因為學校的薪酬方案未獲批準，待遇不能確定，雖然咨詢、投遞簡歷的海內外人才非常多，但雙方始終無法簽約。
　　薪酬方案的獲批極大地推動了南科大全球招聘的進程。
　　根據方案，領軍教授的年薪將從115萬元起步，向香港知名大學看齊。
　　根據南科大的要求，領軍教授必須具有博士學位或相應學力，有在國際知名大學（或知名研究機構）擔任正教授（或研究員）的經歷；學術造詣深厚，在專業(yè)研究領域取得國際同行公認的重要成就，享有學術領導地位；具有豐富的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經驗，以及特別強的科研組織能力。南科大的目標是：大學建成后將力爭引進20名至30名世界一流領軍教授。
　　2010年9月30日，50多名應聘者走進了南方科技大學(籌)的考場，這是南科大成立以來的首次公開招聘考試。
　　據悉，為了能選拔出真正優(yōu)秀的人才，朱清時親自命題。開放式的題目和考試方式，令不少應聘者感慨：沒有真才實學，想進南科大可不是容易的事。
　　對于全球招聘教授，朱清時也很激動。因為深圳市給了南科大這個自主權�！斑@在中國內地還是第一次。要知道，現在大學校長都是上級任命，且不少過去是行政官員。深圳這個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們的勇氣和思路。它顯示了一個辦學理念：大學不是先蓋大樓，而應該先引進大師，以校長招聘為核心，先確定校長，再會同校長商定其他人才招聘�！�
　　
　　朱清時與教育部：博弈與進退
　　
　　朱清時本來一開始雄心勃勃，然而，越到后來，卻屢遭挫折，這讓他開始與教育部、與深圳市政府之間，進行了一場政治智慧的博弈戰(zhàn)。因為博弈，所以有進退。
　　一所以“去行政化”為宗旨的大學，卻在籌建過程中，遭遇了一系列“行政化”的挑戰(zhàn)，遠遠出乎朱清時和深圳市政府的預料。
　　按說，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財力；朱清時既有改革的堅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雙方攜手，卻發(fā)現，原來“合作”與“創(chuàng)新”的過程，也許還要經過“磨合”與“習慣”，甚至是“妥協(xié)”。
　　現在，用朱清時的話來說，自上任那天開始，他就被扔進了冰窟窿，每天要靠吃幾種不同的安眠藥才能入睡。他表示自己從未做過這么難的“實驗”。
　　第一個險些邁不過去的坎，是學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認。
　　2009年9月15日，中央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便來到新校區(qū)施工現場，明確表示“南科大未批先建”。
　　另一個質疑直接針對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規(guī)定新建高校不允許使用“中國”“南方”等大詞，南科大應改名為深圳科技大學。
　　朱清時采用的對策是借助媒體，那段時間，他開始大量接受采訪，向公眾傳達自己的改革理念。有觀察人士指出，借助民意是朱校長的一步好棋。
　　在2009年年底參加澳門大學新校區(qū)奠基儀式的時候，朱清時與剛剛上任的教育部長袁貴仁進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談話”，并取得了袁貴仁的支持。
　　20天后，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溫家寶問朱清時，“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個南方科技大學？”合影留念時，溫家寶又把朱清時拉到身邊，詳細詢問了南科大的教改情況。
　　此后，教育部內部關于校名的爭議便平息了：“總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學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別的名字了”。2010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原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也率教育部專家考評組到深圳，對南科大的籌建工作表示肯定。
　　教育部副長魯昕甚至還說：如果事事都要上級批準，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也許，改革，不光要有膽識和勇氣，還需要相當的政治智慧。
　　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2010年9月，教育部為南科大“開綠燈”，專門開會研究南方科大問題�！斑@是他們對我們的照顧了�！敝烨鍟r說。
　　不過，一份發(fā)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卡住了教育部對南科大籌建工作的批復。根據該條例第17條規(guī)定，“設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審批程序，一般分為審批籌建和審批正式建校招生兩個階段”。其中，僅僅要滿足獲批籌建的條件，就需要在校生計劃規(guī)模不少于5000人，圖書不少于60000冊，這對于首批招生計劃50人的南科大而言，無異于天方夜譚。
　　朱清時在中科大當了10年校長，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條例。開始他以為教育部批準后，就可以招生，沒想到教育部批復“籌建”。而從籌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時間。
　　他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南方科大應該堅決跳過籌建步驟，申請正式建校招生。
　　但是，對于南方科大來說，只有招生了，試驗才能真正啟動。經過爭取，教育部允許南方科大與中科大聯合招生。這已經是為改革試驗開綠燈――以往，尚在籌建階段的學校，連聯合招生的資格都沒有。
　　南方科大計劃從報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選的苗子里，挑選可塑之才。這時，另一道政策“緊箍咒”傳來：聯合招生的學生，都必須是中科大學籍。
　　這讓朱清時再次感覺“掉進了坑里”：“我們如果只是對中科大的學生進行異地教學，改革試驗的意義就很小了�！�
　　朱清時決定不再等待。他要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冒險――跳出現行教育體制，探索一條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從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學位的自主權。也就是說，蘇劉溢們將獲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學位。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教育部是否承認此學位，尚是未知數，萬一不認可，學生們畢業(yè)后能被社會接納嗎？家長們能放心讓孩子來嗎？但在朱清時看來，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依法治�！�
　　
　　朱清時并不是一個莽撞的激進改革者，而是一個具有清醒政治頭腦的理性改革者。他既然知道選擇了這條路永不能回頭，就知道該如何往前走，而在往前走的過程中，他又選擇了適當的退守。
　　朱清時深知，教育“去行政化”的攔路虎就是沒有法律依據。
　　因此，今年的兩會中，他提案的主要內容就是要為“去行政化”掃清法制上的障礙。
　　為了達到這一改革目的，他決定利用特區(qū)立法權，以現代大學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學條例》，為學校以“教授治�！边\轉保駕護航，同時，強調管理工作崗位不設行政級別。
　　具體而言，條例中將設置理事會、學術與教育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顧問委員會等機構，明確政府、學校、社會、學生、行政、學術的權界。
　　這在內地尚無先例。香港科技大學正是通過地區(qū)立法，擁有了自己的條例。在條例保護下，香港政府雖然對學校建設斥以巨資，但對學校的干預卻幾近于零。“有了條例作為法制基礎，就能保證不管我后面來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個目標走�！敝烨鍟r說。
　　然而，“依法治�！�，這條香港科大的成功經驗之一，在一江之隔的深圳卻經受著各種考驗。2010年9月，朱清時感慨，困難比我們原來想象的要多得多，但經過這一年，我們逐漸摸清了路子，學會了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籌建工作也漸入佳境。
　　此時，南科大的幾個重要文件正在等待深圳市政府通過。第一個是《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條例》，這等于是《南方科大章程》“立法”的前一步，因為“立法”是一個3-5年的過程，如果先有一個管理條例，就可以使南方科大從一開始就依法治校。第二個是南方科大聘用人員的工資、待遇、年金等各種薪酬福利方案。朱清時說，“如果順利通過，我們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幾個月后，這一薪酬標準才得到政府各部門的認可。而今年3月4日，《南方科技大學臨時管理辦法》已制定完畢，即將出臺。
　　2010年9月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上，省委書記汪洋的一句話，或許表示了廣東政府對朱清時和南科大的肯定：“希望他們的改革創(chuàng)新能走出一條路子！”
　　
　　改革不能靠等批復
　　
　　等待批復往往是痛苦的。關鍵是，這樣一直等下去，會不會有結果？
　　“如果一直這樣等下去，那么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敝烨鍟r說，“與其這樣等下去，還不如放手自己干。”
　　于是，2010年12月8日，南科大毅然召開招生說明會，與中學、企業(yè)代表商討自主招生事宜。目前，南科大不但發(fā)布了自己的招生簡章，而且還招到了第一批學生。
　　與此同時，朱清時更向社會發(fā)出公開信，呼喚特區(qū)精神的回歸。這其實是一種姿態(tài)，是向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作出的表態(tài)。
　　在這封1700多字的信件中，朱清時指出，如果按照舊的規(guī)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學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深圳人已經懂得，改革不可能不與舊的規(guī)章制度發(fā)生沖撞，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復，深圳精神就是“敢闖”。
　　“三十年前，第一批丟掉鐵飯碗下海人的勇氣、小崗村人分田到戶的激情，鼓舞著我們決心邁出今年自主招生的第一步”。朱清時豪邁地說，為了確保教改試驗班順利進行，學校希望每位自愿報考的學生及其家長都能充分理解這項改革的意義和實際情況，并與每位學生和家長簽訂協(xié)議書，以確保他們參與教改試驗班完全自愿。
　　在這些小步累積起來的勝利和障礙里，朱清時看到了中國教育界深層次的弊病�！�(那就是)在過去幾十年中間，中國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這個行政化已經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預想的走下去，這是不得不破除的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錯誤，不能完全遵守過去的規(guī)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級批準。如果都讓上級批準，那就沒有改革可言了；換句話說，那樣的話就相當于我們把改革的風險都推給上級了�！敝烨鍟r似乎悟出了在中國該如何理性地推進改革。
　　“我們很想大聲疾呼，有領導同志意識到這一點，站出來說：‘讓南科大做個教改特區(qū)！讓他們試！他們試這些東西不管結果如何，對國家都有好處！沒有什么危險！有后果我負責！’這樣我們才能走出困境�！敝烨鍟r說。
　　400多天的教改實踐，讓他在探索與人打交道的路上，學會了“妥協(xié)”。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來，實在罕有。
　　“可以讓步的盡量讓步，畢竟我們要獲得社會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別是政府的支持，必須要做一些妥協(xié)，讓他們也滿意�！钡�是，“原則問題是不妥協(xié)的，比如今年招生，我們不妥協(xié)；自授文憑自主招生，我們不妥協(xié)�！敝煺f。
　　妥協(xié)的背后，也許是一種無奈，也許是一種智慧。改革，既需要膽識和勇氣，更需要智慧。
　　
　　“教改特區(qū)”？
　　
　　妥協(xié)，或許恰恰是另一種進步。朱清時毅然選擇了不再等待教育部的批復，就等于是選擇了暫時的妥協(xié)。而這種妥協(xié)，卻有可能讓深圳出現“教改特區(qū)”的曙光。
　　時任深圳市蛇口區(qū)委書記、改革元老袁庚曾說過，深圳要追求速度，需要“殺出一條血路”，而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履新廣東時，也曾說過“廣東要殺出一條血路”，現在，朱清時的南科大教改探索，也是在“殺出一條血路”。
　　也許，當年深圳大學于1983年初向中央提交建校報告，5月就得到批復的那種光景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這從另一個層面也說明，教育改革，恰恰需要“殺出一條血路”，才有可能出現新的曙光。
　　但作為校長，他們并不是“為所欲為”或者“天不怕地不怕”，據說當時深大悄悄進行的一些改革，廣東省和深圳市的相關領導都知道，“一位深圳市領導拍著胸脯對我說，你們放手干，出了問題我來承擔�！鄙钲诖髮W原校長羅征啟說，現在呼喚深圳速度、特區(qū)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有敢于干事、敢于承擔責任的官員。
　　也許，改革者和官員之間，早已存在一些默契。這就是說，改革需要遇到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對的人，天時、地利、人和。
　　事實上，朱清時與教育部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微妙的默契。這種默契，表現在教育部對朱清時幾次匯報的默許上。教育部的表態(tài)很有意思，也很有策略性：部長、副部長口頭表態(tài)支持，但在正式文件中卻遲遲不批復。
　　為什么不批復？
　　有人認為是教育部言而無信。但是，教育部不批復，是不是就意味著不同意呢？教育部的態(tài)度其實也很糾結，所以不得不打一場智慧戰(zhàn)：既表明在私下同意，卻又不以公開文件的形式明確同意。
　　這主要基于兩層策略考慮：一是在現行體制下，沒有南科大這樣的先例，教育部不可能予以明文批復。教育部一旦批復，也就意味著開了一條口子。二是教育部不批復，也未說明確反對，而實質上是一種默許態(tài)度，背后的潛臺詞則是：南科大可以試著走，走著看。
　　其實，教育部是在和朱清時打心理戰(zhàn)：南科大你看著走吧，至于走到什么程度，那是你自己的事。走對了，再推廣不遲，走錯了，與教育部無關，因為我沒有批復你。
　　如果我們能理解中國的體制現狀，便能理解教育部的良苦用心：既糾結無奈又不敢向前走一步，所以只能沿用中國式行政權力的狡黠。
　　而朱清時顯然也從中悟到了一些真諦。既然教育部不批復，那我就自己干，不等你了，因為我沒有辦法了，我已經被逼得走進這個“深坑”了，我不可能再爬上來。此外，朱清時也是想以此探探教育部的底，以身試“法”。
　　而教育部其實也是希望南科大能自主招生為中國教育改革探路。至于成敗與否，或許南科大可作為一個試驗田。
　　對于南科大來說，今天能夠招收50名學生，而教育部又持一種默許的態(tài)度，這或許本身就是一種妥協(xié)。
　　正如白巖松所說，也許，教育改革者和教育主管部門之間，并不是絕對對立者，在面對問題的立場上，也許雙方都有契合之處，但是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需要雙方找到一個契合點，這就是一種妥協(xié)。
　　這種體制環(huán)境下，朱清時、教育部和深圳，都只能如此抉擇。

相關熱詞搜索：之路 籌建 科大 南方科大籌建之路 南方科大錄取分數線 陳十一把南方科大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