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已經推進到21世紀，距離馬克思生活的年代已經過去近120年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運動和思想研究還在繼續(xù)進行著，特別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和理論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和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但認真觀察國內外、學術界內外的實際情形，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19世紀中下葉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馬克思，某種程度上在當代其實“已經悄然退場”。就學術界看，人們在他的名目下闡發(fā)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他當年觀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屬于他的意旨和內容，更不用說還有意無意的曲解和誤讀。更為復雜的情形是，在“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一個半多世紀的演進歷程中，很多論者對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的理解和闡釋加入了過多的現(xiàn)實考量和情緒成分，以致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形：言說馬克思的人越來越多，“挖掘”和闡釋的思想越來越新穎，但馬克思本來的形象和思想卻越來越模糊，人們對他的文本越來越不熟悉。在人類思想史、哲學史上，一種流派在傳承過程中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可能并不鮮見，但對于遠未窮盡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和研究來說，這種狀況顯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變的。
　　
　　反省以往的解讀方式
　　
　　置身于21世紀，來重新觀照和解讀馬克思19世紀的文本，顯然繞不開20世紀所奠定的基礎和積累。然而，在穿越一個多世紀的風雨征程、已經為數(shù)不清的人們所翻譯、注釋、解析和宣傳之后，我們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個前提是，過去的文本解讀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們滿意，或者說它尚有諸多需要改進、添補、轉換和突破之處，需要一種全面而深刻的超越。學術研究是一個積累與超越的過程；今天的研究能達到什么樣的水準，取決于我們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能超越到怎樣的程度。
　　對過去的研究方式提出反省，并不意味著認定過去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對馬克思思想的闡釋絲毫沒有學術意味或專業(yè)成就；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就20世紀而言，大多數(shù)論者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單純的學術對象，而主要是將其視為一種詮釋時代問題和解決現(xiàn)實矛盾的策略、手段來考慮的。我們可以在對馬克思思想毀譽不一的、往往是極端對立的不同的評論者那里看到，解讀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讀者往往根據當時現(xiàn)實狀況生發(fā)、概括出的觀點，從既有的政治立場出發(fā)，到馬克思的文本中去尋找論據和支持、闕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這些論據和支持、闕失和差池，強化對自己觀點和策略的信念；這種情形下，解讀者不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為本位，而且必然會肢解文本的完整性，過分突出那些與現(xiàn)實觀點契合或相近、疏離或相違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這時文本實際上已成為他論證自己觀點的一種工具。這樣，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必然充滿了功利性考量。不只是在蘇聯(lián)、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存在這種情況，就是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那里亦是如此。比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極端重視和突出強調，著眼點其實并不是這部著述本身，以及從中所體現(xiàn)的作為馬克思一生思想演進歷程中特定階段的思考，而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強烈不滿。
　　針對上述情形，我認為，今天的馬克思研究必須首先強調要回到文本。也就是說，要真實地把握馬克思的思想，必須把他、他的文本作為一個客觀的對象來進行探究，而不應當人為地回避、舍棄某一部分，或過分突出、張揚某些方面。我們應當遵循學術研究的一般原則和路徑，盡量排除主觀因素的左右和影響，來進行客觀性研究和分析；我們只遵從邏輯和理性，而不趨同于所謂的“潮流”和“時尚”，在對馬克思文本的解釋上不定于一尊，允許有多種觀點和論斷。
　　
　　填補研究空白
　　
　　盡管研究馬克思的著述確實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可能只有專業(yè)研究者知道，事實上迄今為止也沒有一部囊括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版50卷、中文版50卷、德文版41卷其實并不“全”，這些版本的編輯原則很明確，它“是供廣大讀者閱讀的，它并不是供學術研究的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特別是馬克思辭世時留下的數(shù)千頁親筆手稿、筆記和書信，眾多藏書中的眉批、評注等，還沒有全部整理出版。早在20世紀20年代，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達?梁贊諾夫力圖“按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專家、學者研究之用的“歷史考證版”上馬后，便命運多舛，第1版只出版了12卷13冊就夭折了，第2版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著手編輯后，也歷經坎坷，到現(xiàn)在為止只出版了50多卷，完成量不及計劃的一半。馬克思原始手稿相當部分沒有面世，這意味著文本研究中尚存在不小的空白需要填補。
　　退一步說，即便是對于通行本，過去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對大量的筆記、札記、提綱、書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夠，或者有的仍是空白點。舉例說，馬克思的著述中，三分之二強是筆記，它們是馬克思計劃中寫作的著作的準備稿、過程稿和補充稿，要研究馬克思的著作，離開對這些資料的分析，特別是正式稿與過程稿的比較，是不可能做到對馬克思思想全面、準確而深刻的把握的。僅就筆者有限的了解，諸如1839年的7本“博士論文”筆記，1840年-1841年的8本“柏林筆記”、1841年的5本“波恩筆記”、1843年的5本“克羅茨納赫筆記”，1843年-1845年的7本“巴黎筆記”，1844年-1845年的黑格爾現(xiàn)象學提綱、1845年的3冊“布魯塞爾筆記”，1845年的9本“曼徹斯特筆記”，1851年-1853年的24本“倫敦筆記”，馬克思晚年的7冊《編年摘錄》和《印度史編年稿》等等，對國內學者來說，關于這些著述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沒有涉足過的。比如，馬克思文本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共產黨宣言》，我們過去關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但對它的創(chuàng)作過程、對它的四個部分的文體結構等的研究就非常不夠，而離開由這些方面構成的當時的特定語境，孤立地闡發(fā)其思想，是極易造成誤讀和偏差的。再比如，《資本論》可以說是馬克思畢生心血之所在，對它的研究國內學界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也較為顯著，但我們的工作主要還是集中在成型的第一卷，而對該卷的不同版本，第二、三卷的正式版(即恩格斯整理過的)和手稿本(馬克思)，作為第四卷的《剩余價值理論》的正式版(即考茨基整理過的版本和前蘇聯(lián)文獻專家整理過的版本)和手稿本(馬克思)的比較，尤其是把透露馬克思長達40余年艱辛創(chuàng)作歷程的重要心跡的書信納入《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的研究中等工作，我們基本沒有觸 及，而這些是文本研究的內在要求。
　　由此可以知道，那種斷言對馬克思文本的研究已經過多、過時的論調，如果不是出于別有用心，就是一種極端無知。尚有如許空白需要去填補，我們的工作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客觀把握思想
　　
　　通過重新閱讀馬克思的文本，把握其思想，重要的是要甄別屬于馬克思自己的問題、思路、論證方式和理論架構。
　　必須說明的是，重新研究馬克思的文本也不是“為文本而文本”、“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過對文本的悉心解讀，客觀地把握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復雜的心靈世界。我們大概都有這樣的看法，雖然馬克思是20世紀人們談論、研究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關于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等問題，我們并沒有梳理、甄別清楚。而在把握馬克思本人思想的時候，所憑依的文本不同，勾勒出的形象會有極大的差別。比如，20世紀大多數(shù)論者僅僅依據由《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zhàn)》、《哥達綱領批判》等構成的文本系列來理解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詮釋為理論實質上的“斗爭哲學”、社會形態(tài)演進中的單線論和直線論、具體革命中你死我活的專政策略。而又有一些論者則依據由博士論文、《萊茵報》、《德法年鑒》、《新萊茵報》等報刊上的文章，《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類學筆記”等所構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馬克思的思想理解為理論實質上的人道主義思潮、社會發(fā)展問題上相對主義和多元化選擇論以及漸進式和平改造的策略。其實，這些著述都是由馬克思本人在不同時期寫作的，只有把它們全部納入研究視野統(tǒng)攝起來考察，才能理解馬克思思想的豐富內涵及其發(fā)展演進的曲折歷程。
　　“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僅就理論研究而言真可以說是個荊棘叢生的領域，各種觀點的論爭相伴始終。澄清這些理論紛爭，回到馬克思的原始文本是一條重要途徑。僅就新中國六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爭論來看，諸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問題、社會制度和生產力關系問題、“思維和存在的統(tǒng)一性問題”、辯證法規(guī)律的問題、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guī)律性問題、“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問題、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生產力標準、哲學體系結構問題、哲學功能問題、哲學的基本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曠日持久，除了具體的時代背景，論者多以思辨的方式立論，盡管也引用過經典作家的話語，但多數(shù)是離開這些話語所由產生的特定語境而進行的抽象引用，因而最終難作決斷。而如果回到經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就會清楚地看出這些問題在他們那里是在什么意義上提出來的、有什么樣的具體含義、在其整個理論框架中占據怎樣的位置、他們的觀點具有什么特殊意義和超越性質、時代的發(fā)展對其學說能做出怎樣的檢視和判斷，等等。通過這些工作既可以使經典作家的真實思想及其意義得到澄明，同時也廓清了這些問題延展到當代的現(xiàn)實境遇和新的內涵。
　　還必須指出，通過重新閱讀馬克思的文本，把握其思想，重要的是要甄別屬于馬克思自己的問題、思路、論證方式和理論架構。對這些方面做出概述當然需要論者的抽象，但這種抽象必須是從文本中邏輯地推導出來的。在我看來，通過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我們至少應當可以甄別清楚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顯性層次的，諸如馬克思思想的資源背景，不同時期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和重要變化，馬克思恩格斯與黑格爾哲學、與青年黑格爾派、與共產主義者同盟等的關系等。二是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初級抽象，諸如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社會結構、社會形態(tài)演變、人的現(xiàn)實境況與未來命運等問題的具體看法和論述，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做的解釋、批判和論證等。三是最高層次的概括，即馬克思理解現(xiàn)代社會的角度、理解歷史和重構“歷史編纂學”的原則、觀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等。如果在這些問題上我們能獲得基于對文本的扎扎實實的研究和嚴格的邏輯推斷的新見識，那么我們的馬克思研究必然會達到一個新高度、新境地。
　　
　　公正評估價值
　　
　　面對復雜的社會歷史，馬克思提出勞動實踐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等等概念，再現(xiàn)了各種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揭示了社會生活發(fā)展、變化的原因……這是迄今為止歷史觀上最重要的變革之一。
　　對于馬克思這樣的思想家我們不需要為他做什么辯護，如果他思考的主題已經成為人人皆知的常識或者完全與時代背離，他提供的思維已無力詮釋社會和歷史，那他必然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竭力為之辯護也不能挽救它衰落的命運；相反，如果他對世界大勢的把握仍然契合當代社會的發(fā)展，他觀照歷史的方式仍然是最有效和科學的思維，那么他就具有不可超越的優(yōu)勢。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抱有意識形態(tài)成見，力圖貶低其價值的做法，也只能是徒勞和虛妄。馬克思思想已經經過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刻檢視，時至今日，我們已經不必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當然更不能為了迎合潮流和時尚而失卻公正和理性的判斷。
　　就馬克思當年理論思考的視野看，他的思想產生的基地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主要是英、德、法三國，我們可以看出他在言說這三個國家的歷史、現(xiàn)狀時，表現(xiàn)得是多么游刃有余、入木三分!但一越出這一界限，就顯現(xiàn)出他對其他國度、別的領域的研究并不都是行家里手，他關于美國所做的大量評論，在深度上顯然已經打了折扣，而對于東方國家和古代社會，誠如他自己也已經意識到的，一直是他理論思考的盲點。盡管他晚年做過一些補救，但從留存下來的材料看，對俄國村社制度解體后的社會發(fā)展趨向，他做不出肯定的判斷，他編定的《印度史編年稿》，由于材料的缺乏。不僅失之簡單，而且有重要的遺漏和謬失。對于中國這個東方大國，他也寫過評論，但除了對八國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英國人販賣鴉片，表示基于人道主義的譴責，他沒有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見，中國對他來說，的確是太神秘了。馬克思對自己的學說，如果向前延展到古代是否還具有普適性也心存疑慮，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后，他如獲至寶，做了大量摘錄，但僅憑這部書要勾勒出古代社會的圖景及其發(fā)展是太不夠了。馬克思生前不知道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埃特魯里亞文明，除了迦太基而外，歐洲海上文明也不甚了解；而撇開這些階段對古代社會的發(fā)展線索能有什么真正的把握呢?馬克思在當時的情形下對一些問題的判斷、處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敲響了資本主義滅亡的警鐘，但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自我調整和改革延長了壽命；他確信社會主義只有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同時進行革命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沒有預見到全球各地區(qū)、各民族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會導致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和進程的多樣化、曲折性和復雜性；在社會有 機體結構系統(tǒng)中，他突出強調了經濟因素和政治功能，而對于文化的作用的估量明顯不足，對宗教的意義的理解并不全面，更沒有預見到現(xiàn)代科技進步會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首要因素，等等。
　　當然，盡管存在盲點、錯誤，但是從總體上看，馬克思學說更具有不可超越性的當代價值。在我看來，主要是馬克思從實踐的角度觀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據著當代思維的制高點。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實踐的，也是辯證的和唯物的；或者確切地說，是實踐基礎上辯證法和唯物論的統(tǒng)一。實踐不是凝固的點，不是僵化的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過程、一種活動，實踐是人類世界或現(xiàn)存世界存在的根據和基礎；同時人又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使世界成為一個更大規(guī)模、更多層次的開放體系。因此，實踐的思維方式就必然要求人們以聯(lián)系的觀點、運動的觀點、發(fā)展的觀點去認識事物、把握世界，而這正是實踐論的辯證方法；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lián)系、它們的聯(lián)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時，實踐的思維方式也必然是唯物的，它突出強調的是，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從事實出發(fā)，而不能把原則作為出發(fā)點，“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fā)”，“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fā)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他們中抽象出來；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特別是在對社會歷史領域的復雜現(xiàn)象進行詮釋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基礎上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相統(tǒng)一的哲學方法發(fā)揮了其他哲學派別無可比擬的有效性。人類社會是由許許多多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行事的人所構成的，它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趨勢深藏在無數(shù)意見、計劃、情緒、意志、愿望之中或之后，擺在人們目前的迫切任務是游過這些意見、計劃等構成的汪洋大海而達到彼岸。面對復雜的社會歷史，馬克思提出勞動實踐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以及社會革命等概念，真實地從理論上再現(xiàn)了各種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揭示了社會生活發(fā)展、變化的原因、途徑、趨向，使得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顯現(xiàn)出并然的秩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觀上最重要的變革之一。
　　
　　制約與界域
　　
　　馬克思學說的要旨在于關注時代、關注實踐，保持對社會發(fā)展重大問題及其趨向的敏感和熱忱，時刻傾聽實踐的呼聲。學術研究有自己的獨立性，但它的基礎與歸宿是社會。只有把二者聯(lián)系起來，才能體現(xiàn)馬克思思想的根本價值。
　　以上只是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對重新研究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做了簡略的闡釋。當然，研究者必須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個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確其界域和難度。而對于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關乎這一方面，我想特別指出兩點：
　　第一，僅就力圖透視馬克思復雜的心靈世界、把握馬克思思想的實質而言，馬克思的文本是我們研究的重要依據，但不是唯一的依據；或者說，文本誠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僅有文本還是不完備的。一方面，要還原馬克思當年思考的特定語境，我們不能僅從馬克思本人的文本出發(fā)，而必須盡可能尋找同時代其他論者的著述和文獻，通過對比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淵源、思路、構架及其在當時的影響和地位。比如，離開整個青年黑格爾運動和德國宗教改革的背景，不可能理解青年馬克思的變化，不了解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單純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不知道“魏特林綱領”而只探討《共產黨宣言》，等等，都不可能真正了解馬克思思想的獨特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對于馬克思極為復雜的思想、異常豐富的心靈來說，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雖然在馬克思的一生中理論著述是其極為重要工作，伴隨了他絕大部分時間，但文本與其思想、心理之間，文本與解讀者之間并不總是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不是什么心理嬗變都可梳理成明確的思想、什么思想都會形諸筆墨、什么文本都會被解讀者完整地理解的。對于我們這些解讀者來說，要從白紙黑字的表層結構讀出蘊涵其中的深層意義，又要于無“字”處詮釋坎坷的人生，殊為易事。
　　第二，在更大范圍說，文本研究雖然是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礎，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全部內容。首先，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至今的150余年，它所參與建構和直接影響的世界真正是滄海桑田、波瀾壯闊，較之馬克思在世時的情形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清理“馬克思之后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路徑，辨析理論和實踐中的具體變遷，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立足于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同時應有更為展寬的視野、豐富的內容以及融會歷史與現(xiàn)實為一體的深刻分析。其次，馬克思學說的要旨在于關注時代、關注實踐，保持對社會發(fā)展重大問題及其趨向的敏感和熱忱，時刻傾聽實踐的呼聲。學術研究有自己的獨立性，但它的基礎與歸宿是社會。只有把二者聯(lián)系起來，才能體現(xiàn)馬克思思想的根本價值。最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發(fā)展著的學說，弄清楚它的原始狀態(tài)和思想實質，當然是重要的；但它不應當也不會永遠停留和保持在19世紀的水準和形態(tài)，在經過20世紀的實際發(fā)展和深刻變革之后，在繼承并超越的基礎上必然建構起21世紀的新形態(tài)，而這是更為繁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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